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传奇爱情悲剧看社会秩序对士子的规约

第13卷第3期2012年7月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ANG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13No.3Jul.2012从唐传奇爱情悲剧看社会秩序对士子的规约胡钰颖（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4）摘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唐人传奇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其中关于爱情悲剧题材的作品，尤具代表性，体现了唐人传奇的突出成就。

唐传奇爱情小说大量出现原因有三点：作者的创作动因、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狎妓风尚；但是，基于唐代社会崇尚高门士族的风尚、封建家长对自由婚姻的干涉，以及严格的婚姻制度，又易导致大量的爱情悲剧。

而士子们往往为了社会定位，牺牲放弃个人感情，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爱情悲剧。

因此造成唐传奇爱情悲剧的原因正是唐代的婚恋观。

关键词：唐传奇；婚恋观；爱情悲剧；出现原因；悲剧结局中图分类号：I1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2X（2012）03－0061－06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小说步入了成熟期。

据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统计，唐传奇有112篇，《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记载有118篇。

作者将近百人，其中有名有姓、事迹可考者多达70人左右。

写作的时间跨度近300年，贯穿整个唐朝，作品数量众多，内容繁杂。

唐传奇按照题材可以细别为：一是爱情婚姻题材，如《霍小玉传》、《莺莺传》、《任氏传》等；二是封建官场生活题材，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三是豪侠题材，如《红线传》、《虬髯客传》、《昆仑奴》等。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则始有意为小说”。

至此，唐代作家进入了有意创作小说的状态。

其中表现爱情生活的小说，折射出当时的生活实际和心态，客观上让我们认识到了唐代社会思想的一些状态。

一、唐传奇爱情小说的总体概况在唐传奇中，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是以青年男女爱情婚恋问题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代表着唐传奇的最高成就。

唐人有关男女爱情的传奇，洋洋大观，千奇百怪，有人狐恋，如《任氏传》；有人猿恋，如《孙恪》；有人鬼恋，如《李章武传》；有人仙恋，如《崔书生》；有人与生魂之恋，如《离魂记》；有人与龙女之恋，如《湘中怨解》；有梦中相恋爱者，如《秦梦记》；有述说私奔的，如《虬髯客传》、《昆仑奴》；有叙说私通的，如《飞烟传》、《冯燕传》；有迷恋娼妓的，如《杨娼传》、《李娃传》；有单思成疾终成眷属的，如《崔护》。

形形色色，不一而已。

描写细腻，辞藻优美，情节突出。

这类作品通过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和感人情节，特别是悲剧的结局，反映了唐代的婚恋状况。

以爱情为题材的唐传奇，往往都是采取名士配名色，才子配佳人的手法。

分析唐代婚恋传奇，可以发现它言情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士人与身份低贱的女子恋爱，一为士人与神仙的艳遇。

［1］唐传奇中的神女、仙女是影射现实中哪种女性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认为：“会真记之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会真诗。

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

……‘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

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

”詹丹《仙妓合流的文化意蕴—唐代爱情传奇片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三期）也附和这种这种见解，将神女、仙女看作妓仙，即妓女的仙化、仙女的妓化，仙妓二者合流。

除此以外，程国赋在《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收稿日期：2012－03－19作者简介：胡钰颖（1987—），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释》提到：“人与鬼魂、动物、植物精魅（女性）的恋情是文士与妓女生活的间接反映。

”［2］这样看来，唐传奇爱情故事的主题，都无法离开士子与妓女这个核心。

被誉为唐代三大传奇，代表唐代传奇小说的最高水平的《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恰恰都是这类“名色配名士”的典型。

二、唐代开始大量出现爱情小说的原因（一）唐代爱情小说创作动因唐传奇的作者在创作时已是有意创作小说。

他们有意识的借助小说形式，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现实，抒写心中理想，即唐传奇作者都有一定的创作动因。

那么，这些爱情小说的创作动因是什么呢？娱乐动因是不可排除的因素。

有些作品就是作者道听途说记录下来的，如《离魂记》是作者陈玄佑自幼就听过的故事。

后因偶遇到莱芜县令张仲规，作者才听到这个故事的完整版。

可想而知，两个偶遇的人谈话内容无非是闲谈中的奇闻轶事。

此外，还受到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并非都是人类，如《任氏》中任氏是狐妖，《湘中怨解》中汜人是蛟龙。

这些都带有一定的娱乐成分。

唐代流行“温卷”之风。

所谓“温卷”是指唐代士子们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往往撰写一篇或者数篇传奇故事，作为敲门砖呈现给主考官或者文坛领袖，以求个好印象，从而在考试时引起他们的注意。

创作传奇正是综合能力的表现，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3］”因此有些文人往往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将自己的文才、诗才显露出来打动别人。

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是人类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也是最能体现命运感和人性脆弱的部分，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受到关注。

因此，选取爱情小说来展现作家的文采，也满足士人的“猎奇”心理。

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唐代文人以唐传奇为介质抒发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对弱者的同情。

通过小说悲剧结局，表达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

唐代社会女性的地位相较于其他朝代比较高，女性的做法和思想还能得到一定理解和支持，一些唐传奇作品流露出对女性命运不幸的哀悯与同情。

如《庐江冯媪传》以鬼魂形式反映当时弃女不幸、男子之薄情，从中寄寓作者的愤慨。

《柳氏传》中柳氏被当做物品进行转送、霸占。

《华州参军》中崔氏小姐生时不能跟柳参军如愿在一起，死后化作鬼魂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

相比悲剧结局，大团圆结局更符合中国人“始于悲者终于欢”思维特质。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这种美好结局只能更多的存在于作家对现实有意或无意进行的补偿的故事中。

这种动机有时是作者有意识的，有时作者是无意识的，但是通过他塑造人物的理想行为有意识无意识地把他的补偿心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正是由于大团圆结局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所以作者通过这种“补偿”的心态，实现在作品中。

如《李娃传》中李娃被封汧国夫人，荥阳公子还身居要位。

如《聂隐娘》中的聂隐娘，不理父母反对、不顾门户之见，自主选择一个只会磨镜子的少年作为婚姻对象。

这些在唐代社会绝对不会出现。

鉴于唐传奇作品的丰富性，故事的创作动因不会呈现单一性，必然是多种动因胶着在一起，以综合考量的方式进行分析。

（二）个体意识的觉醒唐传奇中凸显了一大批光彩耀人的女性形象，她们开始具有个体意识，坚强不屈、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至死不渝。

如《柳毅传》中龙女为了嫁给柳毅，剪发明志，努力追求自己的爱情。

又如《霍小玉传》，当小玉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后，浓烈的爱转变成激烈的恨。

她不以凄凄的哀怨来抱怨命运的不眷顾，不是苦苦哀求李益回心转意，而在生命的终结之际对李益发下狠毒的誓言。

这种反击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人心，使读者认识到造成悲剧的背后“凶手”是当时的婚姻制度。

处在封建时代的女性能如此的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反击，正是当时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婚姻关系是人类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不同时代的婚姻观念呈现不同的特色。

先秦两汉时期注重“礼”，强调伦理道德，婚姻关系中要求符合礼制礼仪。

魏晋南北朝采取森严的士族门第婚姻制度。

唐朝的婚姻制度在继承魏晋南北朝“门当户对”婚姻观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特殊性，显露出一定的自由度与进步性。

正是基于这种自由性与进步性，青年男女开始大胆追求自由的爱情，渴望两情相悦的婚姻模式。

唐传奇展示了唐代士人随着时间变更所引起的观念变化、对生活状态的憧憬以及带有时代独特性的追求，也承载着唐代士人对待爱情与婚姻的个体觉悟：注重爱情体验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26·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代文人士子在追求自由爱情与婚姻意识上的觉醒。

不论是《裴航》中不惜抛弃仕途、朋友，超脱世俗的眼光，一切都只为了追求爱情的裴航，或是《离魂记》中为了寻求爱情宁愿忍受肉体与精神分离的倩娘，亦或是《无双传》中刘无双和王仙客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付出的努力，都是唐人在追求自由爱情方面的表现。

唐传奇通过恋爱对象的多样、内容的繁杂，呈现出精彩缤纷的爱情故事，并且注重对恋爱对象、恋爱过程中的心理描写与分析。

作者开始关注“自我”感受以及人物内心对“情”的理性思考。

处于唐代这个相对开放的特殊时期，男女之间交往较其他时期相对自由，在交往过程中产生感情也是水到渠成的。

而根据《唐律疏议·户婚》中规定：门当户对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也就是恋爱自由，但婚姻现实功利，这必然导致许多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的结局，从而为“好事者”提供创作素材，或者有些文人士子通过创作这类传奇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理”冲突。

《莺莺传》张生在抛弃莺莺数年，以莺莺表兄的身份到莺莺的夫家门口求见。

莺莺拒绝相见，张生面有怨恨。

说明直至此时他的内心对莺莺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又如《霍小玉传》从小玉死后的李益“生至墓所，尽哀而返”、“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可以看出他对小玉并不是没有感情的。

李益和张生对所爱的女子是充满感情的，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放弃”感情，这正是唐代社会的婚恋观造成的“情”与“理”之间的挣扎。

社会价值观要求这些文人士子主动的以理约情，却过分低估了“情”对于一个文人的影响力，他们既不能做到彻底的以理约情，又不敢以情抗理，而只能在情与理相互斗争的夹缝中生存。

这正是时代造成了青年男女双方的悲剧，这种悲剧在当时社会具有普遍意义。

（三）狎妓风尚盛行“妓”的本意并不是指“妓女”，即以出卖肉体换取金钱的女子，而是指“伎”，即专门表演歌舞者。

到了唐朝，随着坊妓制度的成熟，“妓”已经演化成为艺人和娼妓的合称。

大多数情况下，艺人往往是色艺兼俱，娼妓也是多才多艺的。

二者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了，合称反而显得合情合理了。

唐朝娼妓分为三类：公妓，家妓以及私妓。

公妓为天子、官员以及军士提供娱乐。

家妓如白居易之妓樊素以及小蛮等，则为皇族、公卿、大臣、骚人墨客等提供歌舞和娱乐，并为主人招待宾客及负责侍酒等工作。

还有如李娃、霍小玉等的私妓。

公娼制度，实由汉武帝营妓而来。

南北朝的时候，家妓特盛。

隋时炀帝由民间选美女，后宫佳丽无数；因之朝中大臣也都养了一些妓侍。

像《虬髯客》中红拂妓、《昆仑奴》中的红绡妓，足以证明。

如《枕中记》中：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