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海关
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海关200402046刘明明京师同文馆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起步有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培养外交人才的学校，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外交官、翻译。
一直以来，对于京师同文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外交方面，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同文馆还与中国近代海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方面，陈诗启先生曾经做过研究，对我们认识中国近代海关与同文馆的联系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将在陈先生的研究基础上为读者再次展现上述两者的关系。
同文馆的创立缘由京师同文馆是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满清政府在客观上需要有一所专门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学校。
爹二次鸦片战争中，满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条约第五十款有三句话，其中任何一句虽不明白指出中国有义务去设立一所培养翻译人员的学校，但也足使它非开办不可。
”[1]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字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配送汉文。
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2]其实在此前的几次谈判中，满清政府由于没有合格的翻译，只能依靠外国人来充当翻译，不仅是满清政府感觉蒙受屈辱，而且由于翻译的缘故，满清政府也失去了很多本来没有失去的权益。
奕 及其僚属由于亲身参与谈判，对这其中的得失看得尤为清晰，在条约签订后，奕 在“通筹善后章程折”中就指出，“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
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
……俄罗斯馆语言文字，仍请饬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
”[３]建议仿行俄罗斯馆定式建立外国语学校，奏折很快得到批准。
建立同文馆的努力迈出了第一步。
[1]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丁韪良：《同文馆记》（节录），第141-142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版，第102页。
[３]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同文馆的艰难筹建在当时的情况下，同文馆的建立注定一波三折。
首先是就是经费问题。
当时的满清政府正在全力清剿太平天国，国库已经非常空虚，“太平天国起事仅三年，清政府糜饷已达2963万余两，至咸丰三年六月，库存正项待支银仅余227 000两。
”[1]而兴办教育花费确是非常巨大的，没有钱建立同文馆无疑是空中楼阁。
奕诉在奏请设立同文馆的折子中就提出，“近年部库支绌，无款动支，再四斟酌，惟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奏报之期，委员批解臣衙门交纳，以资应用。
”[2]由此可见，同文馆创立伊始就与海关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海关的支持，同文馆不可能顺利开办。
而海关支持中国近代教育也从此开头，直到民国时期不曾间断。
其次是合格的老师难寻，奕 等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说道，“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各国均以重资聘用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
”[3]当时在中国国内对外交往比较久的广东、上海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不得不聘用外国人。
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很难想象有哪个外国人愿意千里迢迢来中国当老师，所以不得不高薪聘请，“即令教习诸生，诸不得不厚其薪水以生其歆羡之心。
”[4]但是奕 等人不可能出国寻访，在国内的外国人多是商人、传教士、淘金者……这些人根本不能很好地充当老师，所以说就算是高薪聘请也实在请不到合适的老师。
最后，在1866年同文馆筹建格致馆时，奕 奏称∶“其延聘洋人一事，前与总税务司赫议及，伊可代为招聘。
”[5]同时还任命赫德为同文馆的监察官，这样海关又更进一步与同文馆联系到了一起。
是年，赫德回英国过程中，在欧洲聘请了化学、天文、法学、英文、军事诸教习。
对同文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869年，赫德推荐美籍丁韪良为同文馆西文总教习。
在丁韪良的帮助下，同文馆自1869起开始走上正轨。
而且在赫德还不断安排海关人员为同文馆教习，如马士、帛黎、欧礼斐等都曾在同文馆兼课，欧礼斐还继丁韪良为总教习。
此外，1865年，同文馆的英、俄、法文学生，学习期限届满，进行考试。
奕 “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与各馆[1]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页。
[2]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3]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8页。
[4]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8页。
[5]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22页。
各国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
”[1]最后就是生源问题。
在当时人看来西方的东西就是“奇技淫巧”，根本就看不起。
大学士倭仁就上奏称，“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
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2]连上层官员都抱这种观点，就更别说普通的平民。
所以当同文馆在八旗中挑选学生时，“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
因为这种的学生，向来功课成绩不好，八旗官学虽腐败，这种学生也站不住、或将被革，倘到同文馆，或者还可以混一个时期。
这是最初招生的情形，而且还有一层，这些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亲戚朋友对于本人，因为他是小孩，还没有什么鄙视，对于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
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
社会的思想，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后来之招生就更难了。
”[3]为了吸引学生，给予了学生极高的待遇，除了不管衣物外，煤油、蜡烛、洋火等等生活用品都管。
而且给膏火钱，也就是现在大学的生活补助∶初进馆每月三两，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
[4]要知道彼时每月十二两银子，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
至于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更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天天三顿宴席。
甚至夜里听戏晚归，可叫厨子做夜宵，送到寝室来。
就是这样来学习的学生仍自觉矮人一等。
没有办法，后来只得从广东、上海的同文馆吸收优秀学生，这种招不到学生的窘境才有所缓解。
在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后，同文馆才得以艰难地运作起来。
同文馆的衰落同文馆根本就没有近代办学理念，把学校办成了衙门，学生都是老爷。
最初连学制都没有，成了混日子的地方。
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同文馆整顿、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才有所改观。
加上同文馆除了资金海关支持比较充足以外，不论是老师或是学生都没有的得到过根本的改观。
凡到同文馆的洋教习，没有一个称得上学[1]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16页，转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
[2]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3]齐云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宝文堂书店1989年版，第27-28页。
[4]齐云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宝文堂书店1989年版，第30页。
者的。
在当时欧洲各国，凡是有学问道德的都有长期而稳定的工作，很少有赋闲的。
同时同文馆管理黑幕重重，学校学生不多，可是各种管理人员却是不少，光管理大臣，专管大臣就有21人，[1]多是挂名领薪水的人。
而提调更是一个肥缺，除洋文教务的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一切事务，都归他管，于是历任提调官都是极尽贪污只能事。
同文馆遗传了晚清政府的腐败与矛盾，虽然讲述的是西方先进的知识却又不可能摆脱掉封建愚昧落后的束缚，所以说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京师同文馆还没有来得及出现辉煌就直接走向了衰落。
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同文馆的老师学生皆属于洋鬼子和二毛子，为团民镇压对象，只得逃之夭夭。
从那以后，同文馆陷入停顿，直到1902年，光绪帝一纸圣谕，“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交部，着即归入大学堂”[2]就这样，同文馆结束了其坎坷波折的一生。
而在京师同文馆的历史上，没有能够培养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家，最多只是外交官和翻译者。
结语总的说来，同文馆是一所教授西方知识的封建学校，虽然有大量洋人的参与，也尝试引用西方的教学内容，但是其封建性质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对中国的近代教育更多的是起着思想启蒙的作用，从它以后，大批新式学堂、学校开始在中国涌现。
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同文馆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近代海关不可避免地纠缠入其中，对其建立和发展起到过一定影响，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了海关和总税务司在其中的作用。
整个同文馆的过程中，海关主要与同文馆的经费和洋教习有密切联系，除此以外并没有多大的贡献，中国教育与英国没有联系。
在第一任西文总教习丁韪良笔下，“它（同文馆）在他（赫德）的管照下是幸运的，因为由于他，它就从一只萤火虫变成一座灯塔。
”[3]赫德在他看来成为了同文馆的守护神，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赫德是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同文馆的，除了第一次回国时招募了5名洋教习，而这其中又只有两位到任。
更多的时候，赫德只是把同文馆当成海关洋员学习汉语的场所，“这些人刚至中国，当然不懂的中国话及文字，如此则暂不能在海关中担任职务，于是凡有由外国新到人员，都是先派到同文馆充当教习，他们被派到同文馆，外面是来教洋文，事实是为他们自己学习中国话，在当教习的期间，自己在外边请着中国人学中文及言语，学得够用之后，即派往各省海关去当[1]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2]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3]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差，这几乎是定例。
”[2]而作为满清政府名义上的下设机构，中国海关有义务和责任来为中国教育事业提供经费。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赫德坐上总税务司的位置就是依靠奕 的支持，为了稳固位置，更加有必要尽可能争取奕 的支持，对于奕 重点建设的同文馆当然是愿意出钱出力的。
中国近代关税与经济史论述
摘要:中国近代关税主权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不能自主。
近代中国关税一直都是不平等的低关税状态，也即西方列强实行的“片面最惠国待遇”。
税率税则都由西方列国强加于我国而且我国受关税协定原则的限制没有自行修订的权力并且不论是海关进出口税还是内地子口半税我国近代关税税率都相当低实际水平不到5%，如此的关税性质导致了近代关税功能的残缺即无法保障财政收入的正常增长和国内相关行业的有效保护。
这是毫无疑问的消极影响，那么低关税难道对近代经济的发展没有积极作用吗，中国自入世后,至今由于金融危机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了较高增长，充分说明中国入世后关税变低却对整体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就近代中国的低关税对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些客观作用加以浅析。
关键词：低关税自由贸易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引言：中国在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猛烈的炮火洞开满清大门时就开始了被迫在低关税条件下卷入国际市场的漫长历程，过去的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段西方侵华史导致了中国全面的倒退落后，但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表明中国近代的国民经济其实有着相当大的发展。
其发展速度是过去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速度的几十倍，并且产生了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的质变。
打破了封建社会数千年来一直处于治乱相替的循环怪圈之中，打破了顽固的小农经济，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虽然西方列强在这一倾略掠夺的过程中大肆获益，但同时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也起到了一定的客观推动。
洞开中国大门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众多外来因素中，低关税是主要因素之一，虽然无可否认它是西方武力威胁下被迫制定实施的，具有浓烈的西方侵略掠夺的色彩。
但是在辩证地看来，低关税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有益作用和影响，因此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文：中国近代海关的建立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战争爆发。
两年后，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
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从沿海深入内地，大量商品涌入中国城乡，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威胁。
由于中国的海关大权被洋人所控制，所以中国丝、茶以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在下跌。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就指出，外国商品大肆在中国倾销，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使原本正常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混乱；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限的空间。
自然经济的解体促成了近代商品市场的形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这就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
面对如此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于是清朝统治者集团中的一部分有实权的大臣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极力主张兴办洋务，于是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
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办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设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培养翻译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
洋务运动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却把“近代工业导入中国”，“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一、军事方面随着西方外国侵略势力逐渐进入我国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而在国内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处于胜负未分的关键阶段。
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威胁下，为解决燃眉之急，力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由于当时没有意识到落后在制度上找原因，以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自强御侮。
因此说，中国近代化观点的形成是从对洋枪洋炮的认识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近代化开始的。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大批军工企业，以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等，以及各省陆续建立的兰州机器局、广州机器局等，共二十一处军工厂。
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
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的影响
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的影响其后，这两学堂也均程度不同的有所发展，这里我们就列举两个学堂说明其创办的意义：京师同文馆原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所以毕业生中从事涉外工作如就职海关、担任翻译和出任外交使节者不少。
但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和同文馆培养目标的调整，学生的出路非常广阔，其中在政府机构、军事部门、新式教育和实业部门任职者占大多数，也有一些参加科举而获取功名，或被送往国外进一步深造。
就办学成效而言，京师同文馆不能列入洋务学堂的前列，但它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表明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思想开始由观念变为现实。
正是由于它的“领头羊”作用，才有紧随其后的一批外国语言学校的创立和众多其它类型的洋务堂的涌现。
第二，京师同文馆身处帝都北京，乃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又为洋务中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统领，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它的一些重要举措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往往能映现出各派关于教育改革的观点福建船政学堂尤其在近代中国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它为近代中国海军输送了第一代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
自70年代中期以后，福建船政局所造轮船的管驾就大多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担任。
在清末抗击外来侵略的两次重大海战中，船政学堂毕业生都是骨干力量。
其次，福建船政学堂也为近代中国船舰制造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76年3月，在外国技术人员期满回国的情况下，经第一届造船专业学生汪乔年、吴德章等人的努力，船政局第一艘由中国科技人员独立设计制造的木质兵船艺新号下水试航。
80年代后，在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相继回国，又把近代中国的船舰制造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上图为福建船政学堂学生曾参与制造的大清福建舰队旗舰扬威号。
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生、近代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曾任此舰驾驶。
）尽管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相继成立了多所海军军事学校，但福建船政学堂作为同类学堂的先驱和办得最久的一所，不仅为这些学校输送了一批教师和管理人员，就所培养人才的数量和层次而言，也是任何其它一所同类学校所难以比拟的。
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 广州十三行
• 鸦片战争前，中国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朝贡外交是中国 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方式。 对于西方人不为朝贡只为通 商的交往清政府极为反感， 但是为了体现“天朝”对 “蛮夷”的“加恩体恤”而 仅开广州一口通商，相关的 涉外事务由地方行会组织广 州十三行来管理，而非中央 一级的外事机构和官员。
•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使中国接触到了西方的外交方式和西方的礼法， 中国被迫加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近代国际社会，为适应这些变化，中 国开始改变对外交往的方式并推进外事机关的演变。
内部外交机关的转型
五口
通商大臣
抚夷局
总理衙门
外务部
• 外事机关的演变
• “五口通商大臣”
• 鸦片战争以后, 广州十三行专营外贸的特权被取消, 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五 口相继开放。 • 为了应付头绪纷繁的通商交涉事宜, 1842年10月, 清廷任命曾代表中国与英方议订《南京 条约》的耆英为两江总督, 兼筹一切通商交涉事宜, 通商大臣之设由此发韧,史称“ 五口 通商大臣” 。 • “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负责条约中规定的五个开放口岸的对外事务, 是一个兼有外交 权力的职务。但是，在清朝边务体制里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没有直接指挥各口的权利，因 此五口通商大臣虽然为钦差却无权对各口已有各省督抚发号施令，通商大臣与各省督抚之 间互相并不合作。且“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 • “五口通商大臣”反映出这一时期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 但是又说明清政府的不甘于失败, 内心里“ 蛮夷”观念没有改变，着力将与外国打交道的范围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 • “鸦片战争的炮声终未使中国社会从昏睡中惊醒, 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大臣的设立, 在清朝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对咄咄进逼的西方人采取的一种“ 羁糜” 手段。于是, 在 遥距京师的广州, 奉命“ 驭夷” 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很快与试图建立新的中外交往关系 的西方人陷人了外交僵局。”--袁燮铭
赫德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
赫德凭借 同文 馆“ 衣食父 母” 的身份 ， 尽可能地对 同文馆 的活 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 在赫德的建议下上任 的 ， 此外赫德还直接 掌管 外籍 教习的任免 ， 用 甲午战争失败后 ， 同文馆设东文馆 ， 随后 日本 即以教 育为重点
企 图从思想上人手 同化 中国。 而泱泱大 国竞被同一人种 赫德的话 就是 “ 要让他清楚地了解 ， 教 习要听从我的命 令。 ” 在教习 介入 中国， 暂缺 的情况下 ， 赫德 还会 从海关部 门调一些人员短 暂地替代这些 的周边小 国打败 ， 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反思 ， 他们纷 纷看 到洋务学
学生学 习英 文、 英语熟悉 ， 即不用配送汉文 ， 自此 以后 ， 遇有文词辩 正式开馆 ， 此后许多 自然科 学相 继介绍进馆 ， 如， 物理 、 化学 、 天文 、
论 之处 ， 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 １ ８ ６ ０年签订 京 条约》 ， 外 国公使 医学等 ， 相应的设备如物理化学实验 室、 博物馆 、 天文观象台 、 图书 又获得驻京 的权利 ， 于是 ， 培养通晓外 国言语 之人 ， 与外 国交涉事 馆等也逐渐配备齐全 。馆 中的学生人数随之大为增加 ， 由１ ８ ６ ５ 年
件， 便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 ， 恭亲王奕＿ 昕于 １ ８ ６ １ 年 １ 月 １ ３日 的３ ０人发展到 １ ８ ８ ８年的 １ ２ ０人 。学生 素质也逐 渐提高 ， 学校 自
上奏 ， 建议咸丰帝敕上海 、 广东督抚 ， 各派二人 ， 携带各 国书籍来 京 １ ８ ６ ７ 年开始实行淘汰制 ， １ ８ ６ ８ 年开始 ， “ 各省考生及第 的试卷 都送 教学英语 、 法语 ， 学生则从 “ 八旗中挑选 天资聪慧 ， 年在 十三四岁以 到总理衙 门 ， 交 同文 馆核阅 ， 凡取得最高科 名（ 进士） 的考生 ， 都列
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系新探
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系新探周熊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1861年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至1908年，长达45年之久。
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创立和发展，赫德是直接的推动者和组织者。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和海关史的研究者大多将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界定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称它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随着近些年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发生了由原先认定“洋务运动反动”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的转变，我们也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推动洋务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系的评价，置放在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上。
一、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税自主权与管理权的部分丧失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后，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和第一个片面协定税则（CONVENTIONALTARIFF）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
1844年，美法又迫使清政府签订有类似内容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从此，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并给予列强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内地通商、内河航行等特权外，大部分条款都与外国侵略者夺取部分关税自主权及侵犯海关行政管理权直接有关。
从此，我国海关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关税自主权部分丧失。
19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以保护本国经济，而在此时西方列强通过《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夺取了我国部分关税自主权，使我国关税自主权受制于人，把进口关税限为百分之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低的进口税。
同时，出口税、内地税和吨税的税率亦受到限制，不能自主调整。
二是海关行政管理权部分被攫夺。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者占领了上海县城，江海关工作停顿。
第十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第二节 留学教育
容闳
留学教育始末
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建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1871年9月曾国藩和 李鸿章上书清政府奏请选送聪颖子弟出国留学。该奏折获准后，计划 从1872——1875年四年间，先后派出四批12—15岁的幼童共l20名出 国留学，15年后回国。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容闳率领的首批三十名幼童 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这些留学生在国外， 除学习西学外，还在留学生监督指导下，随时课以中国经学。除１８ ７２年开始派赴美国留学外，1876年李鸿章、沈保祯奏请派留学生到 欧洲留学。 实践证明，派遣留学生这一措施，是培养人才的有力方法。但后来， 由于封建顽固派势力的严重阻碍，同时清政府也十分害怕留学生被西 方资产阶级民主所同化，于是在1881年7月大批撤回留学生，留下继 续学习的仅十人而已。 后期的洋务派首领、两江总督张之洞，积极主张奖励留学，并大力 提倡去日本留学。1896年清政府派13名学生去日本留学。此为中国 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1898年起，清政府明令各省选派青年学生去 日本留学，并作为一项固定的国策。总之，洋务派派遣留学生是中国 第一次官费留学，开中国近代留学生之风，有一定贡献。
8、内容
（一）京师同文馆
9、考试 月课：每月初一考试； 季考：2、5、8、11月的初一考试； 岁考：每年10月定期面试； 大考：每三年考，成绩优秀者授7、8 品官，劣者降革留馆。 10、课程 分为八年课程和五年课程安排。
（一）京师同文馆
11、影响 对外交的影响。同文馆的历史是与中国近代最初的外交活 动有关的。 对教育的影响。同文馆是中国近代最早按照资本主义教育 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教育 模式，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 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和 传播，冲击着陈腐的传统观念，改变着中国人民的学术思 想，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学 技术的价值。
八年级历史上册第二单元：第4课：洋务运动练习题
201９-201９学年度山东省滕州市鲍沟中学八年级历史上册第二单元:第１课:洋务运动练习题一、单选题1、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探究。
洋务派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以下属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是A、安庆内军械所B、江南制造总局C。
轮船××局D、大生纱厂2、纵观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具有特别多相似之处。
下列表述最恰当的是( )A、都是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改革B、都颁布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成文宪法C、都向西方学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D、都改变了落后面貌,走上扩张道路3、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它创办于A、戊戌变法时期B、辛亥革命时期C、新文化运动时期D、五四运动时期4、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创办了近代工业。
下列是其以“求富"为口号创办的工业是A、江南制造总局Ｂ。
福州船政局Ｃ、大生纱厂D。
轮船××局５、19世纪６0年代,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为维护清朝的统治,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运动,该运动( )ﻫ①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②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ﻫ③对外国经济侵略起到一些抵制作用;④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A、①③ﻩＢ、①④C、②③ﻩＤ、②④6、为了“取资洋人长技”,李鸿章满怀热情地投入了一场自强运动、这场运动是( ) Ａ。
维新变法ﻩB、洋务运动ﻩC、立宪运动ﻩＤ。
保路运动７、18６6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主要制造枪、炮和军用物资、18６７年崇厚在天津设立了天津机器局(后改名北洋机器局),主要生产火药、子弹。
上述材料反映洋务运动的内容是( )A、创办军事工业ﻩＢ、创办民用工业Ｃ、创办新式学堂D、筹建海军８、“洋务运动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开端",对它的本质含义的理解应该是A、它是地主阶级的改良运动B、它促进了官僚资本的发展C。
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D。
中国教育史_5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1902年的“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最早颁布） 壬寅学制 1904年的 “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最早被实施） 癸卯学制 的颁布
1902年（农历壬寅年），管学大臣张百 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 ， 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 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 修改，于1904年 1月（农历癸卯年底） 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 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 程》 ，史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 这是中国开 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 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 校令》、《大学校令》、《实业学校令》 等一系列法令规程，这些法令规程使壬 子学制更加充实和具体，二者综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 “壬子癸丑学制”。
三、国语和白话文教学的开展
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影响最大的方面，就是以白 话文取代文言文。 白话文的推行大大减轻了学 习阅读和写作的负担， 为真正在民众中普及教 育创造了一个基本条件。 1920年，教育部正式规定从一二年级开始使用 白话文教材 ，到1922年止，除语文课本中的 文言文课文外，所有的文言文教科书停止使用。
中Hale Waihona Puke 教育史——清朝晚期、民国初期的 清朝晚期、 清朝晚期 教育
本章主要内容
1、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 、京师同文馆（ 2、留学教育 、 3、《癸卯学制》（第一个被实施的学制） 、 癸卯学制》 第一个被实施的学制） 4、 1922年的《壬戌学制》 年的《 、 年的 壬戌学制》 5、蔡元培 、 6、新文化运动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 、
二、改革学制
1912年《壬子学制》 年 壬子学制》 1912 (壬子)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新学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 布新订学制(壬子学制)，规定： 初等教育7年(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高小三年)， 初等教育 中学4年， 中学 大学预科3年，本科 本科3—4年， 大学预科 本科 共18年。 师范、实业教育年限另成系统。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中有关京师大学堂的报道
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沈弘曾几何时，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是一件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事。
大学堂成立的消息刚一传出，便不胫而走，招来上千名已获功名的秀才、举人和进士的竞相报名投考，其热闹场面丝毫不亚于如今的高考。
1898年8月9日，光绪皇帝根据李鸿章和孙家鼐的推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为西学总教习之后，当即引起了意大利和德国公使馆的极端不满和“严正交涉”，几乎酿成外交事件。
而美国1898年9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则以《京师大学堂》为标题，发表了美国公使康格（E. H. Conger）从中国京城发回的报道，宣称丁韪良已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的校长。
就连清廷的官方喉舌《京报》也连篇累牍地刊登京师大学堂的相关消息。
1898年10月3日，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京报》几乎每天都登载孙家鼐有关京师大学堂的奏折。
这所大学似乎成了文人圈子中最经常和最热门的话题。
翰林院有多名学者被聘为大学堂教授汉学经典的教习，而作为校长的传教士和神学博士丁韪良正在仔细挑选西教习。
语言系可望在十月中旬开课，医学系约在一个月之后也可以上课。
一座由政府管辖的医院将成为医学系的附属医院，以便供学生实习。
大学堂各系的所有学生一旦毕业，都将都将被政府授予文凭、官衔，以及政府部门中的职务。
”可奇怪的是，时隔不久，所有这些议论和报道便神秘地得以蒸发，并很快被世人所遗忘。
时至今日，有关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的中文史料可谓是凤毛麟角，翻遍所有的中文史书和报纸，也很难找到一星半点的相关资料，即便有，也是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
更常见的则是拙劣的篡改和刻意的误导。
其结果就是如今人们对于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是什么性质的学校、哪天开学和头一年半办学效果如何，等等最基本的问题都不甚了了。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北大馆藏的西文图书和报刊中，仍能够找到些许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