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歌剧的艺术魅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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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民族歌剧的传承与发展——以歌剧《江姐》为例

浅论中国民族歌剧的传承与发展——以歌剧《江姐》为例

19SONG OF YELLOW RIVER 2021/ 03(二)我国民族歌剧的传承和发展1、对于美学的传承与发展首先,在中国歌剧的表演中,将审美观念融入其中,体现了对于审美观念的传承。

江姐扮演者王莉,是民族歌剧《江姐》创演史上唯一一位用纯美声音色演绎江姐的演员。

当然,她也有更高的追求,就是实现“美、民、通”三种唱法行云流水而又畅快淋漓地演绎和转化,对母语演唱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的她,一直探索用科学的美声发声法演绎不同角色,使美声变得时尚化,也会用民美结合的唱法巧妙融合,利用通俗演唱的语气,使江姐的角色刻画在各个层面上都极富感染力,也使这部红色经典歌剧焕发出了应有的现代魅力,更易获得青年一代观众的喜爱。

同时,在导演环节,其试图使《江姐》舞美空间里的“写实”传统增加更多的“写意”成分,为歌剧表演者自我表演手段的发挥留下更多的空间,在舞美上追求一种具有东方诗意的表达。

如既有实景烘托场景气氛,像巨石山峦、令人毛骨悚然的渣滓洞集中营审讯室等,又有水墨画般的红梅、红霞等多媒体影像效果,从艺术审美上拉近与中国大众的距离,这种求新其实也是一种回归,一种对传统中国美学的深度回归。

其次,中国歌剧在传承审美观念的同时,也体现了创新和发展。

因为时代的更迭,以新生代为主体的观众审美趣味和以往有了极大的改变,在歌剧《江姐》中,为了使江姐的形象在新生代观众心中更加深刻,该版剧目的主要演职人员是经空政四次专业考核、五次专家评选和民主评议确定才最终确定的,而且,大胆决定剧中主要角色由“80后”年轻演员担纲,这是最早启用“80后”出演主要人物的大型民族歌剧,这些担纲剧中主要角色的年轻演员朝气蓬勃,具有较强的艺术实力。

“江姐”的三位扮演者,年歌剧演员王莉、伊泓远和哈辉,她们都是出身于“青歌赛”的优秀青年演员。

此外,男高音歌唱家孙伟国扮演特务头子“沈养斋”,他拥有丰富的表演和演唱经验,曾在多部歌剧中饰演男主角;扮演“蓝洪顺”的梁召今以及扮演“华为”的刘和刚,皆为“青歌赛”的冠军;“甫志高”的扮演者陈小涛、双枪老太婆的扮演者郑莉也都是国家一级演员;扮演警察局局长的赵广武、田毅,扮演“孙明霞”的严当当、曲丹,扮演“杨二嫂”的刘文欣、毕玉凝以及蒋卉、李美怡等,都是在全国全军的艺术比赛中多次获奖的优秀表演者。

歌舞剧《星星之火》演唱特点及其文化意蕴

歌舞剧《星星之火》演唱特点及其文化意蕴

歌舞剧《星星之火》演唱特点及其文化意蕴歌舞剧《星星之火》是一部1970年代中国的经典作品,于1979年首演,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创作和演出。

该剧以革命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普通农村妇女流亡至城市,投身革命事业并最终为之献身的故事。

这部歌舞剧在演唱特点和文化意蕴上都有着独特之处。

歌舞剧《星星之火》的演唱特点体现在其曲调和表演形式上。

该剧的音乐旋律优美动听,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音乐风格,使得整个剧的音乐有着独特的韵味。

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湘江红旗歌》等以激昂欢快的旋律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而歌曲《敢教日月换新天》、《今天是星期天》等以柔美而深情的旋律表达了剧中人物的内心感受。

该剧还注重运用舞蹈元素,舞蹈设计独特,动作优美流畅,使得整个剧的演唱更加丰富多样。

歌舞剧《星星之火》的文化意蕴主要体现在其宣扬的革命精神和主题上。

该剧通过讲述主人公的成长与奋斗,展现了普通人在革命战争中的英勇与牺牲,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剧中的人物形象多样,有勇敢的农村妇女、男子汉精神的革命军人、英勇的战士等,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跨越阶级和地域的界限,追求公平和正义,体现了中国革命人民的无畏精神。

该剧还通过对革命歌曲的重要性和作用的阐述,表达了对歌曲艺术的崇尚,使得观众能够感受到音乐在革命中的力量。

歌舞剧《星星之火》的文化意蕴还体现在其对于乡村和城市的关系的描绘上。

剧中,主人公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情节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异。

剧中的乡村是闭塞而贫困的,而城市则充满了无限的机遇和希望。

这种乡村和城市的对比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农村人民向往城市生活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的追求。

剧中还对于城市中的回忆进行了描绘,通过主人公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让观众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步。

歌舞剧《星星之火》在演唱特点方面通过其旋律优美、舞蹈动作流畅的音乐表达形式展现了独特的魅力。

而文化意蕴方面,则主要体现在其对革命精神和主题的宣扬,以及对乡村与城市关系的描绘上。

歌舞剧《星星之火》演唱特点及其文化意蕴

歌舞剧《星星之火》演唱特点及其文化意蕴

歌舞剧《星星之火》演唱特点及其文化意蕴歌舞剧《星星之火》是一部充满了浓厚文化氛围的作品,其演唱特点和文化意蕴充分展现了这部作品的魅力和深刻内涵。

下面我们将从这两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一、演唱特点1. 高亢激昂的音乐《星星之火》中的音乐大多都是高亢激昂的,旋律优美,线条流畅。

在融合了中西合璧的音乐风格之后,演唱者需要更加注重音乐的高亢表现,以展现出歌剧的气势和音乐的激昂。

由于音乐本身就是歌剧的灵魂,因此演唱者在演唱时需要更加注重情感的释放和音乐的抒情表达,唱出激昂的音乐,才能更好地表达出歌剧中的人物情感和故事情节。

2. 夸张的表演在歌舞剧《星星之火》中,角色的表演需要具有一定的夸张性。

由于歌舞剧的表演是一种高度舞台化的表演形式,因此演员需要做到声情并茂、形神兼备,表演时需要具有一定的夸张性,以使角色的形象更加饱满、丰富。

在演唱时,演唱者需要通过音乐和歌词的表达来诠释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因此需要通过一定的夸张表演来使自己的表演更加生动、丰富。

3. 深情的诠释歌舞剧《星星之火》中的角色多属于情感丰富的类型,他们经历了磨难,才最终收获了幸福和快乐。

在演唱时,演唱者需要通过深情的诠释来表达角色内心的情感和心路历程,唱出角色们凄美、深沉的心声,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对角色产生更多的共鸣。

二、文化意蕴1. 中国文化的传承《星星之火》歌舞剧融合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音乐、服饰、舞蹈等方面都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演唱者在演唱时需要通过音乐的表达和角色的演绎,向观众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内涵,使观众在欣赏歌舞剧的也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同。

2. 情感的抒发歌舞剧《星星之火》是一部充满了情感抒发的作品,它通过音乐、舞蹈和剧情的表达来传递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演唱者在演唱时需要通过音乐的律动和歌词的讲述,将角色的情感内心展现给观众,使观众能够感同身受,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对生活充满热爱。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角度浅析红色歌剧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角度浅析红色歌剧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角度浅析红色歌剧红色歌剧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精神寄托,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优良传统品质,弘扬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与宣扬了富有时代精神的中国气派,有助于引领人民更为准确地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大型红色民族歌剧《沂蒙山》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实现了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以全新的舞台呈现方式和艺术变现手法突出沂蒙精神的当代价值,是我国民族歌剧向中国气派迈进的体现。

标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沂蒙山》;红色民族歌剧民族歌剧是社会主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精神寄托,它发扬了中国民族伟大的优秀传统品质,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精神寄托,更是我们在新时代发扬与传承老一辈革命精神的连接桥梁。

红色民族歌剧即指以红色历史革命为题材所创作的歌颂英雄、歌颂人民、歌颂祖国的民族歌剧。

包括红色歌曲,这样的作品这些年来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源源不断的出现。

红色民族歌剧是社会主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扬了中国民族伟大的优秀传统品质,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精神寄托,更是我们在新时代发扬与传承老一辈革命精神的连接桥梁。

红色民族歌剧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创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呈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民族歌剧《沂蒙山》由总导演黄定山、编剧王晓岭作词,栾凯作曲,由主演王丽达、王传亮、杨小勇等完成。

该歌剧共分六幕,有四十个唱段,整部作品的时长大概150多分钟。

《沂蒙山》以抗日战争为创作背景,以大青山突围、渊子崖战争为创作题材,讲述了海棠、林生、孙九龙、夏荷等角色,在战争面前,在个人生死命運与国家危亡的选择面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军民团结鱼水一家亲,共同抗战的真实的动人故事,向大家展示了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

本文通过对民族歌剧《沂蒙山》的分析,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红色歌剧作品的指导意义。

浅析中国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

浅析中国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

浅析中国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摘要:《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国著名的大型民族歌剧,描绘了古城中的抗日故事,用歌剧艺术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漫长斗争所取得的不易胜利,其中音乐创作上运用了丰富多彩的音乐元素,比如民族戏曲和民歌、曲艺音乐的表现技法,同时又融入的新的材料进行加工创作,这使得歌剧既体现了民族性又同时具备时代感。

歌剧中关敬陶的人物形象,在剧情中是不可缺少的,它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剧中的人物的不同面的展现,也为剧情增添了色彩。

本文将从歌剧的创作背景,关敬陶人物介绍,以及音乐特征三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研究分析。

关键字:关敬陶,歌剧,民族性一创作背景:《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作家李英儒创作的长篇小说,后来被改编至电视剧中由八一制片厂对其进行拍摄,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随后总政歌剧团又将其改编为现代民族歌剧,在我国民族艺术的舞台上也同样散发光芒。

该剧以冀中古城的抗日斗争为背景,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劳动人民与敌军展开不懈斗争,殊死搏斗的场景,曲折惊险的斗争,加之感人肺腑的温情,以及多个抗日英雄的形象为我们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爱国之士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捍卫祖国疆土全民抗战的图景。

歌剧在根据原著中的故事情节,按照艺术创作的编排形式,加入更多不同情节中所表现的多种人物情感,从而使歌剧更加精致。

这部歌剧是在“八一”期间在首都舞台上展演的而且是唯一一部史诗性的军事题材戏剧作品,该剧承载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辉煌的艺术创作方式,以及扣人心弦的戏剧情节,这样所构成的艺术精品如同让惊险的抗日斗争再现眼前,无数抗日英雄的所表现的不拍牺牲,勇于斗争的决心荡气回肠。

为了将这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更好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总政歌剧团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其进行整改,用民族性的艺术创作方式融入现代意识的时代感演绎出的“红色经典”是新版《野》剧作的突出特色。

二关敬陶人物介绍:在李英儒先生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关敬陶”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此人物的存在。

民族歌剧《江姐》的演唱艺术特色研究

民族歌剧《江姐》的演唱艺术特色研究

民族歌剧《江姐》的演唱艺术特色研究近年来,以人民英雄江姐为主题的民族歌剧《江姐》在中国的演唱界备受关注。

该剧是光良搭档作曲家韩红创作的,通过音乐、表演、舞台艺术等方式,生动再现了江姐的英勇事迹及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受观众喜爱。

本文旨在探讨民族歌剧《江姐》的演唱艺术特色。

一、歌曲歌词的结合民族歌剧《江姐》的歌曲歌词非常具有感情,其结构清晰、旋律优美。

歌剧中又分为故事情感型和宣传教育型两种不同类型,前者主要是展现江姐英勇事迹的同时,把几首优美动听的音乐与之相融合,让观众的感情得以传达,后者则注重传达思想性的内容,以音乐、舞蹈、话剧等综合形式,进行全面教育。

整部歌剧的歌词与旋律之间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使得整部歌剧的氛围气氛更好,内容也更为融合。

二、表演的细腻性歌剧《江姐》的表演之所以如此精彩,主要是因为演员们的表演非常细腻和精湛。

演员们通过自己的表演来很好的传达出江姐的内心世界,将观众们带入到江姐的世界中。

他们不仅能够表达出江姐的坚强、刚毅的一面,还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江姐在经历种种罪行时,内心的痛苦、孤独与无助。

演员们还利用了舞蹈、动作等手段,来更好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三、舞台画面的统一性歌剧《江姐》在舞台的布置方面也非常有特色。

整个舞台的布置和剧情紧密相连,通过背景和道具等手段,给观众呈现了一个力量浩大的画面,是观众们和演员们都能够沉浸其中。

舞台布置中对配景音乐、灯光的运用也十分出色,多次起到点睛之笔的作用。

营造出了一股宏伟磅礴之气氛,极具震撼力,使演出更加具有磅礴感和记忆深刻度。

总之,歌剧《江姐》是一部具有很高演唱艺术特色的作品。

它的歌曲歌词的结合非常协调,表演非常细腻,舞台画面具有统一性。

它通过音乐、表演、舞台艺术等多种策略,充分展现出江姐的英勇事迹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一部值得观赏和品味的优秀作品。

除了以上提到的特点之外,在音乐元素上也是歌剧《江姐》的一个重要特色。

整个乐曲中的曲调坚定有力,富有激情和感染力,与江姐英勇无畏的形象相得益彰。

再现经典“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剧《星星之火》在沈首演

再现经典“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剧《星星之火》在沈首演

48再现经典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剧《星星之火》在沈首演田 壮文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及纪念“九一八”事变84周年之际,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策划,由沈阳音乐学院创编排演的歌剧《星星之火》于2015年10月31日在沈阳盛京大剧院首演。

辽宁省政协主席夏德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盖成立,歌剧《星星之火》曲作者李劫夫的夫人、剧中女主角李小凤的首位扮演者张洛及省教育厅领导,驻沈高校领导,沈阳音乐学院领导与沈城市民共同观看了歌剧的首演。

歌剧《星星之火》是新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一部歌剧,是第一部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歌剧。

是由东北鲁艺集体创作,由我国著名作曲家、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沈阳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李劫夫等人作曲,著名剧作家、东北鲁艺戏剧部实验剧团团长、导演侣朋等编剧。

歌剧《星星之火》于1950年12月在哈尔滨首演,至1964年期间在全国各地共演出了300余场,该剧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对我国的歌剧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次歌剧《星星之火》的首演在49演员阵容方面:由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男高音歌唱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辉在剧中饰演男主人公老李头;剧中的女主人公李小凤由女高音歌唱家、第五代“江姐”伊泓远饰演。

其他剧中的主要演员均是来自沈阳音乐学院优秀的师生,其中有声乐系的张策教授、曲歌教授、刘倩教授、贾鼐教授、白永欣副教授等。

在主创人员方面:由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刘辉担任艺术总监;特邀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廖向红担任总导演;特邀国家一级指挥、中国歌剧舞剧院常任指挥洪侠担任指挥;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安怡担任导演。

主创团队副组长由劫夫研究学者、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魏煌担任;音乐总监由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刘晖担任,作曲系教师承担音乐创作工作。

剧本改编由沈阳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丁姝杰担任;舞美设计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一级舞美设计李国预担任;人物造型设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国家一级舞美造型莽珊珊担任;服装设计方面由国家一级舞台服装设计师何方涛担任,并特邀国内优秀的音响总监、灯光设计、摄影。

红色经典的现代演绎——谈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

红色经典的现代演绎——谈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

2019第5期中(总第300期)ZHONG GUO NONG CUN JIAO YU《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歌剧,以抗日斗争为背景,描述我党在冀中古城的地下工作者与日伪军展开生死的搏斗,在反复交织的民族情、战友情、姐妹情、母子情中,不断深入挖掘、从而展现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部歌剧的作者试图在实践中解决三个课题,分别是融合、继承、创新,使全剧音乐既具有时代的新意,又保持民族歌剧的特质,并力争解决好戏剧的音乐性和音乐的戏剧性这一对主要矛盾,所以剧中打造呈现了不少独具魅力的抒情唱段,同时不同音色、不同唱法、不同声部在剧情的发展中得到完整和谐的统一,可以说该剧是一部非常成功且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现代民族歌剧作品。

一、中国民族歌剧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的歌剧是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逐渐发展起来的,曾有人将中国的京剧称之为北京歌剧,其实中国的传统戏曲与欧洲兴起的歌剧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戏剧形式是在两种戏剧形式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1942年至1950年是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高潮,第一次创作高潮是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深入民间,以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文戏形式进行创作。

”这使当时的作曲家们有了明确的创作方向,开展秧歌剧运动。

中国的第一部歌剧《白毛女》正是在当时秧歌剧的影响下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民族歌剧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歌剧题材以反映现实生活和赞颂英雄事迹为主,如《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等。

195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召开了一次“歌剧研讨会”,为中国歌剧指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并且提供一系列的行政措施来支持帮助,这一时期中国民族歌剧发展一片繁荣,相继涌现了如《洪湖赤卫队》等一系列红色经典歌剧,使中国的民族歌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顶峰。

二、中国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国著名作家李英儒先生于195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李英儒先生以抗战题材做为背景,深刻的描写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并带领群众与日伪军在敌占区展开了生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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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歌剧的艺术魅力之源
一部《白毛女》复排了 3次,一部《江姐》复排 4次,一部《洪湖赤卫队》也复排 4次,甚至还有了其“国家大剧院版”。

并且,这些歌剧的每一次复排,都引起了不小的高潮,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这些说明,“红色经典”歌剧具有持续的艺术魅力。

本文中的“红色经典”,主要是指 20世纪40―70年代产生的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

那么,这些半个多世纪前产生的歌剧为何在今天仍有魅力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红色经典”歌剧迎合了“后工业时代”滋生和蔓延的“怀旧”思潮。

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是在“怀旧”情愫中走进“红色经典”的,因为在这些歌剧中,他们找到了历史的年轮,找到了自己成长的脚步。

其次是强有力的“商业化运作”,也使得“红色经典”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进而在演出市场上赢得了票房。

当然,这些不过是一些外在原因。

今天,“红色经典”歌剧之所以仍具艺术魅力,其关键还在于这些歌剧都无愧于“经典”二字。

其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这些歌剧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比如喜儿、韩英、江姐等。

的确,一个喜儿、一个韩英、一个江姐,影响了几代中国观众,以致这些艺术形象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出现都将是一个“期待”。

那么,这些
人物形象为何如此吸引人?在笔者看来,这些人物形象都不是一种单一的艺术形象,而是多重文化形象的复合,具有文化多重性,进而具有基于文化的艺术魅力。

这正是“红色经典”歌剧艺术魅力之源。

下面以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形象为例予以说明。

从总体而言,韩英形象是“女英雄”、“革命者”、“渔家女”三种文化形象的复合。

一、作为“女英雄”的韩英形象
像许多“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女性英雄一样,韩英不仅被淡化了性别,而且还被男性化了。

剧中,韩英作为一个女性更多是从外貌、声音上展现出来的,尤其是其歌声,也成为最主要的性别标志;其对白和歌词中也有一些性别的提示(如“韩英姐”、“英姑”、“女儿”、“韩英姑娘”)。

但从歌剧的整体构思和艺术表现来看,韩英的性别被淡化了。

在剧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韩母将一把渔民用的短刀作为传家宝交给韩英,要她为父报仇,但韩英将其赠予刘闯以激励他英勇杀敌,最后刘闯正是用这把短刀亲手杀死了敌冯团长。

但这把短刀并非爱情的信物。

总之,在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性别被淡化了,甚至被忽视了。

这样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应该是“红色经典”作品共有的特征。

众所周知,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创作依托历史上洪湖赤卫队的旧事。

关于韩英形象的原型曾有不同说法:其一是女英雄贺英。

“说她坐骑一匹白马,能双手打枪,而且百
发百中,因而敌人一见白马就仓惶逃命。

并说她不单英勇果决,而且才干卓著,上马能管军事,下马能管政治。

”其二是女英雄钱瑛( 1903-1973)。

“钱瑛早年投身革命, 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

土地革命时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洪湖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位威震敌胆的传奇式女英雄。

”韩英这个形象中加入了一个男性英雄的感觉。

例如,《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第四段中“娘啊!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献血心欢畅”一段,雄性十足。

尽管韩英唱段的设计还是按女腔设计的,但韩英形象无疑被男性化了,大脚、短发、打裹腿、扎腰带,一举一动都是男性化的;骑马、划船、打枪、格斗,一招一式也是男性化的。

总之,《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淡化了性别,成为一个被男性化了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个“女英雄”,具有“响马文化”的特征。

二、作为“革命者”的韩英形象
毋庸置疑,韩英是一个“革命者”,并具有那种基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内涵。

这首先是革命的自觉意识,崇高的思想境界,充分体现了“革命者”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

韩英不仅是一位“女英雄”,更不是一个真正的“响马”。

即使在敌人眼里,她仍是一个具有
高度政治责任感的共产党员。

的确,作为一个“革命者”,韩英已有先进的思想武装头脑,具有革命的自觉意识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种表达方式在“红色经典”作品中多见。

在《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一段最后的“分节歌”中“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表达,无疑是一个革命者崇高思想境界的体现。

其次是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

大凡“红色经典”的英雄人物,都具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例如,《刘胡兰》中的刘胡兰,《红霞》中的红霞、《红珊瑚》中的珊妹、《江姐》中的江姐、《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杜鹃山》中的柯湘等,他们都是为了革命利益,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在敌人的利诱和拷打面前、在生与死的考验中表现出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也是“红色经典”的常用手法。

三、作为“渔家女”的韩英形象
韩英是一位“女英雄”、“革命者”,但又是一个“渔家女”,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韩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女英雄和革命者,但又像韩英唱段所咏唱的那样:“我娘生我在船舱”,“喝的湖中水,吃的岸边粮”,“风里来,雨里往,日夜辛劳在洪湖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渔家女”。

韩英唱段――《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表明了自己的阶级属
性和文化身份。

也正因为如此,“韩英”与“洪湖”作为两个文化符号,融为一体,不可剥离,进而使韩英这个人物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但韩英作为“渔家女”的艺术形象和她身上的那股乡土文化气息,更主要还是来自《洪湖赤卫队》这部歌剧作为“民族歌剧”的体裁与风格,特别是韩英唱段的创作更需要在民间音乐和现实生活找到依据。

正如作曲家张敬安、欧阳谦叔所说的:“韩英作为党的领导,是一个成熟干练的形象,同时,她又是一位渔家儿女,是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的。

因此,她的音乐形象的基调应该是柔中有刚、圆润流利,而音乐语言必须是接近洪湖地区的劳动群众的。

”《洪湖水,浪打浪》作为与秋菊的二重唱,最能塑造韩英作为一个“渔家女”的形象。

然而,这首歌曲的素材正是洪湖地区流行的民间小曲《襄河谣》。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也是如此,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形象是“女英雄”、“革命者”、“渔家女”三种文化形象的复合。

韩英形象的这种文化多重性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是“红色经典”歌剧持续具有艺术魅力的内在原因,都具有这种文化多重性。

对于一部成功文艺作品而言,其人物形象并不只是外在、直观的视觉形象,而且还应有一个内在、隐含的文化形象。

然而,这种文化形象则是这个人物的灵魂,进而成为受众期待感受和触及的东西。

正是在这种审美期待中,这个人物形象的艺
术魅力得以呈现,就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永远值得品味和解读的东西。

总之,歌剧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多重性,体现了“红色经典”歌剧之所持续的重要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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