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的鉴藏_周新华
金镜赋第七段赏析【清代】潘耒骈体文
• 批量铸镜虽然开始于秦朝。但是真正的秦镜实际上却难以收藏得到。因为秦朝短促，产物也有限，而且， 殉葬的风气也不比后朝，所以现在所得到的最古的镜大多是汉朝的产物。汉镜的制作极为精巧，且多有 嵌镶珠宝的。铭文大多为十二辰，大概是取其自我勉励的意思。尚方的御镜尤其多，所以出土的古镜， 泽漆光明、花纹明丽、匀净无疵、字划清晰、笔势纵横。汉代的铜镜都有铭文，其铭文都是吉祥语句， 如家势富昌、宜子孙、大富贵、大吉祥等。镜的名称则有日月镜、十二生辰镜、尚方御镜、辟邪镜、仙 人镜、神人镜、宜官镜等，不可尽数。大概都用铭文或者作者为其取的名字。只有唐代时制有透光镜， 镜背的字迎着太阳或灯光时，都可以明显地映射于墙壁之上。
国学 骈体文
金镜赋
第七段
清代 潘 耒
作品赏析
• 综观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从四千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后，各个时期的铜镜反映了它的早期（齐家 文化与商周铜镜），流行（春秋战国铜镜），鼎盛（汉代铜镜），中衰（三国、晋、魏、南北朝铜镜）， 繁荣（隋唐铜镜），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铜镜）等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 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作品赏析
• 铜镜就是古代用铜做的镜子。铜镜，又称青铜镜。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周新国 先生《武陵藏珍》记载：远古时期，人们以水照面，铜器发明以后，以铜盆盛 水鉴形照影。《尚书》《国语》《庄子》等先秦著作中，提到过古人“鉴于 水”。《说文·金部》释“鉴”为“盆”，因此可以说盛水的盆（鉴），就是 最早的镜子。随着合金技术的出现，开始了使用铜和锡或银铅等制作铜镜的历 史。铜镜一般制成圆形或方形，其背面铸铭文饰图案，并陪钮以穿系，正面则 以铅锡磨砺光亮，可清晰照面。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面距今已有4000多年 历史的小型铜镜，造型。商、西周和春秋时的铜镜，都有零星发现，战国始盛行，产量大增。到 汉代，由于日常生活的大量需求，加之西汉中叶后经济飞速繁荣，铜镜制作产 生了质的飞跃。所制铜镜工艺精良，质地厚重，镜背铭文、图案丰富多样。后 经唐宋时代两次发展高峰，到明清时期，随着近代玻璃的诞生，铜镜逐渐淡出 历史舞台。
219470476_从嘉兴博物馆藏铜镜看宋明时期的湖州镜
66Tales考古物语文 图/吴嫣从嘉兴博物馆藏铜镜看宋明时期的湖州镜湖州徐家双鱼纹菱花铜镜湖州镜，从较小的范畴来说，是指镜背标有湖州铸镜名号的铜镜。
关于湖州镜的发展脉络，学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始于北宋，止于清。
南宋时期，得益于政治中心南移和北方大量民众的南迁，湖州地区手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其铸镜业也迎来了繁盛期。
湖州镜摈弃了繁复的纹饰，更加注重实用性。
宋代湖州镜以素面镜为主，素面无纹饰成为湖州镜的标识之一。
由于受到当时“铜荒”的影响，湖州镜在铸造过程中降低铜、锡比例，增添了锌，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提高了铜镜的耐磨和防蚀性，镜面光泽也更显青亮。
用低锡合金铸镜，无法铸出精致的图纹，使铜镜的艺术价值降低，所以从艺术品角度看，宋镜不如汉唐镜，这也是宋镜被后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生产成本降低和产能提高也带来了好处，铜镜不再是贵族阶层赏玩的器物，变为实用工具在百姓之间流传。
湖州镜在平民墓葬中出土已是常事，20世纪50年代各地的考古工作中经常出土湖州镜，以浙江、四川较多，江苏、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也有发现，在北方发现较少，陕西、内蒙古、北京有零星出土。
出土的湖州镜中，“石家镜”占多数。
除石姓外，湖州还有李家、徐家、67蒋家、石道人等铸造铜镜。
元代因朝代时间较短，湖州镜发展脉络并不十分清晰，大体上承袭了两宋时期的镜制。
明代开始，湖州镜迎来了“回光返照”，在铜镜彻底消亡前有过短暂的辉煌。
此时，石家镜已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湖州“薛家镜”。
薛家在很长的时间里，以饼式镜体和饼式印钮为主要形制，生产了一大批素面镜。
后因玻璃镜的冲击，湖州镜乃至铜镜逐渐消亡，不复存在。
馆藏宋明时期湖州镜宋代湖州镜嘉兴博物馆藏宋代湖州镜共计8面，形制上以菱花形和葵花形为主。
卢星先生在《湖州铜镜的造物观》中认为：“六出菱花和八出菱花形制基本流行于两宋时期，其中六出要比八出晚一点，多数在南宋时期，而七出菱花则传承至明代时期。
”七出菱花形，即镜的嘉兴博物馆藏宋代葵花形湖州镜湖州真正石家练铜无比照子葵花铜镜湖州铭文葵花铜镜湖州李家铭文葵花铜镜68轮廓是等分七瓣菱花，目前所见七出菱花形的湖州镜数量极少，嘉兴博物馆藏湖州徐家双鱼纹菱花铜镜即是其一。
关于铜镜的古籍
关于铜镜的古籍关于铜镜的古籍铜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器物。
它不仅仅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铜镜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被用来反射人的形象，记录历史事件，甚至是作为贵族阶层的象征。
因此，关于铜镜的古籍记录也相当丰富，下面就来详细地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镜史》《镜史》的作者是根据史书和诸子的记载，整理出了中国古代的有关铜镜分布、铜镜的起源、制法、设计、题诗等内容的著作。
它由196篇组成，分为八章，法币篇、铸造篇、图案篇、题诗篇、器样篇、名影篇、出土篇、遗存篇。
其中，法币篇详细记录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钱币、铜镜的形制、图案等特点。
铸造篇则介绍了各种铜镜的制作工艺、制镜的技法、制作材料等。
同时，也详细介绍了不同铜镜上印刻的各种以诗、赞、题为主的文字和图案。
《镜史》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铜镜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铜镜的形制、图案和制作工艺等，还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诗词、思想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信息。
《古钱法》《古钱法》是唐代学者王维创作的一部钱币学专著。
它共十卷，其中第四卷是关于铜镜的，主要记录了铜镜的制作、流通、收藏及铜镜的铸造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在这一书的铜镜部分中，王维详细讲述了铜镜的形式和制作方法，例如，用饰模、铸模和刻模等方法来制作铜镜的技术问题。
同时，他也介绍了铜镜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以及铜镜制作地点和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知识。
《古钱法》的铜镜部分是唐代最早的把钱币学和铜镜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专著。
除了对铜镜的专门研究外，它也是中外钱币学的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之一。
《松窗十二钗》《松窗十二钗》是南宋女词人陆游撰写的一本古代卫生论著。
这是一本卫生知识普及书，内容包括饮食、锻炼、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等方面。
它包含了12个短篇小说，每个篇章中都有一个女性病人的故事，描写了她们患病、治疗和康复的过程。
其中第五篇《铜镜脚痙篇》主要介绍了铜镜在治疗脚痙病方面的作用。
《松窗十二钗》倡导亲近自然，注重卫生，其中品德教化非常重要，而它的“铜镜脚痙篇”该篇又强调了对于身体健康极为重要的一种方法，即是根据铜镜的形状和平衡性进行运动。
有趣的印钮铜镜
有趣的印钮铜镜
唐代以后，铜镜上常有制作者款识。
明代出现一种圆柱形平面钮素镜，钮平面上铸有工匠姓名，称印钮镜。
这种镜子目前在收藏品市场上比较常见。
本人作为铜镜收藏入门尝试，专收这一类题材的镜子。
不料一年下来，居然购入45面。
其中单字钮6面，分别为“李”字2面，“马”字2面(图1)，“任”字1面，“薛”字1面。
有明代南京著名铸镜工匠“陈仰山”制镜2面(图2)，有湖州名家“宫月楼”制镜4面(图3)，还有“富奉塘”“宫仰峰”制镜各1面。
明代湖州镜中以薛氏所造最为著名。
在笔者收藏的印钮镜中，薛氏铜镜多达14面，其中“湖州薛茂松造”4面(图4)，“薛茂泉造”2面，“薛仰峰造”3面，“薛怀泉
造”2面，“薛仰溪造”“湖州薛仰溪”各1面，“薛近峰”1面。
另外，有“李小园造”大小各1面，“吴见明造”1面，“郑明溪造”(图5)“任洪泉造”“任小轩造”各1面。
还有的印钮镜只署名或地名，带署名的如：“近泉铸造”“仰楼自造”“敬河自造”“仰挢自造”、“湖州近河造”等。
藏品中有趣的是还有以绰号为钮文的，如一面精美的铜镜钮上竟刻着“小山东造”。
印钮文镜厚重、大方，朴实无华，如不施脂粉的清纯少女，正渐渐崭露头角，必将在收藏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责编一粟。
鉴定铜镜的一种方法
鉴定铜镜的一种方法作者：***来源：《收藏家》2021年第10期前人在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很好的鉴定铜镜的经验，如程长新先生等前辈凭着大量的实践经验从外观特征上看基本面和锈色诸特征总结出一套经验，有一定参考价值。
然而其属于眼学，这是需要鉴定者付出大量的实践，长时间的反复总结才能有所收获，速成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工作成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大量的考古中出土了一些铜镜，为铜镜的鉴定树立了许多标准样品，而正因为这是科学考古的成果，在断代上有着巨大的作用。
但这还是远远不足的，在真伪鉴定上还不充分。
现在仿制手段不断提高，造假者常常依《考古》《文物》发表的资料以及真品仿制。
有一些还采用高科技，使假铜镜在本色、锈色、声音、轻重手感、品相、纹饰等极难分辨（当然差者除外），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
解决这一问题，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和用科学的方法。
历史文献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取向，表现在铜镜的设计、制作模具、铸造、加工各个方面，足可借鉴，但是采用科学手段更为必要。
首先铜镜在各个历史时期其成分组成有很大的不同，不仅铜、锡、铅三大主要成分不同，而且其微量元素具有更大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地方特色，为科学鉴定提供了可靠依据。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作了一些有成效的工作，但还远远不够，需要全系列逐个地详加测试，形成谱系。
过去采用取样测试，只能用碎片，而今有了无损伤的能谱仪，这个问题便可以解决，可这项工作量很大，还需要一定时间。
笔者正是依靠已经测出的成分数据，在实践中总结了有关鉴定方面的经验，今择其一种以供参考。
20世纪90年代，在摄影之余，看了许多有关铜镜的书籍和论文，看到一部分铜镜中有含铁现象，但都在1%上下，磁铁会不会检验出来呢？先头找了一些来试，因磁力小而不成功。
后采用高磁能磁铁，其作用非常明显。
首先发现的是唐代铜镜，其中有些可以吸住，有些则不能，是否因为唐代产镜地方不同呢？我们都知道唐代主要产镜地有两个，一个是山西太原，另一个是扬州。
论会稽铜镜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
论会稽铜镜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
价值
会稽铜镜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也相当悠久，由于会稽地处江南，这些铜镜的地域特征十分鲜明，而且它们在文化上的地位和价值更是十分值得重视。
本文将从会稽铜镜的历史、形制、艺术特征等维度入手，探讨它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
一、会稽铜镜的历史和形制
据记载，会稽铜镜大约诞生于东汉末年，到了唐代时，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文化艺术品。
会稽铜镜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需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制作周期相对较长，但是它们由于其精美的工艺和美轮美奂的图案在古代备受赞誉。
会稽铜镜的形制表现出了其民间性、实用性和艺术性，因此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二、会稽铜镜的艺术特征
会稽铜镜是一种大型的青铜器，其外形通常呈圆形或方形，表面有大量的花卉和草虫图案，而且图案的构图也很精致，紧凑而富有层次感。
此外，会稽铜镜还常常采用二镜一柄的形式，柄则以龙、虎等神兽为主题，这些符号往往具有象征意义。
会稽铜镜的图案题材多样，既有神仙、福禄、士人、美女等题材，也有战争场面、农耕代表等题材，充分表现出了古代商代文化的多元特征。
三、会稽铜镜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
会稽铜镜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是非常宝贵的。
一方面，它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代表着中华艺术的高峰时期，因此具有很高的文化地位。
另一方面，会稽铜镜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品，其工艺和图案等方面的特征使其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因此在文化市场上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综上所述，会稽铜镜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瑰宝，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青铜照鉴_名品拾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藏战国至宋代铜镜赏析
13425“田”、“の”形符号。
宽缘。
镜面平整，保存完整，有绿锈。
直径6.7厘米，镜缘厚0.4厘米。
(图4)东汉二龙戏珠镜1972年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4号东汉墓（M4-29）出土。
镜圆形，圆形钮座。
绕钮浮雕二龙戏珠，外依次为短线斜纹、锯齿纹各一周。
宽缘，镜面平整，保存完整。
有少量红绿锈。
直径9.5厘米，镜缘厚0.6厘米。
(图5)东汉二龙戏珠纹镜1972年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4号东汉墓（M4-30）出土。
镜圆形，圆形钮座。
绕钮浮雕二龙戏珠，外依次为短线斜纹、锯齿纹、波状纹各一周。
宽缘，镜面平整，保存完整。
有少量红绿锈。
直径9厘米，镜缘厚0.5厘米。
(图6)东汉连弧纹铭文镜1972年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5号东汉墓（M5-37）出土。
镜圆形，圆钮，四叶座。
绕钮饰有四叶纹，四叶纹内四角饰阳文“位至三公”，四叶间饰涡纹或云雷纹，外为连弧纹一周。
素缘，镜面平整，保存完整。
直径11.6厘米，镜缘厚0.3厘米。
(图7)678种不同纹饰的宝相花纹各三朵相间环绕。
六朵宝相花由两种不同花卉相间组成：一种为六瓣莲花，中心有七点花蕊；另一种为逆向旋转的六叶组成花瓣，并饰有三叶片及三弧形瓣相间排列。
素平缘。
镜通体黑漆古。
镜面平整。
保存较好，钮有磕缺。
直径16.7厘米，镜缘厚0.3厘米。
(图8)唐代八出宝相花镜1965年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印染厂79号墓（M79-1）出土。
八出葵花形。
圆钮。
花蕊连珠圆钮座。
八朵宝相花均匀环绕。
素平缘。
镜面平整。
出土时破裂。
有锈斑。
直径25厘米，镜缘厚0.7厘米。
(图9)唐代六出宝相花镜1965年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印染厂12号墓（M12-1）出土。
六出葵花形。
圆钮。
八朵连枝牡丹分两层环绕，每层四朵，第二层四朵牡丹间饰有四只展翅飞舞的蝴蝶。
素缘。
镜面平整。
保存完整，少处绿锈。
直径18厘米，镜缘厚0.4厘米。
(图10)唐代神仙人物镜1965年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印染厂36号墓（M36-15）出土。
六出葵花形。
【衢州文献馆】青铜镜：五代十国“都省铜坊”官造大型铜镜
【衢州⽂献馆】青铜镜：五代⼗国“都省铜坊”官造⼤型铜
镜
【衢州⽂献馆】稀见！五代都省铜坊⼤型铜镜
衢州⽂献馆馆藏五代南唐官铸⼤型铜镜，铭⽂：“都省铜坊铜镜”、“匠⼈倪譲（图⼀）”，⼩钮上⽅有⼀“官”字。
直径28厘⽶，⽐雷峰塔地宫出⼟之铜镜多12厘⽶。
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考古开启，举世瞩⽬。
地宫打开后，出⼟的第⼀件⽂物，就是塔中最⼤的⼀⾯直径为16厘⽶的五代南唐官铸镜（图⼆）。
铭⽂：“都省铜坊铜镜”“匠⼈倪成”，⼩钮上⽅有⼀“官”字，今藏浙江省博物馆。
此为五代南唐时期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官造铜镜。
其⼀改⼤唐盛世的浮华奢靡，⽽转向偏重铜镜的实⽤功能。
由于镜体既轻⼜薄，不易保存。
所以传世铜坊境⼤多残缺，故属收藏中的珍稀品种。
南唐官制多沿袭唐朝。
“都省”是尚书省的别称，“铜坊”是指尚书省控制的官营⼿⼯业作坊。
杭州当时属吴越国，与南唐毗邻。
两国之间虽偶有冲突，但经济⽂化交流未有稍辍。
南唐官府铜镜在吴越国地宫内的发现，正是两国经济⽂化交往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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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BFAC美术报/2001年/02月/17日/第008版/鉴赏与收藏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的鉴藏周新华会稽铜镜和湖州铜镜均属浙江铜镜,然铜镜在浙江何时出现尚难断定。
从“沉鱼落雁”这个典故来看,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尚未出现,以至于美女西施还只能临水照面,鱼被西施的美貌所慑,都沉到水底下去了。
从考古发现来看,西汉中叶以后,昭明镜、日光镜和四螭镜较多,东汉的尚方规矩镜更多。
这么多铜镜在浙江出土,很难说都是外地流入的。
此外出土最多的是东汉至西晋时的画像镜、神兽镜和龙虎镜,其主要产地从铜镜铭文来看,是在吴、会稽和武昌。
东汉会稽铜镜会稽即今绍兴,春秋战国时,为越国都城。
后代遂将会稽所产铜镜称为会稽镜。
会稽铜镜在东汉早中期兴起,有其历史原因:一是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大量北方民众南迁,东汉初年,由于“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以至“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
人口的增长,使得铜镜的需要量大为增加;二是会稽一带有丰富的矿藏资源,《越绝书》卷十一曾载,“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
从调查来看,绍兴平水附近有桃红兵康铜矿,绍兴兰亭谢家桥有大焦岭铅矿,上虞东关银山坝有铅矿,诸暨铜岩山有铜矿,都是古代开采过的。
《嘉泰会稽志》并载在县东五十里的锡山,越王曾采锡于此;三是古会稽地区自古即有发达的冶炼技术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古越国即以铸剑著名,青铜兵器冶铸技术甚至远超中原。
综上种种,从需求、原料、技术几方面保证了会稽铜镜铸造的先决条件。
会稽铜镜中,最有特色的是画像镜和神兽镜。
画像镜以神仙车马画像镜和历史故事画像镜两类最具典型性。
从考古出土情形看,浙江东汉墓葬中出土车马画像镜较多,表明这种铜镜于东汉较为流行。
车马画像镜中的车马形象非常生动,拉车的骏马有三匹、四匹、五匹、六匹、八匹不等,矫健的骏马,或昂首飞驰,或回头嘶鸣,“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
车子的顶篷大致分两种,一是卷棚式,下部平坦,一是四坡顶,翼角起翘。
车厢两侧开窗。
有的车前挂帘幕,车厢后下部飘曳长帛。
这种轿式马车,与山东、四川等地汉代石刻、砖刻中反映的马车不尽相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神仙画像镜在画像镜中数量最多,且多为西王母画像镜,有些镜上铸有“西王母”题榜,有些则未铸。
西王母画像镜又可分为三种:一是西王母车马画像镜,二是西王母群仙画像镜,三是西王母瑞兽画像镜。
西王母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最早见于《山海经》,《淮南子·览冥训》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以奔月”的记载,于是民间将她当作长生不老的象征。
画像镜中的西王母多为跪坐姿式,身穿宽袖窄衣,长裙曳地。
头上梳髻,似乎还饰有巾帼,缀以步摇。
还有作舞蹈姿态的。
绍兴出土一枚田氏车马画像镜,一舞蹈女像的上方刻“东王母”三字,当作“西王母”之误刻。
历史故事画像镜,主要是描写伍子胥自刎的故事。
春秋战国的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兵败后卧薪尝胆,决心复仇。
同时将美女西施、郑旦献给吴王夫差和吴太宰,“以惑其心,而乱其谋”。
伍子胥向吴王进谏称不可,吴王不听,并“以申胥不忠而杀之”。
伍子胥画像镜把画面分成四区,幅幅连贯,集中刻划了伍子胥忠直敢谏,谏而不从,被吴王赐剑自杀的情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虞出土的一枚东汉屋舍画像镜。
镜钮外有四组纹饰,一组是青龙和屋舍,屋舍为重檐楼房,楼上前沿有栏杆,屋前铺设曲道。
一组为人物和屋舍,一组为神人,两旁有侍者。
一组为神人对坐屋檐下,屋舍重檐,并有立柱。
这是迄今所见惟一刻铸屋舍的画像镜,十分难得。
神兽镜中纪年镜特别多。
种类也颇多,分布很广。
从其铭文来看,主要产地可能以会稽山为中心的吴地。
神兽镜的纹饰题材基本是反映道家神仙,但秦汉以前盛行的四种“青龙白虎朱鸟玄武”继续存在。
神兽镜铭文中常有“左龙右虎避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的句子。
且重列神兽镜上的四神是按方位来排列的。
神兽镜上天皇和五帝占据了重要位置,和天人感应说相适应,神与星合为一体,于是镜铭上出现了“上应列宿,下辟不祥”的句子,神兽也按照各自所代表的星宿的方位进行排列,形成了重列神兽镜的特殊布局形式。
除道教神仙图像外,伯牙弹琴的历史人物有时也在神兽镜中出现,又有辟邪、天禄、巨虚、蜚廉、狮子等。
画像镜和神兽镜的浮雕,艺术风格完全不同。
画像镜的纹饰布局,采用四分法,钮座外的主要部位分成四区,每区之间隔以乳钉,花纹讲究对称。
表现技法采用斜剔法平面浅浮雕,这是东汉画像石刻常用手法,颇具装饰趣味。
画像镜是汉镜的尾声,却给人以“曲中奏雅”的强烈感受,如同夕阳晚照,显得分外灿烂。
神兽镜纹饰的布局大致可分为求心式(作环状布置)、对置式(采用四分法)、同向式(神兽作同一方向布置)和重列式(或称阶段式,即神兽排列成上下数重)几类。
采用圆面浮雕技法,富有立体感和真实感。
会稽铜镜中的画像镜和神兽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是独创一格的。
在画像镜产生以前,已有“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之类的铭文,但明确把西王母、东王公作为主题纹饰,却首先见于画像镜。
把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作为纹饰的题材,也是画像镜开创的先例。
南宋湖州铜镜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宋灭亡。
后高宗即位,南渡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由于南宋偏安江南,大量人口南迁,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
丝织,制瓷、印刷、冶炼、造纸等手工业行业也得到空前发展,不仅规模扩大,技术也超过前代。
其中,湖州、饶州、临安府等地所产的铜镜也闻名全国,而湖州铜镜更是堪称翘楚。
南宋铜镜有官府铸造的,也有私家作坊所铸。
以浙江发现的铜镜而论,前者如“湖州铸鉴局”造,“临安府小作院临造官王宝”镜,“婺州官铸造监”等。
后者以湖州镜发现最多,此外还有“杭州真石大叔青铜照子”、“越州徐家铜照子”、“婺州承父李口二郎炼铜照子”等。
从纪年墓出土南宋铜镜看,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
南宋湖州镜几乎都没有花纹,仅在镜背刻铸作坊主姓名等内容。
这种招牌式的镜铭,是南宋私家铸镜的特点。
形状有方形、圆形、心形、葵花形和带柄葵花形。
早期质地比较厚实,如诸暨发现一枚“湖州真石念二叔照子”,直径达28.5厘米。
南宋湖州镜,从镜铭中看,以一家姓石的人家做得最多。
镜铭中有石家、石小二哥、石二郎、石三、石十郎、石十二郎、石十三郎、石十五郎、石十五叔、石十八郎、石念二郎、石念二叔、石念四郎、石家念五郎、石三十郎、石四十郎、石六十郎等。
此外,湖州还有李家、徐家、蒋家、石道人等所作铜镜。
宋代男子称某某郎,妇女称某某娘,前面的数字则是同宗同辈按长幼排行的次序。
湖州石家铸镜多为子继父业,世代传艺,不仅从以上诸多的石家名号中可以看出,四川温江发现“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萧山发现“湖州石十五郎男四十郎炼铜照子”,武义曾发现“湖州承父石家十二郎照子”等,从镜铭中更能找到实例。
可能当时也有仿冒名牌店铺的行为,所以在铜镜上往往又加铸“真”或“真正”的字样,有的还标明价格。
如“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
由此可知,南宋湖州镜是按重量计价的。
从南宋湖州镜背面刻铸铭文看,其时对铜镜的称谓不一,或称“镜”,或称“监子”,或“镜子”、“照子”并称,而大多称“照子”。
这是因宋人避讳甚严,赵匡胤之祖名“敬”,为避“镜”讳,改为“监子”或“照子”。
其间,南宋绍兴三十二(1162年)朝廷规定“敬”字不避讳,而绍熙元年(1190年)重新颁布应避讳,如此,凡是铸刻“镜子”字样,或既铸“镜子”,又铸“照子”字样的湖州镜,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产品。
南宋湖州石家铸镜的作坊应当在湖州仪凤桥附近,有三枚镜子铭文可资佐证:“湖州低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侨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湖州仪凤桥南石三郎青铜镜,门前银牌为号”。
据嘉泰《吴兴志》载,仪凤桥在当时为闹市区,桥造得很考究。
1956年曾在桥边河床泥土里找到许多铜渣屑,可能即与古代铸镜有关。
湖州镜产量很高,销路甚广。
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
远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也发现有湖州镜。
北方发现的湖州镜,有可能是金兵掳掠江南财物时抢去的。
明清湖州铜镜明清时期,湖州镜再度崛起。
明代湖州镜以薛氏所造最为著名。
据《西吴枝乘》记载:“镜亦以吴兴为良,范金固不殊,其水清冽,能发光也,最知名者薛氏。
”明代《乌程县志》也说“湖之薛镜驰名。
薛,杭人,而业于湖。
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
”明代湖州镜多以东汉铜镜翻砂铸成。
如金华出土一枚明代翻砂东汉车马画像镜,其上加铸“薛家造”三字;一枚翻砂西汉四乳四螭镜,其上加铸“薛店包换青铜镜”;一枚翻砂东汉八乳八禽规矩镜,其上加铸“石泉春泉记”等。
从出土实物看,尚未发现有明人取古镜中刻明代年号的实例,而翻铸古镜的实例则很多。
除了这些仿汉镜,也有在镜上饰以龙纹和表示吉祥的图案语句,常见的有“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福寿双全”、“百寿团圆”、“三元及第”等。
湖州薛氏作镜数量最多、质地最好的是薛惠公所造。
从出土实物看,以方形镜居多,镜背铸四言铭文,并落款,如:“既虚其中,亦方其外。
一尘不染,万物皆备。
湖州薛惠公造。
”“如日之精,如月之明,水天一色,犀照群伦。
苕溪薛惠公造。
”从文人墨客的记载来看,薛惠公铸镜“名闻朝野”的时间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当时湖州镜曾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相沿己久,历年所积,宫中存贮者甚多”。
所以清嘉庆十九年二月诏免“浙江岁贡嘉炉湖镜”。
宋明仿古铜镜鉴别宋代由于崇尚“文治”,仿古之风盛行,古铜镜的仿铸也很多见。
有的是用真器直接制范,有的则借助摹本制模,铸造的铜镜在外形上与汉唐之际的古铜镜甚为相似。
但由于仿古镜与古铜镜因时代不同,在铜合金的配料比例上必然不同,因此铜镜外表的色泽也各有差异。
如汉镜呈银灰色,唐镜是银白色且闪亮,宋镜黄中发红,明镜黄中发白,清镜为黄铜色。
铜镜的厚薄轻重也各不相同。
有的匠人为求美观,在原图案基础上又添加一些不必要的花纹,或在镜缘上加刻边款、押记等,反而弄巧成拙,画蛇添足。
宋代仿古铜镜主要是以唐晚期的花鸟镜、双凤镜、瑞花镜、八卦镜等为蓝本,其次是汉代的日光镜、规矩镜、画像镜。
但无论仿造哪一时代的铜镜,都带有浓郁的宋镜特征。
在色泽上,汉镜地子多为黑漆古,唐镜多为银白色地子,都具有质地脆硬不易变形的特征,而唐镜又比汉镜厚重。
而宋镜由于铜合金中锡的含量降低,铅的比例上升,同时又掺入一定量的锌,致使铜色呈黄红色或褐黄色,且质软粗糙,铸出的纹饰模糊,与汉唐古镜纤细繁缛的纹饰无法相比。
同时宋仿镜与汉唐镜埋于地下或在人世流传的时间长短不同,锈色也各各不一。
宋仿镜的绿漆色锈,虽是由质里向外泛出的,但锈层不厚硬,却锈后镜地子仍为平面,无汉唐镜在去锈后出现槽坑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