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家庭背景_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_1978_1996_

二、 市场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流动
关于转型社会精英流动的系统分析始于撒列尼对匈牙利家庭农场 1988 ） 。撒列尼发现匈牙利 20 世纪 70 年代市场化改 的研究（ Szelényi， 革后， 从事私有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上成功的， 是在 40 年代 （ 社会主 义革命之前） 拥有土地但被社会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 裔， 而不是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干部阶层 。基于此， 他认为改革后新兴的 经济精英阶层来自社会的下层， 特别是那些被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精 “被中断的资产阶级道路 ” （ inter英地位的群体。 撒列尼进而提出了 rupted embourgeoisement） 理论， 认为社会主义集体化阶段是对原来资 本主义社会的中断， 而市场化改革则使匈牙利社会恢复到了社会主义 1988 ） 。 革命前的历史轨迹上来（ Szelenyi， 1989a） 借鉴了撒列尼的理论， 倪志伟（ Nee， 并在对中国农村数据 “市场转型理论 ” 。 该理论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命 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 — —市场权力、 — —组成。 其中市场机会命题 市场激励和市场机会— 题— 体现了倪志伟关于精英流动的观点， 即市场转型带来以市场为中心的 新的机会结构， 开辟了不受再分配权力控制的新的向上社会流动渠道 ， 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 他们通过市场成为经济精英， 1989a： 667 ） 。 在 同 年 的 另 一 篇 文 章 里， 走向社会 上 层 （ Nee， 倪志伟 （ Nee， 1989b） 进一步指出农民企业家阶层构成了中国农村中的一股新 的势力， 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同时分析了改革后中 国农民企业家的来源， 发现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主要来自农村中具有更 多人力资本的人， 如留守知青 （ 高教育程度 ） 或复员军人 （ 在军队里掌 握了一定的技术） ， 以及原来再分配经济时期的生产队干部 （ 但在倪志 伟的解释框架里， 这些生产队干部成为企业家并不是利用他们的再分 配权力， 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人力资本 ） 。 1994 ） 的 比较系统地反对倪志伟观点的是罗纳塔斯 （ Róna － Tas，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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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 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的 研究视角。其一是制度主义分析视角， 关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制度变 迁 对 社 会 分 层 和 流 动 模 式 的 影 响， 其 代 表 是 倪 志 伟 （ Nee， 1989a） 提出的 “市场转型理论” ， 认为市场转型使权力从再分配者向直 并为生产者提供了更多的激励 （ 具体体现为人力资本 接生产者转移， 回报的上升） ；另一方面， 市场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 使许多有企 业家精神的人通过市场实现经济上的成功 ， 走向社会上层；而相对于新 生的经济精英， 权力精英的影响力日益式微。 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很大 “权 的争议， 一些学者基于相反的经验结果提出了反对的理论观点， 如 （ Bian ＆ Logan， 1996 ）、 “权力转换论 ” （ Róna － Tas， 1994 ） 以 力维续论” “政治和市场共进论 ” （ Zhou， 2000 ） ， 这些观点都强调市场化过程中 及 ① 再分配权力因素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 另一种研究视角可被称为结构主义分析视角， 主要关注市场化过 程中经济结构， 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分层造成的影响 。 1996 ） 对 “市场转型理论 ” 魏昂德（ Walder， 争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 疑， 认为制度变革 （ 市场转型 ） 与社会分层机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 ；“市场转型” 系 理论争论过于关注制度变迁， 从而忽略经济发展， 以及 1980 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 一些研究显示， 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产生了许多工薪职 业种类和自雇经营的机会， 而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中各 1989 ； Walder， 2002a ） 。 戈伯和豪特 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 （ Oi， （ Gerber ＆ Hout， 1998 ） 的研究也表明， 苏联解体之后， 休克疗法导致劳 动力市场结构急速变化， 促使人们就业模式转型， 进而影响社会的不平 。 等结构 但是， 无论是制度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分析视角 ， 都体现了较强的结 构主义取向。亦即是说， 在这两种范式中， 个人完全是被动的， 其行为 或命运的选择完全由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形塑或决定 。然而这种强烈的 理论预设是违背社会现实的， 因为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是能主动积极 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应对制度或结构变化的 。因此， 在社会研究中， 忽 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 得出的结论 1977 ；Blalock， 1991 ） 。 近年来， 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Blau， 研
家庭背景 、 体制转型 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 （ 1978 － 1996 ） *
பைடு நூலகம்吴愈晓
提要：使用一个 1996 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 ， 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 （ 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 ， 本文探讨了 1978 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 到底 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 。 本 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 ， “旧式精英 ” （ 解放 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 。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 “新式精英” （ 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 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 和 精英） 家庭背景的农民， 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 。 第二， 在不 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 。 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 、 旧 同历史阶段， 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 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 ， 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 ， 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 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 （ 或精英文化因素 ） 影响的。基于这 “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 ” 些发现， 作者提出 观点， 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 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 ， 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 作用机制。 关键词：体制转型 精英家庭背景 职业流动 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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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理论” 2002 和刘欣， 2003 。 关于 争论， 请参考边燕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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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转型社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并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宏 观层次的制度或结构转型与个人之间不平等模式变化间的中间过程 。 在经验上， 这种研究旨趣主要体现为关注在新的机会结构下 ， 劳动力向 新兴市场部门的转移或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群体 （ 特别是精英群体 ） 之间的流动， 以 及 这 些 过 程 对 个 人 不 平 等 模 式 的 影 响 （ Wu ＆ Xie， 2003 ；Walder， 2002b， 2003 ；吴晓刚， 2006 ， 2008 ） 。吴晓刚（ 2006 ） 将这种 “机会—流动论” 研究视角定义为 视角。简单说来， 这种研究视角将社 “在转型经济中， 会过程带回分析框架， 着重强调 个体怎样通过在不同 。 的社会位置之间流动来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的过程 ” “机会—流动论” 视角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然而这一视角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首先， 此视角虽然关注个人在机会 结构变化时的行动过程， 以及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机制 ， 但是在理 “市场转型理论 ” “权力和市场 ” 中的 论解释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突破 二元分析框架， 即在解释变量方面仍然主要关注再分配权力因素与市 场因素（ 如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 之间的关系。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 以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是全方位的 ， 因此， 对权力和市场因素的过度关注 将忽视其他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 其次， 在探讨转型期社会 分层和流动的时候， 大多数研究都只关心代内流动， 特别是从再分配体 制下的政治精英到转型期的企业家精英的流动， 从而忽略了经典的社 — —代际流动， 会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即社会不平等的代际 传承。 本文将沿用机会—流动论的研究视角， 即关注中国农村居民在经 ， 济体制改革以后 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如何积极应对因市场化或工业化 造成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并进入农村社会上层的过程 。但是在分析策略 上， 本文将尝试突破已有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 我强调代际流动， 关注 祖父或父辈在改革前甚至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改革后其子或孙代 “权力与市场 ” 地位获得的影响。其次， 在理论解释方面， 我将突破 二 元分析框架， 引入一个影响个人地位获得和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 — —文化 因 素。 具 体 说 来， 因素— 我将检验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文 — —旧式精英文化（ 1949 年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精英 ） 和新式精英 化— — —对改革后中国 文化（ 1949 年至 1978 年再分配体制中的农村精英 ） — 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这种研究策略不仅可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同时还有两个长处：一是可衔接市场转型研究与经典的社会分层与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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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研究范式， 从而将关注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研究传统中进行讨论 ； 二是可以将本研究置于一个更久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 同时考察中 国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最重大的社会变革 （ 40 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 如何影响当前中国农民的生活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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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 1978 － 1996 ）
“ 。这种观点认为， 权力转换论” 转型前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在社会主 义权力结构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 转型后这些干部失去了政治权 力， 但是他们积累的这些社会资源仍然存留着 ， 因而在私有化过程中， 这些原来的权力精英可以借助这些社会资源将公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 1994 ） 。 简单说来， 成为资本家（ Róna － Tas，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政 产， 治权力转换成了经济权力， 转型前的权力精英变成了转型后的经济 精英。 “权力转换 宋时歌（ 1998 ） 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呼应了罗纳塔斯的 ” ， 论 认为转型期间原来的权力精英确实更可能转换为农民企业家 ， 并 ， ， 。 从市场中获得经济利益 不过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改革的后期 基于 “干部权力的延迟效应 ” 他提出了 的观点， 认为改革的早期， 由于干 此， 部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巨大的既得利益使之缺乏转向市场的激励， 因 这使得大量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 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干部权力真空， 成员有机会成为新兴的经济精英 ；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 市场中的巨大 经济利益吸引了许多干部， 使他们逐渐成为农村企业家的一个主要 来源。 但是， 最近的几项研究并不支持宋时歌的观点。 魏昂德 （ Walder， 2002b） 的研究发现干部和非干部在成为农民企业家方面并没有显著 的差别， 他的解释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 ， 使得干部职业有了较大的经 济回报， 而经营私营企业要冒更大的风险， 因此他们缺乏转换的动机。 吴晓刚（ 2006 ） 的研究亦发现， 在中国农村， 干部转换成企业家的机率 与非干部相比总体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 但如果考虑时间的因素， 其结论 刚好与宋时歌（ 1998 ） 的发现相反， 即：改革初期， 干部成为农村企业家 ， 1978 ， 年开始 干部的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迅速 的可能性最大 但从 下降。 由此看来， 已有的文献关于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精英的来源并没 有一个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 我认为过去的研究在理论解释上过于 “权力—市场” “干部—企业家 ” 强调 的关系， 同时在经验上过多专注于 的流动。具体地说， 在探讨转型期地位获得或职业流动的时候 ， 大多数 “农民企业家” 已有的研究仅仅将 作为农村中的新经济精英， 并集中讨 1991 ； 宋 论再分配权力对进入这个新经济精英阶层中的作用 （ 如 Nee， 1998 ；Walder， 2002b；吴晓刚， 2006 ） 。但事实证明， 时歌， 私营企业主并 不是市场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惟一的受益者 ， 除他们外， 农村中仍有通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