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元规则_形成与反思_白少飞
政治体系知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演变
政治体系知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演变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演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从古代到现代，历尽风雨。
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信仰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传统的君主专制向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转化。
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成为中国的新的政治体系。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逐渐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转化。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1949年，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接替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革，目的是通过国有化、莫斯科路线以及集体化等手段来消除落后的家庭经济和私人土地所有制。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党的领袖、党的核心地位被严格执行，党的权力无法挑战。
在此基础上，中国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管理系统，包括国有企业、工会、农民协会和政府。
这些组织的职责是管理国营企业和实施政府政策，以促进各个领域的发展。
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所强调的重要思想和原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政治上的一系列混乱宣告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破裂。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批判资产阶级”，重点是革命和反对旧的权威。
然而，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开始重视财富和物质的追求，社会主义在左倾情绪的推动下，逐渐被弃置一旁。
改革开放和市场化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追求现代化的新时期。
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发展路径。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政策正式宣布，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主义，逐渐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转变。
由于中国的体制性改革和市场化政策，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992年，中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转变。
课件5：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汉
西汉的中、外朝制度
一相分权为不二
隋唐
三省六部制
北宋 ①设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构②设
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相权
一断分削为弱三， 皇权不
一断分加为强三
元
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
相权反弹
三、选官、用官制度的演变
朝代 汉朝
选官制度 察举制
选官方式 推荐人才
选官依据 孝、廉（才德）
魏晋 九品中正制 推荐人才
科举考场
宋代科举考试 1994年韩国再匡胤（927～976）， 宋朝开国君主，涿州人。发动陈桥兵变， 即帝位，国号宋，在位17年，终年50岁， 庙号太祖。他的死因颇为奇巧，历史上 有“烛影斧声”的传说，传说是其弟赵 匡义加害，篡夺帝位。死后葬于河南巩 县永昌陵。
4.元朝：行省制度 行省制度★ （下设机构、长官权力、作用与影响）
评价 ①行省制度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加强了中 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②它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 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
宣政院直辖地
河北、中书省 山东、直辖地 山西
元代的行省
二、君主专制的 演进
汉朝： 重用皇帝身边做侍从、秘书等工作的人，让他们担 任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军国大事——中朝
刘邦大肆分封同姓诸侯的目的
是什么？
2.刘邦大肆分封诸侯，造成了
西汉统治者总结秦朝历史，认 怎样严重的后果？
为“海内新业，同姓寡少，惩 3.汉景帝与汉武帝是怎样解决
戒亡秦孤立之败。”
王国问题的？
一、中央集权的发展
1.两汉： 郡国并行★ 推恩令（推行者、措施、作用 ? ）
2.唐朝： 设藩镇----节度使权力? 影响?
宋朝： 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最高长官行使宰 相职权，后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 相的行政权、军权、财权(分割相权、强化皇权)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一些笔记
《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部探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著作，作者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
本文将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综述和分析。
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状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作者首先对我国国家治理的现状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作者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作者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制度缺陷和不足之处。
作者在深入剖析我国国家治理现状的也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精准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客观、真实的我国国家治理“大数据”报告。
二、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沿革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作者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
作者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长期积淀过程，经历了许多变迁和发展的阶段。
作者对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和近现代的民主革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制度的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制度逻辑。
通过对我国国家治理历史沿革的深入研究，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和内在规律。
三、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作者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
作者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和规律，凸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和内在逻辑。
作者深入剖析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四梁八柱”制度架构和“事与法”、“上与下”等制度逻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
通过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进行深入研究，读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
四、我国国家治理的未来展望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作者对我国国家治理的未来展望进行了科学预测和合理分析。
作者指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正处于一个深刻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历史阶段，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
国家治理内在原则的哲学前提反思
国家治理内在原则的哲学前提反思作者：彭双贞贺来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03期〔摘要〕国家治理是以制治理，而制度的产生则决定了国家治理内在原则的基本内容为个体性与共同性原则及其相互关系。
国家治理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其内在原则发生着深刻的自我变迁与自相反对。
无论是以抽象共同性为原则的传统国家治理模式，还是以抽象个体性为原则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治理模式都走向了其反面，陷入了“自相反对”的困境。
通过对国家治理内在原则及其时代变迁进行哲学前提反思可知，抽象的共同性与抽象的个体性治理原则皆有其自反性。
从哲学层面的原则高度而言，推动国家治理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寻求共同性与个体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国家治理;共同性;个体性;自反性;辩证法经世治国不仅是一个技术和实证层面的政治学、社会学问题，更是从古至今哲人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柏拉图曾就城邦治理提出，国家治理者必须是哲学家。
①哲学反思对于国家治理发展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
从哲学层面反思国家治理，并不是对具体治理术的思索，而是要把握和反思国家治理的内在原则及其时代变迁，从而在原则层面抓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而需要在哲学层面反思从传统到现代的国家治理内在原则的自我变迁及其困境，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共同性和个体性原则的辩证联结，超越传统社会（以城邦共同体为主体的理想主义国家治理蓝图走向以君主为主体的个人专制主义治理模式）和资产阶级现代社会（以个体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走向现代官僚体系和制度对个体的规训与新的专制）国家治理的“自相反对”的悖论，推动实现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治理主体的共产主义国家治理蓝图，从而“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②一、个体性与共同性：国家治理的内在原则的基本内容在哲学层面反思国家治理的内在原则，首先需要指出何谓国家治理的内在原则？由于国家治理始终要以制度为落脚点和出发点，而制度的构成本身则牵涉共同体与个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个体性与共同性原则及其相互关系构成国家治理内在原则的基本内容。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汉至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政治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经历了多个王朝的更迭，从汉朝开始到元朝的建立，政治制度逐渐变化，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在汉朝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度。
汉朝建立之初，实行了分封制，设立诸侯王，以减少中央政权的压力，并通过分封，确保天子对全国的控制。
汉朝实行了三公九卿制度，定期选拔官员，强调以才德为主，使得官员选拔更加公正。
此外，汉朝还设立了地方官员，以分工来达到更好的管理。
随着汉朝的衰落，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三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多个分立的政权，政治制度逐渐向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权逐渐强大起来，地方的分封制度被削弱，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增强。
到了唐朝，中国政治制度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选拔官员。
科举制度强调以文化才能为主，使得官员选拔更加公平，也增加了社会流动性。
同时，唐朝还设立了地方官员，以便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
宋朝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宋朝仍然实行科举制度，但选拔官员的考试内容更加注重实用性，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此外，宋朝还设立了中书省、礼部、兵部等中央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元朝实行了蒙古的政治制度，强调军事化管理。
元朝设立了行省、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此外，元朝还设立了行省监察机构，对地方行政官员进行监督。
总的来说，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和变化，逐渐向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
同时，官员选拔制度也逐渐改变，从分封制到科举制，强调以才德为主；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立也逐渐完善，以便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
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和进步。
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其中汉到元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不断的变革和演变。
本文将从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等几个时期的政治制度变迁来探讨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汉朝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以中央集权为主。
汉朝的政府机构主要有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职。
汉朝吸收了秦朝的一些制度，在守国法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并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制度体系。
此外，汉朝还出现了士族世卿制，使得地方上的士族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
魏晋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革。
魏晋时期，国家出现了一种分封制度，以适应各地地方势力的膨胀。
高官地位的分封成了各地势力争夺的对象。
同时，魏晋时期也出现了士族地主的统治现象，地方上的士族势力进一步加强。
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出现了极大的分裂和混乱。
南北朝时期，北方形成了一种军阀割据的局面，而南方则出现了多个割据的政权。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权的统一性很低，政治格局的变化极大。
隋朝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统一的政治制度。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恢复国家统一的朝代。
隋朝实行了官阶制度，设立了御史台来监察政府官员，设立了六部来管理国家事务，以及设立了三省六部制等。
隋朝的政治制度为后来的唐朝打下了基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也是中国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唐朝的政治制度以科举制为主，推行了科举制度，提供了一种公平选拔人才的方式，并且有效地减弱了大臣和地方势力对政权的掌控。
此外，唐朝还设立了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来管理朝廷事务。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与唐朝齐名的王朝。
宋朝时期，政治制度经历了很多的变革。
宋朝推行了集权制度，实行了多省制、九卿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的集权化。
与此同时，宋朝进一步推广了科举制度，使得官员选拔更加公开公正。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从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矣。”……
——《国史大纲》引论
人们都常常说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津津乐道的事例极多，但有一项更伟大的文明，而且 已创造出，并行用了两千余年，却为人们所忽视，这 就是在中国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制度的创行和 存在、发展、完善，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 应当说，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谢 谢 指 正！
海南省国兴中学 米进忠
特点: 标准越来越科学,公正,客观
汉朝
中央集权 的发展
郡国并 行制→ 推恩令 →郡县 制
魏晋 南北 朝
君主专制 的演进
选官、用 官制度的 变化
汉武帝 逐步 重用亲 形成 信，削 三省 弱相权。 体制
察举制
九品 中正 制
唐 朝 宋朝
元朝
节度使→ 藩镇割据
三省六部 制
科举制 （隋朝开 始创立）
收兵权于中 央；文官管 理地方，通 判监督；限 制地方赋税 收入。
太祖问：“天下自唐 季以来，数十年间，帝 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 生民涂炭，其故何也？”
赵普回答：“此非他故， 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 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 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 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宰相赵普
3、北宋中央集权的强化
军事：收主要将领兵权归中央；充实禁军 行政：派文官担任地方长官，设通判监督 财政：各路设转运使，地方赋税一小部分
行省制度， 行省下设路 府州县，边 远地区设宣 慰司。
设参知政事、 中书省的长 枢密使、三 官行使宰相 司使分割宰 权 相权力
“三反”运动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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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政治理论与政治建设·2014年第3期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元规则：形成与反思白少飞（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8）【摘要】政治制度设计与政治发展方向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
政治制度体现着政治的现实发展，发展方向则基本框定了一个阶段的制度设计。
在政治哲学尚不发达的当今，元规则作为一种可应用的、扩展了的政治观有效促进了政治社会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历程也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国家法治等元规则的形成过程，并有力证明了这些元规则所起的作用。
然而，人们对于元规则的理解，也有一个从相对直觉到科学认识的过程；而这始终制约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发展，对于集体意识的形成和社会氛围的营造也有着独特作用。
【关键词】中国政治发展元规则制度建设政治改革元规则，一般指称位于更高层次的、用来指导下一层面规则的原则，在政治社会领域，可指决定着该社会政治发展方向与政治制度设计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共识。
任何政治社会都离不开元规则的指导与支持，不同社会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元规则。
先发展国家的元规则源自于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宪政制度设计和福利制度安排；后发展国家的元规则更多地指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并以此为原则来指导和框定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建构。
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或正在上升为指导制度安排和体制建构的元规则，至少包括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国家法治。
阐述元规则形成过程及历史作用，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一些制度安排的理解，并能促使人们精准把握它们的科学内涵以符合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进而发挥其在恰当设计和安排现实制度方面的功用。
一、元规则的历史形成（一）元规则的初始形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思想上冲破禁锢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在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经济亟须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
其时的社会发展主题不再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已经转变为对社会稳定的要求和对经济发展的期待。
要稳定、要发展、要民主、要法制，已经成为当时全社会的基本共识。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和普遍实行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启发了人们对高度集中的计收稿日期：2014－03－01作者简介：白少飞，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政治发展、地方治理。
39划体制的反思，中央开始着手精简经济行政机构，试着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
1982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和协调。
之后，中国社会的注意力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转向了城市综合改革。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和任务，初步提出了以政企分开为核心来转变政府职能，在精简的基础上进行机构调整。
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实，在邓小平1980年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1982年讲话《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发表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但是同经济改革相比，还不具有明显的紧迫性。
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适应经济发展和行政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显得格外急迫，因为不改革政治体制，不仅不能保障经济改革成果，使经济改革难以继续前进，还将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987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全面阐述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给定了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整个社会思想涌动，憧憬社会变革，期待政治进步，但是，欲速则不达。
以刚刚进行十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权利（力）结构调整的能量释放显然超出了当时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可以容纳的限度。
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了一个简短的调整期。
（二）元规则的时代重建经过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的过渡和新经济成分的发展，中国经济体制逐步开始转型。
从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到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一个一切围绕市场、一切为了增长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确实带来了社会总体水平的上升，带来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国力也因此不断跃升。
但是，长期以来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使得社会民生问题变得尤其突出，这些问题开始让人们思考经济增长的代价。
特别是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危机后，人们开始思考执政理念与改革方向的问题。
2003年7月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的表述。
同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开始科学地认识增长和发展的差异。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强调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其实，对于今日中国来说，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应该是可以统一并相互促进的，应该看到现在效率方面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因为在公平方面做得不够好，致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不足。
同时，促进社会公正还可以有效地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基础和营造氛围。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国梦，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元规则的科学认识元规则不是脱离社会兀自产生，而是通过社会逐步形成的。
人们对于元规则的理解，也有一个从相对直觉到科学认识的过程，这始终制约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发展。
恩格斯揭示道：“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1］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理解元规则就构成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面向。
（一）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在当代中国有着特定的涵义，是指一种政治团结、社会安定的局面，且作为其他一切49的前提和基础。
邓小平曾提出稳定压倒一切。
十四大将稳定与改革、发展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机组成进行考虑：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应当说，邓小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把稳定作为战略思想提出来，在今天依然适用。
当前中国更是把保稳定作为硬任务，这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
然而，怎样才算稳定，如何才能长久呢？当稳定成为一个需要去“保”的目的物时，任何环节的疏忽都可能产生一种不稳定的结果。
事实上，任何维稳方案都不能保证一种确定的稳定局面，因为，“必保”即意味着“或失”。
一方面，不能也不必将稳定细化为一系列、一整套可分、可查、可督的表征性指标。
稳定不是从国家的实际需要或理由中推演出来的，而应当从其本义来推理。
稳定需要转化为秩序，即一种结构的合理和状态的均衡，这才是一种诉诸常识、不囿于教条的理解。
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就好比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海，无风三尺浪是它的常态，若然水面波澜不惊，没有半点涟漪，水下则可能是暗流涌动，不知何处是漩涡，这样的水面反倒是危机四伏，暗藏的可能是海啸般的狂涛汹涌。
另一方面，如何才能长久地保持稳定？亨廷顿认为，“不同的态度是通过行为反映出来的，而共同体所能容纳的也不会是任何方式的‘聚合’，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稳定的和持久的聚合。
总之，聚合必须制度化。
”［2］因此，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一是应当通过创建政治制度，使得不同利益群体的表达有管道，公共意志集中多渠道，建构起公认权威，从而维系一个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二是需要诉诸人们对自身价值和自我能力的自信，增强人们对未来生活和发展梦想的信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构筑好稳定必须依赖的最低保障水平线，从而建构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
（二）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在中国一般是指经济增长。
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定而鲜明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更对坚定发展下了注解：这条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把搞好经济建设看作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即使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之后也要继续或者重新发展。
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一种理念，直至今日中国仍在坚持；也正是这样一种共识、一种氛围，促成了中国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
现实中国立于“增长共识”的基础之上，各级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政绩观，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发展可以化约为增长，但增长绝对不等于发展，而且如此增长的结果不仅政治色彩浓，高速增长也产生了日益加重的社会成本。
为什么政绩工程总是层出不穷？为什么总是竭泽而渔式地发展？为什么政府行为与民众需求总不那么合拍？上项目，出政绩，建开发区，增GDP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政绩导向、增长至上的威力。
当人们把增长作为数值增加并且孤立计算时，就不可避免地由经济问题而衍生出民生问题、生态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人的理性算计，出现诸如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避重就轻而非迎难而上、资源集中而非基础均衡等现象也就成为理所当然。
需要把增长共识转化为发展共识，以此来破解保增长和惠民生这一对“紧张关系”；寻求以“导向—行为—评价”为分析基点，树立“为发展而竞争”的政绩观，建构一套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指标体系，以此来激励发展思路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强调将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环境等指标的权重等。
当然，指标设计是一回事，作为考核结果和依据影响地方官员们的政治前景和动力是另一回事。
政绩观及政绩评价模式之所以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它自始至终的深刻影响。
（三）理解民主与法制/法治民主与法制，同稳定和发展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了社会共识，只是不像前两条元规则59的口号那样让人耳熟能详。
其实，早在“文革”结束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先后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
这既是对“文革”之乱的深切反思，也是坚定走现代政治之路的开始。
十五大进一步确定了依法治国方略，“法制”融入“法治”之中。
以政治世代交替为核心的党内民主与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民主交相辉映，都蕴含着不同程度的民主元素。
根据中国公民权利的实际扩展过程，民主概念可简略规定为平等的自由（权利），无论是从西方民主史的经验，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成长轨迹来看，基本上可以将其化约为对以下各项权利的次第争取与保护：经济权利→法律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
虽然各项权利的特征都较为明显，但其发展不尽是层层演进的，时空难免交叉。
这四项权利不是从政治学原理中直接拿来的，而是透过原理来管窥发展轨迹，从对轨迹的解析中得来的；不是先验的，而是提炼的，是历史自身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