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中国发展

国际法与中国发展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国际法到底还有没有用处?”这是近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少人在谈到国际法时所提出的问题，也是美国及其盟国在2003年3月20日不顾世界舆论阻挠、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武装进攻后所经常出现的问题。

如果从国际政治发展的实际来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

在冷战结束、世界只有一个超强的情况下，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法也因此受到严重的挑战。

事实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在今年联合国大会开幕的第一天所作的发言中针对最近国际上所发生的一些情势，也坦诚地指出：国际法在全世界遭到了“漠视”。

®国际法是法学的一个部门，也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部门。

作为对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进行规范的规则的总体，它对维持国际秩序、国际政治力量相互之间的重新组合以及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贸易等各方面的发展，始终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美国武装进攻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会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大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国际法拿它没办法。

学术界好像也跟着出现将国际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强权学说”搬了回来的现象，认为国际法管不住国家，认为国际社会的组合完全是由国家相互之间实力对比决定。

实力成了国际行为是否可行的惟一标准，国际法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其实，这种理解是比较狭窄的。

国际法于一个国家对本国利益的维护，不但有用，而且如果我们国际法专业人员能对国际法作进一步的了解和加强，还能有力地促进我国目前所从事的改革开放事业。

从根本上讲，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秩序的需要，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为了维护其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因此，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稳定和发展需要的产物。

下面，本文将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来论述这一要点。

一、国际法与国际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国际法是泊来物，最早是从西方传到我国来的。

然而，国际法是“动态法”(livinglaw),它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

国际法是17世纪现代国际社会的产物。

国际社会从17世纪始、直到20世纪中叶止，一直为西方国家所垄断与主宰。

国际舞台的中心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定格在欧洲。

从历史角度看，国际法在促进和维系西方国家相互之间关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无可讳言，国际法也曾经是西方列强对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与民族进行掠夺和欺凌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舞台，转向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

然而，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五十年代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在六十年代的高涨，使得原来被西方统治的国家的反殖民统治运动风起云涌。

其结果是“民族自决”原则被全世界所接受，并已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传统国际关系方面弱肉强食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改变。

国际法的内涵也不再由西方国家来任意解释和支配。

自从国际法在十七世纪产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即：主权国家之上就再没有一个超国家的立法机构。

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威事实本身，就表明国家对在它们相互关系中一定要有一个相对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必要性。

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希望和要求。

不管具体的某一国的社会制度或政策如何，都有这个希望和要求。

而这种希望和要求本身就说明了国际法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如果没有国际法上大量的对国家和国家之间行为进行规范的规则，跨国界的人员、产品、资本和技术的正常交流就几乎不能进行。

事实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方方面面的关系,如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关系，都是由这种交流构成的。

国际法在这些交流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国和其他国家现在也都联为一体，涉外的成份越来越多。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额在迅速扩大，对外市场的依赖度也在迅速地加大。

1980年，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180个左右，到1999年已达到228个。

2000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为44%,到2003年则迅速增加到约60%。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已与世界的发展合成一体。

如何通过国际法、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去”的客观服务，已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国际法”是用来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的总称，国际关系体系中权力结构变化自然会引起国际法原则的相应改变，但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一旦确立，反过来就会对国际体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就仅以国际法学界人所皆知的“开放海洋”学说为例。

国际法国家领土方面有个”先占原则”。

“先占”，即“先行占领”，是指一个国家取得当时不在任何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的一种占领行为。

先占的主体是国家，先占行为因而是国家行为。

先占的客体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也就是国际法上所说的“无主地”。

这种土地或者完全无人居住，或是虽有土著居民，但土著居民社会还未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国家占领了“无主地”后，就可将其并人自己的版图。

当世界上的陆地基本分割完时，强国就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国际上有“海洋是封闭”的主张。

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3年的训令下，当时世界上仅有的近代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宣称将在它们两国之间分割世界的海洋。

它们的这一宣告以及其中所隐含的“封闭海洋说”，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受到挑战。

®因此，只要其他国家没有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提出挑战，这一宣告就仍然有效。

但在1609年，被国际法学界称之为“鼻祖”的雨果•格劳修斯(HugoGrctius)出版了《海上自由论》，主张开放海洋以及海洋自由，指出海洋不应成为任何国家的独享财产。

荷兰就以格劳修斯的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张提出了挑战。

由于该书出版的1609年也正是荷兰海上力量开始强大的时期，所以它为“海洋开放”在实力方面也奠定了基础。

虽然约翰•塞尔登(Sel-don)于1635年出版了《海上禁锢论》(封闭海洋说)，以回敬格劳修斯并捍卫当时英国坚持的保守立场，但自从格劳修斯起，全世界都开始坚持“公海自由”原则。

®就像荷兰人取代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样，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紧随荷兰而成为海上强国。

尽管约翰•塞尔登反对海上自由论，但英国在1714年成为全球占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后，也开始信奉了开放海洋说。

到十九世纪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和商船开始经常来往于海洋，“海洋开放”原则得到普遍承认，并从此一直在国际法上延续了下来。

1958年《公海公约》第1条规定：公海是指“不包括在一国领海或内水内的全部领域”。

1982年联合国制定的《海洋法公约》，里面都明确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而“公海自由”包括“a)航行自由;b)飞越自由;c)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e)捕鱼自由。

”©所以，“公海自由”已成为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国，任何国家都没有能有效地声称将公海任何部分置于其国家主权之下的权利。

试想，如果没有格劳修斯首先提出“开放海洋”的理论，如果海洋被当时的世界强国在它们之间进行分割，没有“公海”，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当然,应该承认：国际法学者的作用有限，他们不是国际法主体，所以只能提建议和学说。

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建议和学说，国家的选择和决策就无从谈起。

国家是国际法主要的主体，这也是国际法不同于国内法的特点之一。

格劳修斯的“开放海洋”学说表明：国际法学者的建议如果能为国家所接受，对国际法和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就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法对国际秩序和格局的形成，不但有用，而且还有大用。

在今天国际关系体系中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际法上形成自己的体系和原则，以便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发挥积极的影响。

二、国际法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关系要了解国际法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关系，只要借鉴和对比一下其他国家在国际法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就能清楚。

国际法与法律其他学科一样，它有许多规则需要在实践中作进一步的解释。

在现代国际法领域，关于外国所享有的主权豁免的程度方面就存在有不同的理解。

国际关系的实践已充分表明：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强国)通过对国际法的解释，并在解释的基础上(或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提出各种要求，能让国际法为其自己的利益服务。

下面列举几个具体例子。

其中每个例子都清楚说明：国际法与我国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1.国际及其财产豁免问题在国家所享有的主权豁免方面，传统国际法一直存在有“绝对豁免原则”，即：只要是国家或国家财产，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享受国际法上规定的特权豁免。

直到1950年冷战开始时，美国对外关系方面一直采取“绝对豁免原则”。

但是，由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兴起，在进行贸易时，产生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即：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贸易公司在与美国或西方(私人性质)公司发生商务争执时，那么在国际法“主权豁免原则”的保护下，既便是这些国营公司有违反合同的嫌疑，也可免受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法院的起诉和裁决。

根据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情况，美国开始调整自己在国际法上的立场，转而采用对外国豁免权有选择进行限制的原则。

1952年5月19日，当时美国国务院代理法律顾问杰克•泰特(JackTate)给美国司法部写了一封信，认为由于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或正在用国家的名义与西方国家做生意，如果继续采用“绝对豁免原则”，就必然会对以私人名义所从事的商业活动造成不公平，因而要求美国改变传统国际法上的作法。

这就是国际法常提到的“泰特信函”(TateLetter)。

©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向全世界宣告，从此以后美国在考虑外国政府有关主权豁免的请求时，将遵循有所限制的原则。

这一与传统国际法上绝对豁免原则相对立的新立场，在“统治行为”(actaimperii)和“管理行为”(actagestionis)之间，或在外国政府的公共行为与私人行为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从此以后，只有公共行为才能在美国法院的司法中豁免。

因此，所有外国贸易公司所受的主权豁免的庇护都取消了。

但是，由于没有关于“管理行为”(商业或个人行为)的国际标准，所以对是商业还是个人行为的确定，就由美国法庭来作出。

以后，美国国会于1976年通过制定《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⑦(ForeignSovereignImmunityAct),填补了这一空白。

此法规定根据其“性质”而非“目的”来定义某项“商业行为”。

⑧因此，某主权国家或其机构从事等同于“自明的”(primafacie)商业行为将不被豁免，尽管这一“行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增进此主权国家的政治利益(由此，作为“公共行为”是有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