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我进入古希腊学术之路

如今回想起来，令我倍感庆幸的是，我的读书生涯始于1980年代后期。

那时，我正在沪上一所寄宿中学就读高中，经历着人生至为关键的“自我发现”期。

且不说当年的“文化热”、“美学热”，如何像无形的兴奋剂弥漫在空气当中，波及那座僻处一隅的校园，激荡着那群“有志于学”的青年人，使他们为之心醉神迷、乐而忘返。

仅就个人而言，那个年代对我最大的馈赠之一，是与“书”结下了非同一般的缘分。

当时的我怀着虔诚的心，像访求圣物那样，在平凡俗常的世界里寻找赖以超凡脱俗的书籍。

这主要有两个途径。

首先，是形形色色的新旧书店。

记得那几乎每周一次的书店“巡礼”，往往演变成“如获至宝”的惊喜。

在1980年代的沪上，我最偏爱的一条路线，是从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走到河南路福州路口的“科技书店”，再到福州路上的旧书店、外文书店和古籍书店。

这样一路下来，每次总能找到几本让自己兴奋莫名的新书或旧书。

当时关注最多的是几套学术与文艺丛书，其中许多新书的首印和旧书的再版，都成为我青春岁月里的一个个“事件”。

访书的另一个途径为“阅览”，尤其是西文书籍，这在当时还算稀有之物，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获取。

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偶尔觅得一两本心仪的英文旧书，印象最深刻的是，办理各种繁复的手续终于登临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旧址）四楼看外文书。

正是在那间轩敞明亮的阅览室里，我神游在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精神世界里，看着窗外的日光由明转暗，暮色降临华灯初上的夜色，心中洋溢起一股无法言说的陶醉感。

若是读书读倦了，就到毗邻的人民公园漫步，仍旧徜徉在书中的境界里。

这两种途径而获致的刻骨铭心的读书体验，成为我对1980年代青春回忆的一条主线。

尤其是因为，在这种读书体验里扎下了我最幽深的精神之根，引领我一步步进入古希腊。

最初，我迷恋上了“心理学”，浏览了不少打着“某某心理学”旗号的读物。

我的想法是，如若掌握世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心理，岂不是获得了进入他人内心的万能钥匙，而我自己不就像披上了隐身衣那样，能够随意启开他人的“心扉”而一览无余了么？不久，我便发现，所谓的“心理学”止步于人的心理状态，并不关心个体的内心生活领域。

要从个体的内心生活臻至人类精神最高迈的境界，那其实是文学以及部分哲学作品的领地。

于是，我开始悠游文学与哲学的浩瀚天地。

中外古今的名著一概不拒，尽情翻阅。

不过，使我免于沉溺在泛滥无归的境地的，是我循着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及其主编的《诗人哲学家》等几部“启蒙书”的线索，发现了德国的“诗化哲学”与“诗人哲学家”。

“诗化”的哲学，按我当时的理解，是一种诗与哲学的亲密结合，两者达到高度地相互补充与制约；于是诗欲求成为思，思也欲求成为诗。

在“诗化哲学”那里，诗在最高的意义上成为哲学活动的方式，成为赋予个体生命其本真状态的哲学生活方式。

基于这样一种诗与思的关系，“诗人哲学家”既阐发了一种精微的哲学义理，又描摹了处于该精神世界里的人的生存境况，甚至于用戏剧手法来展现各种精神和生存境况里的人的冲突，令观者从冲突当中寻得更高境界的超越。

在“诗人哲学家”当中，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德国文化圈内产生的璀璨群星：高古的如歌德与荷尔德林，浪漫的如弗·施莱格尔与诺瓦利斯，桀骜的如叔本华与尼采，玄远的里尔克，沉郁的特拉克尔，深思的海德格尔，丰赡的伽达默尔，等等。

这些诗人流露出哲学的眼光与深邃，哲学家则洋溢着诗人的灵性与激情。

在所有德国“诗人哲学家”里，我对尼采情有独钟。

除了之前提到的周国平的《尼采》一书，他用绝妙美文迻译的《尼采诗集》和《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两书皆初版于1986年）带给我内心巨大的战栗。

经由这几本书对尼采的发现，成为我个人精神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几本旧书我至今珍藏，虽已纸张泛黄且有斑斑霉点，却时不时取出捧读，以启遐思。

尼采思想的魅力在于，诗的精神贯穿始终。

这不仅体现在横跨尼采创作生涯的数百首诗歌，而且还见诸其特立独行的哲学写作风格。

他使用了包括对话、格言、警句、譬喻、象征等各种富于诗意的方式，传达幽深精微的哲学思想，不愧为德国哲学家当中最卓越的文体大师。

严格说来，尼采的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较为凝练的格言诗，另一种是较为激昂的抒情诗。

前者极富哲理，自不待言，而后者更是融哲理于抒情的杰作，其中尤以一束《酒神颂》为最高成就。

诚如译者在前言里所说：“他（引者按：尼采）力图用他的抒情诗完整地表现他的哲学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追求古希腊酒神祭颂歌那种合音乐、舞蹈、诗歌为一体，身心完全交融的风格，其代表作是《酒神颂》。

”如若我们再联想到尼采的思想自传《瞧！这个人》的最末一句、可视作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嘱的那一声绝笔呐喊：“你们了解过我吗？狄奥尼索斯反对基督”，可以说，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酒神精神，不啻为“诗人哲学家”尼采的最终归宿。

不过，这种精神为何要以酒神颂歌的诗体形式表达，而且唯有这种诗体才能完整地加以表达？我慢慢体悟出颂神诗歌的深义：当人的此在被某位神明的存在所激荡，而感领其特质之时，必然以致献此位神明的颂歌来展现其精神状态。

缘此，颂神歌乃诗歌的最高形式，亦为人类心灵活动的最高形式。

酒神颂成为尼采哲学的归宿，实质上达致了思之为诗的实现与完成，或曰“思向诗的羽化”。

沉醉于尼采的诗境当中，我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令尼采如此神往于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与酒神文化？加之我又发现，酒神精神不仅是尼采思想的归宿，而且还是它的最初源头：那便是以《悲剧的诞生》为名发表的这部通常被认为断送了学者尼采的生涯，却造就了哲学家尼采的成名作。

关于《悲剧的诞生》，学术界至今仍然褒贬不一，但我很快意识到：这部书其实并非对古希腊思想的历史重构，而是以天才的直觉触摸到其精神，并力图以一种与之匹配的、受其滋养的风格来使之“复活”。

这实质上是一本信念之书，一本“艺术形而上学”之书。

它以生命最根本的两种艺术冲动，即“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结合，来赋予生命最高使命和意义。

它试图创立一种“艺术宗教”，一种艺术创造者的美学；相形之下，作为学术问题的“古希腊悲剧的诞生”，便成为次要的引子。

（全书从“古希腊悲剧的诞生”到其“消亡”再到“悲剧在德国的再生”，此中寄托的寓意可谓昭然）数年后读到的另一本尼采早期著作《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的中译本，与《悲剧的诞生》可谓双璧。

两书共同缔造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圣地。

后者高扬渗透了悲剧精神的悲剧艺术，而前者主张返回浸润着同样的悲剧精神的前苏格拉底哲学。

在尼采笔下，那些伟岸的古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前苏格拉底哲人、三大悲剧家以及一切的源头——荷马——跃然纸上，构成一幅与德国“诗人哲学家”交相辉映的不朽群像。

至此我才恍然，原来“诗人哲学家”尼采的奥秘深藏在古希腊（尔后我还发现，另外两位“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的情况也是如此）。

那么，我急于知道答案的问题是：如何进入那个辽远的古希腊世界？我透过追寻尼采的人生历程发现，他早年接受了十余载的“古典”教育（文科中学）和“古典语文学”训练（大学）；此后，在他生命中最富创造力的二十年，恰好又可划分为前后十年，前十年担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后十年因病退休，漂泊于欧洲各地。

后十年尼采哲学的重要思想，例如“超善恶”“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之类，都可在早年的“古典语文学论著”（philologica，直到并包括《悲剧的诞
生》）那里探得端倪。

后期以“酒神哲学家”自居的尼采，虽然对“古典语文学”屡有微词，甚至频频攻击古典语文学者，从他个人所受教育的历程来看，我执拗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要进入古希腊，舍此别无他途（至于要“复活”古希腊精神，或许存在“隐秘幽径”，则又当别论）。

“古典语文学”究系何物？当时的我不甚了然。

多方打听才明白，在西方“古典语文学”从属于“古典学”学科，为其核心科目。

如此一来，我便下定决心，负笈海外，在“古典学”系里专修“古典语文学”。

这一志愿不久便在1990年代初期，幸运地化作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