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早期学术历程探究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
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
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
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
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
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
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
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
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
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
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
陈寅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史料观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学史可以从古代至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他认为，先秦时期的文学是抽象的，没有明确的表达形式，而两汉时期的文学则更加自由，出现了许多新的表达形式，如诗歌、散文、小说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则更加细致，出现了更多的文学形式，如长篇小说、诗词、文论、论说文等。
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前一个时期文学的延续，而不是孤立的存在。
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观点，为当今学者探讨中国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
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
然而在许多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如此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什么缘故大伙儿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咨询道：“有那个必要吗？”他看起来更期望人们了解他的学咨询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
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咨询付出了一生。
——编者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阻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确实是要吸取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闻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
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讲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举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讲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讲梁启超为了举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校长讲，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如何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讲：“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尽管是著作等身，然而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还讲：“如此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清华的校长最终如何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
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显现在清华园里。
他专门幽默。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咨询，因此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青年”。
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情结与中古史研究
方法，提出要普及全国，各省必须择一师范 目的而转移。在身心一元论的体育观基础
学校设体育专科[10]。师范学校体育科程标准 上，他提出的体育普及化的观点，既是对他
会修正通过，吴蕴瑞对整理的各类师范学校 的体育教育思想体系的有益补充和科学论
体育科课程标准经过向大会作了报告，经讨 证，更是其思想发展的有益成果和也很少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 与政界人物来往，更不参加政治活动。
□ 李 鑫 张文晶
水）人。其祖父为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湖南
陈寅恪为什么没有受其家庭的影响从 “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世之才，而其初
巡抚陈宝箴，其父陈三立是清末“维新四公 事政治活动，走变法改革救亡图存的道路 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心。‘苟全
子”之一“、同光体”诗派领袖。陈宝箴、陈三 呢？在中国，大凡受过儒家文化思想正统教 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
立都具有很深厚的国学修养。陈寅恪的求学 育的知识分子，无不受儒家的伦理纲常和 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2]可惜当时
生涯漫长而又奇特，他幼承家学，13 岁时随 “内圣外王”的人格设计以及孟子所倡导的 的军政头目中，无一人似刘备。陈寅恪在
化；论隋唐文化，实着眼于探求振兴中国文
陈寅恪博通中、外历史与文化，宽广的文化
陈寅恪之所以对中古史用力特勤，还与 化的出路。从而也就有了先生的第一部史学
胸襟，使他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概否 他对中国文化历史走向的总体把握有关。在 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定的偏激态度。生逢“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 他看来，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段历史，乃
亲从政结局影响而不愿走政治救国的道路， 的途径而研究历史的。
陈寅恪在 《王观堂先生挽词》 的序略中云：
四十年来主要研究陈寅恪先生之论著简述
小论文四十年来主要研究陈寅恪先生之论著简述——以时间为例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号：0873402011姓名：马耀凯【摘要】学界研究陈寅恪先生论著颇多，亦曾于先生重要诞辰之日举行学术讨论会，结集出版论文以纪之。
自《怀念陈寅恪先生》始，至《史家陈寅恪传》，至《陈寅恪集》，至《也同欢乐也同愁》，至《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至《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无一不颂先生独立自由之志也。
先生之研究遍布学术民间，人皆可读而识之，或震撼于心灵，或叹息于世事，或明志于言行。
世人知先生愈多，愈显先生之学养志节。
其耿耿之论著业已陆续面世，后人得以观之并评之，福焉，幸焉。
【关键词】陈寅恪；心境；事辑；文革；年谱一、引言寅恪先生辞世已四十一载，然作为一代文史大师，其个人对后世之影响未绝，窃以为渐有方兴未艾之势。
四十载至今，陈氏后学缅怀乃师颇多，专文论著如雨后春笋。
先生三女业已年至耄耋，值政治形势缓和之际，其忆昔陈年往事之文，不可不当史料读之。
余慕先生久矣，读其文愈多，识其心愈明，掩卷深思，闭目骋怀，未尝不百感交集也。
本文以时间为经，文论为纬，旨在于万千篇目中拣英取贝，厘清轮廓，简以述之。
二、怀念短文（1969-1970）1969年10月7日晨5时半，先生因心力衰竭并肠梗阻悲惨离世。
十一日后，《南方日报》刊登消息百多字，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十月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举行了向陈寅恪先生告别仪式”。
[1]此当为发自大陆官方之首篇悼文，字里行间评价颇高，较先生十数日前受非人之遭遇，判若两人，难免使人扼腕。
然拂却历史烟云，值此惑乱之际，不谗文人能当此评者，已尽显哀荣矣！因碍于时局，人人自危，坊间难得一文纪之。
12月1日，第二百九十八期香港《春秋杂志》发表题为《史学权威陈寅恪———————————————[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湾，联经出版社，2009年，487-488页。
关于陈寅恪的研究报告
关于陈寅恪的研究报告陈寅恪（1890年-1969年），字仲晖，号光远，江苏启东人。
他是中国现代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化史有极高的造诣，被誉为“文化史之巨擘”。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后赴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深造，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历史、文化等领域。
他在海外学习期间深受新儒家思想影响，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并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
回国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将西方学术思想引入中国大学教育，并提倡以“文化史研究”为主导的学术思维方式。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学术史方面。
他曾深入研究中国晚清的历史事件、传统文化及影响，通过融合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观点。
首先，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的理解非常独到。
他认为中国文化理应坚持对中国文化长久以来所积澹淡的理解。
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纵横家文化等不同侧面剖析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他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与理念，不应简单地以西方标准来衡量。
其次，陈寅恪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贡献极大。
他的学术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发展历程。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他详实地还原了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并深入剖析了各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及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此外，他还提出了“双修”与“生子之道”这两个富有启示性的概念，揭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观念及其对科学研究的意义。
最后，陈寅恪还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结合的思想方法，运用在对史实的解读上。
他认为独立思考是研究史实的核心要素之一，并强调对史实的本真性和历史背景的把握。
他在文化史研究中也提出了“文化研究应采用整全性而非单一区域性的研究方法”的观点，主张将文化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相结合，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带动了中国学术界对于文化史、学术史的重视程度。
他的研究思维方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启示，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学术，为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陈寅恪历史学家的学术探索
陈寅恪历史学家的学术探索陈寅恪，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以其独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闻名于世。
他的学术探索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他的学术背景、研究方法和影响等方面对陈寅恪历史学家的学术探索进行探讨。
一、学术背景与经历陈寅恪于1890年出生在中国福建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在少年时期就对古代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牛津大学，拥有深厚的人文和历史学知识。
在学术背景的基础上，陈寅恪开始了他的学术探索之旅。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领域，尤其是宋代的历史和经学。
他对于经典文献的研究十分深入，尤其擅长解读《史记》、《汉书》等古代史书。
陈寅恪的研究方法独特，注重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同时结合多学科的知识进行全面研究，这使得他的学术成果充满了创新和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贡献陈寅恪历史学家的学术探索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成果上。
他在研究古代史书时，善于发现其中隐藏的历史真相，通过对文字、语言和背景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和背后的原因。
例如他通过对《史记》的研究，发现了其中存在着一些历史事件的伪造和篡改，使人们对这些事件有了新的认识。
陈寅恪还提出了“读史是一种文化探索”的观点，强调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密切联系。
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实，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和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在他的研究中，他注重对历史事件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力求还原历史本身的文化价值。
此外，陈寅恪的研究还不断拓宽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范畴。
他关注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努力将历史研究拓展到全面深入的层面。
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于后来的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
三、学术影响与价值陈寅恪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探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刘振华内容提要 作为学者与诗人两种品格兼备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境界。
本文从 最渊博、最有识见、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神游冥想真了解、 以诗证史五个方面,论述陈先生的史学境界。
这种学术境界渊博、自信、独立、幽远、新颖,是冷静与情感、理性与价值交融之产物。
学术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反映,体现着他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陈寅恪(1890~1969)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史学家。
他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等诸多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学术成就,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心灵历程、学术个性、道德情操、文化观念、研究方法相关联,而这些,正是构成其高深幽远的史学境界之因素。
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陈寅恪先生天资聪慧,记忆力强,悟性极高。
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学习社会科学,特别专攻比较语言学。
在此期间,他掌握了包括梵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巴利文、拉丁文、波斯文等15种文字。
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陈寅恪先生即应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他以其博大精深的知识结构,先后讲授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程,同时发表了多篇关于佛教文化以及边疆民族史的论文。
他的主要兴趣在唐史和中古民族文化史。
三四十年代,他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为主,唐史传世之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提出了 关陇集团、 关中本位政策等一系列著名论点,立论极为精湛。
陈先生晚年,治学兴趣转移到明清之际,其代表作!柳如是别传∀,旁征博引各种文史典籍竟达600种以上,是一部研究明清之际政治史与文学史的宏篇巨著。
陈寅恪先生提出,要把历史学提高到如地质学和生物学一样,使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为此,史学研究必须抱客观主义的态度,以史料为基础和前提。
陈先生治学,对史料极为重视,认为只有丰富准确的史实,才能使推论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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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早期学术历程探究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2009级6班常亮赵一璇赵丁荻赵赫范强1.对象与方法1.1研究对象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学者。
陈三立子，陈宝箴孙。
早年留学欧美，先后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回国后历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
对中国中古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1.2研究背景陈寅恪先生为当今鸿儒，陈学的研究向来是学者的关注所在。
本探究旨在还原陈先生早期的学术历程，尽量清理其早年为人论学的大体思路，为当代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识提供较良好的土壤与背景。
正所谓“清华同学，薪火相传”。
谨以此探究献给有志于中国文化事业的青年学子。
1.3探究目的鉴于近阶段普通民众对于国故的追捧和热爱，并时值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报告献给所有热爱景仰陈寅恪先生的普通读者。
1.4研究方法1.4.1资料筛选法：对大量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择优而录。
1.4.2著作考证法：回归原始资料，直接从被研究者的著作入手。
1.4.3综合比较法：与其他同时期人物的历程进行对比参考。
1.4.4实地考察法：利用假期等课余时间自行前往清华园进行实地调研。
1.4.5小组讨论法：以个人为单位进行任务分配，然后综合建议，形成文字。
2.研究过程2.1对小组中各人分配好各自的任务2.2筛选整理并分析资料2.3小组成员间进行讨论并整合提高2.4综合各组员建议并形成文字2.5对文字进行修改并最终定稿3.内容与结论3.1语言文字学3.1.1综述陈寅恪先生早年是以语言为研究的第一大武器，从他所学的三十余门语言中也不难看出。
其中包括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犍陀罗文、希伯来文等也是近代世界范围内学界研究之新成果。
其次，基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这一时期，俄国的钢和泰，德国的吕德思、瓦尔德施密特，美国的兰曼，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成果迭出。
而中国方面的陈寅恪、汤用彤、金克木、季羡林等也都与世界语言接轨，或师之，或破之，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陈寅恪和季羡林。
陈先生早年搞语言学研究，中年转型到史学，季羡林早年在北大创办东方语言系，并终身以印欧语系发展与流传的研究为己任，后来季先生写回忆性的文章时也说到：“在清华读书时给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早已因王国维的投湖和梁启超的病故而被迫关闭，但陈先生仍坚持以语言形式的变化来分析佛教的衍变与传播，这是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与陈寅恪先生的个人研究方向有关。
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院确乎是以语言文字为主导，而并非是以“小学”、“经学”、“考据学”、“史学”这些乾嘉诸老已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国学”为主流（包括王国维自己开设的课程也是以甲骨文，敦煌学为主）。
当此之时，国学研究院关于语言学的成绩也是最为突出的。
3.1.2音韵与语言学统计一下当时陈寅恪先生发表在《清华周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刊》等学术刊物上的文章，不难发现《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上的大部分关于音韵学的文章，如《从史实论切韵》、《四声三问》、《论韩愈》，都是在他任教于国学研究院期间发表的。
吴宓在《空轩诗话》中写到：“其《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及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
”这样的成绩既推动了陈先生个人学术事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后的清华在学术上的发展与传承。
3.1.3敦煌学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
以为一时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
”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陈寅恪不仅对敦煌学进行了准确定位，也指出了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a.唐代历史b.佛教教义c.小说文学史d.古语言文字e.古经翻译陈寅恪先生为敦煌学所作出的贡献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世的敦煌学者所铭记。
3.1.4比较文学“远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点得以革除。
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个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
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
故欲祥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寅恪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个将比较文学引入中国的学者。
这种“立体”的比较观不单可以取得局部性的成就，更能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引发长远的效应。
在他不自觉的运用“比较文学”的手法时仍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而否定了“全盘西化”与“打倒孔家店”的偏激思想。
陈先生运用最新的研究方法，以中国中古文化为背景，以中古中外文化交流为轨迹，以佛典与中国中古文学为主要对象，展开研究，使比较文学迅速的显示出了中国的特点。
陈先生的言传身教与学术成就影响了许多当时的与后来的学者。
3.1.5贡献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中，从而达到其“预流”的目的。
时至今日，其影响仍无人能及。
3.2历史学3.2.1综述陈寅恪先生最负声名的三本史学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均是在他经历了国难家愁后强支病体以惊人的记忆力和创造力完成的。
余英时先生的《试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中写到：“陈寅恪的治学范围虽广，但他的兴趣好像自始至终偏向史学。
”“在30岁前后，他已选择史学作为他的专业了。
”后期的研究虽与他早期的研究稍有出入，但方法确是一脉贯通的，从罗列史料到“寅恪案”再到具体结论。
这种治学方法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都有所体现。
另外他在某些问题上所开创的“范式”也是后人做某些研究时所必须借鉴和无法超越的。
因而说陈先生早期在《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都为他后来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里仅对《金明馆丛稿初编》与《二编》上的两篇文章做简要分析。
《桃花源记旁证》一九六三年清华学报陈寅恪先生将桃花源记置于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予以剖析解读。
重点考证了中国的迁徙文化与坞垒生活（以客家形成为例）强调中国的迁徙文化具有其深刻文化内涵，即迁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载体，而“坞垒生活”式的“家族”与“士族”文化则是当时社会的最强支柱。
《蒙古源流研究》四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在该研究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领域中传统的补证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30年代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体现他中体西用思想研究体系的代表文章。
3.2.2贡献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季羡林、汪荣祖等“陈学”名家的看法与研究总结出以下三条：①史料学非史学：但史学考证须以史料为基础力求通过考证来发掘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展示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②诗史互证：通过比较分析既可以以文证史，也可以以史证文；既是比较文学新方法的引入，也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
③政治演变：用儒家士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势力升降来解释当时的制度交替，并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
总之，陈寅恪先生的史学研究可以说是集千古之大成，并中体之西用，“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史籍之所缺载。
”（季羡林语）陈寅恪先生在对待历史性的问题时仍主张以语言为其工具。
换句话说，出洋十余载对三十几门外文的掌握无非都是为了回国“整理国故”（胡适语）以备不时之需，因而后世认同的也大多是陈先生在历史学上作出的贡献。
俞大维先生在评价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时也曾说到：“在史学研究上，他受王静安先生影响较大，在语言文字上，王静安受他影响较大。
”在王国维先生先生投湖自尽后，陈寅恪先生写下了流传后世的《海宁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碑铭》。
在结尾陈先生再次阐发了他的治学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3.3思想精神汪荣祖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有段精辟的论述：“陈寅恪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a great humanist）这包含他所具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尤表现出高尚的书生风骨。
令人有志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慨。
”陈先生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他的治学思想和个人精神。
3.3.1治学思想陈先生的思想可以用十个字来准确的概括，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在给北大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语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也就是说陈先生早年出洋留学是为了要洗刷所谓中国史在日本学的耻侮。
这背后当然是强烈的民族尊严和爱国精神。
可是在留学欧美之际，他又深深感到欧洲的东方学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的，中国的学者无论怎样赶超最多也只能打个平手。
正如陈先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唱酬。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他认为作为中国学者不能不与西方学术界脱轨，但又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
由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印度学到佛教发展再到纯中国式的诗史互证与历史研究，陈先生的成就一次盖过一次。
所以说陈先生早期的思想转化是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的。
3.3.2个人精神李慎之先生在论述陈寅恪的思想精神时曾经发问，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底是什么？早在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之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因而说陈先生既不是胡适所谓的“文化遗民”也不是王国维式的“前清遗老”，而真正是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并且能够延续传统文化精髓的“五百年来第一人”（傅斯年语）。
据后世史学家考证，陈先生很可能是第一个通读《资本论》原文的中国人。
当时与他一并留学欧美的吴宓、俞大维、罗家伦、傅斯年、毛子水等人也都曾回忆过陈先生慷慨激昂、针砭时弊的情形，从他的家庭来看，陈先生也应具有遗传的政治天赋，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最早以实际行动支持变法的地方高官（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维新派的激进人士。
而陈寅恪先生回国后之所以未选择从政，一是与他早年的志向有关，二是恐怕受到了祖父与父亲的影响（陈宝箴最后饮鸩而死，陈三立也终生不被朝廷录用），三便是与他思想形成有关了。
陈先生不像胡适那样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苏俄式的共产主义，更不赞成以“主义”的形式来搞学术研究，这从《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