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
唐代墓葬制度

唐代墓葬制度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墓葬制度也具有独特的特点。
下面将主要从墓地制度、葬礼制度、陵寝制度、随葬品制度以及风水信仰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墓地制度在唐代,人们非常重视墓地的选择,认为墓地的好坏会影响后代的命运。
因此,在选择墓地时,人们会请风水师进行占卜,以确保墓地的好坏。
此外,唐代还规定了墓地的使用范围,如官员和平民的墓地必须分开,贵族的墓地一般位于山麓或山腰等。
二、葬礼制度唐代葬礼制度比较复杂,不同阶层的人所行的葬礼仪式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唐代葬礼包括以下步骤:1.设奠:在逝者去世后,家人会为其设奠,以示哀悼。
2.沐浴更衣:为逝者沐浴更衣,以示清洁。
3.迁铺:将逝者从卧室迁铺到正厅,以示尊敬。
4.铭旌:在逝者面前悬挂铭旌,以示区分。
5.属纩:将新絮或丝绵置于逝者口鼻之上,以示温暖。
6.奠仪:在入殓前,家人会为逝者进行最后一次祭奠。
7.入殓:将逝者放入棺材中。
8.出殡:将棺材运往墓地安葬。
9.安葬:将棺材放入墓穴中,并进行掩埋。
10.复礼:在安葬后,家人会进行复礼,以示礼仪完成。
三、陵寝制度在唐代,贵族和皇家的陵寝制度比较严格,不同阶层的人所享有的陵寝规格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唐代陵寝包括以下特点:1.依山而建:唐代陵寝一般依山而建,以山为陵,以水为涧。
2.建筑宏伟:唐代陵寝的建筑规模宏伟,包括地面建筑和地下建筑两部分。
地面建筑包括祭殿、配殿、阙楼等,地下建筑包括地宫、墓道等。
3.布局对称:唐代陵寝的布局对称,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排列建筑群。
4.象征寓意:唐代陵寝的建筑和雕刻等都寓意深远,如龙代表皇帝、凤代表皇后等。
四、随葬品制度在唐代,随葬品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一般来说,唐代随葬品包括以下种类:1.生活用品:如陶器、铜器、瓷器等生活用品。
2.玉器:如玉带、玉佩等玉器饰品。
3.陶俑:如侍女、武士、马匹等陶俑。
4.宝物:如金器、银器等贵重物品。
5.印章:官员和贵族的墓中常有印章作为随葬品。
唐代墓葬形制

唐代墓葬形制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墓葬形制也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特色。
唐墓,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唐代社会风俗、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多方面的珍贵资料。
一、唐代墓葬的地理分布与特点唐代墓葬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尤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两京及其周边地区最为集中。
这些墓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形制多样,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丧葬习俗。
从地理位置上看,唐代帝王陵墓多选址于山水环抱、地势险要之地,以体现皇权的威严与永恒;而贵族、官僚及平民的墓葬则多分布于城郊或乡村,呈现出较为平实的风貌。
二、唐代墓葬的形制与结构帝王陵墓唐代帝王陵墓多采用“因山为陵”的建造方式,即利用自然山体作为陵墓的基础,再在其上建造封土、祭祀建筑等。
这种形制的陵墓不仅气势恢宏,而且具有很好的防盗效果。
其中,以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等为代表的陵墓更是成为了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典范。
帝王陵墓的内部结构也极为复杂,一般由墓道、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
墓道多呈斜坡状,宽度逐渐收窄,以增强墓室的封闭性;甬道则是连接墓道与墓室的通道,其两侧常绘有精美的壁画,描绘着天神、瑞兽等神秘图案;墓室则是放置棺椁及随葬品的地方,其规模大小因墓主人身份地位而异。
贵族、官僚墓葬唐代贵族、官僚墓葬的形制与结构较为灵活多样,既有仿照帝王陵墓的“因山为陵”式,也有平地起建的“封土堆”式。
这些墓葬在规模上虽不及帝王陵墓宏大,但在建筑工艺和装饰艺术上却毫不逊色。
贵族、官僚墓葬的墓室内部结构也较为复杂,常设有多个耳室、侧室等,用于放置不同种类的随葬品。
平民墓葬唐代平民墓葬的形制和结构则相对简单。
一般采用“竖穴土坑”的建造方式,即在平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土坑,再将棺椁放入其中,最后用土填埋。
这种形制的墓葬虽然简陋,但却体现了唐代平民阶层朴素、实用的丧葬观念。
三、唐代墓葬的随葬品与葬俗唐代墓葬的随葬品丰富多样,既有陶俑、瓷器、铜器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金银珠宝、玉器、丝绸等珍贵物品。
唐代的道教信仰与修行实践

唐代的道教信仰与修行实践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不仅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是道教信仰和修行实践达到巅峰的时期。
道教作为唐代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起源于中国古代,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体系和修行实践。
在唐代,道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宗教体系,拥有众多的信徒和道观。
道教信仰注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唐代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信仰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接受。
唐朝时的社会风气相对开放,人们对于神秘的宇宙和生命的探索兴趣浓厚。
道教的独特理论和仪式给了人们探索超脱尘世之境、寻求精神安慰的途径。
道教修行实践也是唐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行是指通过一系列修炼功法来达到身心灵的净化和提升的过程。
唐代道士通常会选择在山林中修行,他们认为山水之间具有神秘的能量,能够帮助修行者增进自己的修为。
因此,唐代的道观往往建在风景秀丽的山脉中,成为修行者们的圣地。
在修行实践中,道士们不仅追求身体的锻炼,还注重心灵的修养。
他们通过冥想、静坐、瑜伽等方式,寻求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道士们相信,只有通过修行可以与宇宙的力量相连,融入自然的节奏,达到身心灵的和谐统一。
在唐代,道教所倡导的修行实践还与医学、养生密切相关。
道教注重养生之道,强调起居饮食方面的调理。
道教养生法主张顺应自然的规律,注重饮食的清淡和环境的干净整洁。
道士们还研究出许多药方和疗法,用于治疗各种疾病,这对唐代社会的医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在信仰方面,唐代道教也开始出现丰富多样的流派。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全真教和龙门派。
全真教强调内修和外修的统一,注重坐禅、金丹、炼神等修炼功法。
而龙门派则更加注重身体的锻炼,通常会进行剑法、拳术等实战训练。
这些不同的流派使得道教在唐代展现出了多样化的面貌。
总的来说,唐代的道教信仰与修行实践在中国宗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既承袭了古代中国神话和哲学思想的精华,又融合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信仰体系。
中国丧葬文化研究

当人呱呱坠地,发出第一声嘹亮的哭声,既是生命的展开也是死亡之旅的开始,所以恩格斯说:“生就意味着死。
”①生与死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方面。
每个活着的人都将面临死和走向死,弗洛姆对此有精辟论述:人,无论是类人或个人,一旦降临斯世,便被“抛入动荡不定、开放无拘的境遇之中。
其间仅有一点是确定的:过去以至未来的尽头——死亡。
”人的一生由许多不确定性事件组成,惟有死亡归宿是亘古不变的,西方文化更认同这一点。
西方文化源于西伯来文化和希腊理性精神,有着深层的悲剧意识。
历代哲人不仅从理论方面对死亡进行了系统阐释,而且在实践方面也创造了流传千古的典范,如苏格拉第、布鲁纳等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丰富了死亡的内涵。
基督教或天主教,更是以死亡问题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宗教,使西方人能更坦然地讨论死亡问题,从“死”的思考悟出“生”的理性,从死亡教育推展到生命教育。
与西方悲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具有更多乐观情绪,对死亡采取回避态度,这与儒文化重生轻死的传统有关。
美国文学家艾略特把死亡教育和性教育看成是同等重要的大事,而中国传统对此两者都讳莫若深,认为性是肮脏的、死是不吉利的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中国人的死亡观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意谓人如果连“此生”都照顾不好,何谈照顾“来世”。
孔子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务本求实,关注现实感性生命的愉悦,对生活负责,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对生命社会价值的追寻,而不要分心去考虑死亡及死后世界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这种把死亡问题排斥在生命视野之外的现实主义生存哲学,是中国人忌讳死亡、恐惧死亡的文化根源之一。
所以,中国人表面上乐观坦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对死亡的深深的悲哀和恐惧,因为“死”就意味着对“生”的彻底否定,意味着世俗生命之乐的彻底破灭,这对于注重现实的中国人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所以,死亡是中国传统文化忌讳的话题。
笫一节丧葬概说一、丧葬习俗的产生丧葬习俗的产生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
论述道教对中国古代墓葬活动的影响

□刘超论述道教对中国古代墓葬活动的影响道教的众多思想中,神仙学说是非常重要的思想。
神仙说出现于战国末期,在秦至西汉中期,东海神仙的传说在方士的推演下,引起了人们的无限向往。
最先受到影响的便是最高统治者,从秦始皇派方士到东海寻找不死之药开始到汉武帝对神仙学说的迷惘,以及后来图谶学说的兴起,这些因素使方士之术逐渐发展。
东汉末,一些方士开始编造经典,形成自己的宗教。
如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1]。
从此以后,方士逐渐转变为道士,神仙学说成为一种宗教。
东汉汉顺帝时期,道教创立,尊黄帝和老子为教主,且信奉神仙之说,并认为通过吃不死药或经过修炼都可以成仙。
《太平经》中记载:“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
故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
”[2]道教神仙思想、阴阳思想对丧葬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汉代墓葬中画像石艺术的使用、丧葬活动中道教的参与以及道教四神等动物元素的出现这几方面。
一、汉代墓葬中仙山、仙草、云纹和众多的祥禽瑞兽、羽人驾鹿、天马行空等。
”[3]如在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东王公的形象及其居住的昆仑山多次出现。
西王母的崇拜与流行与汉代人们渴望长生、求仙的思想信仰有很大关系。
“汉武帝时期,崇信少翁、栾大和公孙卿等方士,因浮海求神无果,海上神仙地位下降,同时,山里仙人乘虚而入,而西王母便成为山中神仙的代表。
”[4]传说西王母拥有长生不死的仙桃,可使人长寿。
西王母拥有长生不老药的传说与道教的神仙信仰不谋而合,从西汉晚期开始到东汉,对西王母的崇拜不断发展。
《太平经》即云:“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
”[5]西王母因而被纳入道教体系。
依据王苏琦统计,“西王母分布在约十六个省、市、自治区,集中分布在四大区域:鲁南和苏北、河南、陕北及四川。
唐代道教思想的发展

唐代道教思想的发展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道教思想的发展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经典。
唐代道教思想的发展,从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重视,不仅使得道教思想得到了深入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文化和思想带来了一些深刻的启示。
本文就唐代道教思想发展这个主题进行一些探析和阐述。
一、唐代道教思想的背景1.唐代时期的政治背景唐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
在当时的唐朝中,武则天的出现和唐玄宗的登基都使得唐朝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乱象和僧侣之间的军事冲突,都对道教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唐玄宗时期的皇室对道教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使得道教思想得到了更深入的传播和发展。
2.唐代时期的文化背景唐代时期的文化是世界上文化发展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唐朝在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是世界上的翘楚。
唐朝的文化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也包括了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多种文化形式。
在这个背景下,唐代道教思想得到了更深入的传播和发展。
二、唐代道教思想的特点1. 唐朝中期道家思想兴盛。
道场制度得以完善,道教寺观也大量增多。
在这一时期,道家思想走向了全盛时期。
道家思想强调通过冥想等方式达到精神上的超越。
唐中期香炉山和五台山等道教名山的兴起,标志着道家思想的全盛时期的来临。
2. 道家思想逐步成为主流。
唐代时期的官方文化是儒家思想,但是道家思想却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流。
唐中后期兴起的道家文化,成为当时思想头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代时期的文化环境中,道家思想得以深入人心,同时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 强调道教文化的灵性与超越性。
道家思想的本质是追求超越和精神上的提升。
唐代道家思想提出的关于精神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生存的观念,注重精神上的超越和内省,强调超越自我和物质上的束缚。
唐朝的民间信仰道教儒教与民间神仙信仰

唐朝的民间信仰道教儒教与民间神仙信仰唐朝的民间信仰:道教、儒教与民间神仙信仰唐朝时期,中国社会的信仰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除了官方的宗教信仰外,民间信仰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时期,道教、儒教及民间神仙信仰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信仰的重要内容。
本文将以“道教、儒教与民间神仙信仰”为题,探讨唐朝时期的民间信仰状况。
一、道教在唐朝的民间信仰中的地位道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信仰体系之一,在唐朝时期,道教的地位更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道教强调“道”与“德”的追求,强调修炼个人的内在自然之道。
在唐朝社会中,道教给予了人们信仰和寻求心灵慰藉的机会。
在唐朝社会中,道教的影响力体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道教的教义与前代相比更为丰富,增加了一些教派的分支,如宗教组织的升格和发展区域化的道教团体等。
此外,道教僧侣和信徒也在民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通过宣讲和传道,传播着道教的思想,号召人们信仰道教,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二、儒教在唐朝的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在唐朝时期,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官方信仰,但也深深影响着民间信仰。
儒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理念,被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
在唐朝社会中,儒教的民间信仰主要表现在家庭教化、聚会集会、传统节日等方面。
家庭中,父母用儒教思想教育子女,传承中华文明;另外,家族成员之间也通过祭祀活动来感恩祖先,体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
此外,儒教的礼仪和道德规范也深入到唐朝人的日常生活中。
三、民间神仙信仰在唐朝的地位除了道教和儒教外,民间神仙信仰在唐朝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追随。
唐朝时期,民间神仙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神仙和宗教组织。
其中,道教在民间信仰中的神仙信仰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尊崇。
道教独有的治疗和延寿法术使得众多道士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信仰对象。
人们相信拜神可得到神明的保佑和庇护,因此很多人在需要帮助和治疗时会选择寻求道士的帮助。
此外,在唐朝的民间信仰中,还存在着许多超自然的信仰对象,如龙、凤、狐仙等。
唐朝的道教与民间信仰

唐朝的道教与民间信仰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是道教与民间信仰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唐朝期间,道教及其与民间信仰的交融成为一种独特的信仰现象,对塑造唐朝社会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道教的兴盛唐朝时期,道教在社会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兴盛。
这主要归功于唐玄宗的支持与推崇,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并将道教视为国家宗教。
唐玄宗推动道教的兴盛不仅在于其个人信仰,更重要的是以政府的力量来加强对道教的扶持与保护。
1. 皇家的支持唐玄宗下令修建许多大规模的道观,如神仙庙、灵隐观、玄真观等。
这些道观不仅成为道教活动的场所,也成为道教信仰的象征和中心。
在这些道观中,许多寺庙设有丰富的神龛和祭祀活动,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前来朝拜与祈福。
2. 文人雅士的参与唐朝时期,许多文人雅士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主题进行创作与思考。
他们通过诗词、绘画等艺术形式,抒发对道教信仰的热爱和追求,推动了道教在文化领域的发展。
二、民间信仰的融合与道教的兴盛同时,唐朝时期的民间信仰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
这些民间信仰既包含了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也融入了道教的元素,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特色的信仰体系。
1. 祭祀活动在唐朝时期,人们对祖先的崇拜尤为重要。
每逢重大节日,民众会组织祭祀仪式,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在这些祭祀活动中,道教的仪式和信仰方式被纳入其中,与原有的民间信仰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祭祀形式。
2. 风水信仰风水信仰在唐朝时期达到了高峰。
人们相信通过合理布局和选择居住地,可以获得好运和福祉。
在风水信仰中,道教的理论和观念被广泛应用,人们相信通过修建道观和修炼道法,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和保护。
3. 命理占卜在唐朝社会,命理学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应用。
人们相信通过占卜和推算,可以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或促进。
道教的符咒和法术被纳入了命理占卜中,为占卜师和信徒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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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使得它在唐代具有了国教的性质,并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
在李渊起兵前后,道教徒们为他制作图谶,大造舆论,甚至给以经济资助,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他的起义队伍。
茅山道士王远知曾向李渊密告符命,李淳风借老君之口宣称李渊乃受命之君,楼观道士岐晖则测定李渊必是“真君出世”。
李渊称帝后,即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历数有归,实惟天命”[1],并确认他与道教教主老子的一脉相承,尊老子为始祖,还对道教徒大加封赏,努力提高道教地位,并由此掀起了唐代崇奉道教的热潮。
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推进高祖李渊的崇道抑佛政策,积极兴建道观,并为一些道观书额。
唐高宗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祠堂,天下诸州广置观所;还下令以《老子》为上经,令天下百官皆习,并把它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对道士也是倍加优宠,让他们隶属宗正寺,把道士作为宗亲对待。
唐玄宗更是神化“玄元皇帝”,大批制作玄元皇帝的图像,颁行天下,同时,他又积极开展对道经的收集、整理、注释和传播,不断扩大道教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各地道教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统治者的崇道活动也有所减弱,但崇尚道教、尊奉其祖玄元皇帝的既定政策仍然作为维系李唐王朝的精神支柱而继续受到重视,从而促进了道教在中唐以后的恢复和发展。
道教在唐代臻于极盛,对全社会的影响力也就大为增强,在唐代墓葬中表现也相当突出。
道教信仰的内容庞杂,主要来源于原始巫术、秦汉方仙和先秦道家的思想和实践。
在此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道教,谙熟符咒禁祝的祈禳压镇,擅长炼丹服食的神仙方术,注重养性修身的养生之道。
道教为世人描绘了极乐的境界———神仙的理想生活,于是神仙世界成了世人企及的至高境界。
道教又是一种极其贴近世人生活需求的宗教,它为自身作了很好的定位,即在人与神鬼之间充当媒介,以法术沟通人神,阻隔人鬼,成了世间的拯救者。
道教施法需要借助灵器来完成,其符印剑镜就成为上通神明、下达鬼怪的神物,人们在试图躲避象征死亡的鬼魅世界时,会想到借助符印剑镜等道教法物来作为护身的法略谈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武玮(河南博物院,河南郑州450002)【关键词】唐代墓葬;道教;镇墓石;柏人俑;石真;壁画【摘要】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唐代得到迅猛发展,其表现在墓葬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与道教有关的镇墓石、柏人俑、石真、十二时俑等随葬用品,同时墓葬壁画中反映道教升仙题材的内容也更为繁兴。
5--宝。
在唐代,道教的斋醮科仪日益完备规范,其法事活动层出不穷,法物也就花样翻新地随之涌来。
唐墓中随葬的镇墓石、柏人俑和石真等都是施于墓葬中的道教法物。
一、镇墓石唐人尚厚葬,墓中陪葬品甚为丰厚,镇墓石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种。
镇墓石是按其考古发掘的惯例定名,也有人称其为安魂盒。
为五合一套正方形的青石,盖底相合,大小相等,形同墓志,各以青、白、赤、黑、黄五色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石上刻有文字和符。
西安南郊庞留村出土的五合镇墓石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资料[2],其五方俱备,石盖上分别刻着“灵宝青帝九天文”、“灵宝白帝七天文”、“灵宝赤帝三天文”、“灵宝黑帝五天文”和“灵宝黄帝中元天文”,除“九天文”墓石缺底,其他几方均完好无损。
举“中元天文”为例,镇墓石底面正中刻有4行16个符,符四周刻有文字,其文如下:“中央黄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中央九垒土府洞极神乡四统诸灵官,今有清源县主灭度五仙,托尸太阴,今于咸宁县洪源乡少陵原界安宫主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抚恤,黄元哺饴,流注丰泉,练饰形骸,骨芳肉香,与神同元,亿劫长存,中岳嵩山,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出清源县主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南宫,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
”其他几方镇墓石所刻文字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只是按方位及其所代表的神灵、五岳不同而略有更动,但表达的意愿没有变化。
考古发掘的实物还有如下几方。
咸阳出土的唐武三思镇墓石只见一块,该石盖上刻有“大唐景龙元年(707年)岁次丁未十一月乙未朔八日壬寅谨为梁王镇”,石底刻文上半部是符,共11行64字,下半部为“南方三”天文[3]。
唐睿宗桥陵发现两块,是为昭成皇后窦氏所立,分别代表南方和西方,每块石面中部刻符,纵横各8行,行8字,共64字。
符外围四面刻有文字,南方镇石刻文共160字,有赤色涂其上[4]。
咸阳博物馆藏有一块,其右部三分之一刻有符2行16字,左部三分之二刻9行144字,文字内容与庞留村的“灵宝黄帝中元天文”基本雷同,主人为“太上清信弟子怀道”,显然死者为道士[5]。
文献中也有相关记录。
叶昌炽《语石》“符类”录有四块镇墓石,两块有题记的可确知是酆王(韦玄贞,中宗韦后之父)墓和金仙公主墓中之物,另两块没有题记,但其中一块记文中有“今有大洞弟子”字样,石主乃是道士身份。
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还记载有新出土的“唐故公士颖君爱”墓中的天帝告文,应属同类镇石题刻[6]。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五纸灵宝五帝天文拓本,观其形状,似与上述墓石刻文大抵相类,但形式略有更动。
如国家博物馆所藏中元天文拓本上有16个符,分4行排列,行4字,首行符前刻有一行楷书小字,为“灵宝黄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中元天文”。
因没有石盖和更详细的文字内容,所以主人的身份不明。
16个符据王育成先生译文应为“黄中总,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7]。
庞留村出土和咸阳博物馆藏的“灵宝黄帝中元天文”的符形状、写法看上去与此很相近,应该也是如此译法。
其余几纸拓本分别为东、西、南、北四方天文,其符都是分8行排列,行8字,与出土的几方墓石底部符的排列形式和字数都相同。
不过这几纸拓本的译文却都出现了诸如梵形、菩台、陀罗、法轮等字眼,显然是出自释家语。
陕西省西安市小雁塔藏有一合唐代刻石,原系唐墓出土,盖、底各一方石,适为一合。
底石镌符铭12行,行12字,共144个符,据考是道书中五篇一套的镇墓符之一,它的楷书译文就是《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中的“中央玉6--箓”篇[8]。
这方墓石的符箓直接书写道经秘文,内容与上述几方又稍有变动,不过从总体考察,镇墓石符箓文字所涵涉的道教鬼神、符箓文化的宗旨内质都是一致的。
镇墓石还有另一种形制,与上述有较大差异。
河南偃师郑炅墓出土一合,石底也是正方形,但没有符文刻字,代之以梅花桩形凿出五个正方形的小盒,盝形盖阴刻行书“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侧,五精变化,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令”[9]。
这类镇墓石在墓中只放一合,所凿五个正方形的小盒应该是代表五方五色,可以说是第一类墓石的简易形式。
《语石异同评》也记有“诸殃永息”二石,并称“大抵皆洛下出土者”[10],显然与此石属同类镇物。
墓主的身份地位较普通。
总之,唐代的镇墓石有较固定的程式,铭刻发散出玄虚神秘的气息,渗透着道教精神的本质。
镇墓石的放置直接体现了五行观念的盛行,五方五色之制被配以五帝和五岳。
五帝各受赤书符命,各有所主,不可错越,五石镇五方,就是要诸神皆拜,各方关节全都打通,这样才能顺利实现压镇的愿望。
五石早在汉墓中就有出土,当时主要是曾青、礜石、丹砂、慈石和雄黄,为道士炼丹的重要原料。
东汉墓中出土不少这样的镇墓瓶,如咸阳教育学院永平三年瓶上书有“建立大镇,慈、礜、雄黄、曾青、丹砂五石会精,房药辅神,冢墓安宁”等文字[11],详细记明五石的名称和作用。
初平四年陶瓶上也有“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12]。
唐代置镇墓石应该是这种传统的继承发展,第二类墓石的刻文还保有较为原始的风貌。
“石头在汉代是早期道徒用来镇压各种凶邪鬼魅的重要神物。
”[13]石头是被古人赋予了神秘生成力和行动力的圣物,这种灵石信仰被道教吸纳,并发展成药石可助练成仙得道的思想。
道教主张亡灵可借助万物之精气神,脱幽出冥,飞升成仙,这种亡魂炼质升仙的说法从镇墓石刻文中也可得到验证。
符图和咒语是道教中长期保持的一种巫术成份,据称有祛恶避邪的功效,将咒语用类似于籀文的字体写出,便是所谓的云箓。
镇墓石上的符箓应该是源出于此的,只不过随着道教理论的系统深化,咒语也摆脱了原始巫术的低劣,在形式上也显得更加变幻莫测,难以辨识。
第一类镇墓石多出土于长安周围,除了几位道士施镇墓石外,其他的物主如昭成皇后、武三思、酆王、金仙公主、清源县主等都是皇室贵胄,反映了皇族对道教法术的信奉。
金仙公主出家入道,施镇道教法物自不待言,其他几人都是死于非命、招魂而葬或几经周折迁厝,所以要借助道教法物的威灵,使其免受仇人魂魄、野鬼恶魔的侵犯,魂神安镇,在神仙庇佑下,引渡其飞升仙界。
第二类安魂盒的受施者似属中下层人士,从形式到内容上都要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目的是为死者祈福,保佑家宅安宁,子孙富贵,殃祸永除,更接近东汉镇墓瓶的初衷。
这两类镇墓石的区别,反映了唐代上层社会的神仙道教和下层社会的民间道教在理想追求、精神寄托上的差异。
镇墓石主要发现于长安和洛阳,这两地在唐代属道教上清派势力强大的地区,许多高道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皆为此派中人,且颇受皇帝崇敬。
第一类镇墓石的刻文,其内容源自《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练生尸妙经》[14],直接体现了这一派所宣扬的思想。
二、柏人俑和石真1973年发掘的江西南昌北郊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三合土墓,出土了一件柏木人,高35厘米,头戴黑帽,身穿长袍,双手拱于胸前,眉目衣纹皆用墨线勾画而成,背面墨书文字:“唯大唐岁次庚戌,九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
洪州南昌敬德坊没放亡人熊氏十七娘,□五十四岁。
今用铜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7--九贯,已买得此地坪。
中有神呼主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并仰柏人当知(之)。
地中有神呼主人大□、小□行年、本命、六田(甲),并仰柏人当知(之)。
地中有神呼主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者,并仰柏人当知(之)。
[地中有神呼]奴婢、牛马六畜,并仰柏人当知(之)。
地中有神呼长孙、中孙、小孙、曾孙、悬(玄)孙本命□□久亲……行年者一切,已(以)上并仰柏人当知(之)。
吃天苍□□□□八根十二……木盟当圹等,并随柏人觅食。
急急如律令!”[15]从这篇墨书文字来看,柏人显然是作为死者家中主人及其后辈子孙乃至奴婢六畜等一切有生命者的替身置于墓中的,目的是保护死者全家及其所有活物的安全。
四川成都东关外曾出土一件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秦温石券,上面写着:“维大唐天复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己卯朔,廿四日庚寅。
□有成都府华阳县灵关坊大道弟子秦温,就当县界普安乡沙坎里,将信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买地敬造千年之宅、万岁石城。
今象就了,不敢不谘启告天上地下土伯山灵地祇,左至青龙,右至白虎,前至朱雀,后至玄武。
今日对闭,诸神备守。
温长生万岁,富贵长久。
石人石契,不得慢临。
若人吉宅,自有期契,天翻地倒,方始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