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舍先生的两部小说_粗论清末民初的京城物价

由老舍先生的两部小说粗论清末民初的京城物价老舍先生是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遣词造句上十足的北京“风味”。

由于是旗人，自幼生长在北京，老舍先生对旧时的京城风土人物、一草一木都极为熟悉，老北京也就成了他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故事背景地。

老舍先生的小说名著《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堪称现代中国文学的传世经典，是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没事的时候会时常拿出来翻翻，那种阅读的感觉真的是一点一点地咂摸着其中的文字、其中的旧京韵味。

写民间生活的小说自然无法避开物价民生的话题。

老舍先生是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加上他细致的观测和着意地（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收集资料，自然在这个话题上是有些发言权的。

《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这两部小说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描写旧京时期社会底层成员人生中的酸甜苦辣，以小见大地展示了那个纷乱变革的年代老北京的人物风俗百态。

先来看《我这一辈子》。

小说中第一次提到钱的问题是在主人公“我”因为无法在原有行业（裱糊匠）中立足而被迫改行当了巡警的时候。

“我”入警察局当的是最低阶的“招募警”，月薪大洋6元；扣除3块半的警局饭费，再扣除些人情公议，每月净剩两块上下钱。

到了被提升成“三等警”去给高门大户站岗，因为身上多了一堆中看不中用的物件，月薪涨到7元。

又在警局里内外上下各个部门混了若干年，升值为“头等警”，月薪变成大洋9元（照此估计，“二等警”大概就是月薪8元吧）。

这些基本上就是《我这一辈子》中描述下层人民收入的主要内容。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先生对于旧时京城中的“经济问题”给出了更多的原始信息。

人力车夫按照身体状况、自身素质等分成若干等级。

对高等的和“涉外”的车夫每次服务的车钱老舍先生在小说中没有直接提及，但是给出了象祥子那样的高等车夫每天“好歹一背拉也能进6、7毛钱”（这里同样应该指的是大洋），算是间接地给出了他们的收入和收费水平；对于那些低等的车夫，每服务一次就只能得到几个到十几个桐子（象描写老马和小马的那段，在深冬的黑夜里他们那样的低等车夫把客人从前门拉到后门只能得到“15子儿”的车钱）。

小说中另一重要人物是刘四爷父女。

刘四爷是个有前科的人力车场主，本质上是混社会的地痞，虽然不似人力车夫那般穷困潦倒，但仍然是属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

另一方面，刘四爷又属于“有产”的剥削者，手里有几十辆“至坏也是六七成新”的人力车，靠车租为生，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日常生活，即使比起祥子这样的“高等车夫”，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刘四爷很瞧不起租他车的那些“臭拉车的”，自认为与他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

如老舍先生在《我这一辈子》中所言，巡警和人力车夫是旧京中给社会底层的苦人预备下的两条生活“轨道”，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生活朝不保夕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

在清末民初的北京，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商业交易等的主要货币单位是老北京人口中的“大洋”，也就是银元。

我们知道，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发行的银元其成色和含银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只要是真币都含有一定量的纯银，这也是银元在清朝灭亡后直到1949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什么政府的统治下都能成为真正的“硬通货”的主要内在原因（本质上它是一种贵金属货币）。

清末北京地区流通的银元一般是7钱2分的标准重量，“银9铜1”的成色；民国3年开始发行的“袁大头”标准重量也是7钱2分，成色为银89%、其他合金11%。

除了大洋，底层民众在收入和日常支出中更常用的货币是铜钱，也就是老北京人嘴里的“大子儿”、“铜子儿”、“大铜钱”。

那么，铜钱和银元（及其辅币“角”和“分”）是如何换算的呢？通过查资料，我们知道，清朝自道、咸以降，由于鸦片贸易和对外赔款，白银大量外流致银贵铜贱（极端的例子一两白银兑换铜钱2000文以上），至清末铜价回升，一两（16两制）白银大约可以兑换铜钱1200至1500文左右。

我简单按照银元的含银量计算如下：如果一两白银兑换1200文铜钱，则一块银元（7钱2分，成色90%）可以兑换778文铜钱（大约800文吧）。

有了上述这些基础资料，我便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北京城里底层人们的一些收入和生活成本做一个粗论。

老舍先生在《我这一辈子》中曾经写道，“我”这个“三等警”的6块钱月薪，净剩也就是2块钱上下。

如果要做一件大衫（平时穿——虽然不幸混入了“巡警”堆儿里，“我”还是希望自己看起来象个“上等人”的样子），那么一个月就算白干。

可见，当时做一件长袍对于一般下层人们来说还是很贵的，不仅不实用（穿那样的衣服没法干体力活儿），而且根本就是穿不起。

老舍先生也提到了，一个“三等警”的家（年轻没有孩子的夫妇二人）要全靠这2块钱生活，交房租、媳妇吃饭，都指着它，所以“月月不够嚼谷”。

但是这样的人家应该拉亏空也不会太多（否则不仅还不起，根本就不会有人借给他们），估计就是一个月几角钱（大洋）的事儿。

那么，房租加媳妇每天的饭钱就是每日几分钱（大洋）。

按上述估算，一分钱（大洋）等于8个铜子儿，那么，（按照房租与饭钱对半估算）一天的饭钱也就是20来个铜子儿的水平。

在同一部小说里，当“我”成为看宅门儿的“三等警”时一个月挣7块钱，可是却没有了固定供应的一日三餐，得自己在外面花钱买吃的。

为了贴补家用，只好从自己的嘴里抠，少吃烧饼多喝水。

一个烧饼多少钱呢？我以前曾经看到过一条信息，说在民国期间（应该是1928年中央政府南迁之前）在北京城里（非战乱时期）大概2块多钱（大洋）可以买一袋白面。

按照白面一袋100斤（16两制）计算，一斤白面价格为2分多（就算2.5分吧），折合铜钱约20枚。

做烧饼和面时加水的比例有所不同，我按2份面加1份水计算，则一斤白面可以制作一两一个的烧饼24个；考虑到人工、煤火等，一个烧饼的成本大约在2个铜钱。

饮食行业历来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2文铜钱的成本大概会卖到4至5文铜钱的售价。

小说中提到为了省钱，“我有8个烧饼才够呢，就硬吃6个，多喝两碗水。

”“我”是一个青壮年，干的是体力活儿，在没有副食的情况下，一顿吃8个烧饼算正常；那么，这一顿的饭钱就要30枚铜钱以上，一天需要90枚（如果算“我”早晚在家里吃，可以省些，一天也至少要饭钱60文左右）；媳妇在家里干活不那么重，又是女人饭量少，在家里自己做着吃比外面买着吃要便宜，一天至少也得20来个铜钱的费用（与上面的估算差不多）；这样，两个人一天的饭费就要90到100文铜钱，一个月是2700到3000文，折合大洋接近3块4角到3块8角。

再加上（估计是）一块多的房租，整个家庭的吃、住开销就是差不多大洋5块钱。

之所以看起来能省一点儿，大约是因为自己买着吃还是要比在警局吃包饭要便宜一些。

警局里的包饭要每个警察每月交3块半钱（大洋），每天的饭钱是（大洋）一角多，折合铜钱可以达到90个以上——而警局里做饭的肯定是要赚这些警察的钱的。

这个分析也可以在《骆驼祥子》中得到部分印证。

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提到，在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大杂院儿里，有时候男人出门谋生，一天也没有挣到钱，晚上回来整个家庭都无米下锅，于是家里的妇人只好厚着脸皮去借钱（虽然穷，但是作为男人不能丢份儿，借钱吃饭这种丢脸的事儿都得媳妇去做，这是悲哀呢？还是悲哀呢？）。

借来“一张20枚的破票子。

捧着这张宝贝似的票子，她去买杂合面来，给一家人勾一锅糊糊。

”这里的一家人，想必除了男人女人，还有若干个孩子，也许还有一个老人。

杂合面比白面便宜，5、6张或6、7张嘴分食一斤多二斤的杂合面，也只能是当时勉强填饱肚子而已了。

作为另一种底层生活，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先生提到象祥子这样的“高等车夫”一天拉车的收入至少是6、7角（大洋），而这份收入（在祥子与虎妞结婚另过后）仅仅够家庭的日常开销，并不能省下钱来（预备再买车）。

如果按照上述对底层巡警家庭生活开支的分析，可以发现祥子和虎妞虽然也不是富贵人家，但是过的生活要远远好过“我”，表现在租住的房子要比“我”好很多（虽然整个杂院的环境并不怎么样），在饮食上的开销更是要大许多，大概可以做到每天不缺肉。

而在祥子被雨水浇病不能自己拉车后，把车租给别人拉时，一天只有“一毛多”的车租（加上祥子看病吃药）就使得整个家庭入不敷出，而只好用虎妞从娘家带出来的一点私房钱填补亏空。

如此，加上买人力车（80块大洋）和虎妞平时不加节制地乱花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400多块钱（大洋）几乎花了个干净，以至于到自己难产时连请医生的钱都没有了。

其实，就算考虑到祥子是干重体力活儿的人力车夫，吃的得比一个巡警好很多，如果虎妞懂得节制，两个人一天的吃饭费用有个3角钱（大洋，折合240文铜钱，大约是“我”的家庭的2倍以上）也应该够了；加上房租和其他零用，整个家庭的日常费用可以控制在每天4角钱以内。

按照祥子拉车的收入，不仅可以平衡，而且可以有结余，况且虎妞手里原本不是一穷二白的——可见一个懂得精打细算的主妇对于一个家庭是多么重要。

作为旧京里的小剥削者，刘四爷当了一辈子地痞流氓，到老了不仅没有“越走越低”，而且还过着不劳而获的“舒坦”日子，“事业”好象是有滋有味，生活也是有酒有肉的。

在《骆驼祥子》里，刘四爷的“车租比别家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具体是多少，小说里没有具体说，但是我们可以做个猜测。

祥子生病的时候虎妞把车租给认识的车夫拉，一天只能收“一毛多”的车租；考虑到这种私下的租赁本身承租者就是希望租金可以少些，所以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是在正规的“车场”租车，一天的租金大约不会低于2角（大洋）；如果刘四爷再因为车辆状况普遍新、能免费提供住处、肯在车夫得病的急难时刻伸手帮一把等因素而要价比别的“车场”高，那么可以想见刘四爷一天一辆车收取的车租大约会介于2角5分至3角之间（或许还会到3角多到4角，假如前述分析的一般“车场”车辆租金超过2角的话）。

以一个高等车夫（低等车夫不可能在刘四爷这里租车）一天可以收入7角（大洋）计算，大概有一半要交给刘四爷；剩余一半扣除自己的一日三餐及喝茶、吸烟、赌博（还不敢大赌，只能几个铜子儿地小赌）等，大概就不剩什么了。

祥子在租刘四爷的车的时候，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也才在3年的时间里积攒下100块钱（大洋），平均到每天连一角钱（大洋）的积累也没有。

刘四爷如果每辆车每天收取3角钱（大洋）的车租，那么一年下来就是差不多110块（大洋）。

在小说中老舍先生借祥子买车的事提到过一辆质量有保证的人力车售价是100多块钱（大洋）——祥子买的第一辆车因为前一个订购者已经交了定金，所以最终可以以96元成交，可见新车的价格也就在100出一点头吧——刘四爷以一年的租金即可将车辆的构置成本收回（象刘四爷这样的“场主”对于制造人力车的“车行”来说是大客户，买车只会比祥子这样的人买更便宜），而车辆的残值和后续的租金收入就成为刘四爷手中的纯收入，一年下来便是数千元的大洋；而付出劳动的人力车夫却是辛苦一生而只能在壮年时勉强糊口，到了老年则上无片瓦遮天，下无立锥之地——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倒人吃人的旧制度”的号召对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