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_李伟东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李伟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100101)[摘　要]　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既要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又要了解城市的各种规则,他们对前者的接受要高于对后者的了解。

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很接近城市文明,但是因为制度设置的欠缺,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同时,城市也缺乏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使农民工们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无法较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关键词]　农民工;新生代;适应;规则;观念[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9)04-0029-05[收稿日期]2009-05-10[作者简介]李伟东(1972-),男,黑龙江肇东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中务工、经商,形成独特的农民工群体,至2004年左右,其总量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1](P4)。

虽然爆发了金融危机,制造业遭受了挫折,各地农民工的用工量有所减少,但是从事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数量依然巨大,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仍然值得关注。

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存在,自幼生活于农村的人群进入城市后必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本文研究的就是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观念和规则意识的变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现象,西方工业化各国在社会发展中都曾经历此一阶段[2](P5～11)。

经典城市社会学很早就注意研究移民的城市适应问题。

帕克强调移民在城市中的竞争、冲突、适应和同化过程[3](P33)。

在我国,随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其城市适应问题进入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朱力认为农民工的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

“这是进城农民工适应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又是依次递进的层次:进城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首先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在完成了初步的生存适应之后,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是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它反映了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文化层面上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它反映出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等的认同程度”[4]。

王春光提出了农民工“半城市化”的问题,“它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被城市社会所完全接纳,另一种是不能适应城市社会[5](P 42)”。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新生代农民工近年来成为在农民工研究中广受关注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王春光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

他指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差异,既表现在流动动机上,也表现在他们不同的社会特征上。

他将19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的人称为新生代[6]。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王春光又将新生代农民工量化为“年龄在25周岁以下”的群体[7]。

许传新在2006年的调查中,则将新生代操作化为28岁以下的农民工[8]。

两者在对新生代的具体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个在实际研究中选择的是1976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一个选择的是1978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本文受文化研究中断代的提法“80后”启发,认为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在实际操作中量化为出生在1980年代之后的一代人。

这样做的好处是:分界点特征明确,便于达成共识;可以和其他文化研究中的概念衔接;避免各个研究者在资料使用上因为标准不同而失去可比性。

城市适应的过程涉及行为、交往和心理等不同层面,本文拟集中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观念的变化以及其对城市法律和管理规则的认知水平。

本研究使用的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6年在北京所做的问卷调查。

调查的总样本量为533个,分布为海淀区180个,朝阳区193个,丰台区110个,东城区50个。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从中国的现实看,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虽然在生活环境和职业身份上的变动非常剧烈,但其间的社会文化观念交流并没有完全阻隔,而且由于大众传媒的影响,也促进了现代文明意识在城乡间的传播,所以农民工缺少的只是在城市生活的具体经验和文明习惯,他们面临的并非仅仅是某些文化意识转变的问题。

笔者以往对农民工权利观念的研究也反映出其现代文明意识强于其行动能力和知识储备:他们的权利意识较强,但权利经验不多,权利知识较差[9]。

农民工的权利观念调查显示,这一群体的个体意识清晰,个人本位的观念较重。

这种个体意识与个人本位观念尤其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念中。

1.关于婚姻家庭的观念婚姻家庭观念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观,一向受到重视。

囿于中华文化固有的认知模式,人们在婚姻家庭观念上一直比较保守,婚姻家庭的观念改变一直比较缓慢。

农民工来自传统和保守文化盛行的农村,其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对于理解他们观念适应的水平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受西方文化观念影响,丁克家庭是新近主要出现于城市的社会现象,其对传统中国婚姻家庭观念的挑战不言而喻,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应该可以从一个侧面代表新生代农民工观念适应的水平。

在丁克家庭的态度方面,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可以理解”的占72.3%,选择“没有孩子就没有了生活的指望,将来也没有依靠,不理解”的占7.4%,选择“别人的事,自己不关心”的有9.5%,说不清的占10.8%。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宽容、开放的价值取向。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观很现代,他们充分认同尊重个人价值和选择权利的理念。

虽然缺乏与城市青年的相关研究的对比,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价值的适应程度不低,在观念方面已经充分“城市化”。

2.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维权和自我服务的观念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

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来说,由于缺乏组织支持,造成劳资双方的力量不平衡,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和人身权利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有学者指出:“组织化的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是解决其弱势地位的关键所在”[10]。

既然目前正规社会组织不能解决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的诸多社会问题,那么是否可以让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呢?他们对自我组织的需要如何?调查显示,认为“需要”的有40.5%,选择“不需要”的有28.2%,态度不明确,认为“有没有都可以”的占18.5%,说不清的有12.8%。

可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组织”的需求。

进一步追问新生代农民工对组织类型的选择,发现需要“维权组织”的有32.5%,需要“劳动互助组织”的有17.3%,需要“生活互助组织”的有19.5%,需要“学习型组织”的有19.0%,需要“爱好型组织”的占7.8%,其它3.9%。

新生代农民工最迫切需要的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组织,同时对于满足生活需要和提高劳动技能的组织也很需要。

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北京社会科学　2009年第4期我保护和自我完善上意识清醒,要求明确,需要迫切。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规则意识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理区域,也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区域,二者差别巨大。

就规则来说,农村地区更倾向于在乡土社会的人情网络下借助非正式规则解决一般纠纷,只有极端情况下才会借助国家的裁断;城市则是一个以正式交往为主的社会,它比农村更倾向于使用正式规则来解决纠纷。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正式规则取代农村乡土人情规则是一个“正式的法律形式取代民俗的过程[11]”。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从新生代农民工对正式规则的关注和熟悉程度上,可以看出他们对城市社会规则的适应水平。

1.对法律法规的认知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农民工对于正式规则的认同非常积极,渴望获得正式制度的保护。

在实际生活的纠纷处理中,因为缺乏可靠的生活保障和解决纠纷的资源,在面对具体纠纷时大多数农民工的态度选择上都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

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渴望得到更多的正式权威的保护,这些权威既包括法律部门,也包括政府权力部门。

但是这样的渴望一方面因为主观认为纠纷太琐碎、事情太小不值得折腾而放弃了诉诸正式制度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因为正式制度的成本太高、周期太长影响了他们求助的动力[9]。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列举了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农民工维权手册》、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热线、国家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定等,以考察农民工对有关自己权益保护的法律的认知水平。

调查结果见右表。

从表中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法律制度的认知情况并不令人乐观。

他们对劳动法和劳动时间的认知程度最高,分别有六成左右的人表示知道或知道一些,表示不知道的比例也最小;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认知程度次之,但也有近一半的人表示知道或知道一些;对有关社会保障和权利保护的法规和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很低,分别有七成左右的人表示不知道。

新生代农民工对保护自己权益的法律和相关知识的认知(%)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一点,不多不太知道,好像听说过不知道说不清劳动法3.560.213.420.82.2国家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定20.441.314.822.21.3妇女权益保障法3.944.810.039.61.7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0.916.911.367.53.5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0.918.710.967.81.7农民工维权手册1.719.67.868.32.6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热线1.712.27.476.91.7北京市关于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规定2.229.317.549.81.3 这说明,作为一个在城市中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规则和制度的认知还相当模糊: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规则缺乏必要的认识,基本停留在渴望阶段。

这一方面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规则认知方面还有待改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本身的问题。

政府支付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制定的农民工管理政策和法规,本意在于更好地规范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生活和行为,维护他们的权益,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宣传和引导,这些政策和法规并不为他们所知,因此其所能起到的保护作用就有限了。

2.对制度规则的认知作为城乡隔离的屏障,户口制度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

调查中发现,对于是否应该废除户口制度的问题,农民工并没有像学者那样激进。

认为应该废除户口制度的农民工占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30.0%,认为不应该废除这个制度的占39.1%,回答说不清的有30.9%。

新生代农民工对户口制度的反应似乎不那么强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户口制度已经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年轻的农村青年来说习惯成自然。

同时,户口制度造成的鸿沟相对改革之初已经不那么泾渭分明,社会的进步也从多方面淡化了城乡户口造成的身份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