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略论黄宗羲的法律思想【摘要】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伟大启蒙思想家。

他抨击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提倡限制君主权力，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提出了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改革方案。

研究他的法律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黄宗羲；限制君权；人民主权；法律；思想黄宗羲，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

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

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黄宗羲思想深邃，学识丰富，著作等身，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黄宗羲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南雷文定》等。

《明夷待访录》是明清时期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最为杰出的代表作。

该书首先从思想上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以前所未有的笔调发出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批判；接着又从政、经、法等方面提出了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改革方案，与以往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著述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被学者称为十七世纪的中国版民权宣言。

黄宗羲经历了明王朝灭亡、明末农民起义失败、清王朝在血腥镇压南方人民抗清斗争之后重新确立君主专制等政治大变动。

这使他不仅对明清两个政权的更替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明末清初，具备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商品经济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的腐朽生产关系，促进封建经济的蜕变，也促进了新的观念和新的理论的产生。

先贤们通过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批判和否定落后的封建政治理论和法治制度，形成了一种反封建的激进思想，这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法律启蒙色彩。

黄宗羲受此影响，也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法律主张。

一、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倡限制君权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一篇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极端不合理性及其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

书中指出：上古时期天下本无君主，君主乃是人们共同推举而出，为人们治理社会的，他必须全身心地为大家服务。

而后世的君主则反其道而行之，变“天下为主”为“天下为客，君为主”，成为极端自私的自利者。

他们把天下看做是自己的产业，将之传于子孙，世代享用。

为夺取天下大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

”夺取提天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黄宗羲由此得出“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

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君主。

这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无异于思想界的一次大地震。

（一）黄宗羲提出若想限制君主的权利首先必须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实行“君臣共治”“原夫做君之意，所以知天下也。

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

是官者，分身之君也。

”从本质讲“君之与臣，名异而实同”，君主和臣子都是治理社会国家的人。

君主本不应该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而应该尽自己所能为天下兴利除害。

如若不然则应该逊位让贤，而不应该“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

而作为臣子，则应该明确自己乃是君之友，而非仆妾。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万万不可认为臣为君设，自己的职责仅仅是为君主当好看家狗，而不顾万民之忧苦。

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君臣观。

他主张“君臣共治”来限制君权这样的理念无疑是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式的封建纲常的有力冲击，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在当时封建君主专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明清时期无异于一声春雷，振聋发聩，振彻人心，对后世的民主革命活动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迪效果。

（二）提出建立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政事堂”，设置宰相，增加宰相的权利黄宗羲首先指出“又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

”继而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古时君臣关系是平等的，“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

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此时尚且保持着主客似的关系存在。

然而自明代废除宰相之后，百官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皇帝手中的工具，听任皇帝摆布，于是就彻底失去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意义。

二、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天子传子而宰相传贤，天子贤宰相贤则天下大治，但天子之子则不一定就是贤明，在这种情况下，宰相依然是传贤不传子，于是乎便“足相补救”。

然而在废除宰相制度后，一旦出现天子不贤则无任何补救之处，于是乎便会给国家百姓造成无法估计的灾难。

三、明朝废除宰相之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仅仅有顾问之责以及根据皇帝意志批答奏章，内阁权力轻微且无实权，天子或不能或不愿处理国事，于是大权旁落，形成了明代危害极大的宦官专权。

根据以上三个原因，黄宗羲提出重新设置宰相，以便限制君权。

具体来说即是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

奏章由天子答复，“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

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防止大权自宫奴出也”。

宰相可设“政事堂”，设五部于其下，“分曹以主众务”。

由此而建立一个以宰相为主体的国家行政机构。

这样的设想已经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政体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它不仅仅是限制君权，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架空君主的权利，使君主成为一种国家象征，而实际权力则归属于宰相所有。

后来清末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虚君共和制”可在此看出其来源。

（三）提出限制君权的另外一种形式——学校议政，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成为政事堂之外的监督和咨询机构黄宗羲在《学校》一篇中指出，学校不应该仅仅是培养人才和为科举服务的场所，而应“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学校里面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使官场和社会都倡导文化风尚，另外还要在学校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去影响和监督政治的局势。

这样做就可以达到社会安定的效果。

而为了使学校成为他在《学校》里面描述的议政机关，他还要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积极议政，并且还把决定是非曲直的最高权力由天子手里转到学校。

他甚至还拿来东汉的太学清议作关于民主主义的附会解说，并将其解释为近代的议会政治。

以此来推动学校成为议政参政的机关。

他的这一设想与之前的“政事堂”一样，反映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不满，表现出朦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色彩。

（四）主张下放权力，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分割中央与地方的权利黄宗羲经历了明王朝灭亡、明末农民起义失败、清王朝在血腥镇压南方人民抗清斗争之后重新确立君主专制等政治大变动。

这促使他不仅对明清两个政权的更替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反思黄宗羲得出避免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种种弊端的措施——即建立“方镇”。

这也是他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项措施。

在《方镇》中，黄宗羲说：“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

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并吞，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之害苦无己时。

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他要求扩大地方自治，实行地方分治，这样的话就是要达到削弱和限制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也就实现了君主专制整体的改变。

这样的设想在今日看来似乎有鼓吹分裂国家之嫌，但是在当时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则主要是为了削弱中央集权从而达到限制君权的效果，因此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这一设想算是进步的。

综述以上，黄宗羲的这些限制君权的设想主张具体来讲尚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在有些方面甚至显露出些许的不成熟之处，但其法律思想是以反君权为核心的，这些设想和主张也是他其他法律思想的基础和前提。

从整个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来看，它们亦属于尚在萌芽之中的市民阶级的幼稚思想，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二、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法制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中提出的法制观念不是对封建法制观的小修小补，而是彻底的变革，是要以“天下之法”取代维护君权的“一家之法”。

这样的设想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明清法律思想界无异于是一场海啸般的创举。

在当时可谓是前无古人的。

（一）“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黄宗羲在著述中提出区别“天下之法”和“一家之法”的标准在于法是为谁服务的。

为广大的百姓民众服务是“天下之法”，为帝王一人服务则是“一家之法”。

换句话说就是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原法》中他是这样解释的：“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知天下之不可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

而三代以下的法则却与此背道而驰，所有法则的出发点不再是为百姓的衣食住行教养安全出发而是从帝王君主的个人利益出发，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后人之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

”他在书中还举例秦汉以来的一些措施方针来佐证三代以下这些所谓的“法”均是帝王为一己之私利而立之法，从根本上来讲没有一丝一毫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

所以，这些都不能将之称为“法”。

（二）否定“非法之法”，肯定“无法之法”黄宗羲对“无法之法”和“非法之法”的认识是在对三代以上之法和三代以下之法的分析梳理之后得出的。

他认为三代以上法是“无法之法”。

因为这时的法律是为公，为天下，为百姓苍生服务的，“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天子与天下所有的人一起共同享有“山泽之利”、“刑赏之权”即所谓的“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

这样的法越是没有具体规章越是疏漏百出越是能达到安定社会之效，因此而成为“无法之法”。

与此相比，三代以下的法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巩固封建专制集权制定的。

其制定实施的目的与三代以上之法是正好相反的。

因此“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

因此说三代以下之法是“非法之法”。

从上面这些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黄宗羲已经在当时认识到“无法之法”的好处和“无法之法”的弊端。

“无法之法”形似无法，实为有法，可达法疏、防乱之目的，起到约束调解人们关系的目的。

（三）“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法治思想针对历史上人治与法治的争论，黄宗羲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礼记》上关于这一争论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就是说政之存亡全在于人，并不在于法，即“为政在人”。

孟子在《孟子?离娄》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徙法不足自行”，“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这样的话就比孔子更进一步把“法”和“人”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法是不会自己实行的，必须依靠人的力量才行。

而荀子在这一点上则提出了比二圣人均明确的说法，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上面三位儒家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共同之处在于都在强调“人”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认为没有能单独运作的“法”，“法”必须依靠于“人”，只承认“治人”，不认为存在“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