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提纲）提纲：1.黄宗羲思想产生的背景(1)明清时期，沿海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2)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和社会矛盾空前恶化,黄的思想有和传统民本思想不同地方是黄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指出君主的绝对权力是一切伤害百姓的根源，主张废除专制，建立平等的人权，这同西方的某些哲学家的观点有相近之处，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为百姓作事作个好官就是目的了，这将直接导致官僚体制的加强和膨胀，而要求官僚本身提高道德修养来更好的为民作主更是空想。

道德治国是这种思想的直接说明。

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实施和作为治国的理念，治标不治本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权力监督机制，国家官僚腐败是必然的,人民也不能真正获得民主权力而改善地位2.黄宗羲的主要政治主张(1)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君已矣”和“君为天下之大害”(2)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3)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4)批判旧儒学的封建“君为臣纲”的思想3.黄宗羲思想与伏尔泰思想的简单对比伏尔泰思想(1)强调天赋人权，大胆揭露旧制度的弊端。

(2)宣扬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批判天主教会和专制制度，反对等级(3)特权和不平等现象。

(4)他还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

4.黄宗羲思想的评价、历史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1)他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他的主张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封建制度的衰落。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杨韬黄宗羲是一个拓荒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骄傲,而且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瑰宝。

黄宗羲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非君的民本思想。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封建理论都认为国家是君主的个人财产，是上天赐予君主的。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君主可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原君》篇）是否以民为本也是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裁决。

也就是“由于民本的治政全靠君主的仁德，所以古来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君主的思想，权能只在君主方面。

更尖锐的说，民本思想是君主方面为了柔和地维持其专制政治并使之再生的一种安全阀的思想。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5 P259）而黄宗羲反对这种“民本”，他提倡的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黄宗羲继承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但他却更进一步，他将“天下”与“君王”分开，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11 月出版《原君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M〕·北京:中华书局, 1981）在君主与天下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他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原君》篇）由此可以看出。

黄宗羲心目中的国家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主应该为天下服务，为天下操劳，而不是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巧取豪夺。

黄宗羲将千百年来一直占据社会历史舞台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君主，贬为“客”，而视天下民众为社会主人，认为君主应当是社会之公仆，应当为天下民众服务谋利。

这一见解看似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离经叛道，实质却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与升华，在近代资产阶级尚未产生的清初社会，这种大胆的假设是弥足珍贵的。

在君臣关系上，黄宗羲也提出了新的观点。

传统的儒家观点中的君臣关系是遵循“三纲五常”的，君为臣纲。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君与臣是主仆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黄宗羲认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原臣》篇）天子仅仅是比“公”、“卿”高一等而已，“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置相》篇）因而君臣之间的隔阂被打破。

黄宗羲在君主与天下以及君主与臣子关系上的重新定义一方面降低了君主的地位，在另一方面又提高了臣子的地位也可以说是提高了其他所有臣民的地位，君主的最高地位受到了冲击，君主不在凌驾于一切之上。

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他认为这种政体的缺陷是武断，国王高于一切，可以为所欲为，践踏人权，剥夺人民自由，这些都是违背自然法的。

他肯定共和政体的原则是正确的，共和政体崇尚平等和自由，可以避免暴政和专断。

但是他又认为，共和政体缺乏对平民的约束力，容易引发骚乱和无政府状态。

因而，伏尔泰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制度。

他他批评了帕斯卡尔主张“只应当爱上帝,而不应当爱人类”的思想，他又主张言论自由，他曾说过“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总的来说，相对于黄宗羲的思想，伏尔泰的思想更加完整，更加体系化。

在对于权力的监督方面，黄宗羲创新型的提出了一定的制衡思想。

“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置相》篇），黄宗羲希望宰相们可以在皇帝不作为的时候能够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这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最高权力的一种监督，在必要时甚至有可以弹劾的意味。

这是中国在权力监督方面理论中的一次飞跃。

黄宗羲创新性的提出了学校制度，这里的学校，不同于当是专门培养读书人学经书，考八股的书院，而是在执行教化职能之外，能够参政议政，为政府提供建议且能左右政府决策的机构。

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智囊团。

这在皇权至上，“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的君主专制制度下，是一种颇具胆略的理论设想。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篇）黄宗羲设立学校制度是希望学校就较高的地位，能够传达社会的呼声，希望人民在接受教育后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政治之中去，参与国家事务。

从一定程度上说，黄宗羲的这一思想已经是在畅想新的社会制度了。

同时代的西方，很多思想家已经开始考虑权力的制衡问题了，其中最有代表型的要数孟德斯鸠的“分权与制衡”思想。

孟德斯鸠想要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者相互独立与制衡，很好的解决了某一国家机构或个人权力过大的问题。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就是在孟德斯鸠的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思想。

相比之下，黄宗羲的思想具有先进性，但却不如孟德斯鸠的先进。

然而尽管黄宗羲笔下的学校与近代西方的议会不可同日而语，但应该承认，这是对“是非一出于朝廷”的君主专制的否定，是对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肯定，因而是具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

除此以外，为了限制君权，黄宗羲还提出了复方镇。

从表面上看，黄宗羲的这一主张是军事目的。

可实际上是在考虑限制君主专制权力的问题。

他认为方镇之制的优点之一是“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黄宗羲.黄宗羲全集[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p 21）。

这是针对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黄宗羲.黄宗羲全集[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p 21）所造成的“事权不一，能者坏于牵制，不能者易于推委”（黄宗羲.黄宗羲全集[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p 21）的状况，希望给地方官以独立管理一方的权力。

这样做实际上是要削弱中央政府进而起到限制皇帝的权力的目的。

如果说黄宗羲以臣权限制君权以及学校议政的措施都缺乏强力保证的话，那么，他要复的方镇就是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

有了这个力量，才能使君主不敢过分追求一家一姓的私利，真正以强国富民为大计，并为了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而充分发挥群臣以及平民的作用，建设一个像黄宗羲所设计的那样强有力的政权机关体系。

有了使君主畏惧的力量，君主才会甘心与群臣、平民坐下来讨论问题，并接受这种会议的正确意见。

有了这种力量，君主才会接受某种约束自己的“天下之法”，使君主的专制权力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徐大同、陈哲夫等先生说过：黄宗羲的思想“只要再前进一小步，就会出现君主立宪的前景”（徐大同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p 521。

）但是黄宗羲没有再前进，因为当时的社会无法向他提供再前进的条件。

总观黄宗羲在政治方面的思想及主张，黄宗羲实质上是“把治世的原点从君主移到万民，从而过去的皇帝一元的专制权力就空洞化了，再以可称为公论基础的‘分治’来填补这个空洞。

这是把公论纳入专制权力内，然后以此进行权力的再编和再生，在可称为专制分治政治的路线上，建立新的君臣关系。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5 P258）这是不同于西方同时代的民主思想的。

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与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想又是有共同点的。

“假如黄宗羲把批判的对象由‘群体’过渡到‘整体’，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话，那么他就会由批判君主专制上升为否定君主制”（程志华.儒学民主思想的终极视域——卢梭与黄宗羲的“对话”[J]载《哲学研究》，2004.2.p 45）。

在经济方面，同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相反，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

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篇〔M〕•北京:中华书局, 1981）黄宗羲主张发展工商业，将商从“末”的位置提升到“本”的位置。

明清之际，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古老的中国封建母体内孕育、躁动之时。

因而黄宗羲的这些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黄宗羲的思想也是非常系统的，尽管其中还有很多封建的杂质和糟粕，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这些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因而是非常宝贵的。

黄宗羲比洛克早生22年，比孟德斯鸠早79年，比伏尔泰早84年，比卢梭早101年。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而洛克的《政府论》成书于1690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成书于1762年，比前者整整晚了100年。

是什么原因致使一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初期，早于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相对系统的民主启蒙思想呢？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黄宗羲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

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

”（《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明末清初，我国的商品生产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开始具有发达的商品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