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经济的发展
宋代寺院经济的发展
宋代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是世界三⼤宗教之⼀，佛教⾃传⼊中国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喻的。
⼀⽅⾯，以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说，提倡⾏善积德，在⼀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盾。
另⼀⽅⾯，统治者利⽤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具，教化民众。
⽽作为佛教徒的修⾏地------寺院。
在当时不仅起到了为僧侣提供住宿的作⽤，⽽且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起到⼀定的作⽤。
⼊宋以后，佛教思想早已深⼊⼈⼼。
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兴建的寺院越来越多，僧侣的数量也逐渐上升。
然⽽，很多僧侣是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遁⼊空门的，他们⼀般素质低下。
僧尼冗滥现象⼗分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僧⼈、寺院的特权，在经济上控制寺院经济⼒量的⽆限膨胀。
但寺院仍千⽅百计地占有⼟地，壮⼤⾃⼰的实⼒。
这⼀时期的寺院经济在政府的控制下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作为⼀个宗教性的经济实体，在其⾏使功能时，必定会因此产⽣⼀些活动费⽤。
⽽这些费⽤是寺院必须承担的。
那么，佛家寺院需要⽀出哪些费⽤呢？⼀．修建和维护寺庙的费⽤。
由于两宋时期佛教思想的传播影响不断深⼊。
⼤到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到商贾地主，都不惜拿钱财将寺庙修的⾦碧辉煌。
此时的寺院也如⾬后春笋般拔地⽽起，寺院林⽴。
⽽寺院兴建和维护所需经费的很⼤部分来⾃社会各阶层的捐助和施舍。
宋代修建和维护寺院需要巨⼤的资⾦，⽆论如何使⼤⼤加重了封建国家和百姓的经济负担，它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负⾯影响是不⾔⽽喻的。
⼆．僧尼等的⾐⾷之费。
宋朝的寺庙众多，⽽寺院内的僧侣过着集体的⽣活，每个⼈的⾐⾷之费之和也是⼤的惊⼈。
这包括僧侣⾐⾷之资、⽣产⼯具的购买、法事活动、各种合法的及⾮法的赋税、宗教⽤品的置办等。
应该说，宋代僧尼⾐⾷之费不可计数，寺院要养活这些⼈需要付出巨⼤的代价，为了满⾜僧⼈的基本⽣活需求，僧⼈除了出去化缘，还必须跟凡⼈⼀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
正因如此，进⼀步深化了僧尼的世俗化的倾向，是宋代寺院、僧⼈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关于庙宇经济的
关于庙宇经济的【原创实用版】目录1.庙宇经济的定义和背景2.庙宇经济的发展现状3.庙宇经济的影响因素4.庙宇经济的挑战与未来发展正文庙宇经济，是指以寺庙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
在我国，寺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场所，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区功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庙宇经济逐渐崛起，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庙宇经济的定义和背景庙宇经济起源于古代，我国历史悠久的寺庙文化为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在古代，寺庙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教育、医疗、社交、文化传播的中心。
这种多功能的地位使得寺庙周边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即庙宇经济。
二、庙宇经济的发展现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庙宇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如今的寺庙周边，往往形成了集旅游、文化、商业、服务于一体的特色商圈。
寺庙本身也成为了吸引游客、信众的重要旅游资源，为地方经济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三、庙宇经济的影响因素庙宇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政策支持：政府对文化旅游业的大力支持，为庙宇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社会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旅游、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为庙宇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寺庙自身的吸引力：寺庙的历史、文化、建筑等特色，使其成为了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游客和信众。
四、庙宇经济的挑战与未来发展尽管庙宇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如过度商业化、环境污染等问题。
为了实现庙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1.加强对寺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防止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文化流失。
2.合理规划寺庙周边的商业布局，避免恶性竞争和环境破坏。
3.加强对游客和信众的教育引导，提高其文明素质，减少对寺庙环境的影响。
总之，庙宇经济作为我国特色经济的一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浅析西藏寺院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动因
浅析西藏寺院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动因西藏寺院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动因可以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
从历史上看，西藏寺院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受到宗教因素、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首先，宗教因素是西藏寺院经济产生的主要动因之一、西藏是佛教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和发展非常迅速。
佛教教义强调断尽一切烦恼，追求解脱和智慧，鼓励人们舍弃一切私利和物质欲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信奉佛教的修行者会将自己的物质财富捐献给寺庙，以供养僧侣和寺庙的建设。
这种供养行为成为了寺庙经济发展的基础，寺庙经济的产生也因此逐渐形成。
其次，地理因素也对西藏寺院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西藏地处高海拔、寒冷干燥的高原地带，物产稀少，交通不便，人们生活困难。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农牧民很难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而寺庙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寺庙通过接受信众的捐献和土地赋予的权益，在经济、物资和生活保障方面为信众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在这种背景下，寺庙的经济地位逐渐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最后，政治因素也对西藏寺院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历史上，西藏地位重要，涉及着政治和宗教的问题。
政府和地方精英希望通过支持和捐赠给寺庙来获取宗教上的祝福和政治上的合法性。
寺庙也利用这种关系来获取资源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政治因素的存在使得寺庙经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关注，也促进了寺庙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西藏寺院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动因主要包括宗教因素、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
佛教的信仰和教义为寺庙经济提供了基础；地理环境的恶劣使得寺庙经济成为农牧民的重要生计；政治因素使得寺庙经济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关注。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西藏寺院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为西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农村寺庙发展现状
农村寺庙发展现状
农村寺庙发展现状显示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农村寺庙在经济条件相对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发展面临一些挑战。
由于经济收入有限，寺庙的资金来源相对较少，难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工程。
一些寺庙的建筑物因年久失修而出现损坏，甚至有些已经废弃。
其次，农村寺庙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寺庙承载着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成为人们聚集在一起祈福、修行和学习佛教教义的重要场所。
一些寺庙还组织一些佛学班或者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帮助农村居民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再次，农村寺庙在社区建设和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些寺庙不仅开展宗教活动，还提供一些公益服务，如临时救助、养老服务等。
寺庙也成为居民在困难时期寻求帮助和安慰的场所。
然而，目前农村寺庙发展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寺庙管理薄弱，存在资金和人力不足的情况，导致管理不善和无法进行有效运营。
此外，一些寺庙在推广佛教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非法宗教的竞争，给寺庙管理和宗教传播带来一定的困扰。
综上所述，农村寺庙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承载着农村居民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并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
然而，寺庙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关注和支持。
寺院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寺院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 。
在发展过程中，寺院需要平衡好宗教传承、文化保护、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关系，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展望
未来，寺院将继续在宗教、文化 、社会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 为连接历史与现代、东方与西方
的桥梁和纽带。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旅游业的发 展，寺院也将更加开放和包容，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文化交
寺院的建筑风格与特点
建筑风格
中国的寺院建筑风格多样，有汉传佛教的宫殿式建筑、藏格在历史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各自 的特色。
建筑特点
汉传佛教的寺院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注重对称和平衡，屋顶采用琉璃瓦等彩色瓦片，装饰精美。藏传 佛教的寺院建筑则以石结构为主，墙体厚实坚固，碉楼式的建筑造型独特，装饰粗犷豪放。南传佛教 的寺院建筑则以竹木结构为主，干栏式建筑造型轻盈，装饰简洁朴素。
寺院发展现状及未 来趋势分析
contents
目录
• 寺院发展概述 • 寺院发展现状分析 • 寺院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 寺院未来发展的策略建议 • 结论与展望
01
CATALOGUE
寺院发展概述
寺院的定义与特点
宗教活动场所
寺院是佛教等宗教信仰的专门活 动场所，是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 动、修行学习、文化交流等的场
寺院的管理模式与机制
管理模式
中国的寺院管理模式主要包括教职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安全保卫管理等。教职人员管理主要指对僧侣的选拔、 培养和管理，财务管理主要指寺院的收支管理，安全保卫管理则主要指对寺院的安全、消防等方面的管理。
管理机制
目前，中国寺院的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寺院自主管理，另一种是政府参与管理的模式。传统的 寺院自主管理主要由住持负责，依靠寺院内部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政府参与管理则由政府设立相关 的管理机构，对寺院进行直接管理，同时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来规范和管理寺院。
寺院经济的繁荣(一)
寺院经济的繁荣(一)论文关键词：寺院经济内因外因农禅并重论文摘要：寺院经济作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实体，它自身既带有宗教的成分，又兼有经济的内容。
今天寺院经济的繁荣，体现在方方面面：香火的鼎盛，寺院的富裕等等。
只有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寺院经济，积极引导它与社会相适应，寺院经济才能更加繁荣。
多少年来，被人们视为神秘之地的寺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寺庙正逐步改变千百年来“吃饭靠供养，修庙靠国家”的旧模式。
正在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面对新挑战，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寺院的功能，增加寺院内容，想着更加完善的寺院经济实体的方向发展。
这样也许会带来寺院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观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新问题。
一、寺院经济的兴起寺庙作为佛教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弟子们念佛修行的场所，担负着众弟子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重任。
要完成这一重任，就必须依赖于寺庙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并在洛阳建立汉地第一座寺庙——白马寺。
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已经十分繁荣与兴盛。
在盛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佛教，贞观初年，嵩山少林寺拥有两天三十顷。
贞观年间，全国寺庙多达3726座。
①]寺庙如此之多，僧尼如此之众，都是依赖于寺院经济的繁荣发展。
历代王朝的大力扶持和封赏成为寺院经济形成的最初条件。
除朝廷的扶持外，接受皇室贵族、富豪信徒的施舍供奉也给寺庙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加上佛教所倡导的“众生皆平等”、“今世的修行时为来世的积福”等深入民心的教义，为寺院赢得了广大的信徒和支持者。
当“软件”和“硬件”都具备时，寺院经济便破茧而出，展现出它的活力。
二、引起寺院经济芳容的“内因”与“外因”众所周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它创立之初，佛教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追求便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同样佛教也指出财富的危害。
但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影响，逐步改变了以前那种观念，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教义，同时也积极适应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变，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
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对策
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对策引言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的自然风景而闻名于世。
其中，寺庙是西藏文化和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寺庙不仅是佛教信仰的场所，也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探讨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以及可能的对策。
寺庙经济的历史西藏寺庙经济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政治和经济中心。
当时，寺庙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农业、牧业、商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获得收入。
此外，寺庙还接收信徒的捐赠，这些捐赠被用于维护寺庙及供养僧侣。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西藏寺庙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中国解放前，寺庙经济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寺庙的土地、财富以及其他资源被剥夺，导致寺庙经济的衰落。
这段历史时期，寺庙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寺庙经济的现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西藏寺庙经济逐渐复苏。
政府恢复了寺庙的宗教功能，保护了其文化遗产，并鼓励寺庙参与经济活动。
目前，寺庙可以通过开展经济合作社、旅游业、手工艺品制作和出售等方式获得收入。
此外，政府还提供补贴和福利，以支持寺庙的运营。
然而，西藏寺庙经济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首先，寺庙经济的发展不平衡，部分寺庙在经济活动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而其他寺庙则面临较大的困难。
其次，寺庙经济受制于西藏地理环境的限制，交通不便、设施简陋、市场有限等问题制约了寺庙经济的发展。
此外，寺庙管理和经营能力相对薄弱也是一个问题。
对策为了促进西藏寺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采取以下对策：1.加强寺庙管理和经营能力的培养。
政府可以提供培训、指导和支持，帮助寺庙提高管理和经营能力，使其更好地利用资源和开展经济活动。
2.提升寺庙的文化旅游价值。
西藏拥有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政府可以鼓励寺庙保护和展示其文化遗产，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
同时，政府可以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提升游客的体验。
3.加强寺庙间的合作与交流。
政府可以组织寺庙间的合作交流活动，促进资源共享和互助合作。
《寺院经济的发展》
《寺院经济的发展》研究现状。
我国寺院经济的研究开始于1934年何兹全先生的《中国时代之中国寺院》，这篇文章开启了寺院研究的先河，给当时的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随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全汉昇先生的《中古寺院的慈善事业》，叶受祺先生的《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何兹全先生的《中国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食货派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唐代寺院经济概说》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持续，寺院经济的研究一度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寺院经济研究才再次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法国著名学者谢和奈先生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何兹全先生的《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
直到今天寺院经济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背景。
是在西汉末年由西土印度传入中国的。
永平十年，奉命西行求法的蔡偣等人在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2人并邀请来到中国，同时有佛像、经卷用白马托归洛阳。
明帝在洛阳门外建立精美房舍供给僧尼居住，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用来翻译经书，弘扬佛法，使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然而，作为一个外来的殖入者，要想在中国立地生根还是有着重重困难需要突破。
首先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他们相信通过布施可以得到善报，但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重视农耕，对于那些游荡者，反而更容易招致不满。
其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文化）的排挤，不管是与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严重的冲突。
孔子在《论语》中说“食、色、性也。
”认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
讲求的是父慈子孝，多子多福，更有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佛家则要求信徒看破红尘，四大皆空，离开家庭，过苦行生活，心中唯有。
这与当时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显得格格不入。
那时候别说是弘扬佛法在中国开花结果，就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困难。
要想继续在中国扎根下去就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
形成与发展。
早期的传播主要是以译经为主的学术活动，影响仅限于社会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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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经济的发展研究现状：我国寺院经济的研究开始于1934年何兹全先生的《中国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篇文章开启了寺院研究的先河，给当时的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随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全汉昇先生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叶受祺先生的《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何兹全先生的《中国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食货派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唐代寺院经济概说》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持续，寺院经济的研究一度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寺院经济研究才再次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法国著名学者谢和奈先生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何兹全先生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直到今天寺院经济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背景：佛教是在西汉末年由西土印度传入中国的。
永平十年，奉命西行求法的蔡偣等人在大月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2人并邀请来到中国，同时有佛像、经卷用白马托归洛阳。
明帝在洛阳门外建立精美房舍供给僧尼居住，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用来翻译经书，弘扬佛法，使佛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然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殖入者，要想在中国立地生根还是有着重重困难需要突破。
首先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他们相信通过布施可以得到善报，但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重视农耕，对于那些游荡者，反而更容易招致不满。
其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文化）的排挤，不管是与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严重的冲突。
孔子在《论语》中说“食、色、性也。
”认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
讲求的是父慈子孝，多子多福，更有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佛家则要求信徒看破红尘，四大皆空，离开家庭，过苦行生活，心中唯有佛教。
这与当时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显得格格不入。
那时候别说是弘扬佛法在中国开花结果，就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困难。
佛教要想继续在中国扎根下去就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
形成与发展：早期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以译经为主的学术活动，影响仅限于社会上层。
但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及其困苦。
时逢魏晋玄学思潮兴盛，社会动乱，佛教与汉地文化开始契合亲近并在汉地社会各阶层扩大发展的机会，于是逐渐演变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局面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来世等观念可以暂时缓减人们精神上的痛苦。
大量的劳动人民开始信仰佛教。
于是佛教的影响由上层走向全社会。
佛教的这种社会功能，对于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统治者也乐于支持佛教的发展。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佛教渐渐在中国大地开始扎下根，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与发展：佛教寺院经济基本上可以分为寺属土地、寺属人口、寺属财务三个方面。
下面们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一)土地的获得最早的寺院地产由是僧人自行开垦的。
史籍记载北方寺僧垦田，始见于公元四世纪初。
北魏平阳郡(今山西临汾)武阳人法显，三岁时入寺做沙弥，“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刘稻”。
，他们种的是汾河谷中的水田，晋僧释道恒说沙门“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见当时寺僧垦田自耕，已是常见的现象，但僧人自垦毕竟不是当时寺院地产的主要途径，寺属土地的获得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国家的赐与帝王崇佛是寺院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国家赐田给寺院，南方最初开始于刘宋，北方始见于北魏，都稍晚于寺僧自耕。
宋元嘉二年，文帝赐田瑾县阿育王寺，田在寺东五十里处。
《梁书》载梁武帝造大爱敬寺，赐田八十顷。
为了营造佛寺，梁武帝甚至不惜皇帝尊严而巧取豪夺。
他在钟山西侧为其夫建造大敬爱寺，强迫世家大组中书令王骞（qian）出卖其曾祖父王导的赐田。
王骞不卖，武帝大怒，不尽以低价购买，还将其左迁外藩，贬为吴兴太守。
北方赐田以净土宗祖庭玄中寺（今山西）为早。
该寺北魏延兴二年(472)初建，太和十八年(494)重修，次年将距寺150里的一处山地，“特赐寺庄”又北齐天保初，文宣帝在邺县天城寺受戒，赐额“合水寺”，赐以山林，“封方十里，禁人樵采射猎”。
国家赐田给佛寺，有奉佛与开垦土地的双层含义不论南方北方都一样。
2、社会人士的捐赠社会人士的捐赠也是寺院土地获得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帝王带头佞佛，官僚贵族也不甘落后。
如刘宋车骑将军范泰立抵园寺，并施“果竹园六十亩”，南朝高门何胤病危，也不忘遗嘱“田畴馆宇，悉奉众僧”这是当时高门大族施地寺院的例子，而当时地方民众无论南方北方都以乡里集众施田为多。
东晋义熙(405-418)年间，慧远弟子法安至新康(今湖南宁乡西)，数百乡民“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
北方乡里是同宗合施。
宗姓一族为主的里人共同施地，多者50亩，少者10亩，所施土地有宅田、麻田、白田等。
这些都是清信人士自愿施舍给寺院的例子。
寺院逐渐的拥有了大量的土地，故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久，即有“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民产，广占民宅”的情形。
而且寺院的土地多是地质肥沃膏肤良田。
如《广弘明集》载北齐时，“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
”’而寺院土地的大量拥有，为寺院地主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是隋唐之际寺院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而寺院拥有的大量土地，也为寺院附属人口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寺属人口的获得（度僧、依附人口）寺院户口最大的来源是度僧，北魏前度僧权操纵于寺院手中，只要愿意出家，可以迁自向寺院索取度碟（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
在南北朝时期，赋税和徭役极为繁重，但僧尼却却有“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的特权，寺院已然成为“法外之地，世外桃源”对于那些编户齐民来说更是具有无限的诱惑力。
于是贫苦农民更是纷纷带着自己的钱财和土地加入到寺院的门户下来求得寺院的庇护。
在投靠寺院后，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仅有土地的使用权，渐渐的就发展成为寺院依附性的农民。
自东晋以来，佛寺与僧尼数迅速增长，据统计魏晋僧尼有77000人，到北魏末年，短短50年的时间急剧增加到200万人约24倍。
南朝的梁，北朝在北齐时达到顶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真正的修道者，只是寺院的领民而已。
南朝梁时“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北朝亦是“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裨子，年大私度为弟子。
”可见，当时的寺院除了私度僧尼，拥有广大的僧众外，还有庞大的附属人口。
另外，北魏佛寺普遍配置的寺户即浮图户，他们一部分来自重罪犯，一部分来自官奴。
沙门统昙耀在奏置僧抵户时，还奏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高宗并许之。
于是僧抵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这样寺院就拥有了“佛图户”和“僧抵户”来供养寺庙僧侣。
总之，大量的寺属人口的存在，为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无偿劳动，为后来寺院经济的繁荣及寺院地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寺属财产的获得在寺院经济形成发展初期，寺院不仅能获得大量的土地和寺院附属人口，而且寺院也能获得钱、布、帛等实物财产，这也是构成当时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武帝本人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就三次共用钱一亿万来为梁武帝赎身。
梁武帝及其臣下还以大量钱财施舍给寺院，如中大通五年(533)，他亲至同泰寺讲说《摩诃般若经》时，就施舍给寺中钱绢锡杖等物二百一十种，值钱一千九十万。
太子施舍与寺中钱绢计钱为三百四十万，六宫施舍计钱二百七十万，臣庶施舍计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
总计这次舍入寺中计值二千八百万左右，如裴植用“布帛数百赎免其母”。
《魏书..裴植传》记载“其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马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诸子各以数百赎免其母。
”不仅南朝如此，北朝亦有此风俗，如《洛阳伽蓝记·正始寺》条云:“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
”以上所举都是信徒处于自愿而施舍于寺院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位居高官者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迫他人捐钱物予寺院的事例也常发生。
如南齐明帝甚至以百姓“卖儿贴妇钱”起湘东寺。
而胡太后则更是“减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宁寺。
”总之，国家民众各方面的财富既不断地向寺院输进，寺院财产便很快的富厚起来，而且寺院不同于俗界，无分产继承之事，所以寺院财富有积无散日渐增多。
也正由于寺院在土地、寺属人口及寺属财产等方面的大量获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得以产生并快速发展，为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不断充实，使得寺院经济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得以形成并稳定发展。
当然寺院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挫折和打击。
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特别是对土地和劳动人口的大量占有，与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构成了对封建国家的威胁，因而在南北朝也有皇帝想要通过毁法、灭佛等措施来对寺院势力加以限制，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
然而佛教废而复兴，物质利益推动寺院经济变本加厉的发展。
唐初寺院的发展和寺院地主势力的膨胀，加剧了封建王朝与寺院的矛盾。
特别在唐玄宗以后，国家历经战乱，徭役频繁，百姓多借寺院躲避徭役。
寺院更趁“均田制”的施行大肆扩张庄园，驱使奴婢，并于贵族势力勾结，逃免赋税。
（唐前期的士地制度是给予八十亩的口分田、二十亩的永业田的均田制。
这制度中有僧道授田的规定。
即《大唐六典》卷三户部条云:“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这种制度在中国也仅唐代有之，授田的动机则是以宗教与国家财政为出发点，因僧尼拥有大量土地，故以法律来加以限制，使他们只能抱有定额的田产。
）至文宗时，寺院经济膨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威胁到国家财政收入。
中唐时期，全国大中型寺院已达5千座，小型近4千，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
于是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
全国共有4600座佛被毁，勒令还俗的僧尼26万之多，没收土地千亩，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
这次灭佛给佛教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自此以后，一度繁荣的佛教和寺院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特别在两税法后，寺院、僧尼丧失了免纳征税的特权。
对于这次打击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第二年武宗死后，宣宗继位，又下令恢复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