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述评

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述评作者：徐晴张长江来源：《会计之友》2013年第33期【摘要】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理论界仍处在争论之中，形成以Palmer、Whitehead和Walley等为代表的传统学派、Porter等为代表的修正学派，以及以Schaltegger和Figge为代表的折衷学派。

30年来，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分为三种类型，即事件研究、组合研究及多元回归分析。

实证研究对于两者关系亦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其研究结果包括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和因果关系等。

但多数学者认为，目前的关键问题不是关于“是否值得绿化”的争论，更值得研究的是“何时值得绿化”和“应怎样进行绿化”。

【关键词】环境绩效；财务绩效；关系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如何形成一个具有科学原理的互动与制衡机制并将其运用于实践，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建设过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企业财务活动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映，不仅在于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更应着眼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协调思路，对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要同时关注；不仅要看到现实的价值型环境事项，更要借鉴财务理论和环境理论新发展，将多元化的环境经济元素融入企业管理体系。

作为企业经营资源的资产呈现环境化趋势，同时企业环境资产化迹象日益显现。

本文拟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并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趋势。

一、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没有达成共识，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有支持环境规范等会削弱企业竞争力的传统观点与支持修正学派的环境规范等会激发创新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观点。

（一）传统学派以Walley和Whitehead（1994）为代表的传统学派根植于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污染治理措施将增加生产成本，假设边际成本不断提高，污染治理和环境绩效提高会减少边际净利润，即高的环境绩效对应低的经济绩效，反之亦然。

一些学者认为，企业遵守环保法，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额外成本的增加，需要投资新型的环保设备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Luken等（1996）认为，在一个特定行业里环境成本在总的制造成本中的份额可能要比制造业平均成本高。

Clift（1998）认为，造成环境成本偏高的原因可能是处于产业链上游的采掘业和生产型企业，他们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与其相联系的生产活动附加值不成比例。

Cohen等（1995）认为，有着更高环境规制成本的企业将面临竞争劣势，过去企业专注于末端处理技术来应对污染控制和环境绩效的改善，而环境投资却被认为是企业的额外成本。

Palmer等（1995）提出了一个导致监管公司利润减少的激励环境管制的模型，环境约束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额外的负担，假定以市场为导向的监管机构采用排污费来鼓励污染治理，治理污染成本超过排污费用，企业宁愿支付该费用，尽管放宽假设以及考虑到污染者和制定者之间在博弈论战略上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效果，但他们认为这些结果被各种条件所限制，只是特例。

另一些学者认为规章可以创造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明显的关系，监管手段对于环境绩效持续改进给予强大的经济激励，环保活动会导致经济成功，这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顾客愿意为特定市场中环保产品承担的费用、该国环保和卫生条例、不同行业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技术发展水平等。

（二）修正学派以波特（Porter）为代表的修正学派认为，环境规制可使社会福利和企业的利益得到双赢，而以往的“传统学派”忽视了创新动力带来的积极影响。

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认为提高环境绩效是竞争优势的潜在源泉，这可能导致更有效的进程、产量方面的提高、更低的规制成本以及进入新市场的机会，面临污染活动高额成本的公司有动力去研究新技术和生产方法，可最终减少规制成本，创新型企业可通过出售给其他企业解决方案和创新点来获得先动优势，从动态长期的观点来看，创新和研发新型环保技术有可能是竞争的关键因素，与传统的竞争优势相比有更大的推动力。

Esty（1994）基本的论点是尽管规制是有经济成本的，但是实施环保标准、优化成本和刺激创新可弥补花费在污染控制和治理方面的成本，由于环境保护不是零和博弈，综合监管系统能解决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的协同作用，这样的规制系统带来“双重效应”更加经济有效，可引起创新补偿，进一步减少规制成本和竞争优势，反过来增加社会福利。

（三）折衷学派折衷学派是传统观点和修正观点的反驳，陈浩（2006）从演化经济学有限理性、多样化、随机因素和时间等基本假设出发，对传统观点和修正观点进行批判，指出传统观点的理论框架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是完全理性的假设；而修正学派的动态分析框架，缺乏理论依据，进而提出了以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动态演化观点，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Simpson和Bradford（1996）争辩严格的规制只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才能诱发革新，而且不可能产生竞争优势，对实证分析和Porter假说可能存在反驳。

Romstad（1998）指出规章有效的必要性，波特学说实证反驳就会从无效制度高成本入手，而不是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产生的直接消极影响，由于减排技术受到潜在的影响，该技术具有可接受性和可选择性，不适合出口，条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不一定具有普遍可适用性。

二、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分为三种类型，即事件研究（评价环境事件的市场反应）、组合研究（环境领先和环境后反映企业的模型组合与回报比较）及多元回归分析（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互影响）。

实证研究对于两者关系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研究结论包括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和因果关系等。

（一）正相关Feldman等（1996）采用环境管理系统ICF kaiser评级标准作为环境绩效评价标准，采用资本成本、公司Beta值为财务绩效评价指标，表明提高环境绩效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上升。

Hart 和Ahuja（1996）研究减少排放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使用制造业、矿业和生产型企业四年的数据，发现减少排放后销售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在以后的几年内会显著增加，但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提高权益回报率。

Russo和Fouts（1997）分析了243家企业，得出好的环境绩效（环境评级机构基于规章记录，废物支出减少等）对应好的财务绩效（用资本回报率来衡量），环境绩效的回报比高增长产业要高。

Bhat（1998）用违反环境法规受到的惩罚来衡量环境规制，用边际利润来衡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边际利润有积极的影响。

Dowell等（2000）把企业市场价值与不同环保标准相比，得出了拥有严格全球环保标准的企业对大自然的污染程度最小，而采纳地方环保标准的企业会对污染的程度加重，采纳严格环球标准的企业比不采纳严格标准有更高的市场价值。

Elsayed和Paton（2005）使用汇集横截面动态面板数据估计值，尽管只有有限的证据来证明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显著影响，但却发现两者是正相关关系。

Telle（2006）使用回归分析检验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缺点，忽略了不可观测变量和短时期的问题，尽管有公司规模、资本和产业这些控制因素，但是仍然有资本年限、管理质量与环境绩效相联系的变量，这样就会出现偏差和不一致的预估，他在以后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研究影响两者关系的潜在公司特征。

Guenster等（2006）采用创新投资战略价值咨询评级机构评价环境绩效，该评级机构是基于评估公司能力的60项标准，使用较少的环境资源来创造更多价值，表明在环境效率和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负相关秦颖等（2004）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把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结合起来，借鉴意大利、荷兰和我国某地区造纸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这种方法可以验证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传统学派的观点。

Br？覿nnlund等（1995）发现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使企业在行业内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为造纸行业的实证研究提供有利的证据，对于联立方程系统的运用，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更适合传统的推论，虽然样本数据特定于造纸行业，但是这也不足以反对Porter假说。

Cordeiro和Sarkis（1997）论证了以有毒排放清单数据衡量的环境绩效与美国523家公司每股收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Konar和Cohen（2001）发现差的环境绩效（从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测量有毒排放量）与标准普尔指数500S&P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显著负相关，合法排放有毒化学物质对公开上市交易的公司无形资产价值有显著的影响，结果表明减少10%有毒化学物质将增加3 100万市场价值。

Molloy等（2002）分析了标准普尔指数500S$P主要来自制造部门的339家企业，结论是有毒排放清单对一年持有期回报没有显著影响，差的（好的）环境绩效对投资回报是正相关（负相关）关系，如果投资不对环境规章和避免惩罚作出响应的话，环境改善代价是昂贵的。

（三）不相关Alexander和Buchholz（1978）以美国50家公司为样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水平和风险调整财务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Rockness（1986）用有害物质回收水平作为衡量企业环境绩效的指标，研究结论证明环境绩效变量12个财务指标不存在相关关系。

Andreas（2007）检验了企业环境绩效与股价之间的关系，也发现在特定行业中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四）因果关系对于已经发现的联系还有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到底是环境管理促进财务绩效还是财务上的成功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来改善环境绩效，这一因果关系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一些学者对“谁是因，谁是果”的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杨东宁和周长辉（2004）从“企业是否值得绿化”问题入手，在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内部相互作用及激励因素的基础上，运用环境绩效评估体系来提高和促进企业的竞争优势，增加企业的财务绩效。

陈劲等（2002）从造纸、包装、印染、水泥、机械等行业选取55家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互影响。

王彩凤（2008）将环境利润作为联系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纽带，分析了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下的函数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采用建立最优化的数学模型方法，研究使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达到协调的双赢区域和最优点。

Wagner（2002）认为基于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最佳契合点来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实证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特定行业以及联立方程框架的使用，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通过三次联立方程系统相互影响，以资本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回报率来衡量经济绩效，以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来衡量环境绩效，选取公司规模、资产周转率、财务杠杆等作为控制变量，得出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是相互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