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玄学观照下的魏晋文学嬗变
2023-11-08•魏晋玄学与文学概述•玄学观照下的诗歌演变•玄学观照下的散文发展•玄学观照下的文艺理论•玄学观照下的文学风格与流派目•玄学观照下的文学贡献与影响录01魏晋玄学与文学概述魏晋玄学思想的形成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逐渐形成了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
魏晋玄学的演变玄学在演变过程中，经历了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和东晋玄学等阶段，每个阶段的主题和思想都有所不同。
魏晋玄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魏晋玄学强调自由和超越的精神，这影响了文学创作的主题，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关注个体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越。
玄学对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魏晋玄学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深厚，这影响了文学语言的特点，使得文学作品更加注重语言的简洁和意蕴深厚。
玄学对文学语言的影响玄学对魏晋文学的影响魏晋文学的时代特征艺术形式的多样化魏晋时期，艺术形式更加多样化，诗歌、散文、小说等都有所发展，同时艺术形式也更加注重意境和韵律。
人文精神的提升魏晋时期，人文精神得到了提升，文学作品更加关注人性和人类命运，同时也更加注重人类精神的自由和超越。
个性意识的觉醒魏晋时期，个性意识逐渐觉醒，文学作品更加注重表达个体的感受和思考。
02玄学观照下的诗歌演变建安风骨在汉末魏初的动荡时期，诗歌以慷慨悲凉、雄健深沉的风格为主，表现了诗人对时代变迁和人生短暂的感慨。
曹操、曹丕、曹植等建安七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正始之音魏晋之际，玄学兴起，诗歌以自然景物和哲学思考为主题，风格追求自然、清丽、婉约，表现了诗人对宇宙和生命的感悟。
嵇康、阮籍等正始诗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在魏晋时期，玄学成为一种哲学思潮，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玄言诗以阐述玄理、讨论哲学问题为主要内容，风格简练、深奥，代表人物有孙绰、许询等。
玄言诗的衰落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玄学逐渐失去其影响力，玄言诗也逐渐衰落。
同时，由于诗歌形式和内容的限制，玄言诗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逐渐被其他类型的诗歌所取代。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与文化审美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与文化审美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美学思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个时期，玄学思潮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当时文化审美的核心。
本文将探讨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与文化审美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
玄学强调对玄妙之理的追求，以至阴至弱的美为最高审美标准。
许多文人学士都将自己与玄学联系在一起，倡导遁世思想，追求超越世俗的境界。
他们通过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表现自我，表达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情感。
例如，江西的王导在他的《季秋图赋》中描绘了一幅秋天的景象，描述了萧索的草原，枯叶在秋风中翩翩飞舞的情景。
这种以至阴至弱为美学标准的审美理念在当时非常流行，并且影响了后来的文化艺术发展。
除了玄学思潮，文化审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魏晋时期，歌辞和文言诗开始盛行，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
很多文人用诗歌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和体验，追求"奇"和"趣"，以打破传统文学的束缚。
曹操的《木兰诗》讲述了女子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以及她英勇无畏的奇特形象。
这样的作品美妙动人，引人入胜。
魏晋时期的文化审美从传统与现实的对立中探索新的表现方式，为后来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魏晋时期采用的一种文体叫做“骈文”。
骈文是一种将两个或更多的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并列使用的文体。
这种文风追求丰富的修辞技巧，以及对形式的精确追求，使作品显得华丽而雄辩。
魏晋时期的文士通过骈文的运用，提高了文章的表达力和感染力。
例如，陆机的《七发》利用了骈文的形式，以华丽的表达来描绘大自然的壮丽景象。
骈文的运用使作品富有变化和韵律感，增强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和文化审美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不仅改变了当时的艺术创作方式，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玄学思潮的强调"至阴至弱"的美学观念，对后来的诗歌、绘画和音乐等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思想与文化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思想与文化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以玄学思想和文化变革为特征。
在这个时期，玄学思想的兴起和文化变革的发生，对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玄学思想的兴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到来，让中国人对世界的本质、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新的思考。
同时，佛教的理论体系也为后来玄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玄学思想强调的是超越现实世界的深层意义和本质。
它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表象，背后有更为深刻的东西存在。
这种思想与佛教中对幻象和真实的思考不谋而合。
玄学思想还强调直觉的重要性，认为通过直觉能够洞察到更为深远的真理。
这种思想观点对后来的文化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文化变革的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变革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文学上，人们开始追求神秘和意境化的表达，不再局限于对现实的描写。
这与玄学思想的强调有关，人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超越现实世界的深邃之美。
此外，在绘画和书法领域，人们也开始倡导“写意”和“笔墨意境”的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方式追求的是形式的流畅和表达者的内心情感。
这种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玄学思想中对超越现实的追求。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人们也开始倡导超越现实世界的表演方式。
他们希望通过音乐和舞蹈来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与宇宙合为一体。
这种表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玄学思想中对世界本质的追求。
三、玄学思想与文化变革的影响玄学思想与文化变革的出现，对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内心的体验和灵性的追求，追求超越现实的品质和境界。
这种思想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广泛传承，并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玄学思想与文化变革的出现也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
在文学、绘画、音乐和舞蹈等领域，人们追求更加意境化、抽象化的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方式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转型与思想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转型与思想变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文化转型和思想变迁，这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
本文从多个角度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转型和思想变迁，为读者揭示这一时期的历史内涵。
一、历史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经了260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包括了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前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近乎混乱，政权更替频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文化转型和思想变迁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汉族文化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先驱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将中国封建文化发扬光大，也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础。
二、文化转型1、道家、儒家、佛家并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相比于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不再局限于儒道二家，而是道家、儒家、佛家并存，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思想的交汇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转型。
大部分现存的中国文化都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儒家思想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而道家思想则通过王弼的《齐物论》的诠释和吸收成为一种使人回归自然的思想趋势，还有佛家思想的入世与化世。
2、文学艺术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也是繁荣的。
不论是现存的文献，还是出土的文物，都能够清晰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发展之繁荣。
诗歌、曲赋、文论、小说等文学体裁迅速发展，并吸收了不少民间文化元素，如民间歌谣、古老神话、传说故事等。
这些元素不仅为文学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加强了文化的包容性。
三、思想变迁1、玄学与道教的崛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文化与道教文化开始快速崛起。
东晋的道士陶弘景在《无上道德论》中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理念，对后来的玄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演变与思想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演变与思想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时间跨度大致为220年，从公元220年到589年。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形势不断变化，同时，文化和思想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文化演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文化经历了从汉朝开始的传统文化向全新文化的转换。
这个转换具体表现为三种：道教、佛教和玄学。
道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宗教和修行体系。
这个教派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达到了顶峰。
道经、道德经和庄子成了当时的典籍，有很多文人士子也是道教的信徒。
佛教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到广泛传播。
这个宗教的教义理论深奥，修行方式类似于道教，但是强调不同。
佛教重视发菩提心，追求涅槃。
而且佛教的经典也对中国的文学、哲学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玄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一。
这种学说强调菁华精微、含义难测的唯象性、现实性和玄妙性。
但是在玄学与道教、佛教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思想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在这个时期，儒家、道家、法家、名家这些学派都经历了变革和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是儒家学派的转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这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而引起的。
儒家早期的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在汉代就已经形成，这个时期，儒学发生了重要的扩展和发展，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的逐渐增多，新的儒家经典也陆续发表。
儒家的思想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儒家思想的民主化。
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有了颠覆传统思想的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化和人民心理的变化。
第二，儒家思想的哲学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开始转变为哲学思想。
儒家思想把传统的文学、史学、礼制和道德的要求都纳入了哲学的范畴之内，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观点和讨论。
第三，儒家思想的个人性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有了更多的人文关怀，重视个体的成长和完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思潮与转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思潮与转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独特的时期，这段历史不仅涵盖了数个朝代，还见证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转变。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官僚专制的转型，这也对文化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变迁与思想的解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的频繁更替和战乱的蔓延，社会秩序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旧有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而新兴的士族阶层逐渐崛起。
这种社会变迁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尤其是士人们开始追求独立个性和自由的思想。
士人的思想解放也源于儒家思想的衰落。
在此期间，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并融入了士人的文化生活。
佛教主张超越世俗的追求，强调个体的内在发展。
这种新的思想观念激发了士人们对传统儒家的质疑，促使他们开始对宗教、哲学和文学等领域进行探索。
二、文化思潮的多元与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思潮呈现出多元和繁荣的特点。
不同的学派和思想观念同时兴盛，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
1. 儒学与道家：在这个时期，儒家虽然衰落，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儒学将注重个体心性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培养自己的核心途径。
与之相对的是道家思想，强调个体的内在追求与超脱，主张自由、自然和无为而治。
2. 佛教的兴起：佛教在这个时期的兴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佛教为中国人带来了外来的宽容主义和慈悲思想，它的到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士人们受到佛教思想的吸引，开始研究佛经，并与儒学和道家思想进行对话。
3. 音乐与绘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和绘画成为文人雅士们的消遣和表达方式。
他们研究音律，创作诗词，弹奏乐器，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生活和情感的理解。
同时，绘画也成为士人们表达情感和审美追求的重要媒介。
他们追求以意境表达情感，注重笔墨与意境的契合。
三、文化转型与新的价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转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崛起。
1. 逸乐与闲适生活：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士人们渴望过闲适、自由自在的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思想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思想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都非常动荡，但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和思想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和创新，涌现出了许多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些人的思想和作品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化与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社会处于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
长期以来的战乱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大量的人口流动和贫困化也使得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多元化的趋势，这也反映了一个个体多元的社会生态。
在文化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很多文学作品和艺术形式，如曲艺、小说、绘画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曲艺，曲艺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民间之声，被称为“六艺之首”，它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曲艺以简单易懂的形式，传递着深刻的道理和思想，在普通民众中非常受欢迎。
除了曲艺之外，小说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形式，它们也常常涉及道理、心理、社会和历史等多个层面。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更有助于塑造民智和催化社会的变革。
在艺术方面，南北朝时期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
其中以著名的画家顾恺之最为突出，顾恺之是中国古代画家中最具天赋和创造力的一位，他的画作非常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此外，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不少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如南朝梓童陶、北朝景德镇瓷器、陕北宝鸡玉器等，这些手工艺品也反映出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多样性和创新性。
二、思想变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方面，尽管时代非常动荡，但依然涌现出了不少名流和思想家。
这些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都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对未来的中国和全世界的思想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主要涉及四大流派，它们分别是儒家、道家、佛教和法家。
西晋至东晋文风的演变
西晋至东晋文风的演变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期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新篇章。
在两晋时期，文学形式不断发展，文学思潮不断涌现，各种文学流派和作品层出不穷，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一、两晋文人数据统计与地理分布在两晋时期，文人的数量和分布格局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根据史书记载，西晋时期，通过科举制度录取文人的数量大约为3200人左右，其中以豫章、雍州和扬州录取的人数最多。
由于东晋政权的设立，文人数量有所增加，大约在4000人左右。
而东晋文人的地理分布则以扬州、荆州、豫州和徐州为主要中心。
在西晋时期，豫章、雍州和扬州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地区，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也是文化交流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场所。
尤其是豫章地区，因为东晋名士谢安、谢灵运的出生地和活动地，成为两晋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
而雍州地区则是以诗人张继为代表，著名的西晋文化名城成纪亭就位于该地。
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则是文人云集的地方，不仅有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文人的出生地，还有大量的学宫、书院和文化机构，为扬州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东晋时期，扬州、荆州、豫州和徐州成为了重要的文化中心地区。
而扬州依然是东晋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等著名文人都与扬州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外，荆州地区则是东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不仅是东晋重要的文化名城襄阳所在地，还是许多文学流派的发源地；豫州地区则是东晋文人的主要来源之一，不仅有陶渊明、王羲之等著名文人的出生地，还有文学机构和学宫；徐州地区则因其地理位置和经济繁荣而成为文化交流和创作的重要场所，不仅有嵇康、陆机等著名文人，还有许多学宫和文化机构，为徐州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二、西晋洛阳文学中心西晋时期，洛阳成为了文学中心。
南北文化交流逐渐加强，南方文学逐渐走向北方。
这使得洛阳文学具有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特色，同时也使得洛阳文学的创作形式更加多样化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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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1期第35卷(总第166期)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Z HEJ I A NG NOR MAL UN I V ERSI TY(Social Sciences)No.1,2010General No.166Vol.35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3曹胜高(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摘 要: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
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
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关键词:反玄虚;繁缛;省净;两晋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5035(2010)0120032208胡适将欧洲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特征翻译为“反玄学”,认为反玄学思潮在明清之际已经形成,目的在于推崇季明以降的经世致用之学。
[1]2-14实际上,在魏晋玄学弥漫之时,就形成了反对空虚玄谈的反玄学思潮,如杨泉、裴頠、欧阳建等分别在哲学和思想层面对魏晋玄学思潮进行了学理上的反拨。
①这种反拨有两条线索:一是在玄学内部,针对当时的玄虚浮华之风而进行;二是得益于魏晋以来与玄学发展相伴生,或者说潜藏而行的反玄学意识,并与西晋重尊儒经的文化风气相融合,形成了廓清玄虚的时代风气。
由于西晋反玄学思潮是从玄学内部展开讨论,并将之理论化,因而使得玄学得到否定之否定的纠正,避免了玄无虚空,进入到有无共生、自然名教合一、言意并重的理论境地。
这一思潮的形成是魏晋学术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其发展不仅影响到魏晋文人的生活态度,也影响到西晋文论的走向,更为两晋之际文风的转化提供了文化的给养和思想的支持。
一、西晋反玄学思潮的走向从汉末的清议发展到魏晋的玄谈,有两个基本的转折:一是在对象上,由清议的品评政治转向清谈玄学理论;二是在理论上,由儒家视角转向玄学视角。
这两者变化的历史动因,表面看是儒学的式微和玄学的兴盛;但若从深层观察,玄学清谈的形成恰恰是儒学讨论、名教提倡的结果,而其空谈的形成却是曹魏屡禁浮华的结果。
曹操统一中原之后,为稳固政权,广泛搜罗士人。
曹植曾言:“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2]但曹操用人在于循名责实,反对无益于治权的空谈和非议。
其在建安十年杀孔融,建安二十四年惩魏讽、曹伟、杨修,正是“破浮华交会之徒”,[3]意在打击浮议,又用韩嵩、崔琰、毛玠等“总齐清议”,扭转民间儒生对政治舆论和士人选举的左右。
正如王夫之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
”[4]黄初年间,曹丕倡导士人撰述,并编纂《皇览》等书,引导士人用力233收稿日期:2009206230作者简介:曹胜高(1973-),男,河南洛阳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社会转型、文化整合与文学变革研究”(08CZ W011)于经典,少倾力于非议。
曹睿太和六年,下令黜退浮华之徒,罢免诸葛诞、邓飏、夏侯玄、何晏、李胜、丁谧、毕轨、刘熙、孙密、卫烈等十五个官员。
曹魏连续禁止浮华交会,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一是民间士人浮议朝政,不利于治,特别是其月旦人物,自相交誉,有碍于官员任用和人才选拔;二是名士交游,声气相投,不仅影响了官府的决策,也削弱了皇室的威严。
魏讽便是因此而被杀戮的个案。
②经过曹操、曹丕、曹睿的努力,汉末激切的清议政治之风得以遏制,士人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学术典籍的阐释和讨论上,清议开始变为清谈,[5]其内容由关乎现实而变为论道言学,不涉俗务,重谈锋、机理、辩难。
清谈逐渐成为学术讨论的方式。
汉末儒学的衰微,除了朝廷任官腐败、不用儒生而导致经学遭弃之外,繁琐而冗长的注经之法也临于衰地,无以发展。
随着今古文经学之争因马融、郑玄等的汇通,经学开始混同,外没有经世之用,内又无是非可争,儒经便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期;而建安时期形成尚通脱、简略、直率的文风和士风又为其注入了新的生机,儒学开始了新的蜕变。
曹魏立国后虽崇尚儒学,然由于儒经长期衰微,公卿多武力权谋之士,儒学并无起色。
《魏书・王肃传》引《魏略》言:“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
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
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
至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麄疏,无以教弟子。
……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
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
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曹丕在黄初五年(224)“置五经课试之法”;曹睿太和二年(228)、四年(230)颁诏尊经,并隆尊高堂隆、苏林、秦静等宿儒;及至曹髦即位,常至太学讨论儒学,《三国志・高贵乡公纪》载其曾入太学与儒生讨论《易》、《尚书》、《礼记》等内容。
另外,王肃与孙叔然、马昭、子雍等辩难,也显示出儒学之隆。
儒生也多有研经之习: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贾洪精《春秋左传》,薛夏通四家《诗》,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尔雅》注,杜宽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糜信撰《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综上可知,魏晋经学虽乏生儒,不乏鸿儒。
问题在于,这些儒生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汉学的注解。
如王肃与郑玄,虽然在注释上有别,而在方法上则无根本区别,其所不同者,在于枝末而不在根本。
这种注释需积年而成,故多假功力,非累于师法家法者不能成,非皓首穷经者不能明。
曹魏尚通脱的士风和求实诚的文风,又与传统注经之风相抵触,特别是清谈的辩难要求言简意赅,讲究意会神到,传统经注从文本到文本的繁琐逐渐被扬弃。
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人注疏讲求义理,注重思辨,实现了经注向义理的转型。
可以说,玄学的兴起是儒学转型时期儒学稍消而玄学高起的相互消长,断非儒学完全消歇或者没落;相反,儒学和名教在魏晋时期反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提倡。
前文已论及曹魏尚儒,不妨再看西晋之重倡儒学。
晋武帝即位后便提倡儒学,下诏以名教治国,“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
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
[6]57其中,诸侯王有尚儒者,如乐安王司马鉴、燕王司马机,“宜得辅导师友,取明经儒学,有行义节俭,使足严惮”;[6]1137东吴“敦悦儒学”的范平之子范奭、范咸、范泉,在西晋“并以儒学至大官”。
[6]2347而官员亦多以能儒迁:“(徐邈)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
”[6]2356“(陈邵)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累迁燕王师。
撰《周礼评》,甚有条贯,行于世。
”[6]2348亦有以儒学教于民间者:“(杜夷)世以儒学称……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
……闭门教授,生徒千人。
”[6]2353相对于曹魏,西晋儒学已经得以全面恢复。
惠帝时期,太常荀崧上书云:“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
……世祖武皇帝33应运登禅,崇儒兴学。
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
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
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
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
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6]1977可见此前儒学复兴之状。
儒学的复兴,使得反对玄虚清谈的思潮得以兴起。
傅玄、皇甫谧、张华、裴秀、陆机等人主张以名教治国,反对清谈。
傅玄厌恶当时的玄谈空泛之风,曾上武帝曰:“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
”[7]687鼓吹儒学为本:“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
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
”[6]1318-1319并以儒雅之笔撰写郊庙歌辞。
裴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
他的儿子裴宪“修尚儒学,足不逾阈者数年”。
[6]1039陆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6]1467葛洪《抱朴子》说他“深疾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批评了玄学疏荡之风。
部分士人儒道兼采,以道玄论,以儒修身。
西晋名臣张华“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6]1068但他所作的《鹪鹩赋》说自己“静守性而不矜,动因循而简易。
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言语上谈玄,行为上遵从礼法。
这类学者很多。
如郑充“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
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6]991江惇“性好学,儒玄并综。
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虽隐显殊途,未有不傍礼教者也”,[6]1539他们把玄学和儒学的优点结合起来,是对竹林士人任性放诞风气的一种修订。
由此可见,西晋中叶的士人,不再有阮籍穷途而哭、嵇康疏懒不事、阮咸与猪共饮、刘伶裸形之类的怪诞作风,转而内外兼修。
从学理上对玄学玄虚空谈风气进行矫正的是向秀、杨泉、裴頠、欧阳建等人。
向秀谈《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8]但察其所论,实为正始玄学之补纠,其任性当分之论、自生自化之说本出于老庄,然主张情欲自然、以礼节情却一反嵇康之“越名教而任自然”。
《难养生论》曰:“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耳。
”显示出调和名教自然的趋向。
杨泉厌恶空谈,③直接批评玄谈的虚妄。
其《物理论》认为玄学乃“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联耳而已”,只会培养一些“冠尧之冠,行维之行”,追逐虚伪名利之人,从经世实用的角度对玄学作了批驳。
裴頠针对玄学的贵无,“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6]1044其《崇有论》言:“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
”主张自然名教并重,反对礼教的紊乱,论实有以难虚无,重礼教而避因任。
如果说向秀、裴頠是在对正始玄学命题进行纠正,欧阳建则从方法论上对正始玄学的得意忘言、不落言筌之法进行了辨析。
他认为物理乃客观存在的实体,不因名言而有所改变,言与名在于沟通,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因而需要不断用详细的语言对物理、情意进行表达。
他一反王弼的言不尽意,从学理的层面肯定了语言阐释的作用和价值,这与西晋文论的发展相辅相成。
二、反玄虚与西晋文论西晋文论的变迁与反玄学思潮的发展同步。
魏晋之际继承了东汉疾虚妄而求实诚的文学观念,反对虚怪玄谈,强调文学征实。
太康时期,受到性情论和言尽意观的影响,文论日渐重视重情、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