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和艾思奇与新启蒙运动

胡绳和艾思奇与新启蒙运动作者：于文善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14期摘要：关注抗战时期的思想动向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作为这一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和艾思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和性质、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等进行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研究，这一探讨和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内容，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胡绳艾思奇新启蒙运动胡绳（1918—2000），原姓项，1918年1月11日生于江苏苏州，1934—1935年北京大学肄业。

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绳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写作。

三十年代中期，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胡绳锋芒初试，他一方面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另一方面积极参加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大力弘扬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批判复古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最初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胡绳在重庆从事文化工作，任《读书月报》主编和《新华日报》编辑。

他不仅继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出版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38年）、《思想方法》（1940年）等，而且继续进行了启蒙宣传。

胡绳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日渐成熟。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笔名李崇基。

1910年2月3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礁村。

少时受过良好的英文训练。

1927年和1930年，艾思奇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此间，他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原著，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数千年的思想发展的光辉结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指导思想。

三十年代，艾思奇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并担任《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以通俗化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载，随后结集出版。

1936年第四版更名为《大众哲学》。

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著名的通俗读物。

他还参加了30年代的哲学论战和新启蒙运动，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0月，艾思奇到达延安，此后便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理论工作。

他主持了延安新哲学会，任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并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小组，是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活动家之一。

一、新启蒙运动的简单回顾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新启蒙运动”，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一批左翼文化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有感于国难危机和国统区出现的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在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发起的一次思想运动。

有人把它称作“新五四运动”或“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1936年九十月间，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首先倡议开展新启蒙运动。

文章指出：这个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1]。

这一倡议首先得到艾思奇的响应，并在文化界产生一定反响。

在“五四”运动18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新启蒙运动逐渐成为文化界讨论的热点。

一些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一问题。

张申府等九位教授还在北平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并发表《启蒙学会宣言》。

同时，北平的许多报纸杂志都发行了“五四”纪念特刊，内容多是对“五四”的重新评价和阐述新启蒙运动与它的不同之处。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国社会和思想上有着深远影响。

但是，这一运动并没有完成它应有的历史任务，封建文化仍大量存在，支配民众的文化生活。

同样的文化任务一直遗留到现在。

因此，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都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要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

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2]。

但是当前又是“国难时期”，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迫切任务。

因此，二者又有不同之处。

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不仅是继承，更应是一种扬弃和超越。

新启蒙运动除了明确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广泛的统一战线性质及民族解放的宗旨外，还特别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即“唯物、客观、辩证解析”[3]的方法继承“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传统，而克服其不足。

在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张申府提出：“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

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

所创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

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

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综合。

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理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

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

换言之，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有民族性。

”[4]张申府的这些论述，把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的含义深刻而完备地表述了出来。

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一文，被视为“一篇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文字”[4]。

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运动、自由与民主运动和理性运动。

它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推动了思想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新启蒙运动试图超越“五四”，但是，由于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影响的社会层面也极有限，因而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前者相比。

卢沟桥事变后，其推动者都卷入抗日救亡的洪流，此时已经很少有人置喙于新启蒙运动了。

对于这一运动未深入开展的原因，有人归结为它缺乏社会基础。

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存在的理论上的缺陷和混乱，使之丧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积极的社会响应[5]。

尽管新启蒙运动因故未能进行下去，但其对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高扬，以及对复古主义的批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胡绳对新启蒙运动的论证胡绳是新启蒙运动的积极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他撰写了《启蒙运动》、《谈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等文章，论证了启蒙运动之理性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首先，胡绳概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说明了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

他认为，从思想上看，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第二，自由思想；第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

换句话说，其主要特征便是用理性代替信仰，用自由思想代替独断主义，用自然科学代替宗教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胡绳认为，中国从戊戌政变到“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文化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但是，它“并未完全成功”，“在中国的广大民众中间，神权的迷信和封建的思想仍然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中国民族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此在此时“发动一个极广泛的，和整个民族为生存的斗争相配合的文化运动是必需的了”。

新启蒙运动就是要“推进前一阶段的未了的工作”[6]。

其次，胡绳针对所谓新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旗帜是“搞唯心主义”的说法，依据欧洲近代史的经验进行了反驳。

他认为，笛卡尔固然是在理性主义立场上发展了其二元论的哲学体系，但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是唯物论者。

实际上，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即使笛卡尔的二元论也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有着充分的斗争性”。

理性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它不但不等于“唯心主义”，反而是和唯物论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相结合的，是与直觉主义、独断主义相对立的。

广义的理性主义还包括一部分经验论者，如培根、洛克，他们的哲学作为“英国市民革命时代的产物”，也“或多或少地表现了对于反理性主义的斗争”。

只有主观感觉论，如贝克莱、休谟的哲学才堕入神秘论、怀疑论、不可知论而“导向反理性主义的倾向”[7]。

因此，他强调指出：“只有从历史的发展中间（而不是从一本哲学词典中间）去理解理性主义的意义，才能懂得为什么中国现在需要在理性主义的标志上进行各派哲学的联合。

”尽管中国市民阶层的思想决不会都达到“彻底的新唯物论的立场”，但是，其理性主义的特征对于反封建、反独裁、反神秘主义、反迷信，对于民主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建立，都是中国现在所“急需”的[7]。

胡绳强调新启蒙运动必须“拿清醒的理智代替盲目的信仰，拿自由的思想代替独断的权威”。

即是说，它与一切启蒙运动一样，都要以“思想自由”和“爱知识”作“标志”，因此，进行新启蒙运动，就必须在各种科学知识领域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等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过去四五十年来的各种思想，“更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估计”。

为此，就需要刻苦地用功读书，以便“用读书而得的理论来指导我们求生存的实践，用实践中的经验来充实我们的理论”[8]。

“我们一面要排斥因袭的传统的成见，一面要排斥西方腐败思想的传染，而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中充分发扬清醒的、现实的、科学的理性主义”[9]。

三、艾思奇对新启蒙运动的理论贡献艾思奇是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1936年10月）、《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思想文化问题》（均写于1937年6月）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文献，为这个运动做了理论论证。

而他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1934年1月）和《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1936年8月）则为新启蒙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

应当说，艾思奇为新启蒙运动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首先，艾思奇阐述了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和性质。

他认为，所谓启蒙运动，就是“要从黑暗中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众唤醒，使他们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

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当然也是这样，而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的情况下，它还多了一层唤醒人民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意义。

因此，“新启蒙运动是目前中国文化界的新活动的总名称”[10]，它在性质上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内容”。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是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发动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整个中国的图谋，“即使是封建残遗，倘若是想走活路的话，也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

而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又“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只有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下，才能结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11]。

这种“联合战线”是在文化领域“实践的总动员”，其最重要的基础则在下层民众。

因此，新启蒙的文化运动，又是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

其次，艾思奇阐述了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他认为，“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样，在哲学上都以建立新的科学方法为基础。

“哲学上的思想方法之科学化，就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比其他的任何研究介绍都更极重要”。

可是，在“五四”启蒙中，“新的哲学还来不及作完整的建设，便已被逼入另一时期——封建传统的死灰复燃和没落底资本主义哲学的时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