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模式分析

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模式分析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和政治经济的融合，企业已经步入政治竞争时代。Faccio（2005）从全球视角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很多国家都广泛存在，特别是产权保护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①在许多产业，政治上的成功与经济上的成功同等重要，因此企业往往将政治战略作为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政治关联已成为企业取得成功的基础。许多企业在制定市场竞争策略去战胜对手的同时，无不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他们通过影响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从而获得各种政府资源，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水平。企业越具有长远发展意识，越会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这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内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在中国转型背景和关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广泛存在。②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将近1/3的人希望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政治关联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是某些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连跨国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时“关系为王”。③民营企业通过不同渠道拥有政府资源，与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建立紧

密的联系，从而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并带来政治利益和经济效益（周黎安、陶婧，2009；Li et al.，2006）。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竞争工具能拓展民营企业的外部生存空间，为民营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然而，政治关联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成本，从而损害企业绩效。Fan et al.（2007）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造成了政府对企业的侵害，导致了企业绩效下降。很多案例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存在侵害行为。可见，政治关联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它对民营企业的生存既能够发挥正面的促进作用，也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效应。

政治关联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甚至决定着民营企业经营的成败，因此，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目前，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政府不仅在体制方面给企业带来巨大影响，而且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运营。在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有着复杂的动机，随着企业经营活动中政治意识的加强，政治关联策略的运用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关注。

一、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利益链结构

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国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日益受到全球的瞩目。然而，众多的新闻报道表明，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行政效率比较低，并且存在一定的腐败行为。根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中国在145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十一位。由于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歧视等原因，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政治因素和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比较弱，不足以保护私有产权，也不能强有力地保障合同的执行。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制度性困难，而这些困难为民营企业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并最终损害了民营企业价值。因此，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营企业采取一定的政治战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对其生存和发展至

关重要。

同时，由于中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和政策性负担，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掠夺民营企业资源的强烈动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预算外收支的权力，使地方政府实际拥有很大的自主收支权。随着政府支出的大规模增加，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地方政府只能不断扩大税源以增加预算内收入。但地方政府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预算外收支体系，增加预算外收支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收支缺口很大的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重要选择。地方政府往往依赖民营企业来增加预算外收入，向民营企业大量摊派费用，加剧了对民营企业利益的攫取，进而降低了地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损害了地区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另外，政府为了实现政策性目标，如地区发展、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会将各种社会性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身上，从而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负担和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扶

持是有代价的，民营企业必须为政府官员提供利益，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Djankov et al.（2008）强调，赋予政府权力是为了治理经济生活中的无序和无政府状态，但是政府及其官员往往滥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及其官员利益的获得往往是以民营企业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表现出“掠夺之手”效应。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出加强的趋势。Li et al.（2006）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收负担越严重、法律体系越弱的地区，民营企业家越可能建立政治关系。政治关联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资源、利益和机会（见图1）。民营企业往往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特殊个人关系来取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和机会。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企业，政治战略的手段是大量灰色或非法手段，政治战略的目标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关系”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政治关联可以为民营企业带来“扶持效应”，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政治关联有助于减少民营企业的成本，增加盈利机会，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经济利益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首要和根本动因，当前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大多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认可,其真正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转型经济中,除了传统的企业家能力之外,政治关联显然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与政府的交往能力。具

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了解政府的政策动向,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这为民营企业在政府采购、开发权、用地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企业涉足政治被认为可以获得更好的税收优惠、贷款政策和市场准入等利益，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Fisman，2001；Faccio，2006）。通过建立政治关系，可以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土地、贷款、特许经营权等瓶颈问题，或者获得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基金扶持、临时性大额资金周转等直接经济利益。这些资源和利益正是转轨时期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胡旭阳和史晋川（2008）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从而获得垄断利润。因此，紧密的政治关联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避免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并取得超常规的业绩表现。

二、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模式

民营企业在发展与政府的关系时通常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模式，有的民营企业采用严重违法的手段，最终导致民营企业行为的败露和经营的失败，而有些民营企业将政治关联手段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沿，不仅获得了政治庇护和利益，而且取得了经营的成功（见图2）。由于民营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支配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一）违法的政治关联模式

在中国法律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许多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往往通过违法的手段（甚至黑色手段）来建立政治关系。这些民营企业除了发展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之外，重点培养与关键官员之间的关系，因此通常会涉及行贿等非法手段，进行权钱交易。这种政治关联模式虽然能够使民营企业获得暂时的利益，甚至很大的利益，但当其所依附的政府官员或他们的利益链出现问题时，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民营企业将会最终丧失其所获得的利益。

大量的案例证明，违法的政治关联模式容易导致民营企业经营的失败。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民营企业通过违法的手段来建立政治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存在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并且受到民营企业不良生存环境和不良政府生态的极大影响。例如，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是一种典型的违法政治关联模式。“远华”案的特点是赖昌星利用合法的企业（“远华公司”）经营非法的走私生意，走私的物品包括汽车、电器、原油以及枪支弹药等，走私金额高达30亿人民币，涉案人员159人。他们通过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保护关系网，从中央到省、地、市，众多官员都与赖昌星有利益交往；从部门来看，党、政、军、警、海关、银行均囊括于内。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被牵扯进去的官员职务较高，人数较多，包括厦门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厦门海关、厦门国税局、厦门海事局、厦门商检局、福建边防总队、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干部共达346人，其中厅级以上高官20多人。“远华公司”走私多年，背后有官方

势力的大力支持，此集团的运作是私人企业、政府、军方及海关相互配合的结果，政府中的部分人充当了“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

在中国矿产行业，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矿产企业的黑色交易也很猖獗。在官员的庇护下，民营企业主与商人几乎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矿难最多的国家。漠视矿工生命的煤矿之所以未被查禁，就是因为严重的“官煤勾结”；不少煤窑老板为了逼迫矿工卖命，甚至借助黑社会势力撑腰。这种“官煤结合”构成的保护屏障使来自中央政府的清查流于形式，中国仍然处在矿难高发状态。2007年河北唐山杨树宽黑社会团伙案发，团伙竟然拥有装甲车、机关枪、催泪弹和其他枪枝30多支、军用车辆3辆，他们以武力胁迫，霸占数座矿山，勒索他人财产多达8亿多元。该团伙之所以能够横行地方，只因为他们拥有公安系统充当“保护伞”，并以每月数十万贿赂公安官员。

还有很多案例表明，民营企业往往运用非法的手段建立政治关系。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的广东省汕头、普宁等地共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此案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及指挥下发生的。一些基层政府负责人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假企业虚报增值税；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曾经号称“金融帝国”的新疆德隆不仅仅是一群违规的价格操纵者，而是一张“网络”——一个用制度和文化编织起来的坚强网络，它拥有的力量要比显示出来的大得多。德隆管理层最大的一部分就是从政府下海的官员，从而与政府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德隆不是一家一般的企业，它是一家懂“政治”并且讲“政治”的企

业。通过非法手段建立政治关系而致富的民营企业，其背后必然隐藏着许多不可披露的“黑幕”，也直接诱发了中国社会普遍的仇富心态。

（二）合法的政治关联模式

然而，也有很多民营企业通过合法的手段与政府部门和官员建立一定程度的政治关系，从而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和经济利益。这些民营企业（家）非常熟悉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规则，具有很高的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深谙处理政企关系的艺术，能够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建立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密切关系。

中国有众多的民营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堪称典范，如复星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集团等，他们不仅能够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获得了持久的成功。复星集团创建于1992年，在公司创始人郭广昌的带领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其核心业务横跨医药、房地产、钢铁、矿业、零售、金融服务及战略投资等六大领域。目前，复星已稳居中国企业前五十强，旗下产业业绩稳定增长，在行业内也基本进入国内前十强。近几年，复星集团凭借娴熟的资本运作手法，通过并购整合多个行业的国有企业之后迅速崛起，其高层管理者无不具备某种形式的政治关联。在复星集团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不但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如担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行业协会领导职务，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九届执委会常委、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具有相当高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

复星集团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这些宝贵的政治资源。在公司创始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复星集团在许多政府管制行业进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复星集团进入了钢铁、金融等行业。除了复兴集团之外，在民营企业中，万向集团、新希望集团等著名民营企业也是培育政治关系的成功者。万向集团的创始人鲁冠球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他们与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企业家本身就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形象，扩展了民营企业的资源和影响力，推动了民营企业走向成功。

民营企业（家）通过合法的方式建立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企业家可以以个人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并向政府反映和表达他们的想法。第二，民营企业家可以通过相应的行业协会和企业家协会，比如民间商会、工商业联合会等，集体向政府反映他们的诉求。第三，民营企业家可以在各级人代会、政协会议等正式场合与各级政府官员保持接触，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可见，民营企业家通过政治身份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减少了来自于地方政府方面的利益侵害，并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和各种资源。

因此，转轨经济条件下，明智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应该“市场与政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并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完全政府导向的“周正毅式”和不尊重当地政府，完全市场导向“孙大午式”的企业高管在当今中国取得企业成功都很困难，相反郭广昌、鲁冠球等政府

—市场双重导向的“红顶商人”模式或许才是当今中国成功民营企业家的典范。

（三）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

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是民营企业与政府为了共同的利益，形成稳定的利益集团。在某些行业，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往往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紧密的政治关系。这种政企关系的基础是政府控制和政府利益，即政府通过控制产业发展和资源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民营企业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和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就会积极地发展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关系。

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在中国房地产界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中国房地产这个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大游戏中，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在许多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而这些滚滚而来的财富大都流进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相关部门的口袋。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其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

另外一个收益是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据测算，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高达1∶2.86。在房地产最为炽热的上海，2009年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1 220.92亿元，增长30%，占上海GDP的8.2%，为近年来最高。上海2009年GDP增长率为8.2%，而房地产增加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39.4%。上海房地产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在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和价格的大幅攀升的刺激下，2009年土地市场异常火爆，土地出让金大幅攀升。2009年，上海土地出让达到1 043亿元，同比增加达172%，占其财政收入的比例为41.06%，2008年和2007年该比例为16.03%和38.19%。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

在中国房地产业中，如果说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者，那么房地产商则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号受益者。虽然房地产商的利润在整个房地产价格中只占到15％~30％，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在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在排位前十的富豪中，从事房地产业及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富豪（或家族）多达八位，房地产业仍是制造富豪的强大源头。由于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汲汲于囤积居奇、捂盘惜售、违规认购、哄抬房价等，进一步造成房价畸高。在中国房地产的长期牛市中，地产商与地方政府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伙伴关系。政府与地产商的合作基

础是房地产商对当地财政收入及GDP的贡献，这一直是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造成了社会利益与权利的再分配与再调整，即“利益重组”，随着资产规模增加开始出现以利益为依归的聚集群。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也从单一性的同质社会向多样性的异质社会转型。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从长远角度讲，应对社会利益集团，政府还要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制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结论

政治行为和政治策略对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又有着更特别的意义。由于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歧视等原因，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及其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影响。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张维迎，2001）。在这些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模式，研究发现中国民

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模式包括违法模式、合法模式和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明智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应该避免违法的模式，而要充分借助合法模式和政企利益一体化模式来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本文的研究有利于理性地认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成长途径及行为特征，促进学术界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深入探讨，而且有助于民营企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并制定更有效的政治战略，以促进企业绩效和竞争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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