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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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经济”不代表年轻人“躺平”(一览)

“寺庙经济”不代表年轻人“躺平”（一览）“寺庙经济”不代表年轻人“躺平”在上班和上学之间，不少打工人开始选择“上香”。

不同于去年在朋友圈刷屏的露营、飞盘等户外热潮，年轻人也喜欢“佛系”的平衡学习、工作。

投向佛祖的怀抱，似乎更是一场精神洗礼。

曾经，热衷爬山逛寺庙的只是少数者，多为中年人。

他们组团旅游，找个清静的寺庙小住几天，或者想要逃离内卷，与法师们讨论修身养性。

现在，年轻人逐渐找到了在世俗和禅意之间的平衡方法——入寺拜拜。

根据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310%;2月以来预订门票的人群中，90 后、00 后占比接近 50%。

而从1月1日至3月16日，“寺庙”的搜索指数和综合指数增长迅速，分别同比增长了586.81%和351.06%。

其中，杭州的北高峰山顶上的寺庙，有“天下第一财神庙”之称，北高峰可爬，也可坐索道。

可求财运，成为不少杭州打工人的“精神寄托”。

连续三年没有晋升加薪的文佳(化名)，听说很多老板都会上北高峰祭拜，祈求生意兴隆。

她决定在工作日请假，去北高峰财神庙一探究竟。

她搜好了爬山路线，整装待发。

呼吸着新鲜空气，爬了一个多小时，文佳就到了山顶。

在这里不仅能看见全景西湖，还可以看见全景灵隐寺。

文佳走进财神庙后，看到旁边有很多金元宝的功德箱，她顺手丢进去十元，就当积德。

她又花了30元现金去求签，在解签的瞬间，看到上上牵几个字，她终于松了口气。

寺庙旁边还有求福的手串，文佳也顺手买了一串50元的爆款，就当为未来生活买单。

在出口往山下走的石阶上，有家“财缘咖啡”，店铺很小，除了咖啡机和其他设备，几乎容纳不下更多客人。

店铺外的平台是休息区，坐下喝咖啡的都是年轻人。

文佳看着几个同来求签的年轻人正在热聊，话题却都是朴实无华的心愿：无它愿望，唯有发财。

文佳从北高峰一路下山，到唯一一个岔口时，往右侧下山，走到了韬光寺。

韬光寺虽然没有其他几家寺庙那么名声在外，但杭州本地人求健康，都会到这里。

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对策

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对策引言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的自然风景而闻名于世。

其中，寺庙是西藏文化和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寺庙不仅是佛教信仰的场所，也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探讨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以及可能的对策。

寺庙经济的历史西藏寺庙经济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政治和经济中心。

当时，寺庙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农业、牧业、商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获得收入。

此外，寺庙还接收信徒的捐赠，这些捐赠被用于维护寺庙及供养僧侣。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西藏寺庙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中国解放前，寺庙经济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寺庙的土地、财富以及其他资源被剥夺，导致寺庙经济的衰落。

这段历史时期，寺庙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寺庙经济的现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西藏寺庙经济逐渐复苏。

政府恢复了寺庙的宗教功能，保护了其文化遗产，并鼓励寺庙参与经济活动。

目前，寺庙可以通过开展经济合作社、旅游业、手工艺品制作和出售等方式获得收入。

此外，政府还提供补贴和福利，以支持寺庙的运营。

然而，西藏寺庙经济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首先，寺庙经济的发展不平衡，部分寺庙在经济活动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而其他寺庙则面临较大的困难。

其次，寺庙经济受制于西藏地理环境的限制，交通不便、设施简陋、市场有限等问题制约了寺庙经济的发展。

此外，寺庙管理和经营能力相对薄弱也是一个问题。

对策为了促进西藏寺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采取以下对策：1.加强寺庙管理和经营能力的培养。

政府可以提供培训、指导和支持，帮助寺庙提高管理和经营能力，使其更好地利用资源和开展经济活动。

2.提升寺庙的文化旅游价值。

西藏拥有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政府可以鼓励寺庙保护和展示其文化遗产，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

同时，政府可以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提升游客的体验。

3.加强寺庙间的合作与交流。

政府可以组织寺庙间的合作交流活动，促进资源共享和互助合作。

浅析寺院经济的繁荣

浅析寺院经济的繁荣王笋摘要：寺院经济作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实体，它自身既带有宗教的成分，又兼有经济的内容。

今天寺院经济的繁荣，体现在方方面面：香火的鼎盛，寺院的富裕等等。

只有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寺院经济，积极引导它与社会相适应，寺院经济才能更加繁荣。

关键词：寺院经济；内因；外因；农禅并重多少年来，被人们视为神秘之地的寺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寺庙正逐步改变千百年来“吃饭靠供养，修庙靠国家”的旧模式。

正在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面对新挑战，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寺院的功能，增加寺院内容，想着更加完善的寺院经济实体的方向发展。

这样也许会带来寺院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观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新问题。

一、寺院经济的兴起寺庙作为佛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弟子们念佛修行的场所，担负着众弟子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重任。

要完成这一重任，就必须依赖于寺庙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并在洛阳建立汉地第一座寺庙——白马寺。

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已经十分繁荣与兴盛。

在盛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佛教，贞观初年，嵩山少林寺拥有两天三十顷。

贞观年间，全国寺庙多达3726座。

①寺庙如此之多，僧尼如此之众，都是依赖于寺院经济的繁荣发展。

历代王朝的大力扶持和封赏成为寺院经济形成的最初条件。

除朝廷的扶持外，接受皇室贵族、富豪信徒的施舍供奉也给寺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加上佛教所倡导的“众生皆平等”、“今世的修行时为来世的积福”等深入民心的教义，为寺院赢得了广大的信徒和支持者。

当“软件”和“硬件”都具备时，寺院经济便破茧而出，展现出它的活力。

二、引起寺院经济芳容的“内因”与“外因”众所周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它创立之初，佛教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追求便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同样佛教也指出财富的危害。

但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影响，逐步改变了以前那种观念，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教义，同时也积极适应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变，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寺院经济利弊分析报告

寺院经济利弊分析报告寺院经济利益分析报告1. 引言寺院作为宗教场所和文化遗产的代表，对社会经济有着显著的影响。

本报告将对寺院经济的利益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寺院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以及刺激市场发展的潜力。

2. 寺院旅游与经济2.1 寺院旅游业的发展寺院作为文化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参观和朝拜。

寺院以其独特的建筑、文化和精神内涵吸引了国内外游客，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2.2 旅游带动的经济效益寺院旅游业的兴盛为当地经济带来了多重效益。

首先，游客的涌入刺激了当地的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其次，寺院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旅游商品的销售，提升了当地商业活力，推动了商业区的繁荣。

此外，寺院作为旅游景点，也为当地政府带来了旅游收入和税收。

2.3 寺院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寺院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利益的关键因素。

寺院应该注意保护和传承其独特的文化遗产，提升旅游体验，避免过度商业化和文化侵蚀。

此外，寺院和当地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提高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水平，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寺院的慈善与社会福利3.1 寺院的慈善事业寺院作为宗教团体，秉持着慈悲心和温暖的大爱精神，从事各种慈善事业。

寺院通过设立救助中心、养老院、学校，提供救助、教育、医疗等服务，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3.2 社会福利的影响寺院的慈善事业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

他们为社会提供了义务和无私的服务，缓解了社会资源的压力。

寺院的慈善事业不仅改善了困境中人们的生活状况，还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和凝聚力。

4. 寺院与当地市场4.1 寺院对当地商品需求的影响寺院作为宗教场所和文化中心，尤其在重要节日和庙会活动时，吸引了一大批信众和游客。

这些人群的涌入为当地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增加了当地商品的需求。

4.2 寺院对当地商品销售和推广的支持为了满足信众和游客的需求，寺院会主动支持当地特色商品的销售和推广。

浅析南朝佛教的寺院经济

浅析南朝佛教的寺院经济摘要：寺院经济是伴随着中国佛教发展, 以及当时经济重心的南移而产生的。

在南方，当时正值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寺院经济的出现充实了当时的经济结构，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多样性，发展了南朝的社会经济。

而且寺院经济必然也对当时民众生活，社会经济，国家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南朝；寺院经济；寺院地主；社会救济；僧官制度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center of Chinese economy moving to the south, the temple economy appeared. In the south, economy was developing rapidly at that tim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emple economy enriche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reflected the diversity of economy, which made the social econom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develop. What's more, temple economy also had produced inevitable effect on public life, social economy, and national politics at that time.Key words: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emple economy; temple landlord; social relief; SengGuan system二、寺院经济在南朝时期兴盛的原因（一）佛教的兴盛推动寺院经济的发展（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带动寺院经济的发展三、寺院经济的来源（一）封建统治者及门阀世族的恩赐和施舍（二）寺院地主有政治特权后对于土地的大肆兼并和掠夺（三）贵族富民对家寺的创立四、寺院经济的表现形式（一）寺院的钱物方面的体现（二）寺院的土地方面的体现（三）依附民及赋税方面的体现五、寺院经济对南朝社会的影响（一）寺院经济对江南的社会经济的影响。

寺庙经济调研报告

寺庙经济调研报告寺庙经济调研报告一、引言寺庙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场所，承载着信众们的虔诚心愿。

近年来，寺庙经济在我国逐渐兴起，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本报告旨在对寺庙经济进行调研，分析其现状、影响因素及未来发展趋势。

二、寺庙经济的现状1. 经济规模扩大：随着人们对佛教信仰的热情增加，寺庙经济规模逐年扩大。

寺庙内的香火祭祀、供奉物品、朝拜用品等都成为了一种商机，寺庙也开始向外界开放，为信众提供佛学培训、禅修养生等活动。

2. 商业化倾向增加：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寺庙经济也越来越呈现商业化倾向。

一些寺庙开始租赁寺内的房屋开设商铺，出售日用百货、礼品等商品。

同时，寺庙还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佛教文化展览等，吸引更多游客和信众。

3. 寺庙旅游发展：寺庙经济与旅游业的结合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寺庙景区成为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

一方面，这为寺庙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寺庙也面临着旅游开发对其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商业化的困扰。

三、影响因素分析1.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对寺庙经济有着直接影响。

经济繁荣的地区，人们更有条件和动力参与寺庙经济，寺庙也有更多的机会与外界进行经济合作。

2. 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对寺庙经济有着双重影响。

一方面，城市化加速了寺庙商业化的步伐，推动了寺庙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需求和房地产开发，也导致部分寺庙被拆迁或遭到人为破坏。

3. 文化自信与需求变化：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逐渐增加，文化自信对寺庙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在改变寺庙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

四、未来发展趋势1. 突出特色文化：寺庙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文化，注重发扬佛教精神，传播佛教文化，提供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服务。

在商业化的同时，也要保持对信仰的尊重和传统的延续。

2. 促进合作共赢：寺庙可以与商业机构、文化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益互惠。

借助外部资源的支持，寺庙经济可以更好地发展，推动当地经济的兴旺。

寺院经济是如何管理的

寺院经济模式研究纪华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副主任；何方耀，华南农业大学宗教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我国的佛教文化和寺院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经济从空白到恢复，逐步走向繁荣，寺院数量已达3万多所，许多寺院已经基本具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汉传佛教寺院亦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道场建设、组织制度建设、道风建设、佛学院教育、社会弘法和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寺院经济模式的巨大的变化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长时期与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融汇和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传统。

古代的印度，寺院一般没有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性活动，其生存运作基本依靠官府及信众的施舍捐赠。

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宗教传统、民族习惯及社会风俗的变化，寺院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禅宗丛林制度兴起之后，一改印度托钵乞食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的新禅风。

禅宗寺院外，一般寺院经济也由单纯的外来施舍捐赠，逐渐增加了寺院自身的生产和经营，形成了新的寺院经济模式。

古代佛教寺院以地租为主，唐宋时期还形成了种植、浴室、碾硙、邸店、借贷等众多经营方式，因为寺院经营通常可以豁免赋税，有时寺院经济过于膨胀甚至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影响而遭致打击，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即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明清以后，寺院经济以施舍捐赠和地租为主，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之前江南和岭南地区的佛教名刹往往拥有丰厚的庙产，如镇江定慧寺有土地万亩，金山寺有良田数千亩，常州天宁寺亦有寺田8500亩，广州的光孝寺、大佛寺、长寿寺都拥有走过5千余的肥田沃土。

又如武汉归元禅寺创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清代200多年间，共有信徒布施白银2900余两、黄金10余两购置了19处地产，寺院自己则花费白银210两购置了3处田产，所以田租收入是该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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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状况及原因分析通常意义上，人们把东汉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1]。

事实上，佛教传入年代应早于此，《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评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2]，说明西汉末年，佛教就已经传入内地。

但在佛教内传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只是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

“虽然在东汉末已有人信仰佛教，但开始还只准西域人奉祀，汉人要出家为僧，政府是明令禁止的。

”[3]佛教作为一种“夷狄之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汉族正统思想观念的偏见与排斥。

如当时人言：“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祀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

魏承汉制，亦循前规。

”[4]又“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

”[5]“佛陀乃千年前一外夷，……佛教经典亦彼外夷之糟粕。

”[6]然而，在魏晋南北朝短短三百余年之际，佛教取得了爆破性的发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来小教成为中国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由此确立其在思想界的支柱地位，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单从一系列的数字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当时佛教迅猛发展之大势：“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515年之间，寺院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尼总数200万人。

”[7]“东、西魏分裂，周、齐对峙时，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8]与此同时的南方，“寺院数字约在1768-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82700人之间。

”[9]同样，佛经也大量的被翻译和传播开来，“据开元释教录，三国下至隋前，……译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六卷，……若据隋志，乃有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即就一千六百部计，在此四百年中，以平均每年当出四部十卷。

”[10]魏晋南北朝佛教之兴盛，可以从寺院经济之繁荣上表现出来。

当时寺院之豪奢，南北方大致相类，现以北方为例。

《洛阳伽蓝记》中所叙：“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

”[11]“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

”[12]“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

”[13]此等描绘，虽有言词艳丽之嫌，但从中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寺院之富庶。

实际上，在中国佛教之发展过程中，寺院经济状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自从传入中国起，就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丝绸之路也是佛教借以传播之路。

”[14]而丝绸之路主要是商业贸易往来的通道，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就带有某种商业性质。

如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沚。

”[15]自西域来华的安清，“吴末行至扬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

”[16]《弘明集》牟子《理惑论》中也说：“今沙门，……取贱卖贵，专行诈诒。

”[17]可见，早期佛教就与商业活动有着不解之缘，而这最初的商业活动，给寺院经济奠定下了起始的基础。

自永嘉南渡至隋灭陈重新统一的这二百七十余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谓是寺院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繁华之状，在前已有描述。

现在我们要探求的是，为何这一分裂时期会给寺院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契机，且这一现象在南北方都出现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不仅要从这一分裂时期的总体时代特征上加以把握，还要从南北方具体情况上考虑，以便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

关于寺院为何能聚敛大量财富的问题，前人已作了不少研究，总体上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吸收大量流民为寺院劳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战事频繁，其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流民。

一方面，乱世期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安置如此巨额的流民，另一方面，西晋时期的士族，在永嘉之乱中受到很大冲击，大批士族地主南迁，“一般来说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

”[18]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封建庄园也无法起到吸收流民的作用。

同时，一些地方性政权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异常残酷的剥削他们所控制的那部分农民，也使其民加入流民的行列。

如史书中记载：“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19]可见，当时社会矛盾在于，大量存在的流民与缺乏的社会收容实体之间，于是乎，寺院就自然的扮演了这一“慈善收容所”的角色。

寺院吸收大量流民，使之成为其依附，史有所载：“道人又有白徒（未出家而为僧院服役的男丁），尼则皆畜养女（未出家而为尼寺服役的女子），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20]此种说法，虽不免夸张，但寺院控制大量依附民，确实不争的事实。

寺院吸收流民，往往打着“慈善”的旗号，但事实上，“寺院对孤寡的抚恤并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在寺院大量财富渐渐转为土地资本情况下，这些被抚养的孤儿往往就成为寺院的无偿劳动力。

如道安入寺之初，‘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苦，曾无怨色。

’（《高僧传》卷五本传）这样，招纳孤寡的行为就成了一种高效的投资，使寺院财富进一步增加。

”[21]由此，我们可以定论，乱世所造成的流民，使寺院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上层社会的佞佛施舍之风。

当时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佞佛之风气，南北方皆然，其原因涉及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本文在后会有论述。

不可否认的事，上层社会贵族官僚的施舍，也是寺院财富的来源之一。

《洛阳伽蓝记》中所载八十多所寺院，宗王所立者十，宦官所立者五，帝王所立者五，官僚所立者五，外戚所立者三，可见舍钱立寺为上层社会之一风尚。

若不能立寺者，亦大加施舍，以求立碑，如“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以下。

”[22]当时施舍之盛，可谓是“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

”[23]在同时代的南朝，也存在此等现象，“竭财以趣佛，破产以趋佛。

”[24]其中，尤以梁武帝为甚，史载他于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三次在同泰寺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

”[25]社会上之普遍佞佛之风，与贵族官僚的大量施舍，构成了寺院财富的重要部分。

三、寺院享受经济特权。

寺院经济发达的一部分原因是它是一种特权经济。

其特权主要表现在：一、它的依附民制度合法化，在这里主要以北朝为例：北魏时允许寺院拥有僧祗户和佛图户。

僧祗户是向寺院缴纳定额地租——“僧祗粟”的依附农民。

“这种缴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

”[26]而实际上，“收到的租谷，不用来‘济施’，而是用来作为寺院高利贷的资本，来‘规取赢息’。

”[27]同时，政府也为寺院的收息行为提供了保障，史载：“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县为征。

”[28]寺院与官府勾结，可见一斑。

佛图户制度是招募刑徒和官奴来为寺院服役，“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29]“他们同样是寺院的依附者，只是经济地位比僧祗户还低。

”[30]二、寺院可以豁免赋役，“那些生产僧祗粟的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

”[31]可谓是“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32]。

寺院及其依附者独立于国家编户之外，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至于，寺院为何能享受到此等特权，我窃以为当时寺院与政府在经济上存在某种共生关系。

一方面，政府给予并保护寺院的特权，另一方面，寺院也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协助政府聚敛财富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相对于政府明显的赐予特权来说，则更为隐秘。

有的寺院附近设置租场，“寺东有中朝时常满仓，高祖令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也。

”[33]“寺南有租场”[34]。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两者关系的怀疑。

我们是否可以猜测，寺院由于其特殊的身份，被政府视为一个相对安全的财富的聚集地，这一作用在乱世中应该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由于寺院对政府的这一作用，才使得政府更要对其加以保护，并赐予种种经济上的特权。

四、寺院自身参与商贸活动。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了早期佛教就与商贸活动密切相关。

而在此时，寺院“至于营求汲汲，无暂宁息。

或垦殖田亩，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35]可见，寺院参与商贸活动的积极性不减，这也可以作为其财富的一个来源。

由于寺院当时过分的投入经贸活动，使其越来越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使得其纯洁性受到人们的质疑，一些人对此指责说：“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颂，不干世事，不作有办。

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36]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对这一世俗化倾向作否定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寺院参与商贸，使得佛教更贴近市井小民的生活，也使其更易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这对佛教能迅速而广泛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

以上，我们是从经济角度来探讨寺院经济繁荣的原因。

但我们知道，寺院经济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发展，佛教能在短期内取得在中国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也必然与当时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佛教繁荣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永嘉之乱后，中国一度出现了思想真空。

在北方，由于汉族统治的统一帝国的崩溃，一向被视为汉族文化之股肱的儒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

儒家的一整套关于忠、孝、仁、义的学说，在五胡并乱的动荡时代，显得苍白无力。

因为，儒学（主要指的是董仲舒所立之公羊学）是与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模式紧密相连的，显然，其政治基础的垮台，使其失去了依靠，虽然其影响还在，但毕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入侵的少数族首领有比较深厚的汉学修养，这在赵翼之《廿二是札记·僭伪诸君有文学》中有了深入的阐述，但作为整个少数族而言，在短期内很难完成汉化，加之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使得少数族往往带有某些“仇汉”心理，更不可能要求其接受被视为汉人之教的儒学。

同时，大量士族的南迁，使汉族的文化中心一度南移，南北政治上的阻隔使文化交流亦不甚顺畅，从而在北方一度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真空状态。

这给佛教的渗透带来了契机。

史载：“张野……称其世为冠族，游学许洛。

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学，道阻不通，遇释道安，遂以为师。

”[37]由此可见。

与此同时的南方，虽然一时出现了士族文化的繁荣，但也存在思想真空的情况：一方面，门阀统治的确立使得皇权衰微，在士族重玄学的风气下，儒学处于劣势，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皇权来维系，使它的影响缩小，不能在社会上起思想统领的作用。

而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则属于一种贵族化的文化。

由于当时“政治的动荡造成统治集团的封闭化，而文化的破坏造成了学问仅在某一家族中流传”[38]。

如当时煊赫一时的王氏“七叶相传，人人有集，”[39]但这一文化上的盛况却无法突破家族的界限，它只能局限在社会上层那一个狭小的圈子中，而这一圈子之外则出现了所谓的思想真空，佛教则起了填补这一真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