浅谈国家公务员制度与廉政建设

从现代的企业管理看忠诚与良臣
“良”即是好的意思，就像学生成绩上的“良”一样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忠”是体恤，常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被人类赋以“褒义”，并常为人所称道。

现代企业都想向着良性发展，“良”是发展大计，这是不容动摇的原则。

而“忠”是基于企业的最高决策者而言的，是以权利为象征，以人为原则的。

在现代企业中“忠”与“良”从范围上来讲，”良“是广义的，”忠“是狭义的。

“良”相对于事，“忠”相对与人。

在古代的中国，“忠臣”多数为愚忠之人，带有奴性，对与领导的话言听计从,而不提任何反对意见。

“良臣”多为敢直言进谏的良臣。

甘当“炮灰”。

古代帝王对于臣子都有不同的要求，历来对于历史中臣子的评价也都有所不同，但是普遍被人称颂的就是忠臣，似乎忠臣是中国各个朝代的顶梁柱，更是王朝得以兴盛的中坚力量。

其实这是历史的一种错觉与假象，真正能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不是忠臣，而是良臣。

纵观历史，其中的发展也多为“良臣”推动，良臣往往会不记个人的得失真诚的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领导者的决策未必全都是正确的，在决策错误时需要“良臣”的提醒，这一点”忠臣“是做不到的。

但做良臣也是有前提的，领导者臆断专行，不能有效的采纳意见，何来良臣？即是有良臣恐怕也不能善其事吧。

三国中，关羽丢了麦城被孙权所杀，刘备闻讯后誓要帅几十万大军扫平东吴，诸葛亮直言进谏，屡次劝说均未曾奏效，就有了后来的白帝城托孤。

结果蜀国多年积攒的实力都葬送在江边。

从此再也没有抗衡魏国的实力了，以至于亡国。

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属下想做良臣，也要有个从谏入流的贤君。

在当代很多企业中，作为下属者很少能够担负起组织一员应有的角色，主要的表现是上级主管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唯唯诺诺，但“寄人篱下”，也不好说什么，主观能动性差，不敢于挑战“主管”、挑战“权威”。

作为下属，要去除身上的“奴性”，敢于做一个“良臣”，提升自己、强化组织，要有当“炮灰”的心理准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是每一个老板都是“盲”的。

“良臣择主而仕，良禽择木而栖”，对于公司和老板，要做一个良臣，对得起自己的职业道德，没必要去做“烈女不嫁二夫”的所谓“忠臣”。

对于企业的决策者来讲要广开言路，海纳百川，把组织的氛围协调成为一个开放、敢于建言、宽容犯错的环境。

作为上司，有义务承担起营造这个环境和引导部属的职责。

下属与领导在此问题上是相互的，领导想作“贤君”我定作“良臣”。

客观上讲，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老板都需要“良臣”，在这个市场上，“良臣”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

现代企业需要"炮灰"精神,我们也需要有去充当这种"炮灰"的勇气. 说到底,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真诚的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自己的老板，真诚地去面对自己的职业和自己所面对的一切。

贞观元年，魏征曾对唐太宗说：“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

”太宗不解，问道：“忠良有以异乎？”魏征答：“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

龙逢、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在我看来，忠良之别，良臣必定是忠臣，而忠臣则要看是“精忠”还是“愚忠”。

忠上顾下，忠得有价值，就是良臣。

只认上令不顾道理，就是愚忠。

北宋末，蔡京弄权，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言，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

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
茶法，铸当十大钱；民怨沸腾,币制混乱不堪,百姓苦不堪言。

但是，至少在宋徽宗赵佶眼里，蔡京乃天下第一大忠臣！
忠良之别，有两个因素，态度和能力。

首先是态度，责任心，在朝心怀天下，在野尽忠职守，就是良臣。

其次是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力有限，鼠目寸光，自然为老板马首是瞻。

相反，一个人有才干有魄力，自然能想他人之未想，为他人之未为。

其实忠良之别人人都分得清楚，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自然是良臣多多益善。

企业培养人才也自然希望培养出来的都是能独当一面的良臣。

然而在现实当中，又有多少企业能培养出良臣呢？古时有个故事，皇帝招大臣议事，大臣一个个唯唯诺诺，唯皇帝马首是瞻，出不了任何具有参考性的意见。

皇帝大怒回宫。

回宫后向皇妃说起。

皇妃就说：“臣下就像皇上手里那杯水，杯子是方的，里面的水也是方的，杯子是园的，水也是圆的。

”
我觉得一个人才成长的方向究竟是忠是良，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管理者的心胸决定的。

事事以理为先，只要是为了企业的利益，即使是不同的声音，也能耐心听取，并抱以宽容的态度，自然就能培养出良臣。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如果管理者只喜欢追求“旌旗所指，所向披靡”的感觉，容不得半点悖逆，时长日久，良臣见事不可为，只有另觅出路，或者转型做“忠臣”，同川合流。

作为企业人才培养，培养出来的到底是“忠”是“良”，除了跟态度有关，还跟方式方法也有关。

既然是人才培养，自然从未成才的时候开始。

年轻人只要心无杂念，敢作敢为，作为企业管理者，下属偶尔有疏漏之处，也应该宽容对待。

人类的勇气是伟大，那是指群体，在个体身上，年轻人成长，动辄倾轧，只会大大提高“忠诚度”。

另外，培养绝不仅仅是促使增长工作能力，还应该鼓励动脑的习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道德经上说圣人愚民而治，那是说圣人。

企业的管理者虽说通常才智也是上上之选，但离圣人这个境界自然还有差距，“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人也毕竟是少数，所谓视听不可废也。

有时间，也应该去基层体察民情。

一个企业里，总有个别领导喜欢欺下瞒上，下属越级汇报终究带着禁忌的味道。

也有些员工貌似默默无闻，实则腹有良谋，心怀锦绣。

能够主动询问，主动听取，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正面地鼓励，一种积极的姿态。

上位者的态度，对于良臣的培养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另外，忠臣良臣也是古代的说法，现代社会，企业员工与老板之间无非也是雇佣关系，双向选择，忠良精神尚在，俯首称臣的年代已经过去。

人才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才，通常都有个共性，总是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得到环境的认可，尊重，对成就感有强烈的迷恋。

唯唯诺诺，得过且过，那是庸人，谈不上人才，更遑论忠良了。

容良臣，还是养忠臣？值得深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