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

题目：中国城市体系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姓名：李倩倩学号：14041730130专业班级：城市规划（专升本）14-1指导教师：高鹏2015 年06 月中国城市体系的历史发展与演进摘要：21世纪，中国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速度问题，其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是建立完善、合理的城市体系，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确立合理的空间依托。

本文从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三个基本结构形态，剖析了中国城市体系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结构城市职能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体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各种规模、各种类型城市的空间分布结构的有机整体。

城市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

只有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数量，城市的地区专业化分工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联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具有了城市体系形成的客观基础；而城市体系一旦形成，它对整个城市群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平衡作用。

以往，我们对城市体系的研究重视不够。

前几年，我国城市经济学界曾有过重点发展大城市抑或小城镇之争，以及城市“最佳规模”问题的探讨。

其实，离开了城市体系孤立地进行这样的讨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城市尽管规模不同，职能各异，都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功能。

但这种功能的发挥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城市体系得以整体发挥。

城市体系的完善和合理化，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明显趋势，是城市化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当前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与规划工作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的独特道路与特征城市体系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和演变的。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6％，对照国际经验，刚处于城市化的起点水平。

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展开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从而启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层次结构、有职能分工的城市体系。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我国，城市化走的却是一条既富魅力而又充满荆棘的独特道路。

面对庞大农业人口转移的巨大压力，我国依赖超经济力量成功地控制着城市化进程。

这固然避免了许多国家因城市过度膨胀而引发的“城市病”，但也因此付出了城市化进展迟缓的昂贵代价。

1949—198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8．8％，年均增长仅0．28个百分点，而世界城市化水平在1950—1980年间年均增长0．41个百分点。

由于这一时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已经放慢，发展中国家的速度高于世界平均速度，因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之相比，愈益显示出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

建国之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推出这一战略，首先面临重工业资本密集特征与资本稀缺现实状况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依靠当时基础十分薄弱的工业自身是难以解决的，这就不得不借助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价格转移方式获取农业积累，向城市工业化“贡赋”。

反映在城乡生活水平上，1952—1978年，城乡人均收入之比长期保持在6．11—6．45之间，即城市居民人均收人比农民多出5倍多。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1953—1980年5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对重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是：“一五”时期，重工业占36．1％，农业占7．1％；“二五”时期，重工业占54．0％，农业占11．3％；1963—1965年，重工业占45．9％，农业占17．7％：“三五”时期，重工业占51．1％，农业占10．7％；“四32”时期，重工业占49．6％，农业占9．8％；“五五”时期，重工业占45．9％，农业占10．5％，也显然是严重地偏向城市。

推行这样一种“城市偏向”的工业化战略和城乡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必然要求强化超经济的行政手段，排斥市场机制作用，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长达30年的传统体制下，城市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同时实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对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对物资交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分配。

这一套制度屏障割裂了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阻碍着人口和资源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影响了城市的正常发展。

城市发展中的计划、政策机制逐步弱化，市场机制作用日益增强。

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到36．1％，1980—2000年年均增长0．84个百分点，其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

与国际社会比较，1998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1995年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5％，发展中国家为38％，最不发达国家为22％，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已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同时也可看出，改革以来城市化的发展也改变了过去剧烈波动、起伏不定的状况，表现为一条比较平滑的发展轨迹线。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化已开始步人比较正常、稳定的发展轨道。

综观新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正是由于传统体制模式深深打上的烙印，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新旧体制的并存、交替和转轨，使我国城市化显现出与国际经验迥然不同的特征。

(一)农业作为工业化的积累主源这在建国初期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我国却把这种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机制凝固化，并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垄断这种积累，作为推行工业化的长期支撑。

这样固然有效地保证了工业化的资金需求，推动了工业高速发展，但也同时招致农业因价值补偿不足而萎缩停滞，城乡经济发展失衡，进一步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使城市化发展失去可靠基础，伴随工业化超前发展的只是城市化的滞后，社会发展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有悖于世界各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一般趋势。

(二)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战略实施我国主要通过建立户籍迁移、口粮配给、就业计划调配等一整套制度屏障，藉以阻挡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压低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保证工业积累机制的运行。

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二元社会结构，并与二元经济结构紧密地融合为一体。

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和农村成为两个割裂、封闭的社区，中间置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是出于政治运动和行政力量的驱动。

因此，前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进展迟缓，另一方面严重无序，发展陡升陡降，大起大落，缺乏规律性，这也是与世界城市化稳步递增的一般态势相悖的。

(三)改革为我国城市化带来了诸多新变化首先是城市化动力的多元化、市场化，而工业对城市化的推动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也形成为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并重的新的动力结构；其次，“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模式的出现，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在产业转换与空间迁移上同步与异步进行的双轨城市化发展道路；再次，市场力量的引入，形成了计划机制、政策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城市化发展新机制。

显然，这里明显表现出来的双轨、过渡特性，是与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相适应的。

正因为如此，新旧体制在并存、交替中所产生的碰撞与摩擦，也同时为城市化带来新的矛盾与问题。

如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合理分流问题，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的无序性、分散化和乡土化问题，旧的城市体制形成的一整套福利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问题，等等。

城市发展中的这些积存问题大都与体制有关，也只能在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化中求得解决。

新中国的城市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城市化进程与历史背景下形成与演变过来的。

二、中国城市体系剖析城市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是城市体系的三个基本结构形态。

下文将立足于对这三个结构形态的进行分析，加以历史的考察和剖析。

(一)城市规模结构城市规模结构反映城市体系的等级、层次结构。

根据城市规模等级分布模型，城市分布一般呈金字塔型，处在塔尖的高位序的城市数量最少，随着位序的下降而逐级增多，直至塔的底层作为基础的是数量众多的小城市。

合理的城市体系结构要求在各规模等级城市之间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

我国城市体系中特大、大、中、小城市的合适比例为：1：3：9：27，这种结构有利于将城市辐射能量通过城市网络由高到低，依次、有序地逐级扩散到整个体系。

城市规模结构的等级层次，一般是按照城市的人口数量来划分的。

划分标准各国不同，我国制定的标准是：城市非农人口数大于50万的为大城市(其中大于100万的为特大城市)，20—50万的为中等城市，小于20万的为小城市。

这一时期，以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的工业化，具有极强的资源动员力，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下，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建设，不但增强了原有城市的经济实力，还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特别是当时国家计划建设的825项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其中包括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但如前文所述，工业化是以农业提供的积累支撑的，对农业自身的投入仅及重工业投入的五分之一。

同时在“左”的思想错误指导下，长期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反对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反对农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化，反对农民自由流动和向城市转移，从而严重地束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城市发展绝不是城市系统孤立运行的结果，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城乡关系协调，城市才能够顺利发展。

这一时期的实践表明，由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萎缩和停滞，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进展，特别是与农村有着紧密联系的小城市，这一时期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有所减少。

1980年与1952年相比，小城市在全部城市中的比重从73．2％下降到47．7％，小城市人口在全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从24．9％下降到17．9％。

小城市比重过低，城市规模等级分布呈现出头重脚轻的不合理状态。

1978年以后，一系列经济改革缓解了传统发展战略和传统体制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1980—2000年，城市数从220个增加到663个，年均增长率5．62％，为1952—1980年年均增长率的4．6倍。

城市化开始步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

这一时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最卓有成效的创造。

在传统体制下，农民缺乏生产经营应有的权利，虽有大批劳动力剩余，边际劳动生产率低到零，仍不会提出劳动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

农业从集体经营转向农产承包经营的改革，它的历史意义在于使农民摆脱了对行政组织的依附，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择业权，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使在“大锅饭”体制下处于隐蔽状态的劳动力剩余问题显化，年复一年涌起了“民工潮”。

同时，旧的城市体制遭到改革浪潮的冲击，城乡壁垒有所动摇，其中最难于突破的对流动人口的政策也有不小松动，从而使我国城市化从滞后转向加速，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与乡镇企业的崛起，开辟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独特道路。

过去由于先进的城市现代工业和落后的传统农业在生产力水平、内部结构、人口素质等方面都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城市门槛过高，进行城乡直接转换比较困难。

现在乡镇企业及其带动的小城镇的发展，突破了二元结构直接转换的传统模式，形成了新的三元经济社会结构，使之可以通过插入的中间层次进行过渡性的结构转换，即以发展乡镇经济和小城镇作为中介，通过“离土不离乡”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模式进行过渡，农村一城镇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