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夷秩序的性质

论华夷秩序的性质从氏族部落到国家的逐渐产生，人的生存状态由个体的存在向集体依靠转变，人与人的联系变得紧密，独立人变为社会人。

在这个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并逐渐形成某种格局，即国际体系。

诚然，这里所说的国际体系，在古代世界仅仅局限于某种地区性的秩序，而非近现代以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性的国际秩序。

但是不可否认，古代世界中所形成的国际体系，或者说国际秩序，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作用。

作为在古代世界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华夷秩序拥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是存在于东亚、东南亚、中亚地区，以中华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

值得强调的是，华夷秩序拥有着从观念到体制都十分完善的运行机制。

一、华夷秩序的历史从产生、发展、繁荣到最后的衰亡，华夷秩序能够拥有十分成熟的运行机制，离不开历史的打磨。

商周时期畿服制度为华夷秩序打造雏形，特别在周时确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世界共主思想为华夷秩序制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以华夏族为中心。

但由于分封制度的弊端，周朝后期诸侯争霸，与外族的关系发展也因此而终止，华夷秩序的形成不得不因此而暂停。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动乱之后，在大秦铁骑之下，中国终于迎来大一统的时代。

羁縻政策恐怕是秦帝国对待少数民族的第一步，这种行政管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民族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秦对外族又采取怀柔政策，给予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这就为华夷秩序构造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但秦不过二世，时间毕竟太短，因此华夷体系并未得到足够的完善。

汉朝算得上中国史上较为强盛的王朝，但却常被匈奴侵扰，因而华夷秩序并未真正意义上的成型，且结构不稳。

但所幸，由于丝绸之路及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两汉王朝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大大增加，弘扬了自身的文化，同时也吸收了诸如罗马帝国的强大帝国的文明，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因此，汉时中国对外关系在华夷秩序上并未产生太大的建树。

隋唐时期，中国在华夷秩序的建立上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建立起自身的巨大影响力，而在中亚也吸引了许多国家向中原的靠拢。

可以说，在隋唐，尤其是大唐帝国时期，正式建立起华夷秩序，并且比较正规地开始营建这一秩序（吸引了部分国家加入这一体系）。

宋代与之前的几个朝代相比在边疆关系上显得比较孱弱。

一方面，宋朝时，强敌环伺，辽、金等强力政权的压迫，使大宋长期处于守势；另一方面，“三冗”问题成为困扰宋朝统治者的一大阻碍。

但不可否认，宋朝的经济实力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首屈一指的。

而其又有着重文的的社会风气，文化有十分昌荣，科学技术也不断创新，因而在国家软实力上，宋朝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定程度上，还是引起了很多小国的欣羡情绪的，这为华夷秩序的进一步扩大做了很好的铺垫。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其试图营造的是一种蒙古秩序，而非华夷秩序。

这种秩序更多地带有的是一种马背上的铁血气息，而非中正平和的儒家古韵。

明清时期，华夷秩序达到了顶峰。

“郑和下西洋”终于构筑出一个张空前规模的国际关系网络。

通过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远航，中国几乎将海上丝绸之路的邦国都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

而作为华夷秩序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的朝贡体系也在这一期间成熟。

朝贡体系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除却思想文化方面的吸引力，朝贡贸易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很大程度上影响、增强了邦国向华夏靠近的意愿。

可以说，明朝真正将华夷秩序推向了高峰，无论是规模还是档次都达到未有的高度。

清朝前期，华夷秩序尚在高峰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但清末时，由于内外部个方面的原因，华夷秩序最终走向崩溃。

二、华夷秩序产生的原因古老的文明如过眼云烟，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等诸多古文明所建立的以自身为中心的一套体系也伴随着时间的演进而消亡。

唯有古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传承至今。

除了自身文化的稳定性、传统的延续性以及诸多外部条件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华夷秩序给予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信和传承自身文明的民族自觉。

在各民族诞生之初，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生活环境的闭塞、交流的阻碍，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维持在各自的族群之内，因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段时间内，民族自我意识逐渐成型。

这种自我意识以本民族为中心，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划分为主仆关系或其他类型的不平等的关系，比如希腊人认为他们与“蛮族”之间的关系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

但这种意识又不同于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所形成的种族歧视，这里的民族自我意识更偏向于在文明开化程度并未达到足够的高度时，人处于“族”这一集体概念中所具有的某种自发意识——是潜意识中对自我的一种保护，然后才会随时间推移、文明程度提高，形成的基于本民族的自觉意识——区分于其他民族，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但是随着地理屏障的逐渐破除，战争与其他文化交流融的活动的展开，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其民族自我意识逐渐淡化，而伴随着民主意识的提高，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界限也开始变得不再明晰。

到了希腊、罗马时代，文化的对等性被进一步强调，虽然仍有本邦与外邦之分，但文化之别恐怕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学者还是统治者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人”这一个体本身，集体意识却被相对忽视。

由于地理、政治、思想等诸方面的因素，西方各民族逐渐融合、趋同，丧失民族独立性而使自身文明难以维系。

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古老中国却在很早之前便开始确立自己的文化优越性。

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华夏族群便已有华夷之分。

但这种“华夷”的观念，目的更多的在于保护华夏族群的稳定性，也就是华夏族血统的纯正性，这也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表现。

在此后华夏族的发展历程中，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并未如西方文明中的古老民族那般逐渐淡化，相反地，却在民族壮大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

而正是在拥有极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前提下，华夷秩序才得以逐步确立。

当然，除了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华夷秩序的建立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地理环境相对闭塞，华夏民族诞生于黄河流域，商周时期确立基本的疆域版图，而这种疆域格局却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北方夷狄肆虐，即便是统一中国的大秦帝国也不得不修筑长城，抵御外侮。

同时，北方多为广袤的草原，游牧民族民风剽悍，征服不易，更远则环境相对恶劣，并不适宜华夏族过于拓张。

因而就北方而言，华夏族能够发展的空间并不大。

在中国东边则紧靠着太平洋，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远洋航行甚至征服大洋彼岸显然并不现实。

当古代中国的历代君主将疆域拓展到朝鲜、日本时便已经是极限，再向东，行程艰险，远航技术并不支持，统治者也缺乏兴趣。

而西方，除了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铁骑，恐怕很少有哪个王朝能够深入欧洲，但并不是每代帝王都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所能代表的也并不是华夏族群最主要的那部分。

从中原地区前往欧洲需经过河西走廊、天山和昆仑山两条山脉，路途遥远且艰难，即便是通商也十分困难，更弗论发动战争，这也是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往重要商路的原因。

除此以外，西方有着并不输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与强大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再到阿拉伯帝国，中西方的交往在相当的时间内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并不包括某些相对弱小或向中国靠拢称臣的国家）。

因此，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向南扩展是最容易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由于东南亚属于热带雨林地区，人群部落分布不定，小国林立，中国只能使之臣服，却难以将其征服。

所以，纵观四方，古代中国的疆域范围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也正由于地理环境的闭塞，缺少足够的与同等发达文明的交流，接触大多只是一些相对落后的夷狄民族，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更容易增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足以对本民族的文化造成致命性的冲击。

此消彼长之下，民族的自豪感或者说以华夏为中心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心中生根发芽，乃至于清末时，即便国力衰微至极，满清的文武大臣依然以为西方不过蛮夷之地，不堪一击。

当然，这也反映了地理环境闭塞、缺乏与他民族的平等交流所造成的盲目塞听的缺陷。

但这是华夷秩序崩溃在即的时候，并不能一以概之。

地理上的特点，自然造就了历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先天性取向。

要想征服，扩大疆域并不容易，而自身国力强盛、文明发达的优越性又令统治者难以接受与小国的平等的交往，那么只有让周边的小国臣服，哪怕只是名义上的。

其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周边小国，相互之间都有着实际的利益诉求。

而华夷秩序正满足了双方的要求。

并且这种做法在实际上还是十分可行的，尤其是在高度繁荣唐朝时期。

第一，满足了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心愿；第二，符合了小国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的要求，使其获得实际的利益；第三，保证了边疆的相对和平，有利于相互之间的民间来往，包括通商、文化交流等；第四，宣扬了华夏国威，为获取资源提供便利。

无论是古代世界，还是近现代，“利益”恐怕是国与国交往的永恒主题。

而华夷秩序则在华夏实力、文明具有极大优越性的基础上很好地契合了这一主题。

在一片相对固定的区域内，没有其他文明能够超越甚至匹敌华夏文明时，如果不选择征服，那么只有选择温和的方式使之臣服，然后在交往中逐步同化。

这种运行的方式，排除了物质上的来往，隐隐透着一种文化侵蚀的意味，当然，前提是诸多邦国主动接受、学习华夏文明。

无疑，作为体系主导国的中华帝国无疑是华夷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华夷秩序并不是一种独霸的秩序，每个体系参与国恐怕都因此而得利。

其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华夏民族诞生于黄河流域，在经历长期迁徙后逐渐稳定下来，刀耕火种，开启农业文明。

自古华夏以农业立国，即便到如今农业依然是国之根本。

而与游牧文明的尚武好动不同，农业文明更多的是祈求安稳，只有稳定才能将农业发展起来，文明才能得以延续。

农业文明与西方的重商又不同，它没有急功近利的因素，更多的是耐心，是中正平和，所以，古代中国在绝大多数时期采用的是重农抑的政策。

先秦诸子思想竞相迸发，而秦后儒家思想却拔得头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适应了古代中国要求稳定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儒家的入世思想又满足了统治者治国的要求。

获得平民与统治者的双重肯定，儒家思想自然成为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建立了一套伦理纲常的道德体系，这种体系规范，或者说束缚人的行为，长久之下也就变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准则。

这种带有束缚性的社会道德要求却恰恰满足了社会稳定的需要。

而稳定往往意味着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深刻期盼。

于是，儒家思想从单纯的寻求内政的稳定向寻求外交的和平拓展。

中国一直以来以礼仪之邦的姿态来处理对外关系，不得不说是受到儒家礼义教化的很大影响。

为了保证自身的和平自守，维护农业社会的稳定，并且通过和平的方式将中华文明带向周边的民族和国家，“怀柔远人”，始终是统治者奉行的政策，这与儒家的德治观念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