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鉴真东渡为例谈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以鉴真东渡为例谈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鉴真是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师。

他曾6次东渡，历尽千难万险一心弘法。

同鉴真一起到达日本的还有其弟子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计有：佛像8尊、佛具7类、佛经34种、字帖3件。

日本朝廷对鉴真的到来给予了盛大的欢迎，举朝上下，无不对其尊敬有加，授予传灯大师之号。

天平宝字3年（759 年），日本朝廷按照唐朝寺院布局，完成了唐招提寺的修建，鉴真遂从东大寺移居其内，广传戒律，开创了日本律宗。

天平宝字7年（763年）5 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内圆寂，享年76岁。

其弟子忍基制作了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了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成为日本律宗的传教之宝，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一直保存到今天。

鉴真在日10年期间，受到日本人民的深切爱戴，被称之为“天平之甍”，意思是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

律宗由中国传至日本，并不始于鉴真，但把律宗的教义完全传入日本，使之建立并成为佛教中一个独立宗派，却应该归功于鉴真和他的弟子们，从而使中国的律宗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弘扬。

鉴真东渡，将唐代发展成熟的律学传入日本，这对唐代律宗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在律宗思想发展史上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

时至今日，日本律宗还有以唐招提寺为本山的律宗与以西大寺为本山的律宗等派别。

日本人称鉴真为“日本律宗的初祖”。

鉴真生活在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高峰的唐朝，当时中国先进的文明对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日本天皇授命留学僧普照、荣睿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赴日传法。

为了传律授戒，弘扬佛法，鉴真毅然率弟子跨海东渡，不辞辛苦，以酬宏愿。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依旧矢志不改，历经11年，先后6次东渡日本，终于在754年平安抵日。

鉴真到达日本后，进行一系列的佛教活动，为日本佛教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鉴真在东大寺设立戒坛，此为日本正规受戒之始。

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

鉴真携带不少佛经、佛像、佛具等到日本，用嗅觉鉴定草药，协助校订佛经的讹误。

在日本的10年期间，完成了传律弘法的伟大誓愿，同时也使日本佛教走上了严格、正规的戒律之途。

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表现在其改变日本僧侣的无序状态，建立了统一规范的“三师七证”制度。

鉴真到日本之前，佛教已经在日本存在了200年，但一直没有统一、规范的授戒制度。

鉴真抵日后，日本天平胜宝六年（公元754年）的4月初在奈良的东大寺设立戒坛，成为日本佛教史上正规授戒的开始。

前已叙及，这种制度在鉴真东渡前是没有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奈良佛教界不能组成授戒必须的“三师”、“七证”（即三位高师授戒，七名高师在场作证）以及佛教界对戒律知识的贫乏，从未举行过正式的授戒仪式。

鉴真大师的到来，为建立“三师”、“七证”的授戒制度创造了直接条件。

之后，鉴真在东大寺建立戒坛院，成为日本全国的中心戒坛，与后建的西部观世音寺戒坛和东部药师寺戒坛被后人称之为“天下三戒坛”。

鉴真的戒律思想是主张僧侣必须严格遵循戒条和提倡启发僧侣的内在自觉，使两者融会贯通。

这样的戒律思想既避免了小乘戒统而活的不足，又防止了不注重内心自觉的大乘导致放任自流的弊端。

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表现在其携带戒律著作，奠定日本律宗的理论基础。

佛教经典的传入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鉴真东渡成功后不久就派专人抄录记载。

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从中国带到日本的共有48部佛书经典，其中大多属于戒律著作。

这些戒律著作对于鉴真在日本传经授律，弘扬佛法至关重要。

鉴真东渡之后，立即将自己及弟子所带来的经书无私地交付东大寺的写经所，以供他们抄传。

据记载其中被抄写的经典大致包括《大集经》、《四分律》、《四分疏》、《菩萨戒疏》、《明了论》、《戒本疏》、《大品经》、《华严经》、《遗教经论》、《禅门》、《音讯》、《梵网经疏》、《补释宗义论》、《大庄严论》、《分别功德论》、《行事钞》等。

鉴真及其弟子曾先后在唐招提寺大力讲解这些章疏，这为之后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立播下了种子，奠定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鉴真大师还对日本
原有的佛经进行了整理和校订。

由于当时日本的佛经大多是由百济僧侣口传得来，其中错漏满篇，即使用别本进行比较，也难以定夺。

日本政府将校订佛经的艰巨任务交给鉴真。

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借他深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和烂熟于胸的经文，为日本的佛经纠错补漏，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表现在传播佛学思想，促成日本佛教的整肃。

这一点也是鉴真东渡对日本佛教最显著、最重要的影响。

鉴真东渡以后，弘扬佛法、传律授戒便成为他的第一要务。

抵日2个月后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登坛主持，为日本太上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以及沙弥等400人授戒。

“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

”之后鉴真得到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被授予“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

759年，在天皇敕施的新田部亲王旧宅的基础上，鉴真率领弟子们建成日本律宗的总本寺——唐招提寺，孝谦天皇亲书“唐招提寺”四字，悬于讲堂。

在鉴真及其弟子的经营下，短短几年时间内，唐招提寺已能与当时日本几个较大的官寺如东大寺、兴福寺和大安寺等相提并论，成为日本僧徒的向往所在。

759年集聚唐朝庄严风格的唐招提寺落成，掀开了日本佛教史上崭新的一页。

唐招提寺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便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是日本众僧侣的向往之地。

鉴真在中国时就对天台宗有过相当程度的研究，这些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至今。

鉴真东渡使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之路，促使日本政府对佛教施以更有力的控制。

同时也杜绝了那些由于疏于管理造成的种种不足，从而使佛教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家宗教。

鉴真被天皇任命为首席大僧都后，自然对僧侣的管理和整肃负有重要职责。

鉴真与其他僧侣管理者协力合作，统一意志，共同加强戒律思想的宣传和建立健全的授戒制度。

鉴真担任大僧都的数年期间，协助朝廷采取了几次大举措，对整肃佛教产生了重要作用。

其中第一次举措是756年在孝谦天皇的号召下，派遣62僧侣的宣讲团，向奈良城各寺院以及各国各地寺院宣讲《梵网经》，声势之浩大实属罕见。

后来由于年事已高，鉴真渐渐退出了僧官职位。

但是，鉴真的思想已深入日本佛教界，加强戒律，整肃纲纪。

维护佛教界的纯洁，已成为日本僧侣的共识。

760年，当时的大伯都的良辨和其他僧侣受鉴真思想的启示，联名向朝廷呈递了一项改革建议书，提出“开化众生”、“劝勉三乘”生张。

这条建议获得了日本统治者的批准，自此以后奈良佛教界就完成了整肃任务，各宗僧尼克服浮躁，遵循戒规，修道禅行，呈现出佛教传人日本以来从未曾有的繁荣局面。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鉴真大师东渡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有了更深程度的了解。

他的到来，改变了日本僧侣的无序状态，建立了严格的“三师七证”授戒制度；他和弟子所携带的戒律典籍，为日本律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十年佛学思想的传播，促成日本佛教界的整肃。

现在大师的跫音已远，但他的精神和意志却透过历史的帷幕，长久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

当代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整理大师的过往，学习大师的伟大思想，让精神之花永开。

综上所述，中国的隋唐时期是日本佛教发展并完善的重要阶段。

通过遣隋使、遣唐使对中国佛教的悉心学习，刻苦研修，以及两国僧人的共同交流，使得中国佛教在日本不断被传播开来。

同时日本僧人在移植中国佛教的同时，并非全盘吸收，一成不变的一味被动的接受中国佛教的熏陶，而是不断吸收中国佛教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使日本的佛教不断向前发展、迈进，这是日本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佛教最终能够产生的先决条件。

学院：土木工程
专业：城乡规划
班级：2014-2
姓名：白锐
学号：201422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