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教案 第二章：新的文学范式的建立

第二章：新的文学范式的建立重点：1、前三十年诗歌的美学特征。

2、前三十年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色。

难点：1、颂歌题材兴起的思想基础。

2、农村题材创作繁荣的原因。

3、田汉的戏剧美学思想。

第一节、50—70年代的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文学环境在50年代初，对“国际革命文艺”、尤其是苏联文学的翻译、评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出版文学书刊的几家主要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

苏联的文艺政策文件，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50年代苏联重要报刊发表的有关文学的社论、专论，在中国的报刊上得到即及时的译载。

苏联当时的文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批评方法，完整地输入到中国，对此后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50年代，苏联文学被置于榜样的地位，但中国文学界也并不认为它是唯一的借鉴对象。

对西方古典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虽然态度审慎，却并不完全拒绝接纳。

这可以看作是受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左翼作家，在建立当代文学的“资源”的另一选择。

对中外文化“遗产”、尤其是外国文学的态度，在当代文学的这一时期，是敏感而重要的问题。

可以看到，“接受”是有一定范围的，尤其是西方文学。

以时间而言，对外国文学的有限度的肯定大体限在19世纪以前的文学；以创作方法而言，则“现实主义”是一个衡量的标尺；而这两个尺度大致又是重合的。

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具有近似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品，以及苏联文学中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的创作，被作为反动的或腐朽的思想艺术倾向而加以否定。

五六十年代对文学遗产的介绍、“接受”，与当代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状况直接相关。

在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影响的问题上，尽管也有一些变化调整，但总的趋向，却是逐渐走向文化上的自我封闭。

到了“文革”前夕，一种与过去的“旧文化”、“彻底决裂”的思潮，已经弥漫开来，激进派在空白的地基上创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乌托邦冲动开始付之实践。

作家的整体性更迭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文学也不例外。

作家、作家群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

这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常发生在政治社会变动（如政权更迭）、文学方向出现重大转折（如本世纪初的“文学革命”）的时期。

4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而继续延安文学传统的作家，进入本时期文学的“中心”位置。

50年代作家位置的变动、转移，是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

一批“40年代作家”的“边缘化”，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1、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这种情形，更多地发生在40年代末被称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身上。

2、还有一部分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

在50年代前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存在着广泛的自我反省的行为。

即使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与“文艺新方向”所规定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难以融合、协调的状态。

既不能继续原来的创作路线，又难以写出充分体现“新方向”的作品，从整体而言，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其艺术生命，在进入50年代之后已经结束。

3、“五四”以来的作家在当代的“流失”，还有别一种的情形，即在50年代的政治、文学批判运动中受到攻击而落难，而被排斥于文学界之外。

如胡风、艾青等。

三、“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进入50年代之后，另一批更切合并体现文学主潮的作家，成为创作的主要力量，并居于中心位置。

如小说界的柳青、赵树理、杨沫等，诗歌界的郭小川、贺敬之等，散文界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等，话剧界的老舍、曹禺等。

总体上看，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包括进入解放区和在解放区成长的两部分）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构成。

上述的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性格”出现新的特征。

首先，从作家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

“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

它表现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表现的变化。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来说，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

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必然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

后者中的许多人，经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许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学，有着较多的了解。

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则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

于是，“高潮”便是“终点”的“一本书作家”，在当代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节：50—70年代诗歌创作的历史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同样也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在大陆，由于中共领导革命的胜利，使解放区文艺的经验得以推广于全国，在其基础上，在革命胜利、理想主义高扬的新历史条件下，很快形成了共和国文学的新范式。

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散文，都有了自“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却又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共和国文学新范式。

共和国文学范式的特征，最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取得伟大胜利的现实情状，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颂歌与战歌。

这种范式要求诗歌一方面在内容上要以思想正确为先决，另一方面在形式上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学现象，这一类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诗学特征仍有值得重视之处：首先，抒情主人公的退隐。

“人民”、“阶级”、“工人”、“农民”、“士兵”等集体概念代替了“我”。

个人成为某类群体的代言人，个人的隐秘情绪被集体的共同本质所取代。

个人的隐退造成了叙事因素的加强。

这时期是新诗史上叙事诗最发达的时期，即使在一般的抒情诗中，叙事性也明显占有重要位置。

其次，隐喻的退隐。

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

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它使语言变得纯洁、透明，但也使语言的诗性逐渐丧失。

第三，形式的整饬。

这时期对新诗的形式问题特别重视，有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要么偏重于从民歌中学习，要么偏重于发展“现代格律诗”，但对于“整饬”的强调则是一致的。

事实上，实际的创作也表现出对于“整饬”的注重。

上述三个诗学特征决定了这时期的革命诗歌是一种“准集体创作”，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区别标帜往往不是他们的创作个性，而是他们诗歌中的空间色彩。

某个诗人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提供了独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因为他抒写了某类别人尚未抒写过的生活空间。

艾青、冯至、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在这时期的创作，反映了新诗如何从“五四”传统转向“革命话语”的痕迹。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且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郭小川。

他以诗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对于人生的思索，对于理想的追求。

他的诗之所以今天仍有相当魅力，在于他作为革命战士之外，还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气质。

因而，他的诗虽然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有许多政治潮流的烙印，但是，字里行间包含着真诚。

作为一个诚实的革命诗人，郭小川成功地将“革命”提炼成一种“诗学”。

在艺术上，郭小川十分重视诗的音乐美与形式美。

贺敬之是这时期另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诗人。

他主要有两类作品，一类是篇幅较短小，形式上与民歌、古典诗歌有一脉相承之处的诗作；另一类是篇幅宏大，主题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的政治抒情诗。

后一类作品最能代表贺敬之的创作风格，也最能体现这时期诗歌的政治性特点。

闻捷的诗充满新疆少数民族的奇丽风情。

其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将爱情与劳动、政治结合起来，抒写了一种以政治为根基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爱情。

另外，其作品流畅、简洁的语言，轻快、单纯的旋律，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公刘的诗歌有丰富的想象，晶莹剔透的意象和对于生活的敏锐发现。

他早期的诗写西南边疆；后期的诗写北方，写城市。

无论写北方还是南方，主角往往是“战士”与“人民”。

蔡其矫、流沙河、李瑛等也是这时期有相当影响的诗人。

第三节、新成长的短篇小说家一、创作概述在小说领域，依文体特征而形成的共和国文学的小说范式，大致可概括为鲜明的政治主题，对往日胜利的歌颂，对现实政策的宣传，以此作“生活本质真实”的反映；二元对立的人物编组，故事中的矛盾都表现为阵线分明的正反面人物方面的斗争，努力塑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暴露和批判反面人物；“大团圆”或“准团圆”的结局，故事进程可以有曲折，但发展方向总是朝向胜利，因而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和乐观的声调。

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家，尽管题材各异，风格不一，但其作品大体上不出上述的规范。

这甚至也是此时的戏剧和叙事性散文的范式。

这是一些引起争议或者受到批判的作品，往往因为在某一程度上超出了公认的范式。

王蒙1955年完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这部作品再现了50年代初期丰富多采的学校生活和青年们纯真、善良、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洋溢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和献身的精神。

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苏联“干预生活”的思潮影响下，王蒙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从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文本的叙述看，小说主要表现年轻共产党员和社会消极现象的冲突，但作品的主题仍然是王蒙早期创作“革命与青春”主旋律的变奏。

不同的是，基调由赞颂转向批判，热烈中融合着冷峻，纯真中多几分复杂。

刘世吾是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

这部作品因其在题材、主题和人物描写上的开拓性、开放性、丰富性与深刻性，成为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短篇小说。

李准前期的短篇小说创作，自觉地同当时的政治运动紧密配合，迅速地宣传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变革和出现的新人新事。

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是李准的成名作。

1960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是同类型的代表作。

小说失在写运动，得在写人物。

李双双的形象融合了民族传统美德和革命的时代精神，凸现出豪爽泼辣、天真乐观的个性，这是一个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争得了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农村青年妇女形象，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解放。

在她身上既有现实性成分，又有理想化色彩。

茹志鹃以写短篇小说为主。

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按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过去战争年代生活的，如《百合花》等，一类是写当时城乡现实生活的，如《静静的产院》等。

最能代表茹志鹃前期风格的是其成名之作《百合花》。

这篇作品以小见大，构思精巧，组织严密，善于提炼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细腻地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而细节的反复出现、前后呼应，又使文气一贯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