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_游自勇
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边”类表方位名词考察
“ ” 作名词 置 于人 名之 后 ， 边 用 表示 一 个具 体方 位 或所 在 的 特 殊用 法 ， 当是 由“ ” 应 边 表示 附近 、 旁 边 的这一 义项 ， 申而来 的。 晋南北 朝 时期 ，边 ” 引 魏 “ 的使 用 频 率 逐 渐提 高 ，¨ 了左边 、 边 、 边 、 ｆ现 耳 天 东 边 、 边等 用法 ， 示 附近之 义 。 边 ” 南 表 “ 的词 义再进 一 步虚 化 ， 形 成 了前 边 、 边 、 便 后 里边 、 边 、 边 、 外 卜 下 边 等用法 。 敦煌契约 文献 中的“ ” 似于“ 边 类 前 边 ” “ 边 ” 的 “ ” 表 示 一 个具 体 的范 围 ， 实 、外 中 边 ， 其 义 已经 弱化 ， 不用 作词 缀 ？ 但 据统 计 ， 吐鲁 番 ｍ土 的契 约文 献大 多选用 “ ” 边
另几例则纪年不确 ， 据张传玺先生考证 ， 疑为 晚唐 或五代 时期 文书 ， ： 如 《 某年 敦煌 曹清奴 押铛便 豆麦 契 》 “ ：口口三月 日， 中元 部 落百 姓 曹清 奴 为无 种 子 ， 于 口口寺 今 僧手 下佛物处 便麦 肆硕 ， 口豆壹 硕 。”１ｏ ［＇０ ４． ｒ ４ 以上两例均出 自敦煌地 区百姓 向寺院僧人借 贷 粮食 的契约 文书 。 法 国汉学家谢 和 耐对 中国五 据 至十世纪敦煌地区寺院经济的研究 ， 寺院及僧人将 寺 院财产 用 于商 业 活动 ， 向百姓放 贷 （ 括钱 财 、 包 粮 食等 等 ） 以此来增 加所布施 的和不可分割 的财产 。４ （ ） 上两例 中， 介词“ 引进的对象均为“ 于” 某寺僧 某某 ”“ 下 ” 于僧 名 之后 ， 具 体方 位 ， 调借 ，手 置 表 强 贷 的对象 ， 即放贷 人 。 最 迟在 国时期 已经产生 了“ 手下 ” 一词 ， 表示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郝春文、游自勇敦煌学考博参考书-考博分数线-专业课真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郝春文、游自勇敦煌学考博参考书-考博分数线-专业课真题一、专业的设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招生21人，有4个专业，分别是考古学、中国史、历史教育学、世界史。
二、考试的科目三、导师介绍郝春文，男，汉族，1955年7月4日出生于北京通州区，历史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郝春文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
他曾承担国家教委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中古时期佛教与社团的关系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著有《中古时期社邑研究》游自勇，男，中共党员，1978年生，福建莆田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方向：隋唐五代。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考博如果能够提前联系导师的话，不论是在备考信息的获取，还是在复试的过程中，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决定性的帮助。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可以协助学员考生联系以上导师。
四、参考书目专业课信息应当包括一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参考书和资料的使用。
这一点考生可以咨询往届的博士学长，也可以和育明考博联系。
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从参考书抓取核心书目，从核心书目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如何高效的研读参考书、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灵活运用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来答题，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段最需完成的任务。
另外，考博资料获取、复习经验可咨询叩叩：捌九叁，二肆壹，二二六，专业知识的来源也不能局限于对参考书的研读，整个的备考当中考生还需要阅读大量的paper，读哪一些、怎么去读、读完之后应该怎么做，这些也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分数。
第二，专题信息汇总整理。
每一位考生在复习专业课的最后阶段都应当进行专题总结，专题的来源一方面是度历年真题考点的针对性遴选，另一方面是导师研究课题。
最后一方面是专业前沿问题。
每一个专题都应当建立详尽的知识体系，做到专题知识点全覆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研究综述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8 年。
⑤ 杨文和主编：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东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⑥ 赵玉亮：
《吐鲁番文书（一）》，
王春法主编《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
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⑦ 孟潇碧：
《吐鲁番文书（二）》，
献 6 件，婆罗谜文、吐火罗文、龟兹语等胡语文献 8 件。其余 99 件则全部来自吐鲁番。113 件文物
中，
一级品 13 件，占该批文书总量的 9%，占比极高，这在各类文物定级比例中是罕见的。
（二）传世书画和文献类
即名家旧藏的传世文献中书法优美者，其内容主要为写经，间杂裱入同一手卷或册页的文
书。写经数量较多，馆藏首尾完整的写经及写经残片有近 170 件，其中大多装裱为卷轴，另有一本
一步整理。
此外，还有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著名收藏鉴定家钱容之
等名家捐赠的唐人写经各一件。
2. 征集购买
国博所藏传世敦煌吐鲁番文献，有 47 件购于庆云堂，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有罗振玉旧
藏数件，均为馆藏一级文物，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其一为《敦煌古籍零拾册》，1964 年
两件手卷，一为罗振玉旧藏《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1 册 11 开，收入文牒 10 件，封面有罗振玉
题签“敦煌石室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贞松堂藏”，钤“罗振玉印”，最后一开为唐兰题记。两
件手卷，题签“唐人真迹”，罗惇㬊（复堪）旧藏，裱入写经和文书残纸，在《法书大观》中刊布过部分
内容。唐兰收藏以上文献后，在《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的题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自然十分珍视 ∀ 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有 5鸣沙石室佚书 6 收录的 5春秋谷梁传解释 6 / 僖公上第五 0!
5 春秋后国语 6! 5春秋后秦语 6! 5春秋后魏语 6! 5晋纪 6! 5阃外春秋 6 等 ∀ 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分别
据传世文献考出以上史籍的名称 并说明其对研治各时期历史的价值 ∀ 5鸣沙石室古籍丛残 6 则影印
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 ∀ 大中二年
沙二州后上表归唐 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 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 此后直至 半叶 张议潮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 回鹘建立的甘州回鹘占据
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 ∀ 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 ! 沙二州 其东的酒泉 ! 张掖地区被由西迁 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 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 ∀ 因这一历史时期的 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 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 富的原始资料 ∀ 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 就开始了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 5敦煌石室真迹录 6 中 即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 王仁俊还以 / 按语 0 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 ∀ 他依据所见文书否 定了 5新唐书 # 吐蕃传 6 有关张淮深卒于咸通十三年 年 张奉之敕 并推测张奉之尚白是受摩尼教的影响 年 的记载 考定张淮深应卒于大顺元年 确认 5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 6 即 5旧五代史 6 等史书所记 / 自号金山白衣天子 0 的 指出 5曹议金壁画题名 6 中之曹议金即 5旧五代 他联合回鹘 通使中原 遂以留后 但由于 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 且多讹误 ∀ 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 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
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评介
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评介(1)本书是武汉大学朱雷教授最新编撰的一部论文集。
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二十三篇，最早的一篇发表於二十多年前(1980年)，最晚的一篇为近年(1999年)撰成。
没有明确分类，根据内容似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高昌历史研究，七篇，依次为：《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麴氏高昌人写经题记跋》、《龙门石窟高昌张安题记与唐太宗对麴朝大族之政策》。
第二组为唐代籍帐研究，八篇，依次为：《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唐“籍坊”考》、《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的现实意义》、《唐“职资”考》、《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
第三组为唐代均田、勋告、府兵等杂撰，七篇，主要为：《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碛西北庭行》、《敦煌所出〈万子、胡子田园图〉考》、《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
此外，还有一篇，名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由于其中仅提到1907年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西晋末年粟特文信札，没有利用敦煌藏经洞文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故本书将该文放在最後，作为附录。
现依次摘要评介如下：《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是朱教授的成名作。
该文在贺昌群、宿白、池田温、掘敏一等先生探讨的基础上，首次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三件计赀文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二件计赀文书综合加以研究，并定名为“北凉承平年间(443—460年？)高昌郡高昌县赀簿”，得到学术界普遍赞同。
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综述
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综述*韩树伟摘要20世纪初，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含有众多的契约文书，对研究中古时代的西北民族文化、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分国外、国内两部分，对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状况作了系统的梳理与介绍，旨在为学界契约文书的相关研究提供学术上的便利。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契约文书研究综述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契约文书中，以汉文契约文书最多，其研究成果颇丰。
据学者最新介绍，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计有421件，敦煌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有316件①。
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应该还有汉文契约文书②。
这些汉文契约文书的年代，最早为前秦、最晚为元代，主要集中在唐五代至宋初，其时间跨度之久、地理范围之广，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契约文书的历史背景，再现契约文书背后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形态。
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作一梳理与介绍，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国外汉文契约文书相关研究谢和耐根据敦煌写本研究中国的专卖制度与专卖有关的刑法条款，从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不单单是论专卖制度，其实还附带论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经济，作者指出：“中国契约法的主要特*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佉卢文文献所见汉晋鄯善国史研究”（21X Z S016）阶段性成果。
①王启涛撰：《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
②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认为有些契约文书并非出自敦煌，而是出自黑水城、和田。
李友逸编著：《黑城出土文书研究（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6~190页）中有25件汉文契约文书。
128征之一，正是它的独立性。
官府不协助确立义务，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①，道出了官府在契约中的不协助行为与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控制交易的关系，可谓一语中的。
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蒙元时期的丝路文学
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蒙元时期的丝路文学*胡蓉摘要敦煌吐鲁番等地新出土文献，为研究蒙元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文学发展提供依凭。
所出土回鹘文、蒙古文文献以韵文为主，多为佛教题材，主要创作于蒙元时期，展现了蒙元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学的风貌；而裕固族民歌则是蒙元时期西北丝绸之路世俗文学的样貌，这些都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献中的诗体故事是元代敦煌地区讲唱文学的代表，诗体佛经是元代翻译文学的组成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还记录了智泉、巙巙等西域文人来往于敦煌和大都之间的行踪，他们是元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使者。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丝路文学蒙元时期引言蒙元时期，西北地区的丝路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同时也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学界对蒙元时期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文化交流的研究关注较少，究其原因，资料的匮乏是主要因素。
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研究元代西北文学及其与中原的交流，注入新的活力，使得蒙元文学的研究从中原延伸到敦煌、乃至中亚，打破元代文学研究只有中原视角而无西域视角的研究现状。
同时，敦煌吐鲁番文献所涉元代文学的研究为敦煌学研究增补了新内容。
敦煌学虽早已为国际显学，但其研究重点却一直围绕于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期，西夏元明时期的研究甚显薄弱。
而与元代文学文化相关的新文献、文物却于敦煌、河西与黑水城一带多有发现，因而元代文学文化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充实敦煌学研究，推动其纵深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因此，将蒙元时期的文学研究和敦煌学联结起来，可以同时为敦煌学、蒙元文学和裕固学等多个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国内外学界关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蒙古文文献的研究成果丰富，颇有所得，举起要者有：耿世民、耿昇、杨富学、牛汝极、张铁山、王红梅等学者释读、翻译了回鹘文文献，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热孜娅·努日、敖特根等对回鹘文、蒙古文文献进行了文本分析，德国的茨默、日本的高田时*［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畏兀儿文学及其与汉文化的交流》（项目编号：21XZW023）阶段性成果。
“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莫高窟召开
2020年第6期 敦煌研究 N O. 6.2020 (总第 184 期）D U N H U A N G R E S E A R C H T O T A L184“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莫高窟召开2020年11月7—8日，“2020敦煌论坛：纪念 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暨中国敦煌吐#衔学会会员 代表大会”在甘肃省莫高窟召开。
本次会议由敦煌 研究院、1M*■彳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得到/■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 社闭主题学术活动的资助来自国内各高校及科 研机构的15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世, 数以万汁的,V代珍贵文献得以被I t t人所知，由此 逐渐形成丫涵括敦煌历史、科技、宗教、地、石窟 艺术、语,Y义字、义学、音乐、舞蹈等诸多内容的综 合性交叉学科——敦煌学由于历史原W.大批敦 煌义献流散海外，敦煌学也成为海外汉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I.丨丨丨:纪改革开放之初，屮卩彳的敦煌学研 究落后于丨外，以至于有“敦煌在中N,敦煌学在 同外”的说法，这直接刺激了一大批学荇奋起直 追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敦 煌在中W,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不仅在敦煌学 的芥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也完全 掌M丫丨那小'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沿权U此同时，中国敦煌学界高举“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旗帜，积极推动敦煌学的国际化,2019年8月19 口，七近f总朽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发表重 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敦煌文化的重要意义，要求加 强敦煌'7:研究，讲好敦煌故事，怜播中N卢音敦煌学冉次成为举国上下的热点沾题丰次会议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开幕式上，甘肃省委寅传部副部长王国 强、tt肃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赵国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义、敦煌研究院院氏赵卢良先后致辞随后，仵为期2天的学 术会议中，宄后有73位学者发表报告这咚报告有对敦煌文书、典籍的研究，也有对敦煌藏经洞织 物、纹饰、经巾等物质文化方面的探丨1,还有对敦 煌石轺龙水史的研究，涉及古代粟特、犍陀罗、龟兹、吐鲁番、西藏、西夏、云冈、长安等丝路沿线的 诸多地K,这必将有助于我们进-步认识敦煌文 化及“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历史义化本次会议报告的另一大亮点是敦煌文献和义物的数字化，这记敦经120年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 4总书丨d讲话中提到的“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 高技术f.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 数字化M N，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 内的数卞化共享”的最好注解，展小•r今后敦煌学 的光明未来会议的间隙，举行了中同敦煌吐鲁番学会 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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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各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如果说还有尚待集中研究的领域，那无疑就是占卜文献和佛教经疏了。
2013至2014年，相继有三部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专著面世，分别是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以下简称“黄著”），①王晶波的《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以下简称“王著”），②郑炳林、陈于柱的《敦煌占卜文献叙录》（以下简称“郑陈著”），③再加上之前由法国马克教授主编，集合了法、中、美三国10位学者完成的《中国中古的占卜与社会——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研究》（以下简称“马克编著”），④敦煌占卜文献的整体刊布和叙录工作告一段落。
此前，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接近尾声，学界对于此后的研究曾进行展望。
⑤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从原先较为单一的文献、民俗研究中拓展出多维度的面相，这是今后研究中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
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定义和涉及范围，黄正建最早予以揭示。
他从唐五代的语境出发，认为唐人使用“占卜”一词来概括数术类文献中的“卜、占、形法”，“占卜”可以概括“那些除巫术法术之外的、一切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方法即‘预测术’”，敦煌占卜文书是指“敦煌文书中涉及‘预测术’的所有文书”，涉及卜法、式法、占侯、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其他等十三类，但不包括“历日文书”。
⑥这种界说在中国大陆影响巨大，王著、郑陈著都遵循了此说，只是在具体的分类上稍有调整，但都不出黄著的框架。
马克编著分天文气象占、历日、择日术、数卜术、梦占、符、物象占、医占、相法、风水术十类，将“历日”纳入其中，这是它和黄著最大的不同。
黄著之所以不涵盖历日，一是因为历日主要性质是记年月，其中涉及的占卜术主要是选择，内容多见于其他文书；二是为了和科技史区别。
但同时，黄正建也承认，“《历日》中的占卜性内容，则是研究‘占卜文书’时应该据以比较或参考的对象”。
⑦显然，他对历日亦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究其根本还在于历日包含了众多选择术的内容，其“占卜”性质不容回避，但又囿于传统的分类法，故只能模糊处理。
而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敦煌历书在晚唐五代时期作者简介：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北京，100089。
①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②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③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④Marc.Kalinowski ed.,Divination et société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Une e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ance ，2003.⑤《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⑥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4～216页。
⑦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216页。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游自勇的多样化趋势，“不同的制历知识传统和选择术传统提供给历书的编写者更大的选择空间”，①因此，笔者以为将历日排除在敦煌占卜文献之外并不合适。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于敦煌占卜文献的研究贡献巨大，突出表现在对这类文献的基础整理和初步研究方面。
完成编目、解题工作之后，各类型占法的校录本也在陆续出版。
黄正建曾提出从文献整理、天文历法、民俗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占卜术本身等多方面开展研究。
②受此影响，已出版的各类校录本除了基础文献整理工作外，多会探讨占法的原理与机制，进而将占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结合起来考察。
王晶波从文献、文本、文化三个层面来回顾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历史，并对今后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所谓文献研究，“主要指针对敦煌藏经洞文献文本所进行的释录、校勘、定名、断代、分类、解题、编目、注释等工作”；文本研究“主要指在获得一种经过整理的、较为可靠的文献凭据的基础上，对占卜文献本身所内涵的有关占卜方术的种种信仰、欲望、知识、想象、符号体系、解释逻辑等，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文化研究“主要指将有关敦煌占卜文献的研究，与其产生前后的古代社会生活史、文化生态史以及各类占卜方术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自身的发展演变史联系起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做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分析”。
③这是目前为止对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的最为明确的阐述。
受此启发，笔者想从“日常生活史”的视野来观照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日常生活史”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意大利的史学流派，当时有些学者不满社会科学史学所宣扬的规律、宏观结构等，“见物不见人”，因而将目光转向丰富多彩的大众日常生活，希望从中发现历史的多维。
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不同，日常生活史学家倡导的是“全面史”（inte⁃gral history），以“微观化”的视角探寻具体的“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以人的具体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出发点，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宏大叙事，也有别于之前风行的“社会生活史”。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除了少数属于官方抄写之外，多数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流传的实用性文本，与《乙巳占》、《开元占经》、《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传世占卜典籍以占测军国大事为主有相当大的差异。
不可否认，这类文献也都经历了专业人士“文本化”再造的过程，但因其占卜事项多涉民众日常生活，且在流传过程中会根据实际需要分割重组，或是制作成更加简便明了的节抄、略抄本，因而是追寻古人具体生活实践印迹的绝好资料。
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第一，长时段考察，打通与简帛术数文献的樊篱。
自上世纪70年代睡虎地秦简《日书》出土以来，围绕《日书》展开的秦汉信仰世界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
敦煌占卜文献中的历日与《日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在二者的界限范围上还存在争议，但学者们基本都承认它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就敦煌历日的研究而言，基本只限于邓文宽、华澜（Alain Arrault）等几位学者。
他们也结合简牍资料考察过历日中一些术语的源流变化，华澜还专门讨论过历日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的医疗“行事”和与身体有关的“行①陈昊：《“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的再讨论》，见孟宪实、荣新江、李肖主编：《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4页。
②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
③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事”，①但囿于研究者的数量，与简帛术数文献尤其是《日书》的比较研究尚无法全面铺开。
以往研究者着重强调历史的“变化”，因为在“变化”中更容易探察到时代的特征，从而能够描绘出各具特色的时代画卷。
在这种史观影响下，往往忽略了历史中相对“不变”的因素。
布罗代尔早就揭示出“环境”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决定力量，雅克·勒高夫也指出：“心态被认为是在历史演进中‘改变最少’的。
”②占卜活动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已出现，虽历经几千年，无论在占卜形式还是技术上都趋于繁复，但在表达民众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心理诉求上并没有太大差异。
研究者在校释睡虎地秦简《日书》时，大量参考了唐代的《开元占经》，甚至还有清代的《协纪辨方书》，③之所以能用后世的文献作为参校，除了文本的层累因素外，知识、信仰、心态等的变化缓慢也是重要原因。
因此，消除不同断代术数文献间的隔阂，用长时段的眼光重新找寻被忽视的“不变”的日常生活逻辑，应该成为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研究的一个基本立场。
第二，与吐鲁番所出占卜文献的综合考察。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是中国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不同文化在此汇聚交流，使得莫高窟藏经洞的占卜文献呈现出复杂的来源，包括中原地区、中亚、印度乃至于埃及。
近年来，与藏文、粟特文占卜文献的对照研究也已展开，然而研究敦煌占卜文献者很少把目光投向吐鲁番盆地，对吐鲁番所出占卜文献关注不够。
据统计，敦煌占卜文书约有280件，吐鲁番的占卜文献近40件。
虽然从总数上不过是敦煌占卜文献的七分之一，但内容上涉及易占、卜法、占侯、解梦书、禄命书、发病书、历日、事项占等多种类别，与敦煌占卜文献多有雷同，足资互相参照。
例如敦煌所出P.3028号长卷文书，无原题，因无传世书目和其他文献参照，黄正建据内容判断是一件专门占死丧的文书。
④王晶波则明确指出本件“因其与死丧紧密相连，与其他占卜文献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求吉避害不同，故流传不广，只在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有所流行，而未见其他传本和相关记载”。
⑤其实，吐鲁番占卜文献中存此类占法四件，均来自德国国家图书馆，分别是Ch.217、Ch.842V、Ch.2910、Ch/U8128。
其中Ch.2910存8行，内容均见于P.3028；Ch.217存12行，有6行内容和P.3028相似；Ch.842V很可能与P.3028一样，都是《占死丧法》汇编中的一部分。
又如，关于沐浴、洗头的择日法散见于历日中，俄藏Дх.1064、1699、1700、1701、1702、1703、1704号文书为册页装，首题“推皇太子洗头择吉日法”，这是敦煌所出唯一一件专门以“洗头”为对象的择吉文书。
黄正建推测文书的时代较晚，郑炳林等将其定在归义军时期，并推测P.2661V中的“洗浴去垢法”似乎是简编自本件的第二种占法。
⑥本件前面是《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圆鉴即云辩，卒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所以这份占法的抄录时间最早也是五代了。
德藏吐鲁番文书Ch.3821也是一件与头发有关的占卜文书。
正面是《佛说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荣新江推测年代在7世纪中期到8世纪末，背①Alain Arrault：《敦煌历日中的选择法与医疗活动》，李国强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425～448页；Alain Arrault，Les activités,le corps et sessoins dans les calendriers de la Chine médiévale,Etudes chinoises，vol.XXXIII-1,2014,pp.7～55.②[法]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