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艺术分析
谈电影与小说之间的互文性
谈电影与小说之间的互文性电影与小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文性。
互文性指的是不同作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引用、相互借鉴、相互反思的现象。
电影与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它们之间的互文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电影与小说可以相互改编。
许多经典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如《红楼梦》、《杀死一只知更鸟》等。
电影改编小说可以为观众提供另一种形式的阅读体验，将文字转化为影像，通过声音、画面等元素展现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电影改编小说也可以为小说原著的推广提供帮助，吸引更多的观众去阅读原著。
电影和小说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
电影中的一些成功的故事情节、角色形象、对白等，可以成为小说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小说中的某些场景、描写、心理描写等，也可以成为电影创作的参考和借鉴。
电影《霸王别姬》在剧本创作时参考了小说《霸王别姬》，并且对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进行了改编和发展。
第四，电影和小说可以相互批判和反思。
电影和小说的创作都离不开对社会现象和人类问题的思考和反思。
一些电影以及小说呈现了社会的丑恶和不公，通过揭露和批判来引发观众和读者的反思和警醒。
电影《活着》和小说《活着》都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黑暗时期进行了揭露和反思，使观众和读者对历史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电影与小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文性。
它们可以相互改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和借鉴、相互批判和反思。
这种互文性丰富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内涵和表达方式，也促进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和创新。
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它们都可以通过与对方的互动，提高自身的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
互文性视角下的舒曼《献词》分析
引言在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一生的音乐创作中，艺术歌曲（Lied）占据了重要地位。
单就正式出版的作品来看，从1840年的《声乐套曲》（Liederkris，op.24）直到1852的《歌咏四首》（Vier Gesänge，op.142），舒曼笔不辍耕地谱写了近四十部艺术歌曲集。
而起初，在舒曼开启他音乐生涯之后将近十年时间，他对钢琴的青睐远胜于艺术歌曲。
在1840年短短一年时间，舒曼便出版了138首艺术歌曲，这一年也被称作他的“艺术歌曲年”。
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舒曼在如此短的时间突然转向另一创作领域并结出如此硕果？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多方面的，学界一般认为[1]，这其中既有舒曼出于现实生活的考量、个人因素的需求，也有个人艺术追求的作用：1839年，维克（Friedrich Wieck，1785—1873）从经济方面向舒曼发难，阻挡舒曼与他女儿克拉拉（Clara Schumann，1819—1896）的婚姻[2]。
而在当时德国的音乐市场中，歌曲或是最具有市场价值的音乐体裁；此外，舒曼原本计划在1839年与克拉拉结婚，艺术歌曲也被他视为与心爱的克拉拉形象交织契合、传递爱意的一种理想艺术媒介——“我的《艾兴多夫之歌》里充满了你的身影”[2]；除此之外，舒曼对罗曼化（romantic）艺术的热忱，对于诗意与音乐结合的艺术理想的渴求也是他转向艺术歌曲创作的重要原因。
作为新婚礼物的《桃金娘》（Myrthen，op.25，1840）也创作于这一时间节点。
它共由26首歌曲组成，这部作品不同于前一部《声乐套曲》（op.24），也不同于《诗人之恋》、《妇女的爱情与生活》——这些套曲的歌词文本均取材于一位诗人的一部诗歌，《桃金娘》的歌词并非如此，舒曼整合了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歌德、伯恩斯（Robert Burns，1759—1796）、海涅、拜伦等诗人的诗作并谱曲，这使得学者们认为它似乎缺乏作为套曲的凝聚力[3]。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互文性分析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互文性分析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互文性分析1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与可能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审美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长期以来，在其教学方面，尤其是作品教学方面，存在着很多僵化的教学观念。
这使得文学作品的教学变得枯燥乏味，也缺乏个性，也使得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感觉迟钝，从而导致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的贫乏。
这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相悖。
究其原因，这一现状源于以“作品意义”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模式，从而造成了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的单一化理解，文学作品的审美因素无法呈现，作品的意涵无法内化成学生自身的思想与情感体验，更无法创造新的审美体验。
随着教学观念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提高，教学中已广泛运用多媒体等技术手段，这为“互文本”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和有利的硬件条件。
因此，在该课程的教学中，丰富文本的样态，营造良好的教学语境成为一种必然，而不能只拘泥于单一的文本或作品及其意义分析。
基于此，本文提出“互文本”的教学理论模式与经验模式，以改善旧有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成为思想教育、审美熏陶和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领域。
2互文本教学：一种理念所谓“互文本”教学模式，是基于“互文本”的特点来讲解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并从实践中总结出相关理论与经验模式，改进该课程教学中陈旧的模式和手段，最终使文学作品内化为学生（包括教师）的认知与体验。
但“互文本”绝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如已广泛使用的多媒体文本。
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一种新的教学观念、模式、方法或经验。
“互文本”是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相关的一个概念。
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都处于许多其他文本的交汇之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总是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文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它是这些文本的再度阐释、集中、延伸、变异、转移或深化，也就是说，各个文本之间相互指涉，构成了相互解释、相互考辩和相互碰撞、交流的意义网络或“话语场”。
互文性的“反骨”
互文性的“反骨”互文性是文学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指的是文学作品之间相互交织、互相参照、互相呼应的现象。
在文学创作中，互文性往往是一种高度创意的体现，也是文学作品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产生重要意义的方式。
在互文性的构建中，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文学中也有一些“反骨”的作品，它们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参照和呼应传统经典，从而在整个文学体系中产生引人注目的效果。
本文将围绕互文性的“反骨”展开探讨，并分析几个典型的案例。
需要明确的是，互文性的“反骨”并不是简单的“反叛”，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审慎出击。
这种“反骨”并不是为了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与表述传统文化，它们往往以一种鲜明的反差来呈现，从而引发读者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审视。
这种反差往往以挑战传统的故事情节、观念或者价值观为手段。
在互文性的“反骨”中，作品通常会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颠覆或者重新诠释。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一个传统的悲剧作品，而托马斯·斯特宾斯的《哈姆雷特，安德》则是一个关于哈姆雷特故事的颠覆性的小说。
斯特宾斯在小说中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哈姆雷特的故事，他重新定义了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之间的关系，重新塑造了这个传统故事中的角色形象，从而使得整个故事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面貌。
这种颠覆性的表达方式，不仅让读者重新审视了这个经典故事，也让传统文学作品展现出了一种崭新的面貌。
除了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颠覆外，互文性的“反骨”还可以体现在对传统文学艺术手段的新的运用上。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王安忆的作品就体现了这样一种互文性的“反骨”。
王安忆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小说中，王安忆运用了大量的文言文来进行叙述，同时也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展现了一种现代意识。
这种现代意识和古典语言的碰撞，让整个作品呈现出了一种独特而丰富的审美效果。
互文性的“反骨”还可以体现在对传统文学主题和价值观念的重新诠释上。
相声,作为一种互文性艺术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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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视 界
人类餐食动物的愧疚语气分别来“ 造改” 一气呵成 、 节奏明快
的“ 贯口”以达到令人喷饭的戏谑效果。 ， 可以说， 相声的创作 是一种通过旷世持久、 永无完结的互文性写作， 来塑造经典 、 颠覆经典的行为。
虽然，互文性”这一概念源自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 但 它对其他艺术门类研究的启发性也是不可忽视的， 尤其是对
相声这一开放、 庞杂的艺术形式。本文正是试用互文性这一
幽默感受。实际上 ，五官新说》 《 的成功正是在于它采取了一
种“ 互文性” 策略 ： 重写《 五官新说》利用其原来的模式 、 ， 主 题， 加入新的引人发笑的社会现象． 新说” 将“ 的幽默效果建 立在“ 说” Ｉ 的基础之上。更为有趣的是，新说” Ｈ “ 的领衔主演 选择了“ 旧说” 主角的儿子 ， 单从这一点来说 ， 就能让观众产 生丰富的对比性联想和足够的亲切感。 《 五官新说》 五官争功》 与《 之间的“ 互文性” 特色并不是
唱” 的形式， 引人发笑的民间艺术。 毋庸置疑， 幽默、 讽刺是相
了 个 的声 ”相 的 作 是 这 开 的动 的 Ｉ 一 新 “音。 声 创 就 在 种 放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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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互文性特色
个偶然现象。可以说，互文性” “ 是相声艺术的一种本质属
性。有人说，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原创结束了的时代， 模仿、 戏
仿、 化用、 颠覆等有着明显“ 互文性” 特征的创作方式 ， 越来越 成为这一时代重要的艺术创作方式 ， 同时， 人们的欣赏品味 也越来越倾向于庞杂、 自由、 平易、 轻松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作 品。相声的复兴， 也许正是因为相声原本就拥有的“ 互文性” 艺术品质 ， 与后现代社会里人们的欣赏品味相契合。 发源于北京、 发祥于天津的相声， 是一种以“ 学、 说、 逗、
当代油画的“互文性”研究——以曾梵志《最后的晚餐》为例
当代油画的“互文性”研究——以曾梵志《最后的晚餐》为例
当代油画的“互文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它指的是当代艺术家在作品中运用多种不同的艺术元素和文化符号，以达到更深层次的意义和表达形式的交织。
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即是一幅具有典型的“互文性”风格的当代油画作品。
《最后的晚餐》是曾梵志在2001年完成的一件油画作品，它
以极其瑰丽而浪漫的画风重新演绎了基督教的圣经故事。
这幅画作将历史现实与文化想象同等重视，展现了艺术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素养。
曾梵志将《最后的晚餐》故事的传统意象和当代文化符号进行多重重构，从而创作出了一幅独具时代性的当代艺术作品。
在这幅作品中，曾梵志并没有简单地重复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和继承。
他用饱满的色彩和多层次的笔触吸引观者的视觉，同时也给作品赋予了强烈的情感表达和思想内涵。
曾梵志用具有互文性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这个经典故事，以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出对基督教历史、人类命运和文化价值的独特思考。
总之，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油画作品，其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都表现出了深刻的互文性特征。
它是当代油画领域互文性研究的重要范例，对于推动当代艺术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互文性艺术分析
互文性艺术分析1艺术：现实的审美变形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千百年来在文学批评界可谓一直争论不休。
究其原因，恐怕与文学艺术本身所呈现出的变化多端的面貌息息相关。
换言之,文学主体通过千差万别的表现手法，展示出迥然相异的生存状况与人生态度。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与现实之间毫无关联呢？概览整个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有些创作带有鲜明的现实烙印，以如实反映现实真相为目标；还有些则极尽扭曲、变幻之势，难以认清现实的本来面目。
当然，前者非指现实的翻版，仅仅就形式而言呈现出一种逼真描摹现实的倾向，细究之下,其中应当不乏对生活的反思与改造，甚至有对现实出路的潦刻探寻；后者也并非意味着文学主体的活动与现实无涉，不管怎样夸张，怎样怪诞,其看似虚幻的面纱之下总有着无法彻底消除的现实根源。
由此思之，上述二者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仅仅主体对现实进行审美变形的形式不同。
随之而来，大量处于这两种倾向之间、对二者进行中和的各种类型的出现便不可避免了。
不管怎样，应当明确的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借助于一定的审美方式对现实进行加工，其所呈现的面貌无论与现实多近或者多远，从根本上说，完全等同于现实或者完全脱离现实的情形却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存有的。
以现实为基准进行千变万化的审美变形，这既是文学的艺术性使然，又充分体现了文学主体的白由性、灵活性与创造性。
对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过颇有意义的理论探索，比如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阿多诺等曾就此作专门讨论。
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马尔库塞始终关注着政治斗争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马尔库塞是从审美的角度论之，明确表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有于它白身的审美之维。
”（马尔库塞1989: 206）他反对把艺术作为政治的工具或者逃避现实的手段这样两种极端的做法，而结合弗洛伊德相关本能升华的理论指出，通过审美维度的建立，艺术以其白身的形式使心灵得以净化，从而获得虚幻的满足，至于当代以反升华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则起到了唤醒人们与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斗争的作用。
中学古诗文教学中的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
中学古诗文教学中的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互文性是指文本之间通过意义、结构、风格等方面的联系和对话关系。
在中学古诗文教学中，互文性的文本解读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鉴赏古代文学作品，拓宽他们的阅读视野，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
古代的文学作品之间常常存在着联系和对话关系。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选取一些带有明显互文性的文本，引导学生进行解读分析。
可以选取杜甫的《登高》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进行比较。
这两首诗都是描写登高的，但观察细节可以发现，《登高》中充满了豪情壮志的旅途，而《登鹳雀楼》中则更多地表达了作家深切的思乡之情。
通过这样的对比，学生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两篇作品的主题和情感。
在进行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可以从意义上进行分析。
互文性的文本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同的主题、情感和思想。
通过比较不同文本中的意象、象征和隐喻等修辞手法，可以发现作家们对于同一主题的不同诠释和展示方式。
学生可以通过这种比较，更好地理解古代作品中的深层意义。
可以从结构上进行分析。
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结构安排和发展方式。
通过比较互文性的文本在结构上的异同，可以发现作家们在叙事结构、意象重复和对比等方面的设计。
学生可以通过对结构的分析，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整体布局和发展脉络。
可以从风格上进行分析。
不同作家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方式。
通过比较不同文本的修辞手法、音韵节奏和表现形式，可以发现作家们在语言风格上的个性和特点。
学生可以通过对风格的分析比较，更好地领会作品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
可以从文化背景上进行分析。
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通过比较互文性的文本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思想流派或文化现象的表达，可以发现作家们对于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关注。
学生可以通过对文化背景的分析，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时代性和社会意义。
在进行互文性文本解读分析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归纳和连结等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讨论。
互文性解析：百老汇音乐剧与好莱坞歌舞片文本间的跨媒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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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白鹿原》的文化互文性分析
电视剧《白鹿原》的文化互文性分析【摘要】电视剧《白鹿原》是一部融合了文学与影视的作品，通过重新演绎原著文化，塑造了丰富多彩的角色形象。
在情节设计中，充分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互文性在该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独特的文化解读，使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文化互文性不仅影响着观众的审美体验，也对原著的传承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未来，有必要深入探讨文化互文性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与意义，以丰富和拓展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关键词】关键词：《白鹿原》、文化互文性、文学、影视、角色形象、情节设计、影响、展望、思考、结语1. 引言1.1 背景介绍电视剧《白鹿原》根据作家陈忠实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于2018年首播，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讨论。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白鹿原》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受读者喜爱，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
该小说以20世纪初的山西农村为背景，讲述了白鹿村白家三代人的兴衰史。
小说通过描绘白鹿村民间的恩怨纷争、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生活百态等丰富多彩的细节，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独特风貌和人文精神。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作，《白鹿原》在文化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电视剧《白鹿原》的问世，进一步扩大了这部作品的影响范围，使更多的观众能够通过视觉感受到小说中所描绘的丰富内涵和精彩故事。
通过电视剧的重新演绎，也为原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互文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电视剧《白鹿原》作为文学和影视的融合之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1.2 研究意义研究《白鹿原》的文化互文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部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在文学领域都是不可忽视的。
通过分析《白鹿原》的文化互文性，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内涵。
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这表明了文学作品在现代媒体环境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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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艺术分析1艺术：现实的审美变形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千百年来在文学批评界可谓一直争论不休。
究其原因,恐怕与文学艺术本身所呈现出的变化多端的面貌息息相关。
换言之,文学主体通过千差万别的表现手法,展示出迥然相异的生存状况与人生态度。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与现实之间毫无关联呢?概览整个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有些创作带有鲜明的现实烙印,以如实反映现实真相为目标;还有些则极尽扭曲、变幻之势,难以认清现实的本来面目。
当然,前者非指现实的翻版,仅仅就形式而言呈现出一种逼真描摹现实的倾向,细究之下,其中应当不乏对生活的反思与改造,甚至有对现实出路的深刻探寻;后者也并非意味着文学主体的活动与现实无涉,不管怎样夸张,怎样怪诞,其看似虚幻的面纱之下总有着无法彻底消除的现实根源。
由此思之,上述二者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仅仅主体对现实进行审美变形的形式不同。
随之而来,大量处于这两种倾向之间、对二者进行中和的各种类型的出现便不可避免了。
不管怎样,应当明确的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借助于一定的审美方式对现实进行加工,其所呈现的面貌无论与现实多近或者多远,从根本上说,完全等同于现实或者完全脱离现实的情形却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存有的。
以现实为基准进行千变万化的审美变形,这既是文学的艺术性使然,又充分体现了文学主体的自由性、灵活性与创造性。
对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过颇有意义的理论探索,比如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阿多诺等曾就此作专门讨论。
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马尔库塞始终关注着政治斗争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马尔库塞是从审美的角度论之,明确表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有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
”(马尔库塞1989：206)他反对把艺术作为政治的工具或者逃避现实的手段这样两种极端的做法,而结合弗洛伊德相关本能升华的理论指出,通过审美维度的建立,艺术以其自身的形式使心灵得以净化,从而获得虚幻的满足,至于当代以反升华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则起到了唤醒人们与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斗争的作用。
总之,无论是安慰还是批判,艺术终究以其特有的感性形式,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出强大的作用,由此成为文化乃至物质的生产力(马尔库塞1989：114)。
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进而提出未来社会的预想：“在这个阶段,社会的生产的能力可能将与创造性的艺术能力结为伉俪;而且,艺术世界的建立,将同现实世界的重建携手并行,这也就是自由的艺术和自由的工艺学的统一。
”(马尔库塞1989：129)这一设想无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
但马尔库塞将审美维度与现实维度相结合,将个体本能的升华与社会改造的实践相结合,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缺憾。
无独有偶,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相关艺术的否定功能的阐述,同样重点论及艺术与实践的关系。
他指出：“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体现了其生产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的辩证法,也不仅仅因为它的素材内容取自社会;确切地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
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
”(阿多诺1989：386)由此,他提出：“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艺术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艺术的自为存有,另一方面是艺术与社会的联系。
”(阿多诺1989：388)即艺术的双重本质：自律性与社会现实性。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正是在这相互矛盾的双重作用之下,存有于、并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深入发掘,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他们努力将艺术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由此可见,试图切断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连线,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再联系艺术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应,则否认艺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批评主张更是完全不必要的。
文学艺术就其本质而言,应当说是文学主体对现实进行审美加工的结果,简言之,文学艺术即现实的审美变形。
这里,就让我们从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主义文坛中撷取一株奇葩———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围绕其颇具特色的互文性艺术,剖析文学主体在对现实进行改造、加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带有明显的纷乱、芜杂特征的后现代文本中抽取实例,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颇为古老的命题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上看,或许更增强了这一命题本身的生命力与重要性。
2互文性：《小世界》的杂乱与统一作为一个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戴维洛奇的创作带有非常明显的迥异于传统的特征。
称之“狂欢化”也好,“拼帖画”也好,“理论的试验田”也好,如此等等,无一例外都强调了洛奇对传统的完整、统一、权威性的创作程式的反叛或者说消解。
的确,综观他的代表作《小世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以分裂、杂糅、多元、异质等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气息。
不过,这一切并非意味着洛奇有意放弃其创作者的主体地位。
与之相反,他的创作伴有鲜明的自觉意识,对于“作者死亡”①之类的理论主张,他明确表示反对,声称：“我不能附和这种对文学文本的偏激观点———它简直不符合我的创作经验。
创作一部小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它包括想象、描写,将人类命运交织成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网络,在某种水准上,必须使它在诸多不同层次———文体、修辞、道德、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同时具有意义。
写作,尤其是叙事作品的写作,是一个持续选择和作出决定的过程：让你的主人公做这件事而不是去做那件事;从这个角度而不是从那个角度去描写这个行动。
除了按照某种整体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根据假定的读者们的情况而制定的方案———行事,你如何对此类问题作出决断?《小世界》是一部喜剧兼罗曼司,而喜剧或许是与后结构主义美学最格格不入的文体。
作品中引人发笑的场面往往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读者创造出来的;它们都是作者的构思。
”②可见,与现实相比,后现代文本所呈现的世界尽管有着明显的夸张、变形的特点,充满纷乱和不确定因素,但这一切并非意味着文学主体的无能为力。
归根结底,文本是主体对现实进行审美加工的产物,各种现实因素———政治经济形势、文化动态、理论思潮、社会风尚等———深蕴于其中。
具体到《小世界》,则文本中所描绘的看似杂乱的场景却不外乎创作主体的统一掌控。
戴维洛奇巧妙地将“互文性”这一当代批评中屡见不鲜、也是他本人颇为推崇的概念渗透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于是化无序为有序,化无意为有意,并最终化杂乱为统一,产生种种新鲜、独特的艺术效果。
宽泛地说,“互文性”指文本之间互相指涉的关系,由此形成互为文本的文学现象。
毋庸讳言,互文性现象其实并非一个新鲜事物,细究起来,在近现代、乃至古代的文本当中均不乏其例。
不过,与以往相比,互文性在后现代文坛中的体现应当说还是有其独特之处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作家非常自觉、也非常新奇地处理与所指涉文本的关系,由此产生强烈的反差,造成巨大的冲击力,甚至给人以怪诞之感。
不过,正如很多论者指出的,互文性的意义并不限于对文本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也不纯粹是艺术技巧问题。
用戴维洛奇的话说：“文本互涉不是,或不一定仅仅作为文体的装饰性补充,它有时是构思和写作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洛奇1989：114)他把文本互涉的方式分成滑稽模仿、艺术模仿、附合、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结构等多种,而洛奇的文学创作实践则显示出他本人对这些方式的娴熟运用。
体现在《小世界》当中,则滑稽模仿、直接引用、平行结构三种方式尤具代表性。
3滑稽模仿所谓“滑稽模仿”,又称“戏仿”、“戏拟”等,简言之,即带有讽刺性的模仿。
在文学史上,采用滑稽模仿方式的文学创作有很多,至于后现代文坛,随着消解权威、消解中心的批评潮流以及人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意识的盛行,此类创作更有较明显的普泛化之势,加之在漫长的文学、文化传统中所积累的丰富底料,这一切都有效促成了当代作家对滑稽模仿乐此不疲的现象。
滑稽模仿因为往往涉及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叙事系统,其中不乏隐晦、不确定因素,因此必须对相关的文学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可能难以理解作者的匠心所在。
更须强调的是,不管怎样扭曲抑或怪诞,滑稽模仿终究是创作主体“有意为之”的结果,由此而化神奇为普通甚至腐朽,化崇高为平庸甚至卑琐,传达出特定时代特定的生活风貌与思想倾向。
谈到《小世界》的构思情况,洛奇表示：“当时我考虑到有可能写一本喜剧讽刺小说,描写一些学术名流乘坐喷气机周游世界,去参加学术上和情场上互相竞争的会议,而小说可以建立在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以及他们寻找圣杯这一故事上。
”(洛奇1989：114)这就明确指出了《小世界》对神话和中世纪英雄传奇的模仿,其副标题———“学者罗曼司”———无疑也暗示了小说结构与内容上的特点。
如同古代的英雄们百折不挠地寻找圣杯一样,《小世界》中的主人公们也在苦苦追寻着各自心目中的“圣杯”。
他们身为学者,社会名流,有着受人尊敬的头衔和地位,仅就此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堪与古代的英雄们相媲美,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了英雄的崇高性,他们所追求的“圣杯”亦不再神圣。
用作者的话说：“我非常清楚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是环球大学的学者们从中国到秘鲁的喷气机旅行中所显现的人类追名逐利的欲望。
”(第4页)于是,这样的模仿不免带有强烈的讽刺性,形成洛奇所谓的“滑稽模仿”。
仅就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看,名与实的巨大反差便极为巧妙地烘托了小说的讽刺主题。
比如男主人公柏斯,他的名字与圣杯传奇中最终完成寻求任务的伟大英雄柏西瓦尔极为接近,并且,他也像古代英雄一样,为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圣杯而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不过,他的这个圣杯可没有古代英雄传奇中的圣杯那样的无上的荣耀和威力,仅仅对于一个素昧平生而一见钟情的姑娘的爱。
为此,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抛弃了难得的就业机会,甚至冒着渴死的危险徒步穿行沙漠,环游世界各地,历尽艰辛。
不过,考虑到其爱情追求的虚妄与微茫,柏斯的勇敢、执着乃至于艰辛,其实都不过徒增可笑而已,根本无法与前人的英雄壮举相提并论。
又比如国际文论界的统治者亚瑟金费舍尔,其名字体现出亚瑟王与渔王的综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不过他既丧失了学术上的创造力,又丧失了生理上的性能力,干瘪,衰朽,王者之风早已荡然无存,其统治的有效性与生命力可想而知。
总之,在这个学者的小世界当中,所谓道义,所谓原则,如同那些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只剩下一个冠冕堂皇的形式,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谁都不会认真对待。
于是,在这里,装腔作势,互相倾轧,贪求享乐……便不可避免了。
由此可见,通过对于英雄传奇的讽刺性模仿,作者巧妙地从学者的小世界折射出后现代社会的浮躁、焦虑与沉沦。
4直接引用洛奇以前坦言：“因为我把写小说与学术生涯相结合已经近三十年了,毫不奇怪,我自己的小说越来越间涉各种文本。
”(洛奇1989：113)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学者型作家,洛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创作界,均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表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尤其是《小世界》这部以描写学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便形成了明显的直接指涉理论文本的现象,用洛奇本人的术语,即“直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