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燕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材料1
《诗经》中的宴飨诗就是礼乐文化形态的典型体现。
如果说，宴饮、享乐、美声、美色在事神上只是表现人对神的虔敬，那么，在事人上，其意义则远超出了感官享受的范围。
《鹿鸣》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侠兆，君子是则是侠效。
”本来是写朋友相会、宴饮庆祝的内容，以表现宾主之间的殷厚礼遇的诗，却特别强调“德”的意义，而没有过分热烈的情感流露。
道德伦理作为一种社会约束力与人的情感本来是对立的，但在诗中并没有让人觉得有什么压抑感，反而显得情感的内涵更有意义。
这种意义就在于把作为外在规范的道德伦理变成了一种应内在的要求而产生的精神力量，从而觉得这种外来的约束力是发自内心的，和情感相一致的。
这也表明，礼、乐在由事神到事人的变革过程中，已经把道德作为人的情感所追求的终极目的，把情感引向了理智化的道路，礼、乐也成为专门的维护社会道德伦理的文化形态。
《诗经》中的宴飨诗几乎都具有道德意识的渗透是缘于礼、乐的社会伦理意义。
《湛露》突出赞美君子的美好德操与庄重的仪节：“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
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再如《大雅·行苇》通篇洋溢着和乐、礼让、安详的气氛。
通过宴饮来体现伦理道德情操，歌颂兄弟相亲、尊敬长者、平等待人、和睦相处等伦理美德。
《伐木》中则把礼、乐的伦理意义与作用，夸大到连天神都受感动而赐福于人类的程度：“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诗中通过鸟求其友声起兴，引起人们对道德的追求。
在诗中，礼、乐不仅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伦理关系的纽带，而且，还是感天动地，引神赐福的一个条件，这充分表达出人类对和平、友爱的渴望和追求。
宴饮诗中重视道德约束力不仅仅限于正面宣扬，而且也用道德力量去批判、贬斥那些不守礼法规范的人和行为。
《宾之初筵》是宴飨诗中较特殊的一首带有讽刺意味的诗。
诗中通过对“宾”在饮酒之前“温温其恭”，未醉之时的“威仪反反”的形象和他在饮酒之后，“威仪幡幡”，“不知其秩”，“载号载呶”，甚至“乱我笾豆，屡舞欺欺”等无礼行为相对比，形象地描绘出伪善面目暴露之后的丑态，并对其加以毫不留情的贬斥，强调遵守道德仪节的要求：“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
浅析《诗经》中的饮食
浅析《诗经》中的饮食《诗经》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诗歌经典，其内容涵盖了诗歌、赋、颂、雅、颂等多种文体形式，包含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民间生活内涵。
饮食也是《诗经》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和习惯。
献酬《诗经》中有很多描写宴饮的诗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献酬”这一主题。
献酬，是古代宴席中的一种礼仪活动，一般是由上宾向主宾献送酬答，表示对主宾的尊敬和感谢。
献酬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礼仪规范，表现出古代宴席的隆重和尊贵。
例如，《大雅·岳阳》中就有一首关于献酬的诗歌：“匪车不载，匪冑不服，王倩于邑。
醊以砥砺，厉以觱之。
絷以振车，既厌既已，既冒既戾，以余来既。
”这首诗歌描述了一场盛大的《岳阳》宴席，主人公王倩邀请了许多贵宾前来赴宴。
当赴宴的贵宾们到达后，主人公就让人献上酬答，跟他们互相敬酒祝福。
这首诗歌的形式优美、内容精彩，很好地体现了当时宴席的氛围和礼仪。
旦旦而升《诗经》中的饮食文化讲究“旦旦而升”，即盛情款待、盛装迎接。
这一文化在古代宴席中非常重要，表现出古代贵族的地位、身份和美德。
例如，《大雅·大明》中就有这样一首诗歌：“乐只君子，怀兹礼仪。
饮酒旨酒，有酒且行。
言笑晏晏，不惠不兴。
还彼城南，其载不醉。
”这首诗歌描述了主人在盛装迎接贵宾时的态度，尽情地献上饮食和欢乐。
并且，主人不允许贵宾们喝醉，在宴席完毕后还要送贵宾们回家。
这种文化表现出人们尊重“礼”的精神，也让参与宴席的每一个人感到尊贵和受欢迎。
食物丰富多样《诗经》流传了古代中国的饮食文化，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当时的食物种类和制作方法。
诗经中的食物种类丰富多样，包括肉类、鱼类、蔬菜、果品等。
例如，在《风·芣苢》中写道：“蕢与女栝，鸴盈两仞。
中有桃者，萋萋芳芬。
女曰既饱，子视蕢文。
”这里描述了一道盛馔，其中包含了肉类、鱼类和水果。
除此之外，诗经中还有很多与食物有关的描述，如《鲁颂·鲁侯》中的“既食既饱，祈祷以强”。
《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与礼乐文化精神文／静远《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列为儒家“五经”之首，产生于周代礼乐文明之下，其价值不局限于文学，从多层次、多角度地体现了周人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审美观、信仰等，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特质，是对华夏文化的颂扬。
《诗经》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份，《风》是周各诸侯国与地方的歌谣；《雅》多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颂》是专门用于祭祀宗庙、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
礼乐文化是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系，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古人认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人的外在的言行举止，要通过“礼”来加以规范，其基本特征是恭敬；而人内在的德性及心性，则要通过“乐”来提升，其基本特征是和。
《国语》说：“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
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
”礼乐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耀德广远”，使人归于天理正道。
诗歌与礼乐是相通与相辅相成的，因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发源于诗，立身于礼，完成于音乐。
周代是礼乐文化辉煌灿烂的时期，礼乐文化在《诗经》中得到了全面的审美展示。
《诗经》包括天文地理、宗庙祭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的人文品格。
其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杂言，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既有声韵上的美感，又描绘出生动的形象，有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人们可以体悟到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与核心话题是道德。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進行探讨：一、《诗经》对礼乐文化的宣扬，首先反映在对祭祀典仪的歌颂《礼记》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
”事神的节仪和规范是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赵沛霖《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为宴飨诗，一般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
《小雅·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頍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
在数量上少于《诗经》中的情诗、怨刺诗，与祭祀诗相近，而多于史诗、农事诗、歌战争诗。
若从性质上看，它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完全可以与上述诸诗并列，成为“三百篇”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类。
宴饮诗的作者多是宴饮的参加者，一无例外地属于西周统治阶级。
历代经学家从宴饮诗与上层统治集团密切相关的特点出发，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去研究它，与政治教化诗视为一体而备加推崇。
建国后宴饮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将宴饮诗与贵族生活联系起来而加以过分贬低甚至完全否定。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割断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传统的联系，而与政治教化和贵族阶级的本质生硬地牵拉在一起。
我认为，要正确认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认识它的特殊本质以及它产生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那就不仅应当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从文化发展的纵向对它加以考察，而且应当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围内，在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横向对它加以考察。
从世界文学的范围看，上古各民族，诸如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在他们各自的文学宝库中，都有某些相同种类的诗歌，如史诗、情歌、祭祀诗、农事诗和牧歌等。
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只有具体生活内容和民族形式、语言的差别，在诗歌的性质和体裁特征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具有世界共通性的诗歌体裁和种类，反映出这些民族在各自的发展中所经历的共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相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上的某些共同的基本属性。
上古各民族在彼此隔绝、没有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情况下所创造的这些精神产品，正是人类文化心理趋同性的表现。
《诗经》中的宴饮诗及其背后的礼乐文化
清代 的学者姚 际恒 曾言 ： “ 古人 登降 揖让 、 饮食 动作 ， 无
不各有仪。 ” 而《 诗经 》 作为我 国最早 的一 部诗 歌总 集 ， 自然
有许 多篇章重现 了古 代贵族 宗法制 度下 的交 际往 来与生 活
情趣 ， 亦折射 出我 国 先秦 时期 的 礼乐文 化——正 如孔 子 所
说： “ 兴于诗 ， 立 于礼 ， 成 于乐 。 ” 其 中， 宴 饮诗是极其浓 墨重彩 的一笔 ， 不管是 “ 我 有 旨酒 ， 嘉 宾 式 燕 以敖 ” （ 《 小 雅 ・鹿
鸣》 ） ， 还是 “ 既见 君子 ， 孔 燕 岂弟 ” （ 《 小雅 ・ 蓼 萧》 ） ， 抑或是
“ 宾之初筵 ， 左右秩秩” （ 《 小雅 ・ 宾之初筵 》 ） ， 都多多少少 反
华夏礼乐文 化 的重 要组 成部 分 ， 其“ 雅” 乃是“ 正” 的 意思 。
“ 雅乐 ” ， 也即“ 正乐 ” ， 自然是有 一定其 严格 的规 范的 ， 不 同 阶层的人需使用不 同的乐器 奏乐 ， 不得逾 越 ； 就连演 奏器乐
的乐工太师 ， 也需 要 有一 定身 份 地位 。由此 ， 我们认 识 到 ， 《 鹿鸣》 中宴宾会 客的主人也好 、 宾 客也罢 ， 都应 当是 身份颇 高的士大夫阶层 。《 鹿鸣》 寥寥百字 ， 便提到 了四种乐器 ： 瑟、 荃、 簧、 琴。琴和瑟 是 中国最早 的弦乐 器 ， 其中， 中 国古 代贵
保存下的唱本儿 ， 其词 “ 流传 下来便是 《 诗经 》 了。然而我 们
族阶层 又以琴最为典 雅高 尚。在两 千多年前 ， “ 人们对 古琴
表现力的激赏就 已经超 出于其他乐器 ， 以至 于尊崇到了神话
的地步” 。唐 人薛 易 简在 《 琴 诀》中说古 琴音 乐 “ 可 以观风
《诗经》中的宴饮诗及其背后的礼乐文化
《诗经》中的宴饮诗及其背后的礼乐文化作者：袁玥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10期袁玥（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401331）［摘要］《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宴饮诗是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今日经常谈论的所谓宴饮诗（又称燕饮诗、燕飨诗，或记录君主宴请臣子的礼节、或记录亲朋手足集会时的盛貌，直接反映着嘉礼中飨礼、燕礼、食礼等礼仪活动。
宴饮诗中记录的音乐酒德也好、乡射祈福也罢，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宗法制度下的礼乐文化；它所呈现的特征和当时社会价值意向是具有一致性的。
《诗经》中宴饮诗的美学的价值，连同其背后所记录的古代礼乐内涵一道，成为中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诗经；宴饮诗；礼乐文化［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10-0012-01［作者简介］袁玥，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清代的学者姚际恒曾言：“古人登降揖让、饮食动作，无不各有仪。
”而《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然有许多篇章重现了古代贵族宗法制度下的交际往来与生活情趣，亦折射出我国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正如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其中，宴饮诗是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管是“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小雅·鹿鸣》），还是“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小雅·蓼萧》），抑或是“宾之初筵，左右秩秩”（《小雅·宾之初筵》），都多多少少反应了当时宴会宾客的礼乐文化的兴盛。
其实，从广义来说，《诗》三百篇除三颂以外，十五国风以及大、小雅都可以用于宴饮奏乐，都能算得上是“宴饮诗”。
《仪·燕礼》有云：“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
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论及《诗经》，也说伺候贵族的乐工太师们保存下的唱本儿，其词“流传下来便是《诗经》了。
《诗经》中的燕飨诗与周代礼乐文化渊源考论
《诗经》中的燕飨诗与周代礼乐文化渊源考论作者：李晶晶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0期摘要：《诗经》中的燕飨诗以其独特的魅力充分的表现了周代的社会生活，反映出了周代礼乐文化的特色。
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周代，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将宴饮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燕飨诗以其独有的方式体现着周代的时代特点，并对周代的礼乐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燕飨诗；礼乐文化作者简介：李晶晶（1985.1-），女，河北南宫人，硕士，商洛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02燕飨诗在《诗经》中占有不少篇章，特别是在《小雅》中，燕飨诗几乎占了《小雅》篇章的大多数，比如其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棠棣》、《伐木》、《天保》等，直接描绘了诸侯、贵族、兄弟、亲友之间宴饮的场面。
“礼”和“乐”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其中的燕飨诗更是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方方面面。
一.燕飨、燕飨诗与礼乐文化周代是一个农业宗法制的社会，小农经济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与此相适应，宗族间的关系就成了连接社会的纽带。
周的国君、诸侯、君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并注重利用这种宗族关系来加强统治。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将宴饮作为和睦九族、沟通上下、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手段，燕飨诗也就应运而生了。
燕飨，亦作燕享、燕饗，指古代的帝王饮宴诸侯、群臣及兄弟家人。
据记载，周代有五礼，而宴飨之礼的运用最为普遍。
《诗经》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称为燕飨诗。
此外，“古人飨礼，飨后必燕”，所以还有一类既描写祭祀过程，又描写祭祀之后合族宴饮的诗歌，比如《楚茨》、《信南山》等诗歌，虽然它们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燕飨诗，但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燕飨诗的风格内容及其价值意义。
诗经燕飨诗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 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 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 燕乐嘉宾之心。
《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 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返回Fra bibliotek《常棣》
这首诗正是周人倡导兄弟血亲团结的诗歌。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一篇的主旨。
它不仅是中国诗史上最先歌唱兄弟友爱的诗 作，也是情理相融、富于理趣典范。
兄弟关系总是贵族内部敏感的问题，周代嫡 长子制的确立尽管相当有效地解决了兄弟间 的继承权问题，但兄弟之间的权益分配总是 容易出现不愉快，因此，兄弟间的人伦关系 也最容易受到干扰破坏。而周人要维持其统 治、宗族内部的团结稳固又是不可缺少的条 件。《棠棣》便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
（二）乐的功能
1、“乐”功能一个是“宣”，就是把内 心的情感宣泄出来，情感宣泄出来，一来 可以达到情绪的平和，二来可以被别人了 解，这样就能达到情感的沟通。
2、“乐”的另一个功能是“和”，就是 “调和”、“和谐”，促进社会关系、人 际关系的和谐。
（三）礼与乐的关系
《礼记•乐记》中有明确的说明：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
《小雅·湛露》是写同姓王侯贵族夜燕 祝颂；
《小雅·鱼丽》是写领主贵族宴饮席上 美酒佳肴的丰盛。
《小雅·楚茨》和《周颂·丝衣》都是描写祭 祀之后的宴饮。
《豳风·七月》中描写了农事之余的宴饮； 《小雅·六月》是写王师凯旋后的宴饮； 《小雅·吉日》是写会猎后的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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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燕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主要反映周代礼教文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著作。
《诗经》中的宴飨诗主要收录在《小雅》中,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宴飨诗的产生、写作目的以及其内容与外在形式等方面来探讨其与周代礼乐文化精神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诗经宴飨诗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原名《诗》，或称“诗三百”［1］，共有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词［2］。
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3］。
《诗经》中的作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可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气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
具体来说，包括婚恋诗、农事诗、燕飨诗、战争徭役诗、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等。
其中的宴飨诗鲜明的体现出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精神。
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关系至关重要。
为适应这种农业宗法等级社会的政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礼制。
周代的礼制极为宽泛，既包括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的准则规范，又包括国家政治的典章制度。
据《周礼》记载，当时把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统称为五礼。
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宴礼等礼仪活动的诗。
“燕”本为“宴”之假借，现仍沿用“燕”，是为了显现其反映燕礼的特定意义。
根据燕飨诗反映的不同礼仪内容，又可分为飨礼诗、燕礼诗、乡饮酒礼诗等。
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
其中《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
《伐木》篇记载，周文王曾身体力行地推行过德礼理性精神贯注于其中的宴饮乐舞。
周文王把宴饮乐舞没有看成是自己追求享乐刺激的工具，而是看成是调节人际关系，使长幼尊卑各得其所、互敬互爱的手段。
他从宴饮乐舞中获得的是“德”的愉悦，而不是个体情欲的享乐刺激，他要求宴饮乐舞显示出上下尊卑的礼，而不是男女杂糅、长幼不分的欲。
在周公执政期间，也注意在宴饮之乐贯注德礼的理性精神。
周公设宴款待亲戚，即席作了歌乐，为宴饮助兴。
他要通过宴饮乐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突出德礼的理性精神，《周礼》规定，宴饮必须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并严格的遵循等级规定，“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
宴饮乐舞也必须体现出中和的仁德之情，严格的遵循利益规定：天子享诸侯，奏《肆夏》乐舞，两诸侯聚会，奏《文王》乐舞，君王宴请群臣，奏《鹿鸣》乐舞;诸侯犒劳使臣，奏《四牡》等乐舞；至于一般人宴饮，则歌舞《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等。
这类诗歌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更多的反映了上层社会欢乐、和谐。
如《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客之间。
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宗族间的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
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
宴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
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
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
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
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
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不仅祭祀、宴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赵沛霖在《诗经研究反思》：“实际上，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这后一面体现礼乐文化精神，体现了
东方式的人际关系以及尚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精神风貌。
”总之，赋予礼乐文化以政治意义，主要表现为试图通过礼乐的教化功能使之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礼乐文化首先是一种历史的承载，汇集了先圣先王的理想、智慧与业绩，本身就呈现出道德性和政治性。
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4］。
因此，对礼乐文化的继承，就是主张德治的具体体现。
在这方面，儒家人物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始终不遗余力的加以弘扬。
《周礼》也以特殊的表述方式阐发这一精神内涵，并见诸于制度的设定和职官的设置上。
在先秦儒家学派的心目中，周礼、周乐是极其完美和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毕其一生精力，四处奔波，力求复兴周礼。
在《论语》中有关礼仪的篇目记载也有很多。
孔子甚至对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一言，不学礼，无一立”。
儒家重视礼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在《周礼》中对传统礼乐文化多有保存和发扬，而《诗经》中的宴飨诗鲜明的体现出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精神。
注释：
［1］《诗经》被称为经，始见于《庄子・天运》。
但《庄子》所谓经，只是书籍之意。
汉代提倡儒术，将据说经过孔子整理的书，都称为“经”，作为常法，尊为经典。
于是《诗》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为“五经”。
［2］六篇笙诗是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
［3］《诗经》作品的上限，因对商颂创作年代的不同看法，而有不同理解。
若按古文经学家商颂为《诗经》中最早的作品，《诗经》的上限也就可以推到殷商时代；若按今文经学家商颂为春秋时宋人所作的观点，则《诗经》最早的作品产生于周初。
［4］出自《礼记・月记》
参考文献：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
《汉书・礼乐志》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作者简介：陈明香（1985―）女，山东菏泽人，学校专业：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先秦方向201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