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
董仲舒，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汉族，汉广川郡人。
汉武帝元光元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
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
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董仲舒
董仲舒一、生平与著作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中国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
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这说明董仲舒虽不在职但仍受汉武帝的尊重。
董仲舒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
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主要的政治哲学著作。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
《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
“蕃”与“繁”古字相通。
《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
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
繁：多；露：润。
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82篇。
其版本有《永乐大典》所载《宋本》，明代兰雪堂活字本，清代卢文抱经堂校刊本。
注释本有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等。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主要哲学思想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生平个人简历.doc
董仲舒生平个人简历在初高中的历史书都介绍过董仲舒，那么你了解他的生平吗？下面是的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董仲舒生平个人简历”，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董仲舒生平个人简历人物介绍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
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表彰六经”的主张。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
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
此后，在家著书，朝廷每逢大事，就会让使者及廷尉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足见他仍然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病逝。
人物生平幼年好学董仲舒的老家广川在衡水东南，邻近齐鲁，北靠燕赵，西界三晋。
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董仲舒出生于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
传授儒学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
他讲学，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
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
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
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
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汉景帝时为博士。
他曾走出家门，设坛教授，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
《史记·董仲舒传》原文及翻译
《史记·董仲舒传》原文及翻译《史记·董仲舒传》原文及翻译导语：《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史记·董仲舒传》原文及翻译。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董仲舒，广川人也。
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
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
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
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
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
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救之。
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
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董仲舒以弘为从谀。
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
”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
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
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
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5步舒。
褚大至梁相。
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於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
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译文：董仲舒，是广川郡人。
因研究《春秋》，孝景帝时曾拜为博士。
他居家教书，上门求学的人很多，不能一一亲授，弟子之间便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
董仲舒足不出户，三年间不曾到屋旁的园圃观赏，他治学心志专一到了如此程度。
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无一不合乎礼仪的矩度，学生们都师法、敬重他。
当今皇上即位后，他出任江都国相。
他依据《春秋》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求阴阳之道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时关闭种种阳气，放出种种阴气，止雨时则方法与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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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江都相
将自己比作春秋霸主齐桓公，将董仲舒比作 贤相管仲。董仲舒回答认为：依靠诈谋攻伐 而称霸的，绝不是“仁人”，真正的“仁人” 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 易王刘非听后表示欣赏。
01 人物生平
晚年逝世
董仲舒辞职以后，回到长安的老家，一心研究现实问 题和儒家经典《春秋》，修学著书。此外，他还给汉 王朝做顾问。朝廷如果有关于礼法方面的问题，就派 使者和廷尉张汤到家里来咨询，董仲舒总是能给出清 晰明确的应对解决办法。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前后，董仲舒于家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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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字宽 夫，出生于赵国广川县董家庄（今河北省衡水市景 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西汉经学家、哲学家、教 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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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思想主张
02 思想主张
历史观
董仲舒从其“人理副天道”的思想出发，引出 了以“奉天”“法古”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 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因而圣 人必须要效法天来制定法则。天又是永恒不变 的，因而圣人所继承的道也是一贯的，所以 “奉天”与“法古”也是相互贯通的。在解释 朝代变更的问题上，董仲舒则提出了“三统三 正”的历史循环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的 改朝换代，只是黑、白、赤三统的依次循环， 是新王朝重新接受天命的表现。
公元前约179年，董仲舒于汉代广川的一个地 主家庭出生。家庭富有，且有大批藏书。当时 汉朝刚建立不久，实行修生养息的政策，社会 环境较为和平，而且大幅放开了对书籍的限制， 社会上流行的典籍较多，这为董仲舒修学提供 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董仲舒本人学习也很刻苦， 除了熟读儒家典籍，还广泛涉猎先秦诸子的学 说，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记载。
董仲舒_文言文翻译
仲舒之学，本于《春秋》而广于《诗》《书》《礼》《易》。
其言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
《诗》《书》《礼》《易》者，诸侯之事也。
”故其论说，皆以《春秋》为本，而旁通诸经。
仲舒谓：“古之圣王，承天命以治天下，故能致太平。
今之世，诸侯分土，列国并立，各自为政，非古之制也。
吾欲使天子统一海内，诸侯各守其土，以礼制之，使天下大治。
”于是，仲舒著《天人三策》，以明其说。
仲舒曰：“天者，万物之本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
王者，承天意以治天下。
故王者必明于天人之分，然后能致太平。
”此言天人之际，王者之道，深得《春秋》之旨。
仲舒又曰：“王者，必通古今之变，然后能制礼作乐。
夫礼者，所以别贵贱、序亲疏、正名分也。
乐者，所以导和顺、成风俗、正人心也。
”此言礼乐之用，为王者所当重视。
仲舒又论五经，以为《春秋》之用，在于正名分；而《诗》《书》之用，在于明道义；《礼》之用，在于正礼制；《易》之用，在于通变化。
五经相辅相成，王者宜兼而用之。
仲舒之学，重道德而轻刑罚。
谓：“刑罚者，不得已而用之。
王者之政，以德为主，以刑为辅。
”故其治民，先以教化，后以刑罚。
教化不行，然后施以刑罚。
仲舒又言：“君子之学，以明道义为本，以修身为本。
修身，所以正其心；正心，所以正其道；正道，所以正其国。
”此言君子之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
仲舒尝言：“天下之大，莫大于道德。
道德不立，虽有其位，犹虚也。
”此言道德之重，为治国之本。
仲舒居江都相，以儒术为教，弟子数百人，皆成为当世名儒。
其学传于后世，影响深远。
仲舒卒，年八十有二。
汉元帝谥曰“文”。
仲舒之学，后世称为“新儒学”，与古儒学异，故有“新”“古”之分。
译文：董仲舒，字子春，广川人。
汉宣帝时，举荐贤良对策，以《春秋》的大义，阐明王道，显扬仁义，升任博士，担任江都相。
仲舒以经术闻名，成为当世儒宗。
仲舒的学问，以《春秋》为基础，而广泛涉猎《诗》《书》《礼》《易》。
他说：“《春秋》是天子的事。
《诗》《书》《礼》《易》是诸侯的事。
董仲舒诗词
董仲舒诗词
1. 《雨雹之对》：天亦有所分，我分而表之。
2. 《士不遇赋》：专经以穷经，本至而末通。
3. 《寒露篇》：去彼啄虫之雀，乃有孤雄之鷇。
4. 《春酒赋》：何谓不顺而应？副名者，理近而不必，得时乎季孟之间也。
5. 《中春之劝农耕赋》：上辛之外，有三朔之备，斯勤不实，特充馈饣夸在，馨非飨帝之用也。
6. 《终日》诗：时雨降以内，众溜何其发。
7. 《白鸠辞》：谷水由来出小湖，渚风长在习凉居。
8. 《神圣之歌》：受命于天，天符应诚。
兆民之所愿，万王之所同。
9. 《南面而听天下》：南面而听天下，所不能得者也。
10. 《钓竿》诗：临川羡鱼，不如退而张网。
董仲舒的这些诗作涉及哲学、政治、自然等多个方面，表达了他对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哲学问题的思考和对汉武帝时期政治制度的看法。
这些诗作对于了解董仲舒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董仲舒诗词
董仲舒诗词
1.《高庙灾董仲舒推说其意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宋·袁说友
老学推占后，奸人娼嫉初。
怀私真诡计，候见窃成书。
猛欲挤贤辙，宁思戒覆车。
那知一回首，身已毙诛锄。
2《读史十首董仲舒》明·高启
早奏文章直殿庐，茂陵还复访遗书。
寂寥犹抱《春秋传》，谁问江都老仲舒。
3《咏史上·董仲舒三首》宋·陈普
好古刘安岂逆俦，左吴枚赫满诸侯。
仲舒到处皆狼虎，妥帖驯良独到头。
4《咏史上·董仲舒三首》宋·陈普
孟轲死后惟董子，道义两言扩古今。
性善七篇何落落，千秋不遇一知音。
5《贤者之孝二百四十首·董仲舒》宋·林同
汉有孝廉举，谁知发自舒。
可怜三策罢，却去相江都。
6《董仲舒》唐·罗隐
灾变儒生不合闻，谩将刀笔指乾坤。
偶然留得阴阳术，闭却南门又北门。
7《咏史上·董仲舒三首》宋·陈普
鹤发东宫体孝文，明堂服色谩云云。
力行到底终何似，不逮躬行万石君。
8《董仲舒》宋·徐钧
三策前陈语漫详，外迁一再相骄王。
惟馀正谊兼明道，此传流传万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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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本节从五个方面介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四、“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五、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董仲舒是西汉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博览先秦文献，特别对《春秋公羊传》有着专门的研究，是西汉最为著名的公羊学者。
《春秋公羊传》是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春秋》解释系统之一，属今文经学。
东汉王充说：“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
”（《论衡·儒增》）董仲舒生活的时间，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汉景帝时期。
董仲舒曾任博士官，开始受到当权者重视，并在学术界产生影响。
同时，他开展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学生。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作为地方推荐的贤良文学，受到征召，三次上殿回答汉武帝的提问，阐发自己的思想君臣之间的这些问对，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汉武帝在策问中，不是就具体的问题和措施征求意见，而是与董仲舒探讨天人关系问题，努力探寻维系大一统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正是在与汉武帝的探讨中，董仲舒回答了时代的大问题，提出了重建“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主张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旨在通过倡导儒学来确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加强西汉王朝的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控制，稳固大一统封建国家。
因而这一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的著作，保存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
这些著作体现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可作为《春秋繁露》的基本读本。
董仲舒的时代，是西汉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
由于汉文帝、汉景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西汉帝国进入了稳定期和繁荣期。
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发展经济，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开拓疆土，抗击匈奴侵扰，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但这种积极有为，也引起了内外关系的新变化，使原本缓和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时代的变化要求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也要作出与之相应的变化。
董仲舒所处时代的大问题，主要是如何巩固新兴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问题，即如何来巩固西汉王朝的问题。
具体地看，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来论证西汉王朝长久存在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不仅包括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合法性，而且还包括刘姓子子孙坐天下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说，还包括西汉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永恒性。
不解决这一问题，西汉王朝是难以坐稳天下的。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种机制来制约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这种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实际上正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秩序所赋予的。
对于这一点，由于秦王朝因秦始皇的暴力统治激起民众反抗而迅速灭亡，引起了汉初思想家的关注和探讨。
到汉武帝时，由于中央集权的强化，使得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变得更加巨大，使问题更加突出。
这两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西汉王朝的稳固必然会强化中央集权，放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而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如果加以滥用，又会极大地危害中央集权的稳固。
因此，这两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是如何巩固新兴大一统封建国家、如何巩固西汉王朝这一时代的大问题。
董仲舒之所以成为西汉时期的大哲学家，就在于他面对时代风云变幻，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大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回答。
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他所处时代的大问题进行探讨与回答。
这一探讨与回答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董仲舒对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作了认真的汲取。
在他看来，要想避免秦王朝的覆辙，就必须寻找一种制约大一统国家君主至上权力的机制，防止由于君主权力的滥用而造各种社会矛盾的紧张和激化，导致大一统国家的动乱和崩解。
另一方面，董仲舒又积极从理论上论证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合理性、永恒性。
他力图为封建社会的长久存在找到哲学上的根据，从而把大一统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及统治秩序凝固化、永恒化，把与这些社会关系及统治秩序相联系的伦理道德凝固化、永恒化。
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董仲舒面对时代进行哲学的思考，力图从哲学上回答时代的大问题，这本身无疑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
面对时代的两大问题，董仲舒感到仅仅从现实的人自身出发是难以作出回答的：西汉王朝的长久存在需要有一种无限性的东西作保证，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也需要有一种无限性的东西作制约机制，而现实的人自身毕竟是有限的。
因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找到一种无限性的东西。
这种需要找到的无限性的东西，在董仲舒看来，只能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
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的观念，是中国先民通过“绝地天通”而形成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被赋予了无限的力量。
特别是“天命”观念，曾经深入人心，影响很大，即使在孔子那里也还有“畏天命”（《论语·季氏》）的主张。
因此，董仲舒要重新找回这个具有无限力量的“天”，把自己的哲学归结为对“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特别是董仲舒所面临的如何制约大一统封建国家君主的无上权力，防止这种权力无限制的滥用，保证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在今天看来，要在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
但在二千年前，在中国封建社会还在上升、还在显示出生机与活力的时期，当时的思想家们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
他们不可能远远地超越时代的和历史的限制来看问题。
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在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框架内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要使这个框架永恒地维系下去。
董仲舒也是这样的思想家。
他当然不可能在这个框架内找出制约君主权力的现实的力量，也不可能构想出制约君主权力的现实的机制。
于是他只好去发现另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并不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不是通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实现的，而是在人的观念中纯粹构想出来的，是通过幻想的力量来实现的。
这就是“天”的观念的重提，“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董仲舒对“天”的观念的重提和对“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有其哲学史的根据和时代思维的特点。
利用“天”的力量来制约君主权力，是墨子想出来的办法。
秦汉之际的思维模式讲天、地、人相统一，又使得“天”与“人”之间有了一种更密切的联系。
正是这样，董仲舒通过对思想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整合，提出了一整套以制约君主权力为目的的“天人感应”理论。
但在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天的人文化”进程之后，原本具有无限性的“天”被限制了。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时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荀子更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因此，董仲舒重建“天人相与之际”，最为关键的就是重建“天”的无限性。
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董仲舒重建“天”的无限性，在于把天人关系重新神秘化。
一方面，他把“天”加以神秘化；另一方面，他也把“人”加以神秘化。
这就在“天人相与之际”建立起一种极为神秘化的关系。
（一）“天人同构”董仲舒把“天”与“人”加以神秘化的关键，在从秦汉时代天、地、人相统一的思维模式出发，提出了一套天人同构论。
指“天”与“人”或在数量上具有一致性，或在类型具有相似性。
一方面，董仲舒认为“人”在形体上与“天”有共同的数量关系：“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
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
”（《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天”与“人”之间这种相一致的数量关系，用董仲舒的话说，是“人副天数”（《人副天数》）。
另一方面，董仲舒认为“人”的精神现象也与“天”在类型上相对应：“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
”（《人副天数》）这种人的精神现象与“天”在类型上相对应，用董仲舒的话说，是：“其于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
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
董仲舒认为，既然天与人同构，那么在“天”与“人”之间就可能进行无限制的类比推理，以获得关于天人问题的新知识。
在这种推理中，他一方面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赋予自然现象以社会的属性，从而塑造出了一个人格神的“天”；另一方面又把社会关系神秘化，以人格神的“天”作为社会关系的根据，从而把“人”神秘化。
（二）“天”的神秘化董仲舒对“天”作了新的规定。
这种新规定承继和发挥了先秦哲学中将“天”神秘化、神圣化的资源，通过天人同构将“天”进一步人格神化，塑造出一个主宰万物、支配人类的具有人格神性格的“天”。
董仲舒并没有完全把“天”等同于人格神，而是认为“天”也包括了许多自然世界的内容，如阴阳、四时、五行、寒暑等自然现象。
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一，分为阴阳，列为四时，判为五行。
”（《五行相生》）但董仲舒又通过天人同构的主观类比推理，推断“天”具有人格神的性格，这种性格正是通过“天”所具有的阴阳、四时、五行、寒暑等自然现象，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来的。
人们应当从这些自然现象中看到“天”的人格神的性格。
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阴阳义》）在他看来，春是喜气，万物萌生；夏是乐气，万物长养；秋是怒气，万物凋伤；冬是哀气，万物收藏。
这些与人的情感是一样的。
董仲舒又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
”（《阴阳义》）“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
”（《基义》）“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
故处作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
......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天辨人在》）他认为，“天”的阳气代表了“德”，“天”的阴气代表了“刑”，因此“天”也具有“德”与“刑”两种统治手段，并主张以“德”治天下董仲舒实际上是按照人间最高统治者的理想形象，塑造出了一个人格神“天”。
（三）“人”的神秘化董仲舒通过天人同构，认为“人”是按照“天”的面貌来塑造的。
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设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
”（《人副天数》）在他看来，人的身体、精神与社会关系，都是来自于“天”，与“天”相一致的。
董仲舒又通过“天”把人世间的社会关系神秘化，从而使“人神秘化了。
在他看来，人世间的治乱兴衰，都是与“天”相背离的结果。
他说：“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阴阳义》）（四）“天人感应”“天人感应”通过“天”与“人”的神秘化，董仲舒对“天人相与之际”作了新的解释，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深察名号》），使“天”与“人”的关系完全神秘化了，形成了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