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
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哲学层面一、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一)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及类别1、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学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演变规律,及构成国际关系体系的各行为体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国际关系事实)2、国际关系的类别(1)有关国际行为体的事实。
国际关系行为体是指能够独立参与国际事务,并能独立行使国际权利,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实体。
(2)有关行为的事实。
行为体的对外政策及其互动(3)有关话语的事实。
(4)概念化事实。
概念化事实作为对特殊现象的一般性概括,体现的是具有共性和反复出现的事实。
(二)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属性1、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的差异性(1)事实的概念“事实”的四层含义:真实存在的事情;反映真实情况的信息;通过相关信息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被证实的观察、观念,即经过科学研究被证实的事情。
(2)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自然事实是独立于人脑的客观存在(3)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的差异性自然事实不具主观性,基本属性是它的物质性, 自然事实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
社会事实是客观外在和主观内在的融合,具有有主观性,观念因素为社会事实的基本属性之一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一)科学主义科学主义(scientism)兴起于19世纪,科学主义将国际关系现象的自然特质一面视为研究对象,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依赖实验与数据,强调学科知识的客观性与精密性。
(二)人文主义人文主义(humanism)是指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
人文主义关注人本身的意志、观念、文化和知识等,采用描述与解释等方法,强调国际关系学的社会性。
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分歧(一)国际关系研究本体论分歧1、本体论的概念“本体论”是源于古希腊的一种说法,指研究“存在”的学问。
这里的“存在”,是指事物的看不见的本原。
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_起源_流变_内涵和应用_尚劝余

2011年7月第13卷 第4期国际论坛Int ernational For umJul.,2011Vo l.13 N o.4理论探讨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起源、流变、内涵和应用尚劝余[摘要] 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 行为主义革命 ,对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表明,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体系,不能单从一个层面去研究,而必须进行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为研究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提供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位的考察视角和维度,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的应用不仅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同时也有助于揭示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
[关键词] 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肯尼思 华尔兹[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755(2011)04 0050 53层次分析法(L evel of A naly sis A ppr oach),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层次分析法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美国学者创立,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流行的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开始,层次分析法逐渐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的起源、流变、内涵和应用等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就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的起源、流变、内涵和应用做一简要论述。
一、层次分析法的起源一般认为,层次分析法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 行为主义革命 。
1 20世纪50年代, 行为主义学派 逐步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倡导采用科学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将国际关系研究改造成为一门严谨的、实证的学科。
虽然国际关系学界对 行为主义学派 的主要观点仍存在争议,但对 行为主义革命 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改进方面的贡献则一致肯定。
讲究方法_不惟方法

讲究方法,不惟方法任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
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缺少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性,此外,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不够丰富多样。
要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必须讲求研究方法,增强方法论上的自觉。
在科学与人文这 两种文化(C.P.斯诺语)之间,我不太赞成过分拔高 科学作用的观点。
科学或 科学方法,似有两种涵义。
一种是接近于 真理的涵义,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这里的科学就属于这种意思。
另一种是特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数量分析、计算机模拟等。
这里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 科学方法一语的。
在研究中,包括 科学方法在内的不同研究方法有其各自的作用,也有各自的局限性。
科学方法也是如此,有些问题可以用 科学方法来研究,另一些问题就难以用它来研究。
例如,在综合国力研究中, 科学方法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就无法通过 科学方法来得出。
当然,我不是否定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别的方法和 科学方法相比,是不是一定就更有局限性,这点可以讨论。
在研究中,运用什么方法跟研究者所选择研究的问题有关。
我不赞成 上华山只有一条路式的看法,我们需要方法论上的多样与宽容。
方法论的多样绝不会阻碍国际关系研究的开展,相反只会促进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做到的。
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甚嚣尘上的行为主义运动的一个谬误就是寻求 价值中立。
经过这些年的检验,证明在社会科学中很难做到。
研究者在研究中是难以完全祛除本人的价值偏好的,只有多一点和少一点的区别。
我们在研究中、在运用 科学方法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尽可能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因素非建设性地介入和影响研究结果。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不妨多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议题与方法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议题与方法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国际政治科学“执行主编) 2020年,全球经历了诸多不确定性事件㊂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后,我们又目睹了美国大选的进程㊂诸多事宜表明,在新的时代,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新现象,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㊂一、时代变迁与国际关系新议题当前时代我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中美竞争关系与我国息息相关,也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提供了新议题㊂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到自主创新的历程㊂早期阶段,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注重引进和介绍西方理论,并用之解释我国面临的国际关系现象㊂然而,西方理论的根源在于西方经验,其关注的议题往往是本国所面临的困惑,例如霸权的兴衰㊁自由主义秩序等㊂而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则主要是崛起问题,此类问题在西方世界尚未经历彻底讨论,这为我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空间㊂中国崛起与中美权力转移的现实问题在体系和国家两个层面都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理论突破㊂首先,从体系层面看,特朗普任内美国外交政策对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反思已经表明大国的兴衰可能伴随着体系的转型,而中国崛起是否会给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这是学界拭目以待的未来㊂与此相关,在体系变迁的进程中,未来的国际格局将走向何方?国际秩序如何创建?大国竞争与秩序㊁体系的关联在哪里?这些问题也都需要我国学者的审慎思考㊂其次,从国家层面上看,中美竞争的现实可以激发我们对传统议题如霸权问题㊁权力转移问题㊁同盟与崛起㊁对冲与制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Ⅳ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们反思新的议题,如领导力与国家崛起㊁王道霸道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大国竞争的影响等㊂二㊁现实关怀与理论边界在面对现实挑战时,我国国家关系理论创新既需要现实的关怀,但同时又要保证足够的理论抽象程度和普适性㊂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边界有助于学术讨论的进步空间㊂什么是高质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从社会科学的经验来看,基于各类现象并发现普遍规律应该是理论建设的目标,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㊂尽管中国崛起对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新议题,但并不意味着 中国例外论 ㊂中国经验可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新现象,但是也会存在与世界各国类似经验的共通之处,这就需要学界进行细致深入的探究㊂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存在分野㊂政策研究往往具有即时性和短期性的特征,需要学者追踪最新热点㊁把握最新动态㊂例如,对于美国大选㊁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我国需要做出迅速回应,以便维护国家利益,政策研究就可以服务于此目标㊂而同样是面对这些现象,如果学者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行机理性分析,进而发现规律,并且可以将该发现应用于其他类似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后者这种研究就是理论研究㊂我们强调理论与政策的分野,并不意味着两者重要程度有区别,而是学者要有分工㊂如果学界的研究都是政策类内容,会使研究成果局限于短期应对,缺乏对国家长期战略的理论引导㊂如果学界的研究都是抽象理论,则可能出现理论脱离现实㊁无法更好为现实服务的现象㊂三㊁新技术㊁新方法与理论突破随着学术专业化水平提升,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碎片化等现象日益明显㊂理论碎片化不仅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现象,也是当前全球国际关系学术圈的共有现象㊂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宏观㊁中观㊁微观研究的对话缺失㊂例如,研究国际秩序与格局等宏观领域的学者往往较少兼顾领导人编者寄语Ⅴ和民众等微观因素的影响,而研究同盟与战争等国家决策的中观层次研究可能会考虑领导人决策因素,却往往对国际秩序和体系等因素置之不顾㊂其次是不同研究领域的对话缺失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专家往往在本领域不断深入,但是可能会忽略其他研究领域与本领域的交互影响㊂例如,同盟理论研究可能会在同盟困境㊁制度化㊁同盟管控与冲突等问题上持续跟踪,然而对于其他领域诸如社会化㊁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问题,则我们较少看到同盟理论与这些领域的交叉研究㊂学术碎片化是国际关系学科的长期现象,这既与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广博精微有关,也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有关㊂在理论探讨中,结论都是存在概率的,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㊂因此,如何穷尽可能的资料和数据以增加理论发现的合理性,是不同研究方法的共同目标㊂当前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挖掘和机器学习算法将有助于推进理论突破㊁增强理论融合㊂例如,对于大国崛起问题,传统研究方法可能集中于对历史经验的归纳总结,研究的层次往往会集中于大国结盟与战争等因素㊂而大数据技术的进展可以帮助学者发现相关的新闻报道㊁民间情绪等诸多因素,从而可以打破国际关系研究中宏观㊁中观㊁微观三个层次的壁垒,也有助于不同研究领域的对话㊂四、结语基于上述讨论,‘国际政治科学“期刊尝试关注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重大问题,对深层原因和普遍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进而试图推动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㊂在本期中,本刊发表了以下文章:徐进的‘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阎学通的‘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张伟玉㊁王丽的‘国际信誉㊁国家实力与东南亚战略选择“,刘玮㊁宋锦㊁李曦晨的‘大国协调与国际金融组织决策效率“和刘舒天的‘战略释疑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转向“㊂其中,‘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关注的是冲突理论与德国㊁苏联的崛起经验,‘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针对当前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有益的探讨,‘国际信誉㊁国家实力与东南亚战略选择“关注大国崛起阶段的领导与信誉等问题,‘大国协调与国际金融组织决策效率“借助统计模型分析了世界银行的决策效率问题,Ⅵ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战略释疑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转向“解析了微观层面的美国决策㊂上述文章选题表明,在关注当前重大议题和理论前沿时,‘国际政治科学“也试图推进不同层次㊁不同领域㊁不同方法研究的对话㊂诚所谓 文以载道 ,研究质量的评判标准不在于外在形式,而是其核心发现是否能找到真正的规律㊂不同研究方法的选择㊁不同研究领域的分野,关键在于对当前的重大研究问题的回应㊂殊途同归,本刊希望借助所发表的学术文章加强学界对话,推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和创新㊂。
第二次论战——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

要求高度的可测性和精确性,因此难以对付国际政治中的变动的成分,难以把握现象的本质。
4、代表人物 卡兰(Morton Kaplan)
戴维?辛格(David Singer)
海沃德?阿尔克(Hayward Alker) 马丁?怀特(Martin White)
英尼斯?克劳德(Inis Claude)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effmann)
三、论战的特点
(一)、论战的重点是“方法论”上的分歧,涉及的主要是“研究方法和模式”,而不是“主体和内容”,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方法之争”、“虚假的战争”。
(3)、行为主义思潮的兴起:5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运动,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一场行为主义方法论革命。
二、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比较
科 学 行 为 主 义 传 统 主 义
1、定 义 科学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仅要运用政治和历史的传统方法,更要运用应用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行为主义以“科学”为理念取向,以“数据、计量、实证、精确”为特征,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整体研究(范畴分析、模式分析、体系分析、层次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策略研究(博弈分析、决策分析、沟通论、控制论)、计量研究(统计分析、数学分析、电脑分析)。 传统主义:即相对于行为主义而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被称为“传统主义”或“古典理论”,强调哲学、法学、历史、伦理等传统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基础性作用。
2、观点的分歧
(1)、注重国际关系的数量化,把国际关系一切活动看成是一个个参数和变量的总和。 (1)、注重国际关系的质量变化,把国际关系看成是一个历史进程,坚持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分析与比较

理论硬核是核心概念加主要逻辑,主要逻辑是核心概念对主要问题的回答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学派是第二次论战的延伸和演变的产物,它是以传统现实主义为基础,力求对其进行科学的修正和发展,主张在方法论上实现传统主义学派和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渗透与融合。
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现实主义的兴起。
他在书中提出了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开了先河。
因此肯尼斯•华尔兹成为新现实主义杰出代表,新现实主义也成为结构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其“新”,主要在于它的科学化程度,它以理性主义为宏观理论假定,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层次,以体系结构为主要自变量,以国家行为为主要因变量,以国际体系无政府性为基本体系条件,构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一、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秦亚青)三项内容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大厦的重要支柱,即:国际关系的实质、国际行为体的意义、影响国际行为体行为的重要因素。
前两个因素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共有的假定,但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界定和阐述;第三个则是新现实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1、国际关系的实质:无政府条件下为权力的斗争。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都是权力。
WALTZ认为,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体系中各个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同。
国内社会是等级体系,国际社会是无政府体系,体系中各个单位之间是等同关系,每个单位的功能相似,不存在世界权威或政府。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虽然面临威胁,但是还没有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因此国家及其主权者并没有建立某种世界政府的迫切感。
——无政府状态还会带来国家间普遍缺乏互信,信息不透明和囚徒困境,从而阻止各个国家合作的意愿。
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冲突、暴力和战争难以根除。
因此国际体系只能是自助体系,而自我保护的方式只有增强国力。
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理论环节:自私的人性,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以及自助的体系单位---国家。
“国际关系实用科学研究方法研究”——研究计划节选

“国际关系实用科学研究方法研究”——研究计划节选本课题为“国际关系实用科学研究方法研究”。
科学研究方法(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是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并且行之有效的原则、步骤和技术手段。
实践证明,科学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保证。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低水平重复现象较为普遍。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人员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了解有限,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实践的能力较弱。
因此,要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必须普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提高应用科学方法的能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在方法论层次还是在应用层次,国内尚没有一本专门讨论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问世。
虽然已出版了一些探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和译著,其中也包括应用性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唐盛明所著的《实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是,这些著作中使用的研究实例基本都选自社会学和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研究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较为有限。
国外有关国际关系科学方法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King,Keohane和Verba三人合著的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但是,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方法论层次,内容较为晦涩,应用性不强,对于绝大多数国内国际关系学者来讲,这些成果对研究实践的帮助更加有限。
因此,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在于弥补这一不足,将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般原则和国际关系研究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力争在国际关系科学方法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为中国国际关系整体研究质量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题的主要研究目标是通过对研究实例和生活事例的分析,揭示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质,阐明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总结国际关系科学研究基本方法的应用原则和特点,归纳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主要内容,为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研究实践提供具有较强操作性和针对性的指导。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现存问题与思考_张秋霞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现存问题与思考张秋霞 摘 要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既不讲求研究方法,也没有运用研究方法的自觉,造成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在不仅国际问题国际化,而且国内问题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改变轻视研究方法的态度,努力讲求研究方法,大力加强研究和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力求走一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道路,以此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成熟与繁荣。
关键词 研究方法 传统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过去的20多年里虽然发展迅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总体而言还比较薄弱。
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在于研究方法的缺失。
[1]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所有社会科学发展的知识途径,是厚植学术根基的关键知识领域,也是培养研究人才最重要最基本的训练。
目前在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方法发展还非常滞后,仍处于“前实证”阶段。
[2]方法落后就很难有学术创新。
没有创新的研究只能低水平重复。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加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使学界在具体的研究中自觉应用研究方法并对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仍然不容乐观。
[3]本文仅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方法[4]上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希与方家探讨。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方法上的误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过去一直不注重或忽视研究方法。
198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国际事件的叙述和分析。
自1990年代,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方法。
到19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注重并介绍研究方法的自觉才进一步增强。
虽然如此,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体仍不太重视研究方法问题。
[5]研究方法是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必要手段,没有研究方法就无法进行研究。
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仅未得到比较普遍和足够的重视,而且有许多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存在着一些误解。
有些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大杂烩,不需要任何研究方法,任何专业的人都可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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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与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区别
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国际政治领域被理解为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独立并外在于人类的活动,因此,它们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客观的存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国际关系学就是对它进行一种客观的事实陈述。
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家之间的行为方式加以把握和认识,他们对本体论的理解主要限于国际关系到底是由什么事物构成:国家、个人、集团还是阶级。
这实际上是一种实体主义。
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物质实在本体论看不到行动者的反思和实践力量,因而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脱离于行动者的外在之物,完全操控行动者的行为,所以主流理论只注意国际关系的因果规律,而忽视了行动者之间在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建设。
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则是一种社会本体论,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物质事实,而是我们活动的产物,即社会实在或社会类别。
国际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它是一种社会事实,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对社会实在建构的解释。
社会实在具有主体间性的(intersubjective )和集体意义的性质。
主体间性的意义并不是个体信念的集合,而是作为集体知识或共同知识存在,但这种集体知识为所有具备从事社会实践资格的个体共同拥有。
一旦把国际关系当做一种社会实在来理解,那么,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就是一种具有意图和目的的行为体,它们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主体间性的理解和共享的结构,这种结构并不脱离行动者,而恰恰由行动者不断地再现和生产出来。
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
这样国际体系的结构实际上是主体间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约束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定义行为体的性质。
正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建构主义对主流理论的核心概念,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和利益等进行了另一番透视。
二 不同的本体论影响了方法论的取舍
由于建构主义不仅关注因果问题,而且更强调主
体间性的意义,即社会实在的建构问题,因此,它一方面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同时,在保留了以前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其他人文主义或诠释主义的方法,如谱系学、常人方法学、符号学、叙述分析、认知图谱法和象征分析等,这些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没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使语言学成为国际政治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
因为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语言来完成。
语言不仅描述实在,而且还建构实在。
话语里面充满了规范因素,也是一种变化的力量。
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语言学来研究国际政治。
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托齐威尔和奥纳夫在1989年就把言语行为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之中,最近,瑞森・卡朋利用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和争论理性分析德国统一问题以及公共话语空间对国际人权规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
维弗尔的安全化概念也来自语言学对安全研究的启迪。
从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对方法论取舍的影响看,国际关系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
实际上,国际关系学者在面对所研究的世界时,心目中都有一个本体论上的考虑,也就是说如何想像国际关系:它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的物质实在,还是我们建构起来的产物。
当然,如果把国际关系看成是建构之物或社会实在,按照涂尔干的方法来对待也并非不可以,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沿另外的路径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诠释学或人文主义的方法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种。
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
因此,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思考时,本体论的观照是不可缺少的。
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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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研讨会发言摘要
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较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一学科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知识不够普及,尚不能区别概论、理论和研究方法;受过方法论专门训练的研究人员较少,形不成一致的学术评判标准。
科学研究方法与
其他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
一般来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科学的、宗教的、直觉的、猜想的、思辨的……这些方法都包括主观分析的环节,但与其他方法相比较,科学方法更强调客观实证。
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的多种研究方法都归为科学的方法,但是如果从狭义上讲,以程序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则可以将科学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别开来。
如历史比拟法、简单经验归纳法、哲学思辨法等等。
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序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
如果一种研究方法不包括概念操作化与实证检验这两个环节,这种方法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要保证研究过程与结论都可公开检验,因此科学方法要求以共同规则确定标准,而没有相同标准就无法做任何检验。
国际关系研究中
采取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它们最基本的共性就是都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变量控制是科学方法中分析影响同一事物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
与简单经验归纳法不同,变量控制不但可以发现与事件相关的要素,而且可以认清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运用科学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国际关系规律的认识。
2.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变化程度。
科学方法既可以进行定性分析,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
而科学方法的操作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变化程度。
而非科学的方法就难以做到这一点。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细化我们的国际关系知识。
3.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的准确率。
科学方法强调实证或实验,其目的在于提高结论的可重复性(即普世性)。
而结论重复性的提高就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从而也增强了结论的预测准确程度。
科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预测水平。
科学研究方法对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多年来大家一直在谈论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这一问题可能与科学方法不普及有关。
现代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更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普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改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要提高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准确程度,现在还没有比科学方法更有效的方法。
目前,有关方法论的教材中,只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成系统,其他的研究方法还不成系统。
提倡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纠正不良的学风。
大家都反对学界的浮夸现象,学术打假是惩罚措施,还需要通过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术道德。
使用科学方法有助于防止制造含义不清的新词,有助于防止无明确逻辑关系的因果解释,有助于防止不在乎结果的形势预测。
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开放性,认为自身是不完善的和需要改进的,因此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培养研究人员承认错误的品德和改正错误的勇气。
科学方法的普及有助于我国国际关系的学术批判,促进学术进步。
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还未普及,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对其批判的势头。
学术批判是学术进展的重要动力,但如果学术批判是感情的而不是科学的,其结果不但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会制造个人恩怨。
这种结果使得我国学术批判很不普遍。
科学方法有共同标准,批判者学习了共同标准后所进行的批判才可能是内行的批判。
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水平,我们需要多些人先学习科学方法,然后进行内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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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