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侦查程序人权保障机制的立法完善

2006年2月, 第二卷, 第2期（总第9期）中国律师和法学家 Journal of China Lawyer and Jurist, ISSN1548-7695,USA 试论侦查程序人权保障机制的立法完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樊凤林*白俊华**摘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决定了宪法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其他法律的变化。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决定了侦查权力的行使应当以此为原则。

然而，侦查程序的立法内容和实际实施还存在与此相矛盾的地方。

因此，必须依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对我国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加以立法完善。

关键词：宪法修改侦查程序人权保障完善建言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的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有关国际公约。

这些公约都以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作为严惩犯罪的前提性要求。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体现了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高度重视和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兑现国际承诺的标志。

作为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必将引起部门法的修改。

被称为宪法实施法的《刑事诉讼法》，理应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予以具体化。

本文就侦查程序中具体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性规定所要进行的修改和完善，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侦查程序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不足侦查程序因侦查权行使的特点决定了其是最易发生侵犯人权的阶段。

因此，从程序设计上，就要制约和监督侦查权。

由于观念和立法技术上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措施的规定非常不完备。

侦查权的行使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弊端很多。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强制侦查权的行使缺乏必要制约，难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以及搜查、扣押、通缉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权自行决定和执行。

检察机关基本上对上述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手段也有权决定实施，只不过有的强制措施的执行得由公安机关来执行。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基本上享有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干预的最终决定权和执行权，这种模式虽然具有灵活性，能够使侦查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迅速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有利于保证侦查任务及时顺利地完成。

但是，它又为侦查权的滥用带来了可能性。

搜查、扣押、逮捕、拘留等强制侦查措施的运用，不仅仅是侦查手段问题，也是人权保障的重大问题。

由于对强制侦查手段的使用缺乏必要的制约，侦查机关追诉犯罪的职责和愿望促使其有时单从追诉犯罪的效果出发，无限制地扩大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违法和非理性地限制和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而现有法律规定的救济方法和途径，对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樊凤林（1925-），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受表彰的中国老法学家”荣誉称号。

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理事，香港国际交流中心顾问，天津市民主法制建设研究中心理事兼学术指导。

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邮编：100038。

**白俊华（1965-），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邮编：100038。

1法权益和诉讼权利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二）遏制刑讯逼供，缺乏行之有效的对策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的方法，是以侵犯人权、损害法律尊严和败坏公安司法机关威信为代价，为我国法律所明文禁止，并将严重的刑讯逼供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

同时，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更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然而，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人权，损害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威信。

究其原因，与制度层面上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不无关系。

现行的侦查程序结构只强调侦查权力的运用，而忽视和轻视人权的保障和维护；只强调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而缺乏对这种追诉的对抗和制约，以及合法性和正当性审查。

因此，侦查权力失去了必要和有效的控制与制约，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就不难理解了。

为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 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建立侦查权力制约机制是完全必要的。

（三）被超期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没有有效的救济途径在我国，侦查机关在相当长时间内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实践中还存在着超期羁押和行政性羁押与刑事强制手段混用的情况。

超期羁押严重侵犯了人权，由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追诉犯罪的问题上同属于控诉方，具有共同的诉讼目的，而且期限的延长意味着侦查取证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利于审查起诉工作的顺利进行。

因此，检察机关无法对公安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

法律上所规定的羁押期限并不能对超期羁押起到制约作用，只有设立司法审查制度才能真正解决超期羁押问题。

因为如果存在司法审查制度，在羁押前，通过对拘留、逮捕措施理由的审查，就可以消除因拘留、逮捕的不当或错误而造成的错误羁押；在羁押后可以基于对羁押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审查，避免超期羁押现象，从而彻底解决超期羁押问题。

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而言，当他认为羁押缺乏必要的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或者不具有正当性或者在羁押期间受到非法对待时，就可以提出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请，获得司法救济，从而可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强制措施的适用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程序审查强制措施是追究犯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适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本身并不具有惩罚性质。

就个案强制措施适用种类的选择，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比例性原则以及变更性原则。

但是，司法实践中，有的涉案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具有羁押性质的强制措施，由追诉机关自己决定执行，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适用，由于没有采取诉讼方式或由中立的第三者来进行裁决，有的甚至是通过行政性手段来决定强制措施的适用，这就必然导致强制措施成为办案机关为方便办案而很少考虑法律的规定和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适用的经常性手段。

犯罪嫌疑人对于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质疑又没有有效的司法救济程序，使得实践中强制措施的适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错误地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由于没有有效的救济渠道，其亲属上访、闹事、聚众围攻政府机关或者公安司法机关等事件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侦查机关往往由于担心错误地适用强制措施的法律后果，还可能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将错就错，不仅使当事人雪上加霜，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威信，同时也放纵了真正的实施犯罪的人。

二、完善侦查程序人权保障立法的必要性当今世界无不把保障人权和正当法律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法治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侦查程序在诉讼化、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权利结构等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都需要加以完善。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规定的需要“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了宪法，这是我国在保护人权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它将对2我国公民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立法司法、乃至对外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是宪法人权保障的重要实施法，理应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并具体落实相关的程序制度保障这一原则的实现。

因此，人权保障入宪必将会引起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与人权保障问题密切相关的侦查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侦查程序是国家权力和公民人权保障发生冲突最集中的阶段，可以认为，侦查程序在保障人权方面的措施是否科学完备，直接关系到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能否真正实现。

因此，必须审慎地考察和研究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涉及人权保障问题的一些规定。

“倘若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受到杀人犯或盗贼的侵害，那么他的人身自由就分文不值了。

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侵害的手段。

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

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

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1任何国家权力机构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漠视、侵害公民的人权，任何侵权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明确写进了我国的宪法，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奠定了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法律基础，同时必然引起我国人权保障方面法律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应该废除或修改一切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不相一致的法律法规，形成一个以法律、法规、规章等为基本内容的多层次结构的人权保障体系。

（二）维护诉讼平衡原则的需要所谓诉讼平衡原则是指进行诉讼的双方在控诉和辩护方面的力量大体均衡。

它要求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处于同等诉讼地位，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法官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并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裁决。

这一原则适用于整个诉讼阶段包括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的解决。

然而，在我国侦查程序中，诉讼地位和权利失衡表现的非常突出。

侦查机关所拥有的权力与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权利极为不平等，双方的诉讼地位相差极为悬殊。

律师虽然有权介入侦查阶段，但只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并不享有积极行使防御权的必要手段，而且律师介入侦查程序行使的权利还必须向侦查机关申请，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机制，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严重失衡是显而易见和必然的。

因此，基于诉讼平衡原则的要求，必须完善侦查程序的人权保障措施。

（三）制约强制侦查权的需要“权力必须通过程序的可靠性（制约性）加以规范，它才具有有效性与正当性，而程序的可靠性（制约性）主要取决于程序的正当性，程序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的合理分配、制约与平衡是程序的正当性的必然要求与保障。

”2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程序阶段的更替过程中。

在同一程序延续过程中，主要还是各自为政，制约关系虽然在一定形式上存在，但是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制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安机关的内部制约，二是检察院的外部监督制约；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约主要是内部制约。

内部监督属于自我监督，不能根本上制约侦查权的行使，而外部监督制约，由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都是作为追诉方参加诉讼的，在诉讼职能上具有同一性，因此，制约作用也很有限。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如果侦查权不受制约，就存在侵害公民权利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