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_新加坡法治发展的启示
法治视阈下新加坡社会治理模式及启示
通过随中央党校访问团对新加坡的考察调研，使我耳闻目睹了新加坡这个和我国区县级土地面积、地市级居住人口、省区级经济规模相当的蕞尔小国，历经不到半个世纪的发展，创造的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社会治理成就，感触很深，受益匪浅。
新加坡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法律为核心基础、以法治促社会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其社会治理成功的基石与起点。
一、新加坡社会治理法治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李光耀先生曾经指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法治。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器，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前提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
新加坡社会治理法治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一）以科学立法为先导，夯实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撑一是法网绵密、法度森严。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法律已近500部，几乎每平方公里国土上就有一部法律，整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就像一片严明、严密的森林。
二是规范细密、滴水不漏。
新加坡法律“规定十分明确，在是与非、罪与非罪的问题上界限清楚；在某一违法犯罪该适用何种法律、给予什么处罚的问题上一目了然”。
[1]执行起来十分方便，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三是凡属重大决策都做到了于法有据、立法先行。
为有效约束政府公共权力，新加坡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都不会直接下文推行，而是呈报国会，通过严格三审、秘密投票后视通过结果而定。
决策一旦成为法律，便享有极高权威，发挥重要作用。
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其核心经验是：以法律保障城市发展的整体效应。
而作为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国家，其组屋制度实行的重要前提也是通过立法保障用地供应与大幅度降低建设成本的现实需要。
（二）以严格执法为保障，凸显政府社会治理的主导责任新加坡被公认为是最有秩序的社会，最根本的经验就是依法严管、执法严格、处罚严厉。
新加坡从来没有搞过普法学习，但国人的法制观念极强，归因于法律在严格执行后的登报公开制度。
比如：政府部长醉酒驾车与公众一样接受了处罚，交通警察局长违规停车后照样扣分罚款。
新加坡崛起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崛起的成功经验及启示为了拓宽眼界，加快培养人才，我委部分年轻干部赴新加坡进行了短期学习培训。
新加坡面积为我市的1/6，人口规模相当，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我市。
新加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面临的资源短缺、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周边地区竞争压力加大、交通拥堵、社会和谐等问题，我市也同样面临或即将遇到。
因此，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对我市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的主要发展经验1、富有远见的经济政策，不断升级的经济战略吸引外资。
新加坡于1961年投资创建60平方公里的裕廊工业区，加快港口、码头、铁路、公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授权裕廊工业管理局招商引资、审批项目、园区规划、征税、土地供应、公共服务等多项自主权。
目前，裕廊工业园已经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基地，年产值2000亿新元以上，并以此为基地和突破，吸引外资加速发展。
2007年新加坡吸引外资230亿美元，占东南亚吸引外资的50%以上，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总部400多家，国际银行100多家。
产业升级。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一定额保险费。
公积金局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对雇主和员工双方缴纳比例进行灵活调整，目前情况是个人缴纳工资的20%，雇主缴纳职工工资的14.5%。
新加坡的养老保障制度也是与公积金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已经成为集养老，保健、住房、家庭保障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解决了住房、医疗、养老三大难题。
住房保障。
1960年,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建屋发展局，负责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近四十年来,建屋发展局组织实施了八个五年建屋计划,已建设了87.8万套公共组屋,全国86%的人口居住在组屋里。
目前，新加坡人均住房使用面积33平方米，95%的家庭拥有私人成套住宅，两项指标均居发达国家前列。
组屋为开放式，一楼空置用作社区活动之用；每个组屋区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如超级市场、熟食店、诊疗所、图书馆、购物中心、游乐场一应俱全，组屋区的楼道公共照明、电梯维护、绿化、学校、道路等均由政府投入。
现代化与传统共存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现代化与传统共存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现代化与传统共存：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拥有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特征。
这种多元化背后蕴藏着一种独特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国家。
本文将就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展开探讨，重点关注现代化和传统在其中是如何共存的。
一、文化融合与多元性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组成。
这种独特的社会构成决定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各个民族和文化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融合和共存模式。
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文化融合和多元性的发展，以保护和传承各个文化的独特性。
二、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存在新加坡，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并不互相对立，而是相互融合与共存的关系。
新加坡人在日常生活中既追求现代化的便利与创新，又保留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习俗。
例如，新加坡的传统节日如农历新年、中秋节等依然在现代社会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庆祝。
同时，新加坡也融入了现代技术与文化，发展出了独特的新加坡式饮食和娱乐文化，如狮城美食和激情满满的街头艺人表演等。
三、教育与文化传承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在学校教育中，不仅有丰富多样的语言教育，还注重培养学生对各种文化的尊重与认知。
同时，新加坡也鼓励各个文化团体参与教育活动，丰富学生的文化体验和认知。
这种注重教育的文化传承模式使得新加坡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也更加尊重其他民族和文化。
四、文化节庆与旅游活动新加坡拥有众多的文化节庆和旅游活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和探索。
例如，新加坡一年一度的“新加坡文化节”是一个汇聚了各个文化艺术表演和展览的盛会，让人们更加了解和感受不同的文化魅力。
此外，新加坡的传统艺术中心、博物馆和历史遗迹等也成为游客们了解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窗口。
五、社会和谐与多元共生新加坡的社会和谐与多元共生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共存的重要体现。
新加坡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法律和秩序，确保各个文化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
新加坡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及启示作者：葛亮来源：《杭州（下半月）》 2018年第16期基层治理创新是国家建构形象的重要途径。
它改变的不止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更反映出社会治理理念的升级转型。
笔者在新加坡游学期间，关注到当地的社会治理具备一些特色特点。
新加坡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进而提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形象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会议员接见日：把“群众跑政府”变成“政府跑群众”新加坡将“国会议员接见日制度”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总理在内的每名国会议员任期内都需要在本选区内固定接见群众，将公共服务常规性地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
每周一晚上6 点，国会议员前往所在选区，借用当地市镇理事会或社会组织办公室等场地接见选民，有时甚至持续至深夜。
每个选区会临时聘请本选区内热心且有能力的群众担任志愿者，由志愿者先与选民一对一交流记录，将文案递交至国会议员。
然后，国会议员亲自接见选民，具体了解选民诉求后，亲自写信并签字，寄交相关政府部门，请求在政策和法律框架内协助解决。
从调研情况来看，选民通过国会议员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属“游走在政策和法律边缘的公共服务诉求”最多，这些往往是走常规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
“国会议员接见日”制度有三层作用。
第一，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适当对选民的公共服务诉求进行照顾。
第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使选民一次都不用跑，不仅减轻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负担，也规避了选民与相关政府部门产生矛盾的可能性。
第三，预防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形象。
参考“国会议员接见日”制度的现实意义，建议党委、人大、政府、政协进一步走进群众，把群众跑政府要公共服务的局面变为政府跑群众送公共服务，进而缓解群众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
近年来，浙江省以“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为主抓手，统筹推进“最多跑一次”事项梳理归集、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获百姓好评。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启示与借鉴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启示与借鉴[摘要]本文以新加坡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线索，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角度，着重就新加坡模式的具体内涵及模式中的经济系统要素、政治系统要素和文化、社会系统要素三个方面来加以评析，并站在借鉴的视角，探讨新加坡成功经验中有关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政党政治的运行机制、高度制度化的体制、廉洁高效的政府、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文明、名列前茅的国家竞争力、独具特色的劳资政关系等问题。
在详细分析中新两国不同的国情、新加坡经验的特殊性、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面临的困境以及借鉴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若干政策性启示。
[关键词]新加坡经验；现代化道路；启示与借鉴1新加坡模式的具体内涵新加坡在东南亚国家中有如下几个特点显现出自己的特色：①富裕的生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②对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积极提倡；③高效廉洁、稳定的政府；④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方式。
这些特色较之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新加坡模式的具体内涵和主要特征是：1.1新加坡模式中的经济系统要素及其特征(1)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来保证经济的高度开放；(2)通过国家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来推动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主导部门和一些外资最初不愿进入的部门；(3)通过大学、大专、工艺学院和在职训练班完善的职工教育培训体系来开发人力资源，使人力资源发展能满足新加坡作为区域贸易、金融服务发展中心和外来投资发展的需求；(4)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来缩短制造业的建成时间，从而增强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5)通过工资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外籍劳工政策等来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以保证劳动力的供应符合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的需求；(6)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引导。
培育独具特色的国有经济，锻造经济发展的双翼——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7)在产业发展规划上“挑选赢家”，推行提升本地企业为跨国公司的计划，建立经济成长的“第二支翅膀”；(8)在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不迷信教条，敢于创新。
新加坡现代化给中国的借鉴意义
新加坡现代化给中国的借鉴意义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属于新兴的发达国家，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并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
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
根据调查，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和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工业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快速发展至今，它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国，以及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
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成绩斐然，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
同样作为华夏子孙所主导，且同样是只有一个执政党的国家，新加坡的成功之路必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借鉴之处。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新加坡的发展模式：(1) 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来保证经济的高度开放;(2) 通过国家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来推动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主导部门和一些外资最初不愿进入的部门; (3) 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来缩短制造业的建成时间, 从而增强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4) 通过大学、大专、工艺学院和在职训练班完善的职工教育培训体系来开发人力资源; （5)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引导,培育独具特色的国有经济, 发展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 (6) 通过工资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外籍劳工政策等来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 (7) 在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敢于创新，敢于推行不受欢迎但又必要的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新加坡形成了三大经济竞争原则: 尽量使国家有竞争力来维持新币的币值; 工资增加率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 以确保制造业的竞争力; 全面提高生产力。
新加坡迈向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最大的启示就是: 政治与经济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
所谓“距离”, 是指两个领域各自有相对的独立性, 尤其是经济活动(价格的自发波动、企业的自由进退、市场的自主运营), 依据的基本上是经济自身的规律, 不能为政治的波动、政治方针的变化和政治家个人的沉浮所左右; 所谓“必要的”, 是指国家不可能完全不过问经济, 但这种过问应有一定的取向和力度。
新加坡德法并施思想对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新加坡德法并施思想对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西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交锋日益激烈，市场价值道德观念的负面影响愈加凸显。
如何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并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权、主动权，成为实现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与紧迫政治任务。
新加坡——作为中国的亚洲邻邦，其国民经济的飞速崛起和文化品牌的快速提升，得益于其德法并施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策略。
研究和借鉴新加坡这一德法并施的实践经验，对推动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更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加坡德法并施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把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到国法的高度。
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国家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具有凸显的刚性化特征。
针对移民国家种族、宗教、道德观的多元化特征，新加坡把“我是新加坡人”上升为国家意识。
1991 年进一步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向国民反复强调并坚决灌输这一国家意识。
如把服兵役、参加军事训练作为加强对青年“国家意识”培养的有效途径和方式，通过法律明文规定，每个新加坡籍的男性公民高中毕业后必须服役两年。
根据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需要，新加坡针对乱扔废弃物、乱涂乱画、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便后不冲水、随便攀摘花木、公共场所抽烟、吐口香糖渣等思想道德不良行为，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并在国民中进行宣传教育。
为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新加坡坚持教育与法制“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在对全国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进行勤政廉政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完备的勤政廉政法规章程，使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行政决策、组织实施行为全部置于国家的法律规章监督之下。
对新上任的国家公务员，新加坡政府要求必须以撰写递交“宣誓书”方式进行廉政承诺，并详细记载日常工作日志，以备随时进行考查与考核。
二、以法治方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实。
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注重法制化建设，即由政府通过法治和政策引导的方式，制定颁布全面、详尽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法规条文，对人们的日常思想品德行为进行教育引导和规范管理，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一个优化的法制社会环境，使人们的思想品德行为朝着秩序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以保证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能。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路径与启示——以新加坡为例
88 青海社会科学 2018年第3期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路径与启示——以新加坡为例毛春合摘 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整合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颇为关注的问题。
成功的政治整合有助于化解民族矛盾，促进宗教和谐，包容多元文化，整合社会力量，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经济发展，确保政治生态持续发挥效力和作用，新加坡可谓世界多民族国家成功政治整合的典范。
研究新加坡政治整合的有效路径对于其他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民主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政治整合 新加坡 多民族国家 多元文化中图分类号：D7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8)03-0088-06作者简介：毛春合，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15ZDA03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道路比较研究”(13BZZ014)。
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多民族国家，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各异，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时有发生，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受阻、现代化进程滞缓。
因此，多民族国家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整合路径，取得国家认同，凝聚国民意识，化解各民族间的冲突，缔造多民族和谐共存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稳健发展，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新加坡作为一个民族构成多元、宗教信仰复杂、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很少发生民族与宗教冲突，以及经济前景黯淡和社会秩序混乱的现象。
相反，各民族能够相互包容，和睦共处，齐心协力建构文明和谐的新加坡。
新加坡为什么能够有效避免多元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新加坡政治整合的有效路径来回答这一问题，希望对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对后发多民族国家在政治整合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一、政治整合的内涵研究新加坡政治整合问题，首先需要界定政治整合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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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注重在法律继承基础上创新新加坡原本是一个贫瘠荒芜的小岛，曾经是马来亚的一部分，1819年租借给英国，1824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42-1945年被日本占领，改名为昭南岛，1959年脱离英国殖民地自治，1963年与马来亚合并，重新回归，1965年与马来西亚分开，成为独立国家。
新加坡的现有人口几乎都是由中国、马来半岛、印度和欧洲各地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
现有种族比重是华族占绝大多数，为74.1%；其次是马来族，占13.4%；再次是印度族，占9.2%；欧洲及其他族占3.3%。
[1]从历史来看，新加坡本来并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新加坡法律是伴随着英国殖民统治而产生的，1826年英国通过法令让新加坡接受英国法律后，新加坡才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英国法律对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因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华传统文化对新加坡法律影响也很大。
其他的，如马来亚、印度的法律文化，甚至侵占者日本的法律文化也对新加坡法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加坡十分注重法律的继承性。
二战后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的民族主义热潮中往往倾向于抛弃过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新加坡法治发展的启示张绍鸿（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度、社会制度及国情有所不同，但是其廉洁高效政府建设的成功经验确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中国可从新加坡的做法中得出以下几条启示：1．大力推动廉政建设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廉洁与其廉政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密不可分。
从严治吏,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法律使人“不敢贪”，制度使人“不能贪”。
中国虽然也有一些惩治腐败的法规条款,但直接应用于防止和惩治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特殊法律体系基本上还是空白。
同时，在防治腐败的制度设计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使贪腐行为有机可乖。
我国可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尽快制定一套系统完善的廉政建设法律法规，逐步推动廉政建设制度化、法律化。
2．建立独立的反腐败专门机构。
实践证明，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真正遏制腐败现象。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反腐败机构，但监督的效率不高，制约了整体廉政监督机制效能的发挥。
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廉政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促廉政。
中国可借鉴新加坡专门成立反贪污调查部门的成功经验，将反腐败机构进行整合，建立一个独立于地方党政机构之外的专门反腐败机构，直接隶属于党中央，只对党中央负责，这样才能大大减少其他党政机构对反腐败工作的干预、才能有利于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
3．努力塑造积极健康的廉政文化。
严酷的法律只能从消极方面对公务员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惩治并产生威慑效果，而只有廉政文化才能从积极方面柔性约束公务员的行为，使公务员不愿意贪污腐败。
新加坡非常重视对高级公务员的廉政文化教育，以各种形式教育、提醒高级官员，要勤政廉政，以身作则，树立廉洁公正的好榜样。
新加坡通过开展积极的廉政文化教育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构筑起了预防腐败的强大网络，提高了公务员的自律觉悟，从而营造了良好的从政风气。
中国目前的廉政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可借鉴新加坡,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公务员系统进行儒家君子精神的道德价值观教育,大力开展以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为重点的道德教育、法纪教育,逐步使廉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让贪腐行为受到会社会国民的唾弃。
13--去殖民时代的遗产，与此不同的是，“只要与新加坡的长远目标相符合，政府会毫不犹豫的采用和调整从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结构，这种高度理性、非意识形态、实用的方法是新加坡的治理风格。
”[1](p72)正如新加坡政治元老吴庆瑞博士所说，“去消除我们自身那些曾具有的或者看起来将具有的带有殖民色彩的制度和做法，这在政治上可能是诱人的。
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可能为了空洞的辞藻而丢弃了一个不可估量的优势。
”[1](p111)无论是1959年脱离英国殖民地自治，还是1965年成为独立国家，新加坡并未像我国建国时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一样来废除其从属的英国习惯法体系。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后，仍旧施行英国法。
新加坡的制定法，特别是《民事法令》第5条允许接纳英国的商业法和贸易法。
”1993年，新加坡国会施行《英国法适用法令》，该法规定：“英国的习惯法和衡平法仍然是新加坡法律的一部分”。
“新加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常引用英国法的传统，在没有新加坡法律的具体规定时，可广泛采用英国法的原则与原理……习惯法则是适应于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点，不同种族在家庭、民事关系和继承等方面的古老的习惯法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成文法起不到的作用。
”[2](p119)先例拘束原则也是渊源于英国法的传统，在1994年2月新加坡通过《司法委员会（废除）法案》废除向英国枢密院上诉制度，新加坡的最高上诉法庭成为终审法院后，英国法院的判例仍然影响着新加坡法律。
同时，新加坡本地法庭长年累月也立下不少判例。
“新加坡也根据各种需要对英国的法律系统进行了某些改革，尤其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但这些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革新，而不是‘废除伪法统’。
”[3]二、经验及启示：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新加坡理性、务实的一贯风格，强烈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模式以及精英主义的治国战略，促成了新加坡巧借古人思想智慧和传统文化价值为今所用，并产生了极好效果，给新加坡法治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巧用儒家宗法思想以家为核心的理念进行国家治理是新加坡社会管理创新成功的关键。
血缘根基是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因素，以家为核心的儒家宗法制度一直以来在中国颇受后人诟病和抨击，以至于一度时期“洗澡水和小孩被一起泼掉”。
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非常看重汉语成语“安居乐业”四个字，其中的安是由“宀”和“女”组成，“宀”代表房子，“女”代表女人，只要有了房子有了女人，有了满意的家，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新加坡以家为中心的社会，新加坡社会是以家为单位的。
”解决“家”的问题，首先从住房开始。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宣布“居者有其屋”计划，大力兴建政府组屋，并通过制定颁布《建屋和发展法令》、《土地征用法令》、《建屋居住法》、《特别物产法》等法律，明确政府组屋的建设、分配和管理，为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好法律基础。
新加坡组屋的设计兴建也是以“家”为核心来展开的。
所兴建的组屋一是外表简单、二是千篇一律，以争取房价不超过居民负担。
组屋兴建有两种牺牲，即外观和便利（电梯隔层停），有两种不牺牲，即安全和绿化，以保证居民拥有既能买得起、又享有安全和舒适的家。
新加坡政府没有把房子当产业，而是把房子当作社会政策。
1968年，新加坡政府通过了可以使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组屋的决定，使公积金制度成为“居者有其屋”计划的主要政策支撑，保障了多数人仅利用公积金就可以购买房屋。
在过去40多年中，新加坡共修建组屋100万套，目前月83%的人安居在组屋中。
不仅如此，新加坡政府还将中央公积金制度扩展到教育、医疗和养老，周全地解决新加坡每个“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另外，儒家的孝道在新加坡也得到进一步弘扬。
一是新加坡设计三代同堂的政府组屋，以便让子女更好地孝敬父母；二是“1995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赡养父母特别法庭’。
根据法律，成年子女有义务赡养老年的父母，如果有子女拒绝赡养，将受到特别法庭的判罚。
”[4]这一法庭的建立,给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了要求赡养的法律保障。
巧借先秦法家思想“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理念进行国家治理是维持新加坡政府清明廉洁、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的保证。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深受西方以及东方文明浸染，文明程度很高，但是新加坡也是政府管制最宽、最严厉的国家之一。
盛世用重典是新加坡法治的一大特色。
新加坡实行死刑制度，从执行死刑的数目来看，“台湾的犯罪率几乎高于香港整整一倍，而新加坡的犯罪率又低过香港三分之一左右”，[5] (p41)但是“新加坡执行死刑比例大约是台湾9倍之多”。
[5] (p45)新加坡还将刑事责任能力放低到7岁。
新加坡至今还14 --保留传统的鞭刑，国际特赦组织的报道显示，新加坡约有30种罪名可处鞭刑。
关于鞭刑处罚，《新加坡刑事诉讼法》第231条规定，鞭刑的对象仅限于50岁以下的男性。
鞭刑所使用藤条长四英尺，厚一英寸，行刑前要进行消毒。
三鞭下去，受刑的犯人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数周内都不能坐下，夜间只能卧睡。
鞭刑后的疤痕，将终生留在身上，形成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烙印。
鞭刑足以使犯人终生受到震吓。
“1996年，新加坡又开始实施一个‘管得宽’的法律作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又一重大措施……在这些法律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确定‘子女不良、父母有罪’的法律准则。
”[6](p110)在新加坡，对于违反公共道德和秩序者，动辄科以重罚重处，新加坡就是用一个用“重罚”造就的美好城市。
新加坡罚款之严表现为罚得多，即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罚款的警告，而且所禁明白，所罚清楚，任何不良行为都可能招致罚款的处罚。
在新加坡，不分贵贱、严厉执法。
据介绍，新加坡前律政部长（相当中国的公安部长）就因酒后驾车被警察罚款，并因拒绝血液检查而被控上法庭。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涉嫌贪污，在贪污调查局约谈前，曾写信给李光耀要求见他，但李光耀在郑章远接受约谈前，拒绝接见他，最后郑章远自尽，以悲剧谢幕。
新加坡执法严格与不融通，充分发挥了法家思想的精髓。
利用中国文化传统的丰富内涵并在国家治理中加以引申援用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社会昌盛的法宝。
其一，“儒家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在家族和家长制基础上的威权主义，以及与此有关的等级观念和清官思想等。
”[6](p71)而在新加坡法治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威权主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个人的自由就不如先进国家宽松。
如对于新闻自由，就有大量的限制性法规出台，政府还通过“报业控股公司”控制电台、报纸60％以上的股份，以此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在西方国家法治模式下会被认为是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在新加坡却得到了法律和民众的认可。
由于“政治威权”与“严格法治”在新加坡并行实施，才会形成新加坡并未政府广泛的公权力而造成决策官员的腐化，反而是建设国家的利器。
其二，韩非子“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的思想在新加坡进一步延伸便成为“精英治国论”。
李光耀曾说：“集我几十年的从政经验，我体会到，由优秀精英负责各部或法定机构，关系着重要计划的成功与否。
”精英主义还延伸到新加坡司法领域的改革，即新加坡独立后虽然继续使用英国法律，但取消了与精英主义冲突的陪审团制度。
其三，中国文化熟人社会爱面子的传统在新加坡社会治理中得到了极好的利用。
例如对乱扔垃圾者,除处以罚款外，还要责令他们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字样的特制服装,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并通过报纸和电视等传媒予以曝光，令爱面子的违法者“斯文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