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北京新高考变化分析(语文)

2020年新高考语文卷解读（北京适应年卷）第一部分：整体分析（从试卷结构、难度、题型和整体分值上分析整体的变化）此次语文卷在命题上有不少亮点：一、落实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增加了语文基础运用考题（21题），考查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

二、作文部分命题趋势体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引导考生自觉继承优秀文化。

三、名著部分除常见的微写作考查形式外，增加了主观题（16题）的呈现形式，将《红楼梦》诗词与诗歌鉴赏有机结合，考查了学生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

四、《论语》和《红楼梦》是今年高考必考篇目。

11题和16题，这种趋势已经在命题中体现出来了。

本卷体现了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贯彻落实，延续了去年高考北京卷的命题方向，侧重对民族传统文化、文化经典和文学名著的理解与鉴赏能力，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考能力。

如第一大题关于书法艺术的话题，属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第二大题《论语》中关于颜回的语段，属于文化经典研读的范畴；第三大题中有关《红楼梦》中第76回的诗句问题，属于必读名著阅读的范畴；第四大题的文学类文本，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第五大题”春节”的作文，考查学生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因为今年”春节”期间发生的疫情，有很多值得叙写的故事。

第二部分：针对重要变化逐项分析，利用表格形式呈现（包含新高考和2019北京卷）1．试卷结构变化试卷结构与传统高考相比有少许变化。

从试卷结构与题型来说，稳中有变。

第一大题非文学类文本阅读依然采用非连续性文本的形式，由6道题变成5道。

围绕筛选并整合文本信息、理解作者的观点态度和归纳内容要点出题，有一道主观题。

与去年不同的是，客观题有推断能力的考查，主观简答题体现对三则材料观点的综合把握。

第二大题中文言文阅读增加了对虚词的考查；文化经典研读还是从《论语》中出题，考查学生对人物品质的理解。

第三大题的诗歌鉴赏是考查对同一题材的两首诗的比较鉴赏能力。

第四大题的文学类文本阅读依然考散文阅读。

第五大题增加了语言基础运用题，微写作延续围绕名著出题，有写作现代诗的题目。

大作文依然是议论文和记叙文二选一。

试卷多文本阅读和文言文阅读难度略有下降；微写作考查更趋专业化，间接抒情技巧成为考生试金石；第二道大作文题要求考生关注现实生活，语文试题多文本阅读考了5道题，有4道是选择题，1道是简答题，这个比例是北京近几年高考多本文阅读题比较常见的比例。

尤其是多文本阅读题4道选择题都是3分的正规选择题。

文言文阅读题难度比2019年文言文高考真题低，基本回归多年来文言文阅读考查的常见形态，即1道实词选择，1道虚词选择，1道翻译的客观选择题和1道文意理解的客观选择题。

这套试卷将主观翻译题的4分省掉了。

另外，简答题难度不高，整个多文本阅读和文言文阅读难度没有变化，甚至有下降。

2．考查内容和题型略有变化从以上对比可以发现，适应性考试增加了语文基础运用考题（21题），增加了主观题（16题）的呈现形式。

整套试卷突出了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考查。

尤其是对《红楼梦》的考查，以主观题的形式单独出来，不再和微写作合并，微写作三选一的形式，相当于是选考。

而适应性考试则是必考，对《红楼梦》考查应该是北京高考的一个指向性，就是精确考查，而不是粗线条考查。

3．难度要素变化（《论语》《红楼梦》成为必考内容）与传统高考不同的是适应性考试增加了语文基础运用考题（21题），考查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

增加了主观题（16题）的呈现形式，将《红楼梦》诗词与诗歌鉴赏有机结合，具体的知识点考查更为精细。

4．备考指导对各类文本的考查点要全面复习，注意考题的变化传递的信息。

如非文学类文本阅读对推断能力的考查，文言文对虚词的考查，语言题对语言的连贯、病句的考查，微写作对现代诗写作的考查，大作文”春节”可以写今年春节期间出现的疫情，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考查等。

在复习中考生要做到，夯实考点知识，熟悉题型，掌握答题思路方法，关注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社会现实问题。

鉴于这次适应性考试难度不大，高考的难度肯定会比适应卷难度大。

请考生务必做好心理准备。

补充材料：关于篆、隶、分、真、楷等正书体的重新考察该如何对待正书摘要：邵正红(浙江)书法顾童恭(浙江)书法学书一定要从楷书或正书学起，或一定要学楷书、正书，这并不是新话题，更不是新观点。

本来稍有点常识的书法人都应知晓。

但最近几年乃至几十年来，学书法不一定要从楷书学起，甚至不一定要学楷书，成了许多人一个强烈的自我个性张扬的艺术理念与主张，并产生了相当的共鸣。

很多…学书一定要从楷书或正书学起，或一定要学楷书、正书，这并不是新话题，更不是新观点。

本来稍有点常识的书法人都应知晓。

但最近几年乃至几十年来，学书法不一定要从楷书学起，甚至不一定要学楷书，成了许多人一个强烈的自我个性张扬的艺术理念与主张，并产生了相当的共鸣。

很多人认为，那种要从楷书学起、一定要学楷书的观念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已经过时了。

甚至前不久，我还听到一些高谈阔论：如果只会写楷书而不会写行草，那不算真正的书法家。

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楷书不能算是书法艺术，顶多算是写字，写字不等同于书法。

必须要说明，说这些话的人不是书法外行，而恰恰是书法内行。

外行人说外行话自不奇怪，但内行人说外行话则不得不警惕了。

今天的书法家十分沾沾自喜的一点就是，动辄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观念、各种思想，似乎这才叫艺术，而且自以为超过了民国，超过了清朝，似乎当代书法已经进入全面复兴、全面繁荣的时代了。

果真如此吗?无可置疑，当今书法家接受了各种最新的艺术思潮，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接受各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但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基本功的训练。

基本功从何而来?从正书体而来。

正书体包括除楷书以外的篆书、隶书、真书、分书等。

有人会问：按照你这意思似乎学书必要从篆书甚至要从甲骨文学起了?我当然不是此意。

因为甲骨文是比较简单的字体，笔画和笔法都还比较简单，属于祭司群体一种比较私密化的书体，甚至可以认为不是一种成熟的书法艺术。

但到了商周金文则大不同了。

商周金文，也即先秦的大篆体系的书体，无论是书写还是笔法，都十分繁复、精美、华贵，具有一种贵族化的审美。

这是书法艺术真正璀璨的时代，可以说，书法艺术的高贵与华美，即以金文为代表。

到了东周末年，列国分封，群雄并起，中国很快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贵族体系被分化、瓦解，原有的贵族化审美也随之而消解，这时候，社会阶层剧烈变动，下层或民间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向上层流动，于是，出现了真正以知识和文化为职志的民间独立知识分子，也即产生了真正的文人群体，比如孔子、孟子、墨子等。

而这些文人知识分子由于身份较低，其书写材料也不可能再是青铜器或贵金属器皿，而只能是比较廉价的竹简。

这时，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竹简由于适应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书写，故而大量诞生。

竹简书法的诞生，使得大篆体系的书法形态开始向隶书形态转化。

因为大篆形态的书体结体繁复，行笔迟缓，必须一笔一笔一丝不苟，而青铜器这种书写材料，决定了它的书写只能是比较端庄，故所用字体只能是正书体。

因此，在没有纸张的情况下，简牍的产生，为书写提供了便利。

简牍产生之后，原有的大篆形态的书写方式则必须进行革命，这样，就要追求大篆的行草化书写，这便是草书的雏形，也即篆草或草篆，而篆草或草篆的出现，恰恰为隶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或者可以说，早期的隶书形态，就是这种篆草或草篆形态。

当然，区分是篆书还是行草书的依据是篆书行草化的程度。

如果篆书草化程度很低，虽然加入了一定的行草书笔意，但仍然还属于篆书，但这种篆书已经具备了行草书的雏形。

而先秦时期行草书的雏形即是隶书。

也就是说，篆书的快速化书写，是隶书产生的标志。

而先秦时期的隶书基本是书写在简牍上的，这时的书写工具也逐渐由原来的刻刀(硬笔)向毛笔(软笔)转变，书写方式则由原来的刻转变为了写。

目前出土的战国竹简书，大部分是以毛笔书写的，具有比较明显的笔锋和轻重粗细对比变化，而毛笔(软笔)与硬笔书写的差别之一便是，毛笔书写可以较为快速，而硬笔刻写则行笔较慢。

因此可以说，毛笔的出现，为书写速度提供了便利，改变了过去刻的书写方式。

而毛笔这种追求相对较快的书写工具，使得书法在字体和笔画形态上必须有所调整，这样，原有的大篆书体开始简化，一方面朝着小篆方向转化，一方面则朝着隶书方向转化。

而由篆书向隶书的这种转变，也就是分的过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八分”。

八分和八分书并不是一回事。

八分是一个动态化的演变过程，而八分书则是东汉末年产生的一种书体。

八分之八非数字之八，而是分的意思。

八者，别也，分也，背也。

八分也就是分，分就是书法产生逆势的进程，而这一进程正是隶书演进的进程。

八分之背，也即隶书笔法中的逆势。

而由篆向隶的分的进程，也许要四五百年以上。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篆书的八分即是隶书，也即是篆书的隶书化书写。

篆书的隶书化书写是隶书的最早形态，但依然还是篆书;当篆书的隶书化程度较高的时候，则可以两可，既可以仍然称为篆书，也可以称为隶书;当隶书化程度进一步发展、提高，就不能称篆书，只能称隶书，但可以说含有篆意的隶书。

相比于行草书，八分书才是一种最基本的书体，行、草书则是篆隶楷八分书的快写风格。

但必须强调的是，行书和草书并不是一种真正独立的书体，它包含于篆书、隶书、楷书和八分书之间。

也就是说，真正独立的书体，并不包含行书和草书。

这个是千百年来书法史和书论家对书体的一种误读。

那么如何理解?这里有必要接续前面所说的八分，来进一步说明正书体的八分进程。

如前所述，篆书的快写过程，也即产生了隶书，隶书转变的进程，也即是篆书快写的进程，而篆书的快写，也即诞生了行书和草书，也即是说，篆书的快写进程即是篆书的行书化和草书化。

所以，没有篆书这种书体，便没有行书和草书形态。

那么为什么说行书和草书不是独立的书体呢?因为篆书的行书化和草书化并不是一种固定形态，而是根据篆书行书化和草书化程度的不同而有千差万别，篆书的草书化程度越低，则它的行书形态比较明显，草书化程度越高，则它的草书形态比较明显。

这可以从现在出土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从这些考古发掘的战国简及汉简书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即即便是同一时代、统一地域或同一系统的简牍书，其形态表现也千差万别，有的还呈现出十分浓厚的篆书笔意，甚至就是篆书，但又是一种快速书写的篆书，如包山楚简，有的则是略显呆板、僵滞、笔画整齐划一的隶书化书写，如湘西出土的里耶秦简，有的则是比较肆意、奔放、且粗细悬殊的具有浓厚的隶书粗放型书写特征、波碟比较鲜明而夸张、末笔翘得较高的书体即八分书，如甘肃武威、天水等地出土的汉简，同样是武威汉简，也有比较具有章草书特征的书体，这种书写介于隶书与草书之间，或可称之为隶草书。

也就是说，这些形态丰富、用笔灵活的简牍书，本非一种独立的书体，但其大多由篆、隶、分等几种书体的草化书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