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四不主义”与自由新闻观探析
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大公报是唯一一家拥有百年报龄的报纸。
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唯一获得国际荣誉的报纸。
大公报之所以能受到国内外新闻界的重视，离不开其先进的办报方针。
从创刊者英敛之把报名中的“大”和“公”两字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并以此作为办报宗旨，到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大公报坚守“文人论政，商业经营”原则，力图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服务于社会。
笔者认为，“四不”方针蕴涵着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这是促使新记大公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四不”方针与新闻专业主义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复办大公报。
当时中国报业的状况是：“报业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军权压力，重逾万钩；言论自由，不绝一线。
而全国战兴，百业俱敝，报纸营业遂亦大难。
通观国中，除三数社外，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发发不可终日。
”但张季鸾仍坚持认为：“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稗益国家。
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
”于是，大公报在复刊之日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
这篇文章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所谓“不党”，是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所谓“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所谓“不私”，是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所谓“不盲”，是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
“四不”方针的提出与新记大公报创办者秉承的办报思想分不开。
张季鸾曾在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评论《抗战与报人》中写道：“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
张季鸾的“四不”方针
除 了坚持报 馆保持 经济的独 立性之
季 鸾之 后 主持 《 大公 报》 笔政 、 写得一 手 激 情洋溢好 文章 的 王芸生 ， 就 是在和 张
季 鸾打 了一 个时期 的文字 交道之后 ， 被 后者揽 到《 大公报 》 来的。王芸生既无文
外， 张 季 鸾 也 坚持 保 持 自身 品性 的 独
战， 功 在 国 家 。 惊 闻逝 世 ， 悼 念 同 深
… …
” 蒋介 石 、 周恩 来等 国共要 人 ， 亲往
丧礼 吊奠 。中 国报 业 史上 ， 有很 多报 业
伟人 ， 如 王韬 、 梁启超 、 于右任 、 戈公 振 、
张 季鸾等 等 ， 但 就观 察敏锐 、 立论 磅礴 、 专 业精 神 与 爱 国精 神 ， 并 在 国 内国际发
立 。在 张季 鸾主持 笔政 的三 十余年 间， 他 最为痛恨的就是 贿赂 行为 。在 军阀互
作 中具 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 。张 季鸾也 一
直 力 图践 行 这 一 办报 宗 旨。
争 的混乱 时代 ， 有人 赠送 近 万元 给 张季
鸾， 他拒 不接 受 ； 又有某位政要请他 出任
某部部 长 ， 也 遭 到 了他 的拒 绝 。 其 后 ， 张
务 的原 则 ， “ 不 盲” 则主要 从 编辑 主体 角
因素。 只有 经济 的独 立 ， 才能真 正做 到
言论的独立。
度 阐明 了 实践 中应 规避 的情 形 。 “ 四 不” 方针表 达 了一名合格 的新 闻工作者对新 闻工作执 行标 准 的感悟 ， 它不仅在 精神
上 追求 办报 的 独立地位 ． 而 且 在 新 闻 工
凭， 又无背景 ， 是 因为写 文章 同《 大公删
张季鸾
一种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准是在于它自身有着 独特的职业规范。张季鸾对报人的职业规范有着相当清 醒的认识，首先是新闻记者必须客观报道。“四不主义” 既是新记《大公报》的办报主旨，又可视为是对从业者 的职业规范。十年后，张季鸾在纪念文章中有更明确的 表述：“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 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 绍介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在 答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章时，张季 鸾对此的概括是：“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 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 且不求名”， 以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
（二）办报生涯 张季鸾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 《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 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 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 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辅。出狱后，在上海先 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 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 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 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 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 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 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 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 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 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 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 士林所矜式。”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 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 这一点。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 《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 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 “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 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 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 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 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后世评价新记大公报 时，往往使用“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 的笔”的字眼，张季鸾作为报社总主编，为新记大公 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季鸾
面资助，主要吴出资；胡、张三年内不得在外有任何兼任，他们
的薪水、生活所需由吴负责；吴任社长，胡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并主持行政用人，张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和主持言论，吴只帮助
写社评。在“三驾马车”的率领下《大公报》面貌焕然一新，在
读者中的影响蒸蒸日上，尤其是张季鸾的社评风靡一时。
❖ 1935年日军逼近平津，《大公报》面临发展困局。 在张季鸾的主张下《大公报》搬到上海，可刚出版三天 报纸都被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收购一空而不能 与读者见面，胡政之请杜月笙出面斡旋，读者才看到了 《大公报》.
公报》。张季鸾是抱着“文章报国”的理想，一心以新闻事业为
安生立命之主业；吴鼎昌是把办报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后来他
果然当上了政府的实业部部长；胡政之是唯一采访过“巴黎和会”
的中国记者，他把办好一张报作为事业的根本。
❖
三人办报动机虽有不同，但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办
报决心上是一致的。他们约法三章：经济完全独立，不受任何方
❖
❖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大公报》自动休 刊。1939年在香港各界举行的国庆大献金时，他将儿子 满月时好友和官员所送的金器全部献出，说“抗战期间， 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 巨礼。”此后张季鸾因病退居幕后在重庆静养。
❖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逝世，一代报人亡故
中寿，痛悼何堪！”蒋介石、周恩来安，碑铭极简：
❖ 二、张季鸾新闻评论特色
❖ 张季鸾的新闻评论受梁启超“笔锋常带感 情”文风的影响，写作时往往纵横捭阖，挥 洒自如，一生所著不下3000篇，主要特色有：
❖ （一）独立的立场
❖ （二）广泛的选题
❖ （三）严谨的风格
❖ 一、勤奋一生的新闻活动
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传媒“乱象"与“把关”》周建青2010《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程正团2010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公共管理学院本科一年级岑芳园2011200491 我国报刊业历经了一段困难重重的发展之路，它“起源于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①，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报纸……而到了如今21世纪，一个媒体狂欢信息爆炸资讯过剩的时代，虽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报纸依旧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重要性和必要性，仍然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
（据09年中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②）显而易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为报业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更多的专业人才，更现代的运作模式，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更广大的受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此刻的我们是否已经真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世界的飨宴？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与报纸业在物质方面发展的饕餮大餐相比，精神领域的我们食不果腹，头脑空空。
文化快餐时代，报纸似乎也不可避免感染了某些令人诟病的症状。
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喧嚣浮夸的标题，越来越空洞无物俗不可言的内容，猎奇炫富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风尚，庸俗媚俗低俗化正在一路高歌猛进，夸大其词虚构捏造已不足为奇，“白纸黑字”都须得再三思量。
在报纸热衷于铺天盖地报道名人隐私社会晦暗来满足人们阴暗的窥探心理的时候（“艳照门”事件可谓典型），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索，只知盲目地追逐所谓热点爆点来哗众取宠的时候（如“华南虎照”事件之纷扬），甚至记者丧失职业操守收受金钱沦为企业大亨高位权贵者的发声工具的时候（河北蔚县矿难竟有10余名记者收取封口费）……夸耀现代报业在设备上的先进，销量的惊人数字诸如此类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以把自己卖出去为根本目标的报纸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灵魂，而以金钱、地位和名气为职业生存目的的报人也已不再具备存在的真正价值。
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国家中心主义新闻思想
产 党 的时候 ， 是我 主 张把 共 产党 叫做 ‘ 匪’ ， 所 以全 国都 说 的“ 重庆 专 电” ， 那 时他 已病 倒 在床 。 １ ９ ４ １ 年７ 月 ７日， 他
。 病危之 际“ 犹 时 以把 报 纸 努 力做 位 在向《 大公报》 公开施压。这还 不算 ， 由陶希圣主持的 世 界 人 类 自 由万 岁 ” “ 中宣 部 ” ， 又把 “ 共匪” 改为“ 毛匪 ” ， 叫嚣 什 么 “ 朱 毛不 死 ，
军” 而绝不妄称 “ 共匪” 和“ 匪党” 。１ ９ ４ ４年 ６月 １ ２日共 军 阀 吴佩 孚 ， １ ９ ２ ７年 １ １ 月 ４日 ， 他在 《 呜 呼 领 袖欲 之 罪
中 二骂 汪精 卫 “ 特 以好 为人 上 之故 ， 可 以举 国 家利 益 ， 产 党 的领 导人 毛 泽东 在延 安 接见 “ 中外 记 者参 观 团 ” 的时 恶 》
言 论 的。 “ 小骂大帮忙” 最 根 本 的 立 足点 还 是 对 国 家对 人
“ 小骂 大帮忙 ”
民有 益 。 不 可 否 认 ， 张 季 鸾对 国 民党 在 “ 骂” 的 时候 是 期
希 望从 中帮 忙 ， 对 共 产 党 的“ 骂” 可 能 １ ９ ４ ５ 年１ １ 月２ １日 ， 重庆 《 新 华 日报 》 发 表社 论 ． “ 在 待 它有 更高 的发展 ， 在 于 是 无 心 帮 忙： 的 ， 因为 他 的 目的 在于 维 护 国 家 的核 心 若 干 次要 问题 上 批评 当局 ， 因而建 筑 了 自己的地 位 的《 大 当时 的 局 面 无 意 国 民 党 占有 绝 对 优 势 。 但 是 公报》 ， 在 一切 首 要 的问 题 上却 不 能 不 拥 护 当局 ， 这 正 是 政 治 力量 ， 张 季 鸾是 站 在一 个 国 家 民族 的 立场 讲话 ， 他的 《 大公报》 的立场。 ” 从骂 的角度来看 ， 张不仅骂共产党 ， 在 客 观上 ，
新闻传播名词解释
是上海第二份商业报纸。
1872年由英国商人美查等人创办，编辑权交由蒋芷湘、钱昕伯等人，是外国人创办报纸中第一家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报刊。
《申报》将新闻报道放在首位，最早使用电报、发布号外以保证时效性。
内容上，大量报道社会新闻，注重言论工作，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1876年开始使用新闻图片。
业务上，出版其他期刊、书籍。
“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开始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抨击蒋介石独裁路线，为上海私营报纸树立一面爱国旗帜，也为《申报》强化自身形象走向报业巅峰时代奠定基础。
1949年停刊。
《申报》的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
2、史量才新闻事业家。
1912年接办《申报》，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政治上保守。
史量才构想报业托拉斯在国民党当局压迫下破败，史量才邀请黄炎培、陶行知、戈公振等人参加《申报》，共商革新。
1931年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认清民族危机与救亡运动的爱国热情，开始在《申报》上刊登抗日救国主张，抨击蒋介石独裁路线，以《自由谈》最为突出。
这种变化意味着《申报》脱离国民党的控制，1934年史量才遭特务枪击身亡。
3、《万国公报》新闻史上出现过两份《万国公报》。
第一份是由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在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
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改名后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1907年林乐知逝世而停刊。
第二份是维新派于1895年创办，内容以讲论洋务为主，由康有为筹资，梁启超等人担任编辑，后强学会成立后改名为《中外纪闻》，1896年被迫停刊。
4、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清末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
1895年主编《万国公报》与《中外纪闻》，停刊后又主持《时务报》，大力宣传变法。
将《时务报》创办成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戊戌政变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媒体的立场——精选推荐
媒体的立场不日前，笔者打开电视，偶然发现了××电视台某国际栏目播发的关于伊拉克接受联合国1441号决议的新闻分析与评论，客观地讲，此新闻分析的内容还是翔实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主持人的用语和倾向性却令我错愕。
应该讲，伊拉克接受这一协议还是应当受到欢迎的，尽管作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伊拉克有些勉强，但它已是别无选择。
我们注意到，即便是这一协议本身，也是经过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极大努力，才从美国主导、英国附和的“战争”决议草案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的结果。
无论这一决议最终是以战争结束，还是以和平告终，伊拉克至少还是赢得了一些时间、赢得了一个机会向全世界提供伊拉克在全面履行联合国关于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决议问题上“无辜”的证明。
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无论伊拉克是否还在研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便是英美现在也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而联合国通过英美提出的决议案本身，也只是根据两个不仅拥有、而且是拥有世界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的两个核国家的怀疑和猜测！至于他们提出这一决议草案的动机，我们大概也只能从“9・11”事件后美国的国内政治需要和美国鼓吹的“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的“绝对”二元分立的全球反恐行动中去寻找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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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那种反应在美国人民沉浸在大量无辜平民罹难的悲痛中时还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从未经历过类似危机事件而手忙脚乱的美国政府的应急反应和对策。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不能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尤其是一个曾经理性的人作出过激的反应乃至借此为所欲为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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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的“四不主义”与自由新闻观探析
作者：李阳冉
来源：《今传媒》2015年第07期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取“以文章立世”之义，中国新闻家，政论家。
人如其名，后与成舍我、史量才、邵飘萍并称为“民国四大报人”。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时局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忠实地记录着中国每时每刻发生的大事要情，他苦心经营的《大公报》记录着万千民众和社会精英们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所作的积极思考和建议，他通过自己的文章为当政者提出中肯与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他身体力行地为民族的团结和新闻言论自由作着坚定的呼喊，他针砭时弊，“三骂”当局，酣畅淋漓。
先声远去，其文尚存，季鸾先生的办报理念与新闻自由观也对当下报业的发展深具启示价值。
一、张季鸾早期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1926年，天津《大公报》正式由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合组创立的新记公司接办，张季鸾时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新闻评论。
9月1日，《大公报》以全新姿态复刊。
在《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张季鸾就先声夺人，他以“记者”署名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文章中郑重明确地指出《大公报》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被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
“不党”，即“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
……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1]”纵观张季鸾的一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
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有朋友劝询他加入同盟会，他态度坚定地说：“我只是一届文弱书生，曾立志要做新闻记者，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报效国家。
我认为，做新闻记者最好不要加入任何党派。
[2]”张季鸾经营的《大公报》面对各方军阀党派之间的斗争，不受任何一方势力的约束，始终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以国家利益为标尺，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发表负责的新闻评论，为记者争取了一定的言论自由空间。
“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亦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团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张季鸾认为只有让报纸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才能让言论获得独立自由，不与实际政治发生联系。
“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以报纸谋私利，不受私人所控，并竭力让报纸成为民众敢于发声，自由表达个人意见的工具。
张季鸾曾认为，报纸应该是所有人的喉舌，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只要有冤屈都可以诉诸报纸，自由开放地表达意见。
但同时自由不是绝对的，它的另一面是责任，没有责任观念的言论，不能够得以自由地传播。
“不盲”，即“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张季鸾认为“不盲”是办报的最高境界，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明辨是非，理智冷静是报人应有的态度。
“四不主义”的精髓即文人论政，不受约束。
政治上不受任何党派掌控，经济上保持独立，思想上注重个性的独立自由，反对言论控制，这也是《大公报》取信于民的全部内涵。
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中国报纸自此不再以纯粹的商业利益为经营目的，也不再一味地受政党约束，而是进入了独立报纸的更高层次，是中国报纸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二、张季鸾“外和内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
作为一名杰出的职业报人，张季鸾首先呼吁的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
这种观念既源于他早年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向往，也起因于他从日本回国后，曾目睹了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内广泛地传播以及在报纸上的广泛实践。
为此，有人评价他是一位“外和内刚”的自由主义斗士。
从新记《大公报》创办到抗日战争前，张季鸾在报纸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提倡并重视新闻自由的文章，如1928年9月1日，在《大公报》续刊两周年时，他发表感想：今后将以人民的立场，拥护并赞助政府建设国家;又先后发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论言论自由》等多篇社论。
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创办十三年后曾对自由主义报业理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
中国报人信仰的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
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归结起来主要为“公”、“诚”、“忠”、“勇”四个字，是西方新闻自由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结合。
他始终怀着报恩思想，以准备失败的精神来保证言论的自由与独立。
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先生针对昔日好友曾发出由衷地敬佩，“他的道德文章、处世技术，一切都在我以上……季鸾为人，外和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
而其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
……[3]”张季鸾先生为人谦和忠厚，尤其对待青年更是诱掖引导，惟恐不及;为文则尖锐锋利，曾发表了著名的“三骂”社评，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好为人上”、三骂蒋介石“人生观之谬误”，不偏不倚，以理服人。
他的人格与报格令国人钦佩不已。
三、张季鸾的新闻自由观对当下报业发展的启示
（一）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
张季鸾不仅是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充满着济世情怀的“论证文人”，更是将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式”报恩思想、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的践行者。
他在《归乡记》中曾深情地
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
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全社会对我有恩，都应该报。
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人民若常常这样想着，似乎易于避免堕落，这是我的思想。
[4]”
在新时期，面对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报业面临着转型，受注意力经济的驱使，报纸的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
部分新闻从业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一味地迎合受众，有偿新闻、新闻欺诈等现象屡见不鲜，最终造成媒体公信力的消解，使得报业发展举步维艰。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与自由主义新闻观启示我们，今天的报业转型若要步入正轨，职业报人则必须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站在公众的立场思考问题，勇于发声，为维护公众利益不懈努力，为新闻事业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的繁荣进步不懈奋斗。
（二）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有机结合
张季鸾的新闻专业主义体现在《大公报》的每一处，他将身心完全贡献给了《大公报》并通过报纸完全贡献给了社会和国家。
于他而言，新闻不仅是他的职业，更是他的生命。
同为《大公报》创始人的徐铸成曾回忆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版面。
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用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
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
他的敬业精神令同行后辈敬佩不已。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新闻传媒业也逐步实现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在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中，如何争取更多受众、扩大自身影响力成为新闻媒体的必然追求。
而当新闻成为一种商品，就不免会出现过度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不仅会造成新闻本质弱化，还会对社会舆论产生负面的引导，对公众日常行为形成不良暗示，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早期报人以及当时报业发展情况的影响下有了新的突破。
他对当时许多报刊经济上受人牵制，丧失报纸独立性这一现象深有体会，也对报纸的独立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主张报纸应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政治上不党，经济上独立，办报目的上不带有任何私图，只是作为公民自由表达言论，维护公共利益的喉舌。
报纸作为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无论在何时，都应保持其独立性，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始终拥有独立的“报格”，将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取信于民。
（三）西方自由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
张季鸾早期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主张反对政府压制舆论，统制新闻，积极追求言论自由。
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他的自由新闻观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着。
这一时期，他倡导一切都应服务于抗战救国的大局，认为言论要服从国政，接受统制。
由此可见，张季鸾的新闻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他的新闻思想以抗战为界限，由主张绝对的新闻自由转向相对自由，报纸的性质也从“独立的舆论机关”转向“国家的宣传机关”。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人人都是麦克风，新闻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报业也处于改革转型期，而如何攻坚克难，实现报业的顺利转型，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所要深思的问题。
近年来，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标榜新闻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借着“维护人权”与“新闻自由”的名义一再干涉别国内政，但实质上，这种所谓的“自由”是虚伪的，是被财团、企业所控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必须受到一定法律规范和阶级立场的约束。
因此，我国报业要健康发展，必须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新闻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自由观，最终实现自由与纪律、自由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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