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
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
施一公：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施一公在演讲现场昨日，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在“未来论坛”年会上发表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
与以往不同的是，施一公此番并未局限于生命医学，他从人类生命饱受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三大挑战开始，讲述了人类如何通过科学来接受生命挑战。
但最终，人对生命认知的极限问题将他的科学思索，由生物医学带向量子力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生物学家面对生命之谜的不懈追问。
以下是演讲全文：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
我们先看看人从哪而来?人的整个出生过程是这样的：一个精子在卵子表面不停地游逛，寻找一个入口，找到合适位点以后，会分泌一些酶，然后钻进去。
卵子很聪明，一般不会让第二个精子再有机会，所以一有精子进来，马上把入口封死。
精子进来后就被降解，然后精子的细胞核和卵子的细胞核结合，形成双倍体，受精卵开始发育，逐渐分裂为2个细胞、再分裂为4个细胞、8个细胞、16个细胞，此时受精卵还在子宫外面游逛，还没有着床。
继续分裂下去，形成64个细胞、128 个细胞，这时它快要找到着床地点了。
着床之后，继续发育。
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短短四个礼拜，胎儿开始有心跳。
慢慢地，神经管形成了，脊椎形成了，四肢开始发育，通过细胞凋亡，开始形成手指头。
到四五个月的时候，胎儿开始在母亲肚子里踢腾。
出生之前，胎儿的大脑发育非常快，各种神经突触迅速形成。
然而不要忘了，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自于一个受精卵。
生命开始之后，生命的历程很漫长，这里面有很多苦恼。
我记得我看过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说的：0岁闪亮登场，10岁茁壮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拼命打闯，40岁基本定向，50岁回头望望，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
科学如何应对生命挑战我们生命的历程饱受挑战，有很多来自于疾病，其中三类疾病和人类有很大关系。
生物学家施一公寄语青少年：科技创新需要责任和勇气
龙源期刊网 生物学家施一公寄语青少年：科技创新需要责任和勇气作者：刘昕璐来源：《学生导报·高中版》2016年第01期刚刚过去的暑假，上海承办了一项重要的赛事——第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大赛已有30多年的历史，搭建了全国青少年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今年，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在创新大赛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并寄语青少年：科技创新需要责任和勇气。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施一公说，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的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水平、尖端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居安思危，也许从西南联大开始的科教救亡在今天应该被赋予崭新的寓意：像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快速崛起、负责任的和平大国，必须在科技和教育方面引领世界，才能让国家安全和百姓福祉得到保障、让世界更加理性健康地发展。
施一公认为，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这一代人肩负重任。
“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以天下为己任，义无反顾地追求最前沿的科学、创造最先进的技术，为中华崛起和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施一公说，1978年，他11岁，看到过一幅标题为“落后就会挨打”的漫画：一个梳着长辫的中国人弓着腰、被一个外国士兵从后面殴打，栩栩如生的画面至今在脑海里，印象深刻。
他想再次问问大家：一个大国如何才能避免挨打？一个大国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一个大国的安全最终靠什么保障？社会进步、财富创造的原动力又来自何方？“我相信，任何一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公民，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回答：来自科学技术！一个科技不领先的国家就难免受气挨打！请我们彼此叮嘱、牢牢记住：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科学技术是最终的话语权！”施一公说，中国的创新转型发展必须、也只能依靠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我鼓励每一位参赛的同学都作为科技创新的信使和践行者，不仅坚持自己的信念，同时也用这种正能量影响自己周边的年轻人，用自己踏踏实实的行动为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大家一起用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托举起中华民族灿烂的明天，也同时为世界文明和进步做出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施一公说到。
施一公：“大牛”科学家的舍与得
气 。虽然 ，他 大学期 间并 不确信 自己今后会从事 生命 学创建 了 自己独立 的实验 室 ，开始 了对 细胞凋亡 机理
定 了 “癌 症 发 生 和 细 胞 凋 亡 ” 这 个 研 究 方 向 。 因 为 在
这 一领域 的贡献 ，２００３年 ，年仪 ３６岁的施一公获得全
清 华 才 子 在 美 登 上 巅 峰
球 生物学 界享有盛 名的 “鄂 文西格 青年科 学家奖” ，
并成 为普林斯 顿大学分子 生物学 系历史上最年轻 的终
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９ 日下午 ，有 “中国版诺 贝尔 奖” 之称 的第 二届 “未 来科学大 奖”在北 京揭 晓。清华大学教授 、 结构 生物学 家施 一 公获得 “生命 科 学 奖” ，奖金 为 １００ 万美 元。从 奥数 一等奖 到清华保 送 生再 到普林 斯顿讲 席 教 授 ，最 后成为著名 的生物 学家，出任清华 大学副校长 ， 施一公 的履历令 人惊 叹。 聚光灯 下 ，他是 无数 中国学子 顶礼膜 拜 的学术偶像 ，然 而知识 分子 的秉 性使 他 更愿 意 躲进 寂 寞清冷 的实验 室里。至于其 中的舍 与得 ，这位 “大 牛 ”科学 家早 已在心 中做 出答案 。
中分 获一 、二 等奖 ，他 获得 保送 资格。起初 ，
施 一公 最初想读的是北大物理系 ，他认为 “那
是 最 聪 明 的人 的选 择 ”。然 而 ，当清华 大 学
的招生 老 师 向他形 容 “２１世 纪是 生命 科学 的
世纪 ”时 ，他觉得这个学科 “听起 来很 牛” ，
加 之 他一 向敬 仰 机械 专业 出身 的父亲 ，对 清
华 有感 情 ，最 终选 择 了清 华 ，成 为 清华 大 学
生物系复系后 的首届本科生 。
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我从来没有机会来北大做学术讲座，或是跟同学们在一块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借这个机会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分享。
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产生这些想法和作出各种选择的缘由。
我不奢望我这些想法能够影响所有人，但我确信这些想法一定能够影响一部分人，当然影响大家并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过的路。
我认为，在中国，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
所以，像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全国学子的翘楚。
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担负起中国的未来。
如果你们毕业后，仅仅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仅仅关注自己的房子、车子，那是很不应该的，至少我会很伤心，很失望。
少年壮志“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还是2002年回国时，看到国内有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谁了》。
虽然书名让我义愤填膺，但也没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觉得说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学演讲，讲完以后，校领导请我吃饭，挺有意思。
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郑州的。
他低低头挠了半天脑袋，说：“你老家是哪儿的？”我想了想说，我父亲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
他说：“哦，这还差不多。
”听完那番话，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来在外面惹了很多人。
但是我还是挺以河南郑州出生为荣的。
我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
他们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作，于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
我是1967年在郑州市出生的。
听父母讲，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火的时候，郑州的武斗刚刚开始。
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后在一家“保皇派”医院里战战兢兢地生下了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镇的一个小村庄里。
施一公：再忙都会抽出50%的时间做科研
施一公：再忙都会抽出50％的时间做科研来源：赛恩斯在第二期《科技创新大讲堂》上，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作题为“生命科学与人类探知未来”的主题讲座。
挂职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会不会耽误正常的科研和教学？“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30 多年前的预言今天是否实现？此次大讲堂由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王志学主持。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心内科教授张抒扬带领该院20 余位知名专家莅会。
面向300 多位听众，施一公说，“我最根本的是一个科学家，大约50％时间用在研究上”“生命科学是21 世纪最重要的自然及应用科学学科，中国要抓住机遇，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注重人才培育，但科学研究不能拔苗助长”。
关于科研时间：大约50％时间用在研究上“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哪去了”，一直是施一公关注的话题。
在一个月前的全国两会上，施一公曾对媒体分析原因，“现在的高校的确是高度行政化，每办一件事，都可能有很多行政环节‘作梗’。
也因为大学行政化的存在，产生了很多机构，多出来很多会议，很多教授、科研人员每天真正用在科研和教学上的时间有限”。
从去年年底开始，施一公挂职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
这会不会耽误他正常的科研和教学？在《科技创新大讲堂》上，施一公对此进行了回应：“确实比较忙，但我在这里解释一下，我在北京市卫计委的工作只是挂职，不坐班，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一些医院在医学问题研究上尝试着找一条路。
在有限的时间里，抽出一点时间，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对于自己科研时间，施一公说：“我最根本的是一个科学家，不管外面事情有多忙，都会抽出50％的时间做科研。
我是清华的教授，一年还要讲100 学时的课，这是必须承担的。
我的平衡就是留出足够的科研时间和教学时间。
我经常会很不好意思地推掉很多事，诸如从评审到开会。
这个平衡很难，但要保证教学同时保障50％的科研时间，一些事情只能往外推。
”关于生命科学：注重投入但不能拔苗助长“生命科学是21 世纪最重要的自然及应用科学学科，也是比例最大的学科。
少年壮志不言愁：清华施一公演讲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有机会与在座的研究生分享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今天我采用的标题是我5年之前在和2010年入学的研究生分享体验时用的标题——“少年壮志不言愁”。
这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
我想讲的第一部分是我的成长之路。
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发展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
这种迷茫一直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下定了决心。
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选择专业。
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学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想学经管、建筑、生命、化学、工程，等等。
我当时保送大学，报名的清华的第一专业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系。
在报机械系之前还报名了北大的物理系。
直到1985年5月份清华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
我当时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原来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
我是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华，数理能力很强。
在座数理能力比较好的同学可能有同样的纠结，数理好往往学生物、化学不灵。
我曾和生物学竞赛的同学讲，千万不要自卑，数学物理竞赛好的是有小聪明，生物竞赛好的有大智慧。
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我今天说的很多内容可能都有争议。
学习数学物理着重思维的严谨，注重推理，而生物不同，这些发生在不同的脑区。
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的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来让我的成绩排名第一。
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
那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
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以在座的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媒体宣传为转移，更不以毕业之后能否找到工作为转移。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施一公主要探讨的是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问题,相对于整个地球的时间人类的时间太短暂,相对于整个人类的时间每个人的生命又太短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大家先看看我们从哪而来。
这样一个视频显示的是人的整个的出生过程,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精子,精子在卵子表面不停的游荡,寻找合适的入口,找到以后会释放一些酶,钻进去,卵子很聪明,进来以后马上把入口封死了。
进来以后精子被降解掉,精子核和卵子核结合,然后分解发育,两个细胞、四个细胞还在子宫外面游荡,八细胞、16细胞还没有着床。
大家看到,神经形成了,四肢开始发育,通过神经凋亡开始形成手指头。
4、5个月的时候胎儿开始踢腾,在母亲肚子里,出生之前胎儿的大脑发展非常快,神经原,各种神经突突迅速形成。
不要忘了,这样一个胎儿来自于一个受精卵。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生命开始之后,生命的历程很漫长,这里面有很多苦恼,我记得我看过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说的,0岁闪亮登场了,10岁茁壮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拼命打闯,40岁基本定向,50岁回头望望我这年纪,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
第二个疾病也很可怕,就是癌症,我们身边的人常常被癌症夺去生命,28%。
第三类疾病困扰很大,死亡率不高,但是困扰性很大,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还有34%的人死于其他原因,大部分是传染病,还有一部分是交通事故和意外。
我今天想告诉大家,我们如何运用科学去接受生命的挑战。
我想先讲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起源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从古代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比如说当代的屠呦呦只不过看了古代的一些药书得到了一些启发,获得了诺贝尔奖。
直到最近1985年以后,包括上面显示的布朗,开始发现所谓的低密度脂肪、颗粒的受体,开始真正的征服细菌性疾病,这样一个过程,人类始终用科学,从简单的摸索经验积累,到最后的趋势研究药物发现。
所以第一个例子就是心血管疾病。
2010年9月3日,北大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施一公)联名在《SCIENCE》发文章抨击科研现状。
2010年9月3日，北大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施一公）联名在《SCIENCE》发文章抨击科研现状。
来源：侯景.PDF的日志2010年9月9日，清华北大院长在《SCIENCE》抨击中国学霸未隔一星期，浙江大学某老师又在《Nature》发文指出，通过软件分析发现所有中文类期刊中有31%存在相互抄袭现象。
~~~叫国人情何以堪？详见：/blog/227870967/489048159这是今天Science的一篇社论。
题目很简单，只有三个单词；篇幅很小，仅一页；但三张图片很值得深思，一张是饶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另一张是施一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最左边是一叠叠百元人民币。
近两年，Nature和Science上评论中国科研体制的文章并不少见。
但往往都是劝诫工作在科研一线的学生，研究者要正视问题，不同流合污等。
但像饶毅教授和施一公教授如此直白、如此一针见血的评论“权贵阶级”、"Policy Maker"仍是头一回！其实，文章里指出的问题，包括潜规则，下至研究生（部分本科生），上至科技部长......是谁都知道的问题！但这次真是第一次中国最出名的两大高等学府——清华、北大的两位生科院院长在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上不拐弯抹角的说出“上层阶级”这些问题。
虽然两位教授的文字里没有提到如何解决问题，因为这两位中国生命科学界的“大佬”也知道个体与群体，以及制度体制、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但这篇文章是值得纪念的，也许若干年后总结科研体制改革时，这篇文章即使不算一个里程碑，但至少可以为一个里程碑的建立作以注脚。
即使有时我不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但可以为敢说真话的老师鼓掌......以下转自《科学时报》的译文：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
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
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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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优秀博士如何养成我们只能自己寻找导师，而不是那些只会酒桌文化的领导。
时间：2012年6月27日来源：清华大学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这是一条真理。
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
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
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
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
”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
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
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
大学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
然而事实上，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
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
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洋洋得意”，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
这期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去两个半天。
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
1993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自己。
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
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了。
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
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
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后；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
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
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
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
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
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
”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现在该是什么状况？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
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
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这一点，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
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是成功的关键。
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面结果，除个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
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
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
大多数低年级博士生对负面结果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
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
从这个角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
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
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
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
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
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切忌一味追求完美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
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
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
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
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
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
”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
”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
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
请尽快开始结晶。
”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
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
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
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
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
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
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再来谈谈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
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
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
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
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
”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
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
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
”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
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
”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
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