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儒林外史导读之

名著导读之《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有着高雅品位的艺术精品。

它与通俗小说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因而其叙事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是由少数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为轴心而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格局。

《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很难设想它还有可能以一个家庭、或几个主要人物构成首尾连贯的故事，完成作者的审美命题。

如果那样，就有可能把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种种行为集中在几个人身上，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锦。

《儒林外史》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的独特形式。

它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

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构成了《儒林外史》的整体结构。

第一回通过“楔子”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除“楔子”和结尾外，全书主体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等人为代表，以莺ㄕ湖、西子湖、莫愁湖聚会为中心，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同时，展现了社会的腐败和堕落。

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

作者着重写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

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

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写真儒名贤理想的破灭，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陈木南与汤由、汤实二公子在妓院谈论科场和名士风流了。

但是，作者没有绝望，仍在探索，写了“四大奇人”，用文人化的自食其力者来展示他对未来的呼唤。

中国古代小说多以传奇故事为题材，可以说都是“传奇型”的。

到了明代中叶，从《金瓶梅》开始，才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生活。

而真正完成这种转变的，则是《儒林外史》。

它既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也没有情意绵绵的动人故事，而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全书写了二百七十多人，除士林中各色人物外，还把高人隐士、医卜星相，娼妓狎客、吏役里胥等三教九流的人物推上舞台，从而展示了一幅幅社会风俗画，致使有人感到“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末总评)。

《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是尊重客观再现，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

马二先生游西湖，没有惊奇的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只是按照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线，所见所闻，淡淡地写去。

写他对湖光山色全无领略;肚子饿了，没有选择地“每样买了几个钱，不论好歹，吃了一饱”;见到书店就问自己的八股文选本的销路如何;看到御书楼连忙把扇子当笏板，扬尘舞蹈，拜了五拜;遇到丁仙祠里扶乩，就想问功名富贵;洪憨仙引他抄近路，他以为神仙有缩地腾云之法。

这平淡无奇的描写却把这个八股选家的愚昧、迂腐的性格写活了。

写匡超人回家，“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心”。

通过这样平常的细节，把母亲对他的爱以“摹神之笔”刻骨铭心地写了出来。

清代小说。

作者的生平和其他创作《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粒民；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自故居安徽全椒移居南京，故又自称秦淮寓客。

他的祖上定居安徽全椒县以前,原居江苏六合。

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与诗人王士□同榜，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

祖父一辈吴晟是康熙丙辰(1676)进士，吴□是康熙辛未(1691)榜眼。

吴敬梓的亲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

60年间，他们一家有进士、举人等功名以及出仕的官员十四、五人，贡生、秀才之类还不计在内。

吴敬梓的家庭可说是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

吴敬梓的生父名雯延，吴敬梓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

他被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

霖起是康熙丙寅(1686)的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教谕，就在吴敬梓考取秀才的雍正元年(1723)死去，其时吴敬梓23岁。

吴霖起死后，近房中不少人觊觎遗产，吴敬梓是嗣子，便给了他们以可乘之隙，于是发生了吴敬梓《移家赋》中所说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争产纠纷，乃至发生了亲族冲入家中攫夺财产的事件。

吴敬梓的堂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曾追记其事。

这件事不仅刺激了吴敬梓，使他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认识了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使他和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

作为缙绅阶级的叛逆,他首先挥霍遗产,30岁以前,就将田产房产都消耗光了。

结果“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的注脚）。

在家乡舆论的压力下，他再也不愿在全椒生活下去，终于在33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他的卖文生涯。

36岁那年，曾被荐应博学鸿词之试，但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就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过素约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最后客死在扬州旅次。

《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难以确定，但至少下半部是在吴敬梓定居南京、辞去征辟以后陆续写成的。

此外,吴敬梓一生还写了不少诗、词、文、赋,部分结集在今存的《文木山房集》中。

他晚年也曾治经，著有《诗说》7卷,今佚。

但那些作品的价值和影响，都远远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比。

《儒林外史》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儒林外史》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乃至城乡下层人民都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灵魂被歪曲得不成样子。

吴敬梓揭发了这些丑恶的人物和他们的关系，并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艺术形象揭露了造成这些人物的社会制度，因而他的讽刺就给了封建社会以有力一击。

小说也宣泄了作者对善良人物的诚挚深厚的爱心，表明了艺术家善善恶恶、爱憎分明的态度。

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

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现了两个被科举制度塑捏得既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

周进应考到60岁，胡子已经花白了,还是一个老童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受尽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和举人王惠的卑视，最后连个教书的饭碗也保不住了。

因此，当他由于偶然的机会，去参观省城的贡院时，半生蕴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

可是当他一旦中了举，联捷成进士，做了国子监习业以后，曾经奚落过他的梅秀才便冒认自己是他的学生，他早年写在村塾中的对联也成了“周大老爷的亲笔”，必须揭下来裱好；这个当年受人鄙视的穷老头子就被用金字写成的长生牌位供起来了。

吴敬梓墨迹周进的故事侧重于写这个人物发科前后的命运，范进的故事除了描叙他本人的前后遭遇外，更着力于描写他命运的转变中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物的色相。

作者在更大的范围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色人等的毒害。

20岁起应考不举的范进，垂老才因周进的赏识，考取秀才并中了举，他的妻子、母亲、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乡党，立刻由憎厌一变而为谄谀。

世态炎凉在这里被作家刻画得淋漓尽致，并且揭露了那些把八股文视为学问的精华、把科举制度当作道德规范的代表人物的本相。

而这些道德家的操守，也只是打秋风、通关节、鱼肉人民、武断乡曲，而且愈贪酷，也就飞黄腾达得愈快。

吴敬梓把那些科举出身的上层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对科举制度的抨击，揭出了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的痼疾之所在。

在科举制度的魔影下，那些科场败北，捞不到功名，从而也无法进入仕途的人，其所以要作诗，刻诗集，结诗社，摆酒宴，写斗方，充当名士，目的也无非是想取得和科举出身相等的社会声价。

书中，头巾店老板兼做名士的景兰江，议论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时，就曾经说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作品揭示附庸风雅的名士之泛滥，也是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在士人精神状态上的一个重要反映。

上至冢宰子弟胡三公子，也因“死知府不如活老鼠”，要挤进名士堆中去绷场面；狗屁不通的举人卫体善、贡生随岑庵，都要拖着八股腔，去做些“且夫”、“尝谓”之类的歪诗。

下而至于头巾店老板景兰江，为做诗把本钱做得精光；盐务里的巡商支剑峰，也戴着头巾，吃醉了酒满街吟诗，被府里二爷一条链子锁了去；乃至于乳臭未干的牛浦郎，也要冒充老名士牛布衣去闯江湖；妓院老板王义安、测字先生卜言志、刻字匠郭铁笔，上述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都要想方设法地混到名士的行列中去。

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酷的作家。

他在鞭挞这些社会寄生虫、揭露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卑下的精神状态的底蕴的同时，对社会下层的善良人物寄以深挚的同情和爱心。

在《儒林外史》中，和尖刻的讽刺相辅，作者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许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倾注了对他们深挚的爱，如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和慰藉，以及为他料理丧事的情景；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儿和亲家卜老的相恤相助的情谊；鲍文卿对落魄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倪廷玺的收养,等等,作者都将深厚的同情，寄托在朴素无华的白描中，表彰了这些善良的灵魂的美德。

这种对下层人民的优良品德的如此深情的描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不多见。

其中更令人感动的是描写向鼎和鲍文卿这对地位迥异的正直人物的道义之交的数回，这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是《儒林外史》精采而有魅力的篇章。

这种对善良人物的热烈的爱慕，透露了作者对生活的真挚的爱的本性。

《儒林外史》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既正面控诉了封建礼教和道学的虚伪，也隐隐透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残酷；既刻画了统治制度的腐朽，也写出了城乡风俗的颓败。

吴敬梓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社会不可容忍的弊害，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改革这些弊害的方案。

他只能提出要求知识分子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乐、兵、农来济世,而在整个社会制度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革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主张显然是办不到的。

这个致命的弱点,反映在他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他所蓄意创造的那些理想人物的软弱无力。

小说后半部的那些正面人物如虞博士、庄征君等，都是形象不丰腴、没有生命力的人物。

小说中祭太伯祠的场面、郭孝子的故事、萧云仙的故事、汤镇台的故事等宣示礼、乐、兵、农的情节，便只能靠传闻，靠传统故事，靠缺乏生活的虚构敷衍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