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主要的哲学思潮及其社会效应

当代中国主要的哲学思潮及其社会效应作者：天天论文网日期：2016-5-16 9:18:36 点击：1“思想冲破牢笼”，观念建构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既是政治、经济变迁的结果，更是文化和思想主导的过程。

就以中国来说，在经过最近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困境，因此，由什么样的观念来指导未来的发展就显得特别关键。

本文拟以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与概况进行分析，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构问题。

当代中国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还在建构当中，但就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在队伍构成、研究视域和理论倾向等方面，基本上可以说是由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组合而成的总体格局，不能排斥三者之间的融通、会合，但融通、会合的程度还极为有限，总体看是呈“三足鼎立”之态势。

审慎、客观地分析这种研究格局，甄别各自不同的特征与趋势，无疑是建构未来哲学形态的重要前提。

一、文化保守主义：“复兴”梦幻与“原生”优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兴起于20 世纪80年代中期。

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特异现象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以及如何对这一现象给予解释。

海外“新儒家”提出的一种解说，引起很大反响。

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以及此前已经实现了经济腾飞的日本处于东亚地区，历史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都处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辐射圈，它们的崛起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因为单有西方文化还不能使其取得成功，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发展性危机”和众多的“两难困境”暴露了其文化上的缺陷，特别是哲学基础中的主客二体、天人相分的严重局限；而传统儒家文化正好可以疗救这种弊端，因为其核心理念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

这种分析使“新儒家”确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可以实现新的转化，可以再度得以复兴。

海外“新儒家”的这种认知，给正在急于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国内学界以很大的震动，长期以来“反传统”的桎梏一旦解除，就走向一种反拨，复兴儒学、复兴传统文化遂成为一种时髦。

一时间，传统典籍重新出版，构成出版界的一大景观，由于传统国学功底薄弱，白话解说文本又大量涌现；文学界提出“寻根”说，痛感“五四运动”“切断”了中华文化“道统”序列，要到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远古神话和蛮荒之地寻找文化之根；文史哲队伍出现分化，相当一批人转向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大多是仓促上阵，不熟悉历史和未能通读典籍，就洋洋洒洒著文纵论古今，讨论优劣；众多的学术团体建立起来，讨论会持续不断，呈一时之盛。

进入21 世纪以来，借助新的传媒手段和市场运作，传统文化再度“热”了起来。

特别是2001 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开播和一大批“国学班”的举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客观地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助于更多的普通百姓关注传统文化，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由于过分追求收视率、市场效应，推出的很多是没有经过专门和精深研究的所谓“讲坛明星”，为了迎合时尚和潮流，有特定价值旨归和思想倾向的儒家思想被阐释成“心灵鸡汤”，激发的后果是，相当多的人更加认同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

现在反思传统文化热，我们看到，功利考虑超越了冷静分析，他人观点左右着自我倾向，热忱超迈理性，思想越界学术，的确是过“热”了。

而从其思路上看，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片面化为文化问题，文化的建构又被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认为“四小龙”的经验、日本的经验可以移植为中国大陆的经验，一种在长达几千年发育非常完整的封建时代的文化可以通过某些局部的变通，成为中国未来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主流或主宰，这确实得打个问号。

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传统文化热兴起所凭依的那种论断被事实粉碎，海外“新儒家”对“四小龙”崛起所做的解释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失效了。

事实表明，“四小龙”的崛起绝不是什么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儒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都还只是皮相，真正的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它们的起飞起了助推器的作用。

这些国家和地区处于环中国海周围，面积狭小，当给予它们特惠条件、允许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发展时是能迅速崛起，更重要的是以此还可以遏制中国的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力量在强大，遏制中国几乎不可能的时候，发达国家就必然减弱了扶持的力度，不复给予特惠，特别是它们的自由市场体制，政府和企业、金融等某种程度的分离，政府有效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国际金融炒家的异常举动对准东亚，就会使基础脆弱的经济迅速倒退甚至崩溃。

这时传统儒家思想能起什么作用呢？当然，我们并不会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对它进行研究的意义，复兴儒学、使其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不可能，并不意味着它在整个文化格局中不能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那种颇显喧嚣的“热”过去后，学派、人物、思想的研究在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反而走向了深入，虽然失去了一时的社会轰动效应，但认真的梳理、审慎的甄别、理性的分析，使这种研究更加步入学术性、客观性轨道，有利于做出公正的论断。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念迄今为止仍内化、积淀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成为其为人处世的准则和规范，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这是为其他形态的哲学、特别是从外部“灌输”的哲学所不可比拟的“原生”优势。

20 世纪80 年代，有的学者提出过一个现象，即中国大陆1949 年之后出生的人自小并未系统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相反一直是在反传统的氛围中度过的），但为人处世的准则、观念却大多仍是儒家的，这与港、台、新等地在政府极力推崇和提倡下以儒家经典为青年学生的必修功课，所产生的效果差别并不大。

由此看来，传统是个很难琢磨的东西，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不是时间段上古代、近代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走出传统，可能有所变更或转化，但与其彻底决裂是做不到的，文化是维系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华民族的命脉。

这对于未来形态的哲学的意义何在呢？它昭示出，一种属于民族的、有特色的哲学或文化必须具有表证普通民众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功能，真正使其内化、积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处事之道、为人之规，成为一种文化“无意识”。

未来形态的哲学或文化在内容上可以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体系结构，但在社会功能和作用上它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二、自由主义：现代性与异质性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在最近30 年也显得相当活跃。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的代际更替，这一领域的研究愈加显现出中国哲学界渴望了解世界哲学、与世界哲学对话、并参与到世界哲学未来形态建构中来的强烈意象。

日丹诺夫式的那种不深入内部认真分析、动辄唯物唯心简单划线和定性的诠解框架与批判模式已经被解构；当我们“放下架子”，去这充满现代性与异质性的哲学王国浏览的时候，发现的是一个“目迷五色”的世界，老问题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新问题迭次涌现，解决思路和方式更是迥异于从前。

30 年来，我们不遗余力地翻译名著、介绍人物和派别，年轻人纷纷出国，去哲学重镇或派别发源地求学，还有的幸运者甚至成为某些哲学大家（如哈贝马斯、罗蒂等）的学生。

辗转引入的学术思潮在国内引起一波又一波的震荡，起初是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各派别，之后又是哲学释义学、文化哲学等，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也流行了几年，转换到“后现代之后”了。

我们绝不低估西方哲学研究的实绩和这种研究对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思考意识形态位置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意义，但是当回首近30 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历程的时候，我们在欣兴之余，也不能不感到诸多隐忧：其一，我们是在对西方现当代哲学发展整体概貌缺乏宏观把握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主要是从某一流派、某一人物出发，零批零售，边批边售，这造成一种情形，就是产生了许多关于某些流派、人物研究的专家，但鲜有能站在比研究对象更大的范围和更高条件下对其进行透视，从而有效地把握西方哲学和思潮发展大势的论者。

这当然有条件是否成熟等方面的限制，但关键在于我们的学者已经很少有这种气派、“野心”和渴望。

其二，作为对过去全盘否定的反拔，现在走到了另一极端，即放弃批判立场，无原则地服膺和接受，有的论者甚至说：我们不仅不能够在同一层次上发表不同的见解，而且人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压根儿想都没想过。

借口“前卫”“新潮”“现代”，唯“新”是从，唯“洋”为上，这是相当一部分西方哲学研究者的心态。

其三，仅仅是个人介绍、研究倒也罢了，不唯如是，一些论者还试图以西方文化来整合、批判、统摄其他形态的文化，建构中国的哲学形态。

有的论者说，中国未来的哲学必须与西方哲学在问题、范畴、方法和体系等方面全盘接轨，因为只有这种哲学与文化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与文化。

几十年的曲折历程昭示我们，中国的发展不是离开世界现代化潮流而独辟蹊径，而是最终要以自己的身姿、速度和特色在这一潮流中扬帆、弄潮。

这样，作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理论表征的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无谓的或可有可无的了。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不是西方，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形态的哲学或文化也就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形态的哲学或文化。

即便从现代化这一超越社会形态特质的人类普遍趋向来衡量，如果说西方社会“业已完成了现代化”，现当代哲学是现代性文化，那么，中国的社会特质就与之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多有错位的地方，中国还处在“现代化中”和“现代化过程本身”之中“尚未现代化”，并且发生过“现代化中断”，现在又搀杂有“前现代化”“后现代化”等不同的文化因子和成分；即使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也不会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中西社会之别、中西文化之别不是近代与现代的差别。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类型”，中国本身融铸着后发展国家的各种典型性因素，体现出后发展所具有的诸多矛盾与难题，代表着后发展问题解决的大致趋向与总体特征。

后发展国家之间的情形或许不同，但它们之间各不相同的情况却可在中国这个现代化因素颇为复杂的东方大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或体现。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后发展中最大最典型的课题；中国的发展对后发展问题的解决具有关键性意义。

这与“先发内生型”的西方现代化路数和作为其理论表征的哲学或文化是不同的，二者是异质的。

即便是再深邃的思想、精致的体系、新颖的思路，只要是异质的，任何企图以此为“体”来整合别的形态（“用”），都是不可能的。

即以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主要流派论之，人本主义各流派虽各有不同，但其主旨是非理性主义，其哲学方法充满了神秘性，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排斥自然，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排斥社会，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排斥他人，在生命个体内部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上排斥理性。

这样一种哲学满足了受压抑的人们一时的情绪宣泄，但却没有提供走出异化、扬弃异化的出路，它不是使人清醒而是使人更加糊涂，不是使人体悟境界而是使人更加陷入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