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向开放社会的实质性转型

启动向开放社会的实质性转型
启动向开放社会的实质性转型
2013-08-20 14:54:53
分类：未分类[启动向开放社会的实质性转型：分立的财产、自由交易和创建组织的权利]
刘业进
[主持部分]
我们开始第三单元：发展民间金融的宏观政策调控与变革的方向与共识。

首先有请王瑛发言。

谢谢王瑛董事长。

确实如刚才她说没有人是安全的，因为我们的财产权没有受到保护。

谢谢盛洪教授，刚才盛老师总结了，我们的金融秩序是在管制和垄断者的秩序，执法的结果是对正确事物的扼杀，这样
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法律不做修改的话，将来这样的案例还会层出不穷；同时也接地方官员直接的利益攫取，造成了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这个局面。

接下来我们有请秋风教授发言。

谢谢秋风教授。

秋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再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口。

我们遭受了着一些冲击，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制度变迁的时候都遭受到一些冲击，比如相对价格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以及阶层结构的调整。

在这个时候如何促进制度变迁，我想就是企业家群体和中产阶层参与进来，他们的财产集聚已经形成一个物质财富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群体，但是保护他们财产的制度，整个制度发育海没有跟上，眼下公权力恣肆已经挑战了他们的底线，底线就是生命。

当权力为了看中了你的财产，他需要的就是你的生命，通过灭掉生命，才会得财产。

这个时候，如何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需要中产阶级群体共同推动制度变迁。

谢谢张老师，张老师刚才给我们提了十个问题，我觉得这些都值得经济学家们、法学家们以及社会各界深思。

张老师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法建议，以及中国整个政治制度变迁的一些建议，值得大家好好思考。

[演讲部分]
今天听了很多专家学者发言，我对这个案子本身的情况了解局限于从网上看到一些文章，今天听了辩护人律师和各位专家发言，有了更多了解。

我还是想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判断中国的现状，我们的现状是15世纪英格兰的状况。

15世纪的英格兰，政府如果看上企业家的财产，占有财产也不是稀罕事，那时候财产权还没有受到法律制度的良好保护。

其实到目前为止，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暴力垄断者都叫做政府，贸易把高楼大厦，汽车，通讯等技术向全世界普及，物质形式上看各国政府都是一样的。

其实不然。

只有两打国家是所谓“开放社会秩序”，剩下180多个国家都处在“自然国家”（未被完全驯化）状态。

自然国家状态有什么特征呢？典型的特征就是政府是机会主义者，政府对待财产、资源，对待民营企业（创设组织的权利）都是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当对我有用时的就利用，对我没用时就把他搬掉，这是政府机会主义。

自然国家有一套自己的运转逻辑，一方面他抑制暴力，提供了秩序，比如我们宁可生活在朝鲜，也不愿意生活在索马里或者叙利亚这样整天打仗的国家。

自然状态的国家里的暴力垄断者掌握了权力，他们通过控制贸易，他们限制创建组织的权利，借此获取租金，
然后利用这个租金来维持秩序。

他在行动的时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而不是公开透明的预先可以预期的法治方式。

他以一种短期的、直接可以辨的方式获得租金，然后用这个租金维护这个秩序，这是一种没有驯化的合作秩序。

迄今，180多个自然国家没有真正转型到开放社会里面去。

如何才是真正转型到一种开放社会，一种文明化状态呢？我们总看到文艺复兴以后，工业革命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正的变化是那个合作秩序的背后的一套规则系统建立起来。

这套规则系统很复杂，但核心无非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每个人包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得到保护。

这似乎是过时的理论，可是我们反观当下，我们恰恰观察到自然国家中的的一些特征，创建组织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政府控制贸易，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机会和政治机会。

在微观层面，我们恰恰观察到，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得不到可靠的、可信赖的保护。

看来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哲学家们的学说根本没有过时。

迈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是要求分立的财产受到保护。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就是分立的财产权利受到保护。

我们说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是公正的含义我们很多人不明白？其实所谓公正就是两条：第一，分立的财产权受到保护。

哪里有财产权，哪里就有公正；哪里没有财产权的保护，哪里就没有公正。

公正第二个含义就是，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是普
遍开放的，创建组织以获取广义利润的机会是普遍开放的，而不是向任何其他标准下特定人群开放。

受张维迎教授的启发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就是我们合作秩序的运转是奠基于三个层次的规则系统，第一个是本能，比如我们在危险面前的恐惧反应、饥饿感、害羞、虚荣心、性本能等，这些本能至今是起作用的，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当然有的本能对于合作秩序是有破坏作用的，如哈耶克所说的服从小群体之共同目标的原始集体主义情绪。

第二层次的规则是最重要道德和传统，包括张维迎教授所提到的天理和良知，所谓自然法。

第三层，也是最薄的，最不重要的一层就是理性所立的法，就是所谓人定法。

法律是发现的。

你制订法律，符合自然法，符合天理良知，就发现了真实的法；你制订的法违背了自然法，违背了天理良知，就是没有发现真实的法，你的法是恶法，恶法非法。

这三层规则系统对人的日常行为都有约束，通过规则遵循以形成秩序，其中最重要一层规则系统是中间的道德规范和传统，这个规则经过至少五千年文明演化沉淀下来，他是任何民族、任何族群不能超越的，这里没有特色的容身之地，这是所谓的普世规则系统。

要真正转型的开放，就是我们要恢复天理良知，比如诚信、尊重分立的财产权、家庭伦理等等这些基本规则。

另外，在开放社会中，熊彼特的“创造性的破坏”总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就是讲企业家当他发现
机会的时候，他能够迅速的通过成立企业组织去生产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摧毁一个传统产品甚至行业，或组织或制度，新的产品、组织和制度盛行开来。

创造性的破坏即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政治领域。

如果我们总是打击这样“创造性的破坏”，这个社会的生机就会受到极大的抑制。

这种创造性破坏是谁在触动呢？就是企业家群体，当他表现在经济里面就是这我们常说的企业家，当他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政治企业家”。

如果我们根据人定法，总是对社会中发生的“创造性破坏”、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抑制，我们总是达不到一个有序方向，就是有效复杂性更高的秩序，我们总是停留在朝鲜、停留在索马里、停留在叙利亚甚至更恶劣的有效复杂性程度较低的秩序状态。

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刚才张老师说了，当他自己财产由他自己打理，契约自由，这是基本权利，暴力垄断者不能任意剥夺。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始终看到中国取得的进步，就是在这个国家，我们还没有回到像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状态，暴力没有抑制，军队没有统一，深刻受到战争的困扰，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我想这是中国的伟大进步。

客观地说，我们仍然处在80年代台湾之前的时代，处在60年代南朝鲜的时代，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制度变迁达到了60年代的韩国，或者80年代的台湾，那么中国的前途就是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

最后一点，我说一说改革的策略问题。

我说过，“改革就是改错”，昨天我在周其仁教授的博客的文章上看他也说了类似的说法，他说改革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

其实我们做错了事情并不可怕。

在通往秩序的道路上，并不是说不犯错误，而是说发现错误以后及时纠正，由此展开一个演化过程。

而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纠错，如果我们的法律里面发现了有一些法条不适应经济现实，不仅不带来有序而是导致混乱，这样的法律就要及时废止。

张老师刚才提出很好的建议，我们应该从刑法，有关金融领域里面的一些行政部门条例，以及民法通则里面关于金融管制、金融垄断的法条，甚至还有刑法里面的定罪的法条比如集资诈骗罪等去掉。

像这样一些“法律”，他明显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则是违背的，徒具法律面貌，不具法律的实质，是恶法我们就应该及时修改，废止相关的规定。

我相信改革的进程是不断演化的过程，在这次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方面就是开放权利。

金融领域是做钱的生意的领域，从吴英、孙大午、曾成杰，他们都是在做这种生意，他们在受到价格信号（利息、高利贷）的引导，去做生意，这种生意在开放社会里面非常普遍，可是在我们这里“有罪”。

据说在民国，街头卖米的米铺都是可以放贷的，这种人最基本的权利，应该是开放的。

哈耶克甚至主张私人银行制度，铸币权都应开放而不应被政府独家垄断，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经济学理由支持应当由政府独家垄断发行货币。

开放组织
的权利，任何人如果发现有利润机会或者是别的机会，他就去实现，去获取这个机会，所以他就需要成立组织，所以诺思说人们创设和运营组织的权利是导向开放社会的关键一步。

曾成杰的案子给我们再一次警告。

从吴英、孙大午、曾成杰，我相信曾成杰不是最后一个例子，这些例子一再告诉我们，在我们迈向一个开放社会的过程中，这些关键性的制度我们仍然没有明白，我们仍然没有采取开放的姿态和实质性的转型举措。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