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视域下的《莺莺传》与《西厢记》之对比：人物性格与结局的动态呼应
比较文学视域下的《莺莺传》与《西厢记》之对比：人物性格与结局的动态呼应摘要：《莺莺传》和《西厢记》，一部唐人小说，一部元杂剧，同一题材有完全不同的故事流向结果，《莺莺传》与《西厢记》二者的比较研究论述不少。
陈寅恪先生提出门第不同的大胆假设，也有人认为是社会背景不同导致。
本文从故事文本出发，通过语言细节、人物塑造对两个版本下的人物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人物性格对于故事结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莺莺传西厢记人物性格悲喜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莺莺传》有以下的评点：“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 第90页.]鲁迅认为文末的这段说教直接拉低了全文的宗旨与趣味，为何前文十分恩爱的张生始乱终弃，性情转变如此之快且发表了一段“恶趣”的言论，陈寅恪先生就此也有过迷惑，“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
夫微之善于为文者也,何为著此一段迂矫议论耶? ”[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第106页.]对此，陈先生提出了“门第说”。
“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 许总.元稹与崔莺莺[M].北京：中华书局.2004. 第10页.]陈先生推测，张生始乱终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莺莺出身并非名门，于自己仕途无利，但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这个观点还是具有一定的纰漏。
首先，既然是门第关系，张生一开始就不必苦心追求，明明知道婚事于前途无益，二人又何必纠缠那么久呢；其次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件事情的起因结果必然是复杂的，二人感情的变故肯定不仅仅是张生自身的某些原因，更有崔莺莺甚至其他社会背景影响。
对于始乱终弃的结局，其实仔细分析二人的性格、行事风格，都可以略窥出一二，张生前后性格反差较大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本文通过将《莺莺传》与《西厢记》中的人物横向对比，再探悲剧形成的内在原因。
上外比较文学书目
上外比较文学书目一、引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跨文化研究的学科，旨在探讨不同文化间的文学差异和相似之处，从而深化我们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在上外比较文学专业学习期间，有一些重要的书目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将介绍一些值得阅读的比较文学书目，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研究这一学科。
二、经典著作1.北岛 (2020)。
《诗的未来》。
这本书是北岛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诗歌作品以及对诗歌创作的思考都展示了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学的独特理解。
阅读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开拓视野，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
2.陈寅恪 (2018)。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陈寅恪教授深入分析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3.张爱玲 (2016)。
《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爱玲以她独特的笔触描绘了上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独特的叙事风格。
这本书是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窗口。
三、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1.Tzvetan Todorov (2017)。
《文化在传统与革新之间》。
Tzvetan Todorov是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他独特的观点。
阅读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
2.高华 (2013)。
《比较文学研究导论》。
高华教授系统概述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理论与方法，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详细解读。
这本书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本极为实用的入门读物。
3.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2010)。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Spivak教授围绕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重要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观点。
这本书对于探讨文化差异和跨文化对话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中外文学比较研究1.莫言 (2015)。
《红高粱家族》。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这本小说通过家族故事的叙述，展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社会变革。
浅谈陈寅恪的唐诗研究方法
浅谈陈寅恪的唐诗研究方法——读《元白诗笺证稿》有感[摘要］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所倡立的历史文化法、诗史互证法、比较联系法等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在其代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是最常用的，对我们的启发也最大,对我们的读书治学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关键词］陈寅恪;唐诗研究方法；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教授的教授”，在文史哲研究领域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丰碑。
最近读了先生的代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1]，深感先生所著博大精深，不仅为其独特魅力所折服，对其治学方法也略有所悟。
下面仅就感触最深的几种研究方法谈一下粗浅体会。
一、历史文化法历史文化法，是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唐诗时经常采用的重要方法.其基本内涵是，研究诗歌要将它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予以综合考察,才能找出作品生成及其特质形成的原因。
他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说自己“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正是基于他对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才使他自觉地运用历史文化法去研究包括唐诗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品。
举例来说，寅恪先生在评价元稹于婚仕二途中所表现出的“无节操之守”时,一再阐明，中唐贞元、元和间的士大夫社会，可分为二部分：一部分（主要是词科进士)尚放荡风流之新习，另一部分（主要是山东旧族）则仍沿袭南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习。
两种道德标准、新旧社会风尚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常呈现出纷纭错综之情势。
至于元稹，则善于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与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
因其能“忍情"，故一方面放荡风流，图欲望之满足；另一方面则以“悠悠若云”之意对待男女关系,去就自由，不为情感所束缚；因其甚有心计,故能深思熟虑,甚至于以情牟利，“以巧婚而致通显”,以“巧宦”而“位至将相”，“以富贵终其身”。
陈寅恪的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观
须提到议事 日 程 。陈寅恪之所 以认为汉藏语 比较
众所 周 知 ， 汉 藏语 系诸 语 言 的系统 调查 比较 研
研究的成效 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 在于乾嘉考据 究 ， 较之印欧语历史 比较研究 ， 无论是研究历史还 学派以训诂 、 校勘和资料的整理为基本方法 ， 以事 是成果都很难相提并论。现代语言学意义的汉藏 实的考核 和例证的归纳为准绳 ， 出具可信 的材料 ， 语 系语 言研 究 真正 肇 始 于 ２ ０ 世纪初 叶， 初 期 的研 进而得 出结论 的作法 ， 虽 然洋溢着实事求是 的精 究者大多为非语言专业人员 ， 为传教等需要记录过 神， 却对语 言的历史发展 ， 亲属语 言问的 比较研究
［ 收稿 日Ｎ １ ２ ０ １ ４ — ０ ５ － １ ５
［ 作者简介】 木仕华（ １ ９ ７ ２ 一） ， 男， 云 南丽江人 ， 现为 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 学与人 类学研 究所博 士、 副研 究员， 主要研 究方 向为
汉 藏语 语 言 学 。
一
１ ８ —
木仕 华 ： 陈寅恪 的汉藏 语 系语 言 比较研 究观
都有灼见卓识 ， 堪 为诸种学问研究 中高屋建瓴之 文… … 已用梵音 字母拼 写 ， 其 变迁 源流 ， 较 中文 为 论。仅以汉藏语系语 言研究一隅而言 ， 陈寅恪先生 明显 。如 以 西 洋语 言科 学之 法 ， 为 中藏 文 比较 之
亦 持有 超 迈 时 贤 的识见 和创 设 。他 的有 关汉 藏 语 学 ， 则 成效 当较乾 嘉诸 老 ， 更上 一层 。 １ （ 系 语 言研 究 观 的具 体 的论 述 ， 从 现 存 材料 看 ， 呈 较 此 段 叙 述虽 出于 陈 寅恪 先 生 为研 究 历 史 和佛
第３ ５ 卷 第４ 期
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_陈寅恪_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_解析
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桑 兵比较中西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治学的重要途径和革新思想的重要源泉,但其间格义附会的流弊甚多。
1932年陈寅恪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关于比较研究的大段议论,切中学术思想界的时弊,指示法国学派以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究的一般法则。
后来虽有美国学派的平行比较日趋完善,似与陈寅恪所说不尽相符,实则学人如果不经系统训练达到高度自律,对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研究和系统异同之观念,仍然难免重蹈清代经学和近代古史研究穿凿附会的覆辙。
关键词比较研究 陈寅恪 格义附会作者桑兵,195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2075)。
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比较研究复趋时兴。
在整体进展的同时,难免鱼龙混杂,令前贤批评的清代经学、近代古史研究的种种流弊,再度浮现。
前辈学人所议虽系当年情形,时过境迁,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可以借鉴。
尤其是高明者的真知灼见,不受时空限制。
后来人慕其声名显赫,对所指示的学术路径却莫名所以,并不遵循,甚至有意无意与之相悖。
1932年陈寅恪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关于比较研究的大段议论,至今看来不仅依然恰当,而且切中时弊,令人不禁有时光倒流之感。
是函主要讨论比较语言学问题,兼及比较文学乃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
关于前者,《马氏文通》的利弊得失在语言学界见仁见智;关于后者,虽不过附带论及,但牵扯广泛,歧异明显。
陈寅恪与比较文学,已有学人讨论①,对于本事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仍有较大空间。
由文本以明语境,可以体察前贤的苦心孤诣,与时势做一对照,从而领会其治学的途则。
一、对对子1932年夏考,陈寅恪受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为国文科目命题,因“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
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②。
鉴于藏①②《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9页。
比较文学之平行研究
比较文学之平行研究彭恋2011308047 11级广电二班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
与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的范围更广，它可以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学加以研究；同时，平行研究注重对象的文学性，注重比较不同民族文学的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本因素。
平行研究的提出是美国学派的贡献。
一、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类：类比和对比。
类比指研究“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奥尔德里奇语)，即考察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家作品间的相似之处，以期发现其共同性。
就作家而言，我们可以考察作家相似的经历和思想观念等。
例如，屈原和但丁的比较研究，萧红与伍尔芙的比较研究。
就作品而言，不同民族文学间在相互隔绝的状况下也会出现惊人的类似。
如“人与非人”这一题材就出现在中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人变蟋蟀)，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变甲虫)，尤里斯库的剧作《犀牛》，这些类似的故事都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旨——社会压迫所引起的人的异化。
又如吝啬冷酷、贪得无厌的艺术形象，不仅出现在英国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杰作《悭吝人》中，同样也出现在我国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这些类同为作品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的前提。
对比指比较不同文化和文学体系的特点，从而使两者的特征相形突出。
这是一种求异研究。
例如中西神话比较研究，同是神话，它们都产生于人类的童年，都表现为与现实相异的想象世界，这是可比性的条件。
但中国的神话人物大多是开天辟地的英雄，具有献身精神，且大多不食人间烟火，极少情欲，形体上往往是人兽结合，如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西王母“豹尾虎齿而善啸”(《山海经》)；西方神话则多人神同形，这些神有人的弱点和局限，他们有的偷情(如天帝宙斯追逐欧罗巴)，有的嫉妒(如天后赫拉)，有的爱争吵等，由此形成中西神话的不同特点。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绪论一、从研究对象和范畴看：三个阶段：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布吕奈尔三人主义二、从价值取向着眼三、比较文学的价值1、对文学研究而言，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确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比较文学，处于对狭隘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研究的不满，后者滞后于当时文学的全欧性与全球性交流的事实。
新的视角：本国文学与他国文学关系的角度新的领域：不同民族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2、对文学创作而言，比较文学提供了了解与欣赏其他民族文学的理论指导。
比较文学可以提醒创作者注意吸取他国文学的主题，题材与写作技巧，以推动自己与本国文学的发展。
3、对文化交流而言，比较文学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不同文化体系互识互证互补，最终推动世界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
全球化趋势使不同民族、不同体系之间的文化交流、对话与包容势在必行，比较文学有助于缓解文化霸权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矛盾，促进文化多元化。
比较文化是“跨文化之桥”（乐黛云语）“自我”和“他者”的认识之道（孙景尧语）四、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两者不等同，并非任何运用比较方法展开的文学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1、两个比较所归属的层面不同：前者是一种比较意识，属本体；后者是一种研究方法。
2、指涉的对象不同：前者前就对象必须跨越国家语言民族学科等界限；后者则不一定跨越；3、使用方法不同：前者除比较法之外，还可使用实证法批评法和阐发法。
第一章比较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第一节国外比较文学学科史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比较文学，酝酿于十九世纪20—30年代、形成于十九世纪70—90年代的欧洲，其形成的文化背景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1、思想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全球渗透促成全球意识和比较意识的产生，最终促成文学研究的全球意识与世界胸怀的形成。
2、研究方法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促成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比较研究的形成于比较方法的广泛应用。
3、文学发展方面，各民族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频繁，促使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研究方式被突破，比较文学应运而生。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溯源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溯源（一）中国古代的比较文学研究1．时间：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诞生在20世纪上半叶。
2．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的建立”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兴盛”。
3．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出现的条件（1）必须与外来文化相接触；（2）必须具备通识眼光，即能具有一种从国际角度来从事文学研究的立场。
4．中国比较文学的萌芽：最迟在汉代，中国比较文学的萌芽就已正式出现。
5．中国古代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1）内容较丰富，其中尤以跨学科研究成就最为突出；（2）专业意识极为淡薄。
6．中国古代的比较文学的内容（1）译介学研究；（2）阐发研究；（3）平行研究；（4）影响研究。
7．在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内容最丰富、成就最突出的，是历代文论中的跨学科研究。
而在这种跨学科比较研究中，内容最多的又是如下两个方面：（1）诗与画的比较研究。
（2）诗与禅的比较研究。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建立1．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化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国。
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愈来愈多。
20世纪初期至20年代，中西小说、戏剧、诗歌的比较研究一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2．此时出现了一批留学归来、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鲁迅、胡适与茅盾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他们不仅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而且对于西方的学科发展现状有或深或浅的了解，这就使他们慢慢地接触并开始引进西方的“比较文学”。
3．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正式兴起，正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比较文学讲座与课程的开设：（1）从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归来的吴宓，积极提倡比较文学，并于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等讲座，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
（2）1929年12月，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瑞恰慈应邀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讲授“比较文学”，重点介绍比较文学理论与翻译。
这是中国大学中首次正式以“比较文学”为名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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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卷第1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6 No.1 2008年1月JOURNAL OF G U I ZHOU UN I V ERSI TY(Social Sciences)Jan.2008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孙彩霞1,2(1.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河南开封 475001;2.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摘 要: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方面并无特别系统的论述,偶尔强调影响研究的学理性,并与文化研究相联。
但寥寥数语,却极为睿智与深入。
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陈先生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与历史、语言学等互相发明,探幽烛微、多所新见。
关键词:陈寅恪;比较文学理论;影响研究;译介学;文类学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8)01-0051-07陈寅恪先生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
今人对其在近代学术史上的研究成果和巨大贡献进行过仔细的钩沉,出现了许多极富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
但就其对比较文学尤其是中印文学关系所做的研究却很少有人整理①。
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进行仔细梳理,这对于我们全面而又准确地了解其治学理念和文化取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会有重要启示。
本文拟从比较文学理论、影响研究、译介学、文类学等四个方面谈谈陈寅恪先生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
一、比较文学理论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中,陈先生谈到各种事物之间或因果或影响的关系,他说:“天下至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
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
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互相之关系。
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
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
”[1]陈先生进一步将此论贯入文学文化研究,提出了文学研究的两大领域,即同一文化体系中的因果演进和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互相影响。
其中,陈先生又特别强调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就其学理依据做出有力的论证,而这一领域恰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关注的中心。
首先,陈先生强调研究文化碰撞、砥砺和融会过程中出现的信息转移和变异,力主回到文化本原进行追溯研究。
蒋天枢记述陈先生的一段话:“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
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
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2]其次,陈先生非常重视文学本原研究中语言的基础作用。
陈先生提出:“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
”[2]不仅一切关系人类生存或价值的知识要靠语言传播和传递,而且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也主要结晶或积淀在语言-文字系统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也主要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
陈寅恪是晚清以来学术界精通多种语言的奇人。
王永兴言其“具备3 33 收稿日期:2007-12-11 作者简介:孙彩霞(1973-),女,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仅有钱文忠的《略论陈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收入王永兴:《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一文,指出善于运用比较方法是陈寅恪在文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并就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3],许冠三判断其懂17种语言[4],汪荣祖则说他能运用二十几种外文[5]。
丰富的语言知识为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如其对梵文、巴利文等诸多佛经文本与中文版本比较后,破解文本背后深藏的文化信息。
因为语言表层结构的变化常指示着文化形态和风俗的变化,而借助对语言深层结构———语义和语源的追索,可以揭示文化流变的脉络。
在《魏志司马芝传跋》[6]一文中,陈先生从梵文考证“无涧神”本为“无间神”,即地狱神,为梵文Avici的意译,音译为“阿鼻”。
陈先生依此推出东汉末年佛教已颇流行于宫掖妇女之间。
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陈先生指出三国名医“华佗”二字来自天竺语agada,意为“药”,汉译时脱去字首元音“a(阿)”即为华佗。
而“竹林七贤”中的“竹林”乃是以中国和印度名词杂糅的结果:“独七贤所游之‘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即‘Velu’或‘Veluvana’之译语,乃释迦牟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而法显(见佛国记)玄奘(见西域记玖)所亲历之地。
”可见陈寅恪借助中外各种语言知识,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因而常有新的见解。
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陈先生对语言基础作用的关注更为显著。
陈先生提出,各种语言都有个性,不应以语言的共性来掩盖每种语言的特殊规律,因此不能以一种文法涵盖所有语言之规律:“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此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
”[6]因此,陈先生提出要兼顾语言在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文学中的不同作用,以分析文学发展的源流和变异:“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
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小异之语言。
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
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小异之言语。
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
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
”[6]在可比性问题上,陈先生强调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否认平行研究。
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陈寅恪结合中国文学分析道:“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
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
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鬼龙,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
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6]在此思想指导下,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更多集中在了影响关系方面。
二、影响研究陈先生具有极强的考证意识和求真精神,常从考证具体问题始,又不在具体问题终,而是借助考证寻求规律。
季羡林先生说:“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
”[7]作为史学和佛学名家的陈寅恪在文学的影响关系研究中常常融会文学、史学和宗教,从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角度入手,详尽考察佛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仔细梳理中国古典小说与佛经故事之间的渊源。
这对于理清中印文学关系,再现佛教与佛经故事在中原的流变,动态把握本土文学选择吸收、消化融合外来文学的全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8]与《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8]两篇可谓代表。
佛经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就提出孙悟空与沙和尚等形象乃是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演变而来,而此书又脱胎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胡适提出异议,认为孙悟空形象的原型乃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
陈寅恪在此基础上又出新见,在《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一文中,将敦煌所藏佛曲本与《贤愚经》、《大智度论》比较,提出佛经文学与《西游记》的紧密关系:“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载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服六师事同。
又所述三藏弟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
”[9]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中,陈先生更是结合佛典翻译传讲过程中的删节、合并等,提出玄奘弟子故事乃是佛典演化的创造性结果。
陈先生首先提出佛经传讲与中国文学演变之总关系:“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
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益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
”接着引僧佑《出三藏记集》提出,《贤愚经》乃是昙学等八位僧人听讲之笔记,而“当日中央亚细亚说经,例引故事以阐经义”,故《贤愚经》实为印度故事杂集。
因此,佛经流传到中国,既产生出《法句经》、《譬喻经》等“解释佛经之正宗”,又出现了信息转移和变异的中国化释经著作,“如天台诸祖之说,则已支那化,故与印度释经之著作有异也”。
陈先生推想道:“夫说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不得不对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与环境,而生变易,故有原为一故事,而歧为二者,亦有原为二故事,而混为一者。
又在同一事之中,亦可以甲人代乙人,或在同一人之身,亦可易丙事为丁事。
”在此基础上,陈先生对“玄奘弟子故事”与佛经的关系作了影响路径和表现的探析。
针对孙悟空形象,陈先生引鸠摩罗什(Kumārajīva,344-413)译《大庄严经论》卷三第十五故事中包含的两个故事:“一为顶生王升天因缘,见于康僧会译六度集经肆第肆拾故事、涅 经圣行品、中阿含经壹壹王相应品四洲经、元魏吉迦夜昙曜共译之付法藏因缘传壹、鸠摩罗什译仁王般若波罗蜜经下卷、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护国品、法炬译顶生王故事经、昙无谶译文陀竭王经、施护译顶生王因缘经及贤愚经壹叁等”;二为“印度最著名之纪事诗罗摩延传第陆编,工巧猴名Nala者”,提出孙悟空故事乃是合并顶生王升天和工巧猴故事而来,“盖此二故事本不相关涉,殆因讲说大庄严经论时,此二故事适相连接,讲说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并和闹天宫故事与猿猴故事为一,遂成猿猴闹天宫故事”。
此处已将“合并”这一影响路径阐明。
与孙悟空形象的合并原则不同,猪八戒是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三《佛制苾刍发不应长缘》所记天神形象直接衍化而成:“观此上述故事,则知居坎窟中,须发蓬长,衣裙破垢,惊犯宫女者,牛卧苾刍也。
变为大猪,从窟走出,代受伤害者,则窟旁旧住之天神也。
牛卧苾刍虽非猪身,而居猪坎窟中,天神又变为猪以代之,出光王因持弓乘马以逐之,可知此故事中之出光王,即以牛卧苾刍为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