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倡建蠔镜同善堂碑序》的文献价值

2019年第4期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No.4.2019第35卷（182期） JOURNALOF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V ol.35 No.182 作者简介：王熹（1962—），男，新疆伊犁人，历史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明清社会生活史、中国文化史、方志史及澳门历史。

论《倡建蠔镜同善堂碑序》的文献价值王 熹（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澳门 999078）摘 要：澳门同善堂创立于清末，其发展前后跨越三个世纪，是华人社会慈善公益组织的典范，在中国慈善公益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晚蠔清两广总督谭钟麟撰写的《倡建镜同善堂碑序》，是研究澳门同善堂发展的重要文献。

从碑刻的特殊背景、丰富内涵、文献价值视角进行探讨，可以认定澳门同善堂的历史彰显了中国传统慈善公益多元发展的活力与潜力，对澳门近现代经济社会变迁产生了积极作用。

加强对同善堂历史的研究，对于澳门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开展爱国爱澳传统教育，弘扬中华慈善文化传统等，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同善堂；碑刻文献；澳门历史；慈善公益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3-0075-06澳门同善堂是华人历史悠久的慈善公益机构之一，前后跨越三个世纪[1]。

记载澳门华人慈善机构的历史文献，具有载体形式多样和多语种的特点。

仅就澳门现存的汉文碑刻文献而言，经整理编辑和出版的有若干种①，其中有澳门庙宇和各行业的碑刻，也有华人慈善机构的碑刻，这些碑刻为研究澳门经济社会变迁、重构华人社会组织、探讨华人慈善救济发展史等提供了原始根据。

在众多碑刻之中，1896年由清朝两广总督谭钟麟为澳门同善堂撰写的《倡建蠔镜同善堂碑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政治意义。

当时，澳葡政府管治澳门，谭钟麟为什么要为同善堂撰写碑刻？其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碑刻中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其时澳门还有镜湖医院等慈善机构，为什么他对同善堂情有独钟，执意要亲自为其撰写碑文，这对同善堂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无人解读和阐释。

本文根据碑刻内容，结合澳门同善堂发展史，对其文献价值和特殊政治意义试作探讨。

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撰写《倡建蠔镜同善堂碑序》的特殊背景澳门同善堂创立于1892年[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湖南茶陵州人谭钟麟由署理①郑炜明《葡占氹仔路环碑铭楹联汇编》（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版）收录了氹仔及路环现存的石刻、木刻及铭刻资料；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主要收录澳门明清时期各庙宇的碑刻钟铭；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庙宇碑刻钟铭等集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对氹仔、九澳现存碑铭为原始资料，结合文献记载，真实而直观地再现了氹仔、九澳区划史实的历史断层图像。

廖泽云主编《镜湖碑林·碑匾集》（镜湖医院慈善会2011年版）收录镜湖医院庋藏的碑匾资料；林发钦、王熹主编《同善堂金石碑刻匾联集》（同善堂2017年版）将同善堂庋藏的罕见碑刻匾联等文献汇总出版，为研究同善堂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王熹：论《倡建蠔镜同善堂碑序》的文献价值福州将军调任两广总督，主管两广地方事务。

之前，他曾在朝廷负责人事、财政和工部等事务，又有在陕甘地区担任要职多年的经历，后又奉命前往东南沿海闽浙地区出任封疆大吏。

他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能够处理各种复杂事务，且屡有建树，因此常被朝廷派到条件艰苦或繁杂难治的地区担任主官，每每都能革故鼎新，兴利除弊，开拓出新局面，是一位勤政务实的干城之材，深受朝廷信赖和倚重。

朝廷对其政绩给予高度评价：“前任两广总督谭钟麟，老成练达，学问优长。

由翰林改官御史，简放外任，洊陟疆圻。

服官四十余年，所有整饬吏治，勤恤民依，于地方要政，尤能力持大体。

”[3]卷六十一《谭钟麟》可见重视地方要政、具有大局意识、善谋“勤恤民依”福祉，是他为政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他任两广总督时，澳门虽被澳葡政府管治，但作为朝廷委派的封疆大吏，他对辖区澳门的发展情势特别关注，并施加其政治影响力，以宣示国家主权，此即为其职责之所在，更体现出其作为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与远见卓识。

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谭钟麟撰写《倡建蠔镜同善堂碑序》的由来及其具体过程，现在已很难搞清楚，但他在调任两广总督的次年，即1896年农历七月吉日，专为澳门同善堂撰写碑文，充分肯定其扶弱济贫的见义勇为，又对其未来前景寄予深切厚望，并将其视为一个示范样板，称颂其慈善理念和实践经验，极力予以推广，确实不是寻常之举，而是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和社会意义。

此时距同善堂创立已有四年时间，若再加上其前身“同善别墅”的初创阶段，同善堂所开展的救济与慈善活动，前后已运作八年时间，其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对华人社群的影响力日益广泛而巨大。

作为朝廷重臣、两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谭钟麟选择此时为蠔镜同善堂撰写“倡建碑序”，阐发其在中国慈善史和澳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如下原因和综合考虑。

第一，同善堂代替政府行使并发挥着公共服务机构的功能与作用。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程度。

同时澳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天灾与瘟疫，华人社会受到重创，许多家庭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同善堂所开展的扶危济困的救济活动，犹如雪中送炭，使他们度过困境，获得重生。

文献记载，1893年10月2日至3日，台风袭击澳门[4]。

自1894年9月20日起，澳门连日遭受“恶飓风”灾害破坏，史载：“二十日风起一日夜，未有坏物，仅崩去马交石海岸一段。

二十五日晚四更，风又起。

二十六日，淫霖恶飓彻夜不息……东栈腊味店吹倒，沉船两艘。

”[5]2810月3日，“风伯前岸复抵澳海，南湾堤岸溅起浪花至数尺之高，雨师又并驾而至……有龙江利隆丝渡在马留洲对开企人石避泊，沉溺船客三十余名……并沉溺各乡渡数艘，岸上则倒塌杨兆记、邓才记两店”[5]34。

10日，“澳地大风雨势猛如前……横琴山前有鱼拖一号寄泊，内有男女十五口，仅存七人，余则尽葬鱼腹”[5]40。

除飓风暴雨等天灾外，各种瘟疫如鼠疫、霍乱等肆虐澳门，华人社会深受其害，造成重大死亡，严重威胁华人的正常生活。

有研究表明，在1890—1894年间，澳门瘟疫的死亡人数为12 333人，其中华人为11 821人[6]。

而在1894年8月至1895年2月的七个月时间里，澳门华人感染鼠疫而死亡的就达1 200多人[5]256。

1895年4月30日，澳门爆发“核疫症，日渐流行，每日染症而亡者数人，甚至一日之间死者十数名”[7]。

6月，鼠疫再次祸害澳门，“龙嵩街兰记西菜馆东许某，可谓寒心，计其前后不满三日，全家眷属告逝纷如……水手街上下各屋，向极安平，惟水手街廿一号门牌病死九人”[5]238。

面对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清政府因失去澳门的治权，无法给予澳门华人社会必要的医药和生活方面的救济与帮助，而澳葡当局对华人社会所能提供的服务又十分有限。

处于这种内外交困的悲惨处境，澳门华人社会别无出路，只有守望相助、依靠自救才能使自己度过厄运，摆脱困境。

在此危重庆三峡学院学报难时刻，素以同心济世为理念的澳门同善堂，继承弘扬中国传统慈善救济的理念，依照华人的传统习俗和生活需要，开展赠医施药施衣等救济服务，并通过设立“保产善会”和“施棺木抬工善会”等分支机构，保育孕妇幼儿，殓葬亡者，救助老弱病残度过困境。

在救济华人社会的过程中，澳门同善堂的组织管理者，还充当了华人社会与澳葡当局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向澳葡当局表达华人社会的诉求，保持官民沟通，另一方面坚决维护华人社会的基本利益，积极为其争取必要的生存和话语权力，显示出填补公共服务机构空缺的职能特征。

第二，同善堂慈善公益模式具有示范意义和官方推广价值。

同善堂作为澳门注册的法定慈善机构，从其倡建开始，即坚持“善与人同”“与人为善”的儒家伦理与互助理念，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天朝子民”的身份，命名所创设的行善公会的名称为“同善堂”，其章程以“有裨于本澳华人贫民”为宗旨，且初创时期的救济活动以“送时症丸散、赠医、宣讲、送书、敬执字纸等事”为主[8]211-212，这些救助正是华人社会所急需的，因此获得华人社会和海外大中华地区侨胞的认同和积极支持。

澳门其他华人慈善组织或临时救济机构，更是见贤思齐，仿效澳门同善堂的模式，建章立制，形成华人社会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

如1893年成立的仁济社，是一个专行善举的民间互助组织，其救济以“助殡葬帛金事宜”为主，其管理、运作、职责及经费筹措等规章，“遵依华人风俗及现各善会规矩”而成[8]209-211。

1899年成立的嘉善堂，从其章程内容看，无论其赈济对象、运作方式、经费筹募乃至值理的设置等都和同善堂章程有很大的重迭性，其刊登于澳葡宪报上的章程更是明确规定：“一、氹仔创设行善公会，名曰嘉善堂。

二、本堂原合善士捐资，为送药剂丸散，赠医宣讲、送善书、执字纸等事起见。

”[8]302-304这些事实表明，澳门同善堂的救济模式，既具实践示范意义，又是华人社会扎根澳门、凝聚社会共识、进行自身保护与社群构建的有效平台，而这种社会效果，正是粤地政府大力倡导和所期望的。

第三，澳门同善堂彰显了中国传统慈善公益多元发展的活力与潜力。

同善堂的诞生与华人社会迫切需要医疗服务与贫困救助有密切关系。

其成立初期，慈善救助主要集中在赠医、送丸散、执字纸和施棺等方面，在此后的发展中，同善堂没有固守成规、停步不前，而是积极开拓创新，既开展救济服务，又将启蒙教育、加强社会教化、推广中华文化、增强澳门华人的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作为慈善公益活动的努力方向，不断予以实践，深为华人社会所认同和支持。

1895年腊月，抚滇使者里人黄槐森题赠该堂的对联，上联是：“拯疾苦于穷担，饥赠粥，寒赠衣，病赠药，亡赠棺，姜丸安胎产，焰口慰幽魂，如斯事事周全，图报自应衔结众”；下联是：“晓愚顽以炳鉴，父言慈，子言孝，兄言友，弟言恭，敬信接朋侪，和顺谐夫妇，藉此般般提醒，向风那禁澨陬来。

”[9]80-81此对联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同善堂创立初期的服务宗旨，以及弘扬传统中华文化的经营理念。

为更好地贯彻上述慈善理念，实施专门化管理和有效救助，同善堂陆续成立保产善会、施棺木抬工善会等，实行分工与合作，开展专项救助与服务项目，将医疗、施棺、殓葬、保产和济贫等作为主要救助服务内容，既增强了华人社会独立开展自救的自信心和内在动力，又取得了享誉遐迩的显著社会效果，开创了中国同善救济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