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胡风与文坛思想斗争论析
胡风_主观战斗精神_的理论与实践_王福湘
摘 要： 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 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 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 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 三）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 胡风主张 自 我 批 评 精 神 应 是“主 观 精 神 ”的 重 要内容之一，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在和人民共 命运的实践过程中的自我精神斗争，是鲁迅式的无 情的不断的“自我解剖”，“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 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决不是为了赢得一个谦谦君子 的名誉的”，［8］ 更 不 是 带 着 永 远 洗 不 掉 的 原 罪 感 向 上帝忏悔。他批评左翼主导思想“用划阶级成份的 ‘阶级观点’”，“把‘思 想 改 造 ’成 了 一 根 随 心 所 欲 的理论 棍 子 ”，是 犯 了“危 害 性 的 错 误 ”，宣 布 自 己 “决不敢接受”“这个有点像‘吓人战术’的‘阶级观 点’的”。［6］历史严峻地证明，40 年代以后对中国知 识分子的庸俗化又神秘化的“思想改造”，结果是压 抑了、削弱了、萎缩了、扼杀了以至毁灭了他们本来 就不健旺的 主 体 精 神，人 们“只 是 急 于 坐 着 概 念 的 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4］165 可是，当他们自 卑地虔诚地欢呼“救星”“万岁”的时候，所谓“脱胎 换骨”，“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充其量不过 是把旧的唯心论换成了新的唯心论，把旧的教条主 义和奴隶主义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更 可悲的是丝毫没有了曾经可能有过的一点“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自诩已经获得的“无产阶级” 立场和世界观实际上变成了子虚乌有。针对这种 自戕式的“思想改造”，胡风提出，思想革命的“中心 点是争取主 观 的 思 想 立 场 或 思 想 要 求 的 加 强 ”，即 主体精神的 加 强，“从 这 里 拓 大 以 至 开 发 通 向 人 民 的道路（ 为人民服务） ”，［2］296 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 健康成长无疑具有根本的意义。 （ 四） 关于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胡风认为中共建政以后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 用，应建立“在 作 品 竞 赛 和 日 常 地 民 主 地 进 行 从 创 作实践出发 的 思 想 斗 争 的 基 础 上 面 ”，尊 重 文 艺 的
关于胡风的批判详解
第三节对胡风的批判一、批判的缘起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菩堤坝区大经桥乡人。
1902年生。
1936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文艺笔谈》，继之又出版了《密云期风习小记》，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著名文艺领导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流寓武汉、桂林、重庆等国统区，先后创办主编了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并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研究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新流派——“七月”派。
解放后，他出版了八本文艺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
1980年平反，1985年去世。
1954年10月31日和11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在处理《红楼梦》研究稿件上表现出来的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
当时胡风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长期积累造成的。
二、批判的演变及主要内容：(一)“两个口号”的论争1936春。
(二)关于民族形式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胡风写了《民族问题形式》的“小册子”。
凡是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意见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
他否认民族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他说“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级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作品的“具体的活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正是反映了“现实主义方法”“本质的要求和能够完成的任务”，五四新文学先天地就具备或已经解纠决了问题。
虽然他没有直接反对提倡民族形式和中国作用和中国气派，但并不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必要和新的意义。
当时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用明确话说明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也在他的批评之内。
胡风与茅盾的论争探析
胡风与茅盾的论争探析摘要：胡风与茅盾对鲁迅的态度不同，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两人所持观点不同，另外，胡风还是茅盾一段不成功的恋爱的见证人，这些因素让两人形成很深隔阂。
而文学观的对立则让两人的隔阂演变为终生的积怨。
关键词：胡风；茅盾；“两个口号”论争；文学观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0）11-0051-04（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马鞍山243002）魏邦良∗∗∗第40卷第11期绥化学院学报2020年11月Vol.40No.11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Nov .2020收稿日期：2020-05-25作者简介：魏邦良（1966-），男，安徽和县人,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胡风文艺思想的本土传统与域外资源研究”（AHSKYG2017D134）。
胡风与茅盾早年在日本有过一段交往。
回国后，他俩在政治和文艺领域都曾共过事,同时与鲁迅的关系非同一般。
按理，两人交情匪浅，即便文艺观不同，理应求同存异，相互包容。
但令人困惑而又惋惜的是，他俩的关系极为糟糕。
一、“茅盾会说阔气话”1934年，鲁迅向茅盾提议，办一个专门刊登译文的杂志，杂志名称就叫《译文》。
茅盾当即同意。
后来，茅盾还向鲁迅推荐了黄源，负责跑书店和印刷所，做些杂事。
黄源工作认真，赢得了鲁迅的信任。
《译文》出第四期时，鲁迅决定由黄源主编。
不久，生活书店换了新经理。
新经理不信任黄源，要撤换他，让鲁迅来编。
9月17日，生活书店请鲁迅、茅盾等人吃饭。
宴会刚开始，新经理就提出换编辑。
鲁迅对这种“突然袭击”的方法很反感。
之后，鲁迅和生活书店闹得不欢而散。
《译文》只得停刊。
对于此事，茅盾的态度颇为暧昧，作为鲁迅的朋友和《译文》发起人之一，他当然不便替书店方面说话；但同时，他也是生活书店老板邹韬奋的朋友，所以他也没有完全站在鲁迅这一边。
胡风旧体诗词创作的文化心理与风格传承
胡风旧体诗词创作的文化心理与风格传承□ 李遇春内容提要胡风在1955年后的政治受难生涯里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
本文主要探讨胡风在这些旧体诗词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以及艺术风格的传承关系。
胡风建国后的旧体诗创作中表现了诗人的反抗意识、认同意识和疏离意识,它们分别与诗人的现代启蒙人格、传统儒家政治人格和道家隐逸人格相关,三者相互纠结,展现了胡风复杂的文化心理状态。
胡风的这些旧体诗词“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受到了鲁迅旧体诗和建安诗风的影响,呈现出遒劲拙重、沉郁顿挫、刚健清新的风格。
作为诗人,胡风在1955年落难之前,一直是以新诗创作著称的。
虽然他在此前也写过旧体诗,但数量不多,《胡风诗全编》里收录了他建国前的旧体诗二十余首,辑为《抗战风云》一辑。
在1955年的那场文坛冤案酿成后,胡风从此陷入牢狱之灾二十余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四川苗溪劳改农场、四川大竹监狱关押或劳动改造。
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胡风孤独地开启了他作为旧体诗人的苦难文学生涯。
没有纸和笔,他就自言自语,自念自听,依靠顽强的记忆力把那些呕心沥血之作记在心里,在默念和吟咏中捱过艰难的时光。
据胡风1979年的回忆,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生活中,他写下了《求真歌》(古风长短句14章)、《怀春曲》(二百二十余篇,共约三千首)、《红楼梦·人物悲剧情思大交响曲》(三十余曲)、《采世巨灵狂想大交响曲》(12曲)、《创世巨人理想大交响曲》(12曲)、《女性悲剧情思大交响曲》(12曲)、《创世英烈悲壮大交响曲》(12曲)、《过冬草》(律诗、词,约三百首)、《报舂草》(律诗、词,约一百首),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数量巨大的旧体诗词作品如今所存甚少,大部分或被遗忘,或被监狱管理者收缴之后没有归还这是胡风晚年诗词创作无法挽回的损失。
据《胡风全集》第1卷收录的旧体诗词作品来看,胡风现存的旧体诗词约有四百余首。
其中除作于建国前的二十余首之外,绝大部分是在建国后的狱中写的。
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胡风文艺思想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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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 玉 琴 （ ９ ５ ） 女 ． 末 龙 口＾ ．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博 士 生 姜 Ｊ６ 一 ． 山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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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 ２年 第 ２期
总 第 １ ７ 期 ６
齐 鲁 学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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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性 与 反 现 代 性 ： 风 文 艺 思 想 剖 析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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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基 于 这 样 的 认 识 ， 风 在 肯 定 了知 识分 子 作 用 的 前 提 下 ， 终 还 是 把 知 识 分 子 划 分 到 Ｐ２ 】 胡 最 需 要 “ 造 ” 资 产 阶级 阶 层 。在 胡 风 思 想 深 处 ． 知 识 分 子 的 灵 魂 与 “ 族 革 命 战 争 ” 互 改 的 “ 民 是
摘
要 ： 风 又 艺 思 恕 与 左 翼 又 学 理 论 堤 有 率 质 上 的 区 别 胡 风 反 对 现 实 王 只 只 是 反 对 某 种 胡
胡风的_主观战斗精神_论
收稿日期:2006-08-29 作者简介:童庆炳(1936-),男,福建连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国别史”,批号:02A WW 001。
第23卷第4期2006年10月东 疆 学 刊Dong jiang Journal Vo l.23N o.4O ct.2006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5)摘 要:胡风生平简要。
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
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
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
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
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关键词: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艺术真实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6)04-0001-10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省蕲春县人。
1920年考入武昌启黄中学。
1925年他是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学生,开始阅读“五四”革命文学作品,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并于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1925年暑期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进清华大学英文系。
在北京因为革命热情得不到满足,南下回乡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庆应大学英文科。
在东京学习期间,他受当时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和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普罗文学运动。
关于胡风的批判解析
第三节对胡风的批判一、批判的缘起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菩堤坝区大经桥乡人。
1902年生。
1936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文艺笔谈》，继之又出版了《密云期风习小记》，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著名文艺领导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流寓武汉、桂林、重庆等国统区，先后创办主编了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并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研究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新流派——“七月”派。
解放后，他出版了八本文艺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
1980年平反，1985年去世。
1954年10月31日和 11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在处理《红楼梦》研究稿件上表现出来的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
当时胡风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长期积累造成的。
二、批判的演变及主要内容：(一)“两个口号”的论争1936春。
(二)关于民族形式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胡风写了《民族问题形式》的“小册子”。
凡是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意见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
他否认民族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他说“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级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作品的“具体的活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正是反映了“现实主义方法”“本质的要求和能够完成的任务”，五四新文学先天地就具备或已经解纠决了问题。
虽然他没有直接反对提倡民族形式和中国作用和中国气派，但并不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必要和新的意义。
当时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用明确话说明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也在他的批评之内。
认识胡风的三种角度
认识胡风的三种角度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1933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向中共中央上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自白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至今我仍难忘1985年亲历的向胡风先生遗体告别的场景。
路翎、贾植芳、牛汉、绿原等众多友人，依次走来，向他们的导师和朋友默哀。
然后，他们缓缓走至梅志先生面前，与她握手致意。
她在儿女搀扶下伫立着，如一尊雕像，清瘦而坚毅，脸色凝重但不悲戚。
自胡风去世近两个月来，大家从没有见到梅志流过一次眼泪，她的冷静让人吃惊。
然而，在胡风遗体最终被推走的一刹那，她突然号啕大哭，泪如泉涌。
大家都没有去劝她。
悲情的迸发是她等待已久的。
对于梅志，难道还有别的更好方式来与胡风作最后的告别吗？如今，二十余年已经过去，新近出版的《胡风家书》为这一感人的瞬间做了最好的注解。
从三十年代初的恋爱，到六十年代囚居秦城，胡风写给梅志的一封封家书，把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的丰富情感，动人心魄地呈现出来。
读这些信，我们可以读他们的感情世界，可以读知识分子性格的发展，更可以读在风雨中蹒跚而行的受难者的心灵史。
几年前，我曾请诗人牛汉为丁聪先生所画的梅志肖像漫画题词，其中一句印象最为深刻：“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生命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
”诗人说得好。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
精粹的诗句仿佛就是为《胡风家书》而写。
在人们眼里，胡风性格的倔强和直爽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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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article_tit"> 20世纪40年代胡风与文坛思想斗争论析 </div> <span>作者 : 周燕芬</span> <p> 摘要：通过梳理20世纪40年代胡风及其希望社与文坛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性力量的摩擦和对抗，呈现40年代文艺论争的复杂面貌，认识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特征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在，廓清并理解这段文学历史，进而透视到40年代文艺思想的论争与建国后胡风事件发生的内在联系。
<br/>关键词：胡风；希望社；40年代；思想论争 <br/>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33－06 <br/> 一、伏笔：3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想论争 <br/> 梳理20世纪40年代胡风及其希望社与文坛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性力量的摩擦和对抗，必须从胡风30年代参与的文艺论争谈起。
<br/> 胡风参与的第一场重要文艺论战是发生在1936年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这是胡风进行现代文艺论争的开始，也是胡风与周扬理论分歧的发端。
其后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由于涉及建立文艺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也因为鲁迅先生的参与，引起文艺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文艺界特别是追随鲁迅先生的一批文学青年，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著名文章中认识和理解了胡风，使胡风在文坛和文学青年当中具有了相当大的感召力，而所谓宗派对立的根子也由此埋下。
<br/> 与胡风相关的另一场重要的思想论战是1939年开始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这场论战在延安、重庆等地的文艺界大规模地展开，由于它从文学形式问题的探讨出发，逐渐引申到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所以讨论波及面广阔，影响深远。
此时的胡风正在不遗余力地反对抗战以来文坛上种种不良风气，在斗争中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在这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胡风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
曾经发生在国统区重庆的那场讨论，胡风并没有参加，但他一直关注着论争的过程，双方的文章也都通读了。
胡风意识到论争的关键，是要打破向林冰形式辩证法的自有体系，揭露向林冰的“中心源泉说”和“移植形式论”。
胡风决定从新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出发，结合文艺实践的现实情势进行讨论，有力地回击民粹主义和复古主义。
1940年底，胡风撰写和出版了《论民族形式问题》这一总结性的五万言长文。
正如胡风所说，他探讨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途径问题。
所以，胡风“是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民族形式问题的”。
这篇文章标志着胡风“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走向自觉，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br/>这场论争发生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国统区，是一场相对独立的讨论，但后来人们在批判胡风的观点时，多将其与毛泽东的论断相对应，罗织出胡风在民族形式问题上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相悖之处，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胡风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在此时已经形成了，由此引起的对胡风的非难，其性质显然比较严重了。
但胡风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批评的中心对象是向林冰，凡是论及的人和观点，也都是提了名的。
而且胡风以为自己在重庆的讨论文章与毛泽东提到的“民族形式”问题以及在延安的讨论应该是各行其事，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性，观点固然不同甚至存在某些对立，但胡风并非有意挑战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和向林冰立论的背景不同，现实依据也有差别，对向林冰的批评文章，不能牵强为是挑战毛泽东。
胡风自认为问题是很清楚的，但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
虽然胡风长久以来对毛泽东深怀敬意，但并没有影响到胡风对自己文艺思想的独立建构，虽然胡风著述《论民族形式问题》并无意与延安的官方文艺思想直接冲撞，但确实是客观上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
而且，毛泽东和胡风作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不同角色职能已经决定他们之间的分歧必然带来极其不利于胡风的后果，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情形就更加明白了，只是书生意气的胡风迟迟不能够自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br/> 在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战中，看起来是胡风一人代表论战一方，而实际上，胡风也代表着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一批同道伙友。
早在1938年4月24日，七月社在武汉组织召开了议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社团成员在此问题上持有基本一致的认识。
聂绀弩说：“我以为利用旧形式，一定要和实际联系，否则意义是很少的。
”“用旧形式写出的东西，比之于新形式的作品，总要粗浅或低“我要说我自己对于利用旧形式这一口号是取怀疑的态度的。
级一点。
”艾青的观点也很明确：如其为了宣传不得不利用旧形式，我们也应该有利用的界限。
宣传与文学是不能混在一起说的。
我们的文学革命已这么多年了，一开始，它就否定了旧形式，现在如果又把旧形式肯定了，将来不是又要重新来一次否定么?”他们强调利用的“界限”，强调现实宣传和文学长远发展的区别，希望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有“适当的新形式”，成为“更高风格的文学”，而且坚信“把新形式大众化，或大众化了的新形式用到宣传上去，大众也不见得一定会拒绝。
”其后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在《七月》上成长起来的小说家路翎，继续坚持胡风的思想观点。
从路翎的代表性文章《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可以看出，胡风一生所奋力穿引的“启蒙主义”红线，同样明显地贯穿于路翎的文艺思想当中，甚至有着更为极端的表述。
路翎的文章显然与胡风属于同一话语系统，是胡风思想理论的得力助手和忠实同盟。
这场思想论战表明胡风身边开始有了同盟者和追随者，只不过这种群体意识不够自觉和明显。
<br/> 这场论战，扩大了胡风及其文学社团的影响，增强了同人间的思想凝聚力，但同时也开始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思想与派别对立的局面。
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除了直接对手是向林冰外，“但同时也提到了和他对立的，和他的理论有联系的一些人的论点，而且还是提了名的。
”胡风所说的“提了名”的人是指当时参加论战的一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即郭沫若、周扬、潘梓年、艾思奇、胡绳、光未然、何其芳、张庚等。
胡风解释说：“我是把这次论争当作人民内部的文化思想问题，而不是当作政治上的对敌斗争看待的，因此，非对两方面采取平等的态度不可。
否则，不能说服向林冰，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说服读者群众。
”于是，胡风既没有在乎双方都是左翼作家，也没有在乎他们有些是文艺界的领导者，毫无顾忌地一概点名批评。
胡风一人出面论战，却为自己树立起如此强大的对立面，这无疑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胡风其后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教训，胡风直至晚年才意识到。
<br/> 二、摩擦：《希望》引发的重庆论争 <br/> 在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胡风的不和谐之音和广为树敌大有引火烧身之势，但毕竟论争的中心在于向林冰。
而真正使胡风成为论争对立面，并且自觉地以集体的形式开始对抗文艺界主流力量的，则是1945年开始的由《希望》引发的文艺思想论战。
<br/> 这场论战的开始时，文艺界以胡风创办的《希望》刊物为切入口，对胡风及其同人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
批评可分为两个时期。
<br/> 首先是重庆时期。
1945年元月《希望》创刊号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同期也发表了胡风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轩然大波随即而起，引发了重庆时期的批评。
在《(希望>编后记》中，胡风指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
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对此，胡风后来进一步解释说： <br/> 他那篇《论主观》，在我的抽屉里放了半年之久，我很踌躇，因为我对它无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到编《希望》时，我发表了它。
原因是，那以前(我还没有回重庆)，《中原》和《群众》发表了几篇谈思想问题的文章，是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被认为犯了唯心论的错误，思想界陷入了沉闷的状态。
舒芜说明，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所以得研究‘主观’这个‘范畴’。
他还用哲学上斯大林阶段迷惑了我。
我想，可以用这篇文章引起论争来，借以打破沉闷空气，在论争的假象上迷惑国民党的审查官，借以扩大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
<br/> 胡风这里说的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国统区的胡风、乔冠华、陈家康等人以延安的整风运动为背景，针对国统区文化界的各种不正之风，认为也有整顿的必要，于是，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陈家康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文章陆续发表，以呼应延安的整风运动。
在胡风拿到舒芜的《论主观》的时候，胡风依然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文坛形势，最切近的问题是还是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而反教条主义，依然可以从根本上归结到广义的启蒙运动，换句话说，五四个性解放的精神，还是解决当时文坛一切不良倾向的有力武器。
所以，尽管胡风看到舒芜的《论主观》有幼稚、混乱、生涩等问题，对文中的一些观点，胡风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大方向上，胡风还是认为舒芜的文章有益于推进当前的讨论，舒芜关于发扬主观力量解决机械教条主义这一核心观点，与胡风的一贯思想还是相契合的。
胡风在审阅了舒芜的几篇论文后，曾写信给舒芜：“今天，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
那或者是科学思想发展的评介，或者是即于现实问题(包括现在成为问题的思想问题、历史问题等)的斗争。
这是一个工作的两面，过去都没有好好做过。
你的这四篇(连上次的一篇)，我觉得是介乎这二者之间的工作。
”胡风鼓励舒芜：“不能写写社会评论的东西么?不用术语而深入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解剖，我觉得今天是非常必要的。
”舒芜的《论主观》适时而发，这篇檄文与胡风、乔冠华、陈家康等人的言论合力构成国统区反教条主义的一股风潮。
但他们“都自以为是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的，但在党内引起了大问题，认为他们是用唯心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尽管当时的舒芜还没有很自觉地理解胡风一贯的启蒙姿态，但《论主观》所引起的关注，却直接引发包括延安在内的文艺界对胡风启蒙思想和“主观战斗精神”的质疑和否定。
<br/> 胡风发表《论主观》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文坛讨论，《希望》一出，果然反响非凡，只不过反响的强烈和性质的渐渐严重出乎胡风的预料。
1945年1月底，胡风信告舒芜，说自己25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抬头的市侩首先向《主观》开炮，说作者是卖野人头，抬脚的作家接上，胡说几句，蔡某想接上，但语不成声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