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观念下的价值、价值体系与价值转移2

演化观念下的价值、价值体系与价值转移一、背景用数学方法解决转形问题，实际上就预设价值与价格之间存在着数学上的严格对应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价值与价格的一致性以维护劳动价值论的“纯洁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企望，即借用数学的严格逻辑和明晰语言，一劳永逸地“说清楚”这个问题。

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首先，数学解法在追求“实证的科学性”的同时，必须先对其前提条件进行严格假设，构造出数理逻辑所要求的“封闭的体系”，这又是以牺牲《资本论》中的“总体性”或整体思想为代价的。

恩格斯说“数学的应用：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在生物学中=0”。

这说明随着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和复杂性提高，数学解法的局限性也就越大。

如果我们意识到转形问题产生于社会经济系统中复杂性的演化过程，那么数学方法就捉襟见肘了。

其次，转形问题的数学解法是以“两个等于”为核心的，即转形后平均利润总和等于剩余价值总和，与社会产品的生产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同时成立。

显然，“两个等于”在全社会剩余价值总量既定条件下才有意义，这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总产品都是固定、已知和静态的。

那么，如果在市场不断扩张，分工不断深化，资本不断积累，技术不断进步，剩余价值总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一句话，在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两个等于”的前提就失去了合理性基础。

因此，本文试图对转形问题的数学解法做出反思，并且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价值与价格的差异在哪里，价值体系是如何生成的，价值转移是如何发生的，价值体系的历史归宿是什么，最后再回答转形问题的意义何在，并且试图为转形问题找到一种演化的解读(而非解决)途径。

二、价值的演化意蕴及其与价格的本质区别分工和交换是经济思想的滥觞，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了经济理论大厦的搭建，都遇到了同样的首要问题：“产品按什么比例交换”。

由此产生了价值问题，并且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试金石”。

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理论分歧大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转形问题更是如此。

(一)价值概念的演化理解传统教科书教导我们说，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围绕价值进行波动。

但是价值绝不直接、简单、一次性地决定价格，这一点却是容易忽视的。

马克思说：“价格和价值之间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的形式中。

”。

对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与历史的根源中去理解价值与价格的实质区别。

“那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现在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

价值因此而成为《资本论》的分析起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从人类交换的源头来论述价值的产生，认为最早的交换发生在各个氏族公社之间，产品交换“起初完全是偶然的”，但是“连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日益消除这种偶然性”，“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于是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价值体系。

从中不难看到，价值是演化中形成的社会规则，其内涵已经超出了价格所表达的“市场规则”。

作为交换的价值体系虽然也离不开市场，但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眼光下，市场的形成、发育与成熟其本身就是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因此，作为“社会规则”的价值概念中隐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线，“研究的时期越长，研究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

这个价值轴线即是历史逻辑的轨迹与展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演化内容有待开发。

(二)价值概念的时间维度马克思本人实际上非常反对把价值与价格直接等同起来的做法，认为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不一致性”是理所当然的：“价格和价值的差别……是由于价值是作为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出现。

但是它们始终是不同的，从来不一致”。

那么，价值与价格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同样作为交换的数量体系，价值超越价格的地方在于它包涵了历史与演化因素，因此，“价值是价格的运动趋势与方向”；而价格是由现实市场中瞬时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就像马歇尔说的那样“表现在同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

可见，它们在内涵上具有不同的时间维度与历史语境。

价值是作为历史进程的长期稳定的“社会规则”而出现的，是一个“时段”概念；而价格则是按照“市场规则”实现当下交换的工具，是一个“时点”概念。

所以，价值可以用来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用来探索社会经济发展的轴线与轨迹；而价格主要用来进行共时性的“横向”比较，用于实现当下的交换行为以便配置各种现实的资源。

显然价值规律与价格规律有着不同的作用期限。

两者的时间差异性还集中体现在劳动价值争论中的“成本——效用论”的对峙上。

一般认为，价值侧重于生产、供给或成本、费用的长期因素；而价格侧重于需求或效用的短期因素。

处于同一供求曲线中的供给与需求从来都不具有对称的力量，例如马尔萨斯就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商品的估价总是决定于需求与供给的相互状况，而通常是决定于基本的生产成本。

”马歇尔也认为在长期内供给的力量要远远超过需求一方。

总之，价值与价格具有时间上的不对称性，价值作为“长期因素”或“慢变量”，从而具有了比价格更高的层次性和重要性。

(三)价值转形的历史路径那么，价值转形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众所周知，平均利润率的生成是价值转形的前提和关键。

恩格斯在《资本论》的附录中描述了平均利润率波澜壮阔的生成历史，同时也说明价值转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用历史路径来分析转形问题的范本。

恩格斯认为价值直接等同于交换比例的价值规律“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

”随后商业资本的兴起使得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商人的出现，市场与贸易的扩展，商会的行动，以及各个新兴的利益集团的重组，逐渐使得“利润率的平均化就会越来越成为只是竞争的事情。

”而后产业资本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壮大，逐渐才从商业资本中获取独立地位，彻底排挤掉自然经济，最终才使得“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大致完成了”。

可见。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充斥了不同时期各种形态的资本与各种利益集团在分割剩余价值时的斗争与妥协。

只有历史地看待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才能够理解转形问题的复杂性。

而新古典经济学把全社会的均衡利率看作是先验的“自然利率”，这种简单化在其理论体系内部埋下许多深刻的隐患。

凯恩斯因此而感叹道：“没有人尝试用历史方法来解决这个利息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一向在经济讨论中占着首要地位”。

三、价值体系的演化生成与价值转移的演化过程既然价值包涵了演化意蕴，那么价值体系又是如何历史地生成的，它与价格体系又是如何逻辑地照应的呢?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强调价值与价格的差异，转形问题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就说明了价值转形的生成历史与逻辑步骤，并且为转形问题提供了一种演化的解读途径。

(一)劳动分工的演化：价值转移的逻辑起点只有从劳动分工的演化中才能找到价值体系的生成线索。

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劳动分工状况决定了“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进而也构成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条件。

因此，价值体系形成离不开劳动分工的社会化，“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配的‘自然规律’是首要的经济规律”，也是形成价值体系数量特征的生成基础。

在劳动分工的演化中，马克思认为局部工人逐渐成为整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

社会发展“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性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

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

人类的劳动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孤立的劳动……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在社会性的交往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演化过程中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如同货币、语言的产生一样，作为社会的交往规则的价值体系也由此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比例尺度”。

这个“比例尺度”不仅是价值体系的数量基础，同时也成为与价格能够建立逻辑关联的前提条件，因此也成为价值转形的分析基础与逻辑起点。

(二)社会分工的演化：价值转移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逐渐分离。

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工场内部的管理者和辅助管理的劳动逐渐从生产性劳动中分化出来。

渐渐地，“非生产劳动变成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

”这样，“非生产劳动”从生产过程中逐渐分离出来，并且延伸到社会分工的领域中。

因此，劳动分工过渡到社会分工的历史，也推动着价值转形过程的继续发展。

而生产力的进步致使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存量越来越多，积累越来越快。

这些新增剩余价值成为各种阶层与利益集团所争夺的对象，不仅改变原有的分配关系，而且必然要“扭曲”原有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转形问题的困难便由此而生。

我们暂且抛开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的争论，因为“创造论”或是“转移论”的争执在于价值的源泉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承认全社会新增剩余价值的分配必将影响原有的价值体系，都承认价值转形问题的难点源于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联系，进而又反映了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复杂联系。

当然，社会经济中“生产”与“分配”两个子系统的规律是相互交织作用的，价值转形也就不仅包括劳动分工的演化因素，还是整体性社会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演化结果。

与此相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也逐渐把技术、管理、资源等等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纳入扩大再生产体系。

而“参与一定生产的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这样就逐渐确立了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的直接或间接的所有者或持有者，和劳动者一起参与分配剩余价值的社会规则。

可以说，社会化大生产的要素越是多元化，社会分工越是精细与深化，不从事直接生产但又是社会化大生产必要环节的中介机构与中间阶层阶级越是庞大，社会再分配与价值转移的问题也越是凸出和重要通过价值转移，剩余价值如同血液一样被全面地输送到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配置不仅通过财政税收等“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渠道来实现，而且会采取直接的方式，使得“没有价值的东西获得价格的形式”。

价值转移最终通过市场与价格来表达自身，使得价格体系逐渐背离了最初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比例尺度”。

总之，一个完善的社会必然通过价值转移对“非生产阶级”进行再分配，使得所有对社会化生产做出贡献的社会成员能够分得部分剩余价值。

因此，社会分工的演化过程同时也是价值转形的历史过程(三)剩余价值的耗散：价值转移的当代表达在当代，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使得人们享有了更多闲暇、社会福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也使得转形问题成为弥久愈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