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二里头文化
【高中历史】高中历史知识点：二里头文化
【高中历史】高中历史知识点：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
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遗址。
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
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产范围：根据目前的资料，二里头文化的遗址总数约250处，经过正式发掘的约50处.其分布中心是在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和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
向西突入了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到豫东南一带，东北至沁河岸旁二里头遗址的挖掘：1、寻找夏文化(1)背景：顾领刚等学者疑古；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积极探索途径(2)考古：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代遗址2、辨认出二里头遗址(1)徐旭生对“夏墟”的考古调查(2)河南偃师二里头沦为考古重点3、二里头遗址的发掘(1)挖掘过程及成果(2)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遗存1、丰富的文化遗存：遗迹、遗物、墓葬2、宏大的宫殿(1)一号宫殿基址：我国迄今发现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座宫殿建筑基址(2)二号宫殿基址：陶管排洪3、形制多变、种类繁多的陶器：质料；形制；纹饰陶器群的主要特征：(1)流行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少见黑陶。
(2)纹饰以绳纹居多，其中一、二期时绳纹和篮纹相结合，存有部分方格纹；三、四期基本不见踪影篮纹、方格纹。
(3)器物组合：炊器以深腹罐、圆腹罐、散、鼓腹扁三角形足的鼎为主，三、四期有实足尖饰绳纹的晶，但鬲在炊具中不占主导地位。
酒器以觚、爵、?为土，食器以豆、三足皿为主，一、二期时还有。
食器以豆、三足皿为主，一、二期时还有圈足盘，四期常见簋。
盛储器主要存有口径大于或等同于肩径的大日尊像、八折沿盆、卷沿盆、镌刻槽盆等。
二里头观后感
二里头观后感观后感是一种对于所观察对象的深入思考和感受，并将这些思考与感受表达出来的一种文体。
近期，我有幸游览了中国的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就是我的观后感。
二里头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的新郑市，是一座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大量的文物和遗迹，证明了这个地方在公元前约2000至约1600年的商代时期是一个繁荣的都城。
在参观二里头遗址的过程中，我对于这个古代的城市遗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当我踏入二里头遗址时，我被这里的宏伟景象所震撼。
整个遗址区域面积广阔，残存的建筑遗迹给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我看到了古代商代的城墙遗址，保存相对完整的宫殿和祭祀建筑。
这些古老的建筑以其巧妙的建造方式和精细的装饰手法，展示了商代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能。
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侵蚀，但这些建筑依然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受。
其次，我对于二里头遗址所展示的商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遗址博物馆中，我看到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如青铜器、玉器、陶器等，这些物品都是商代人民的生活作品，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制作技艺。
我还了解到商代人民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这些都使我对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最后，二里头遗址也给我带来了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思考。
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保护过程中，考古学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汗水。
他们通过耗时费力的发掘工作，将这座古城一点点地还原出来，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能够亲眼目睹古代文明的辉煌。
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保护并传承好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使之能够被后人继续传承下去。
总的来说，二里头遗址的参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观察古代商代的遗址和文物，我对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同时，我也认识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希望二里头遗址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和珍惜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名词解释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名词解释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位于河南省新郑市二里头村的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被认为是中国夏代文化的发源地。
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对于揭示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起源及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文中，将对二里头文化遗址的相关名词进行解释，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个古老而神秘的遗址。
一、夏代文化夏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传说时期，据说该时期的统治者为夏禹。
夏代文化是指夏代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显示了夏代文化的特征，如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这些文物为研究夏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二、青铜器青铜器是二里头文化遗址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青铜器是指使用青铜合金制作的各种器具，如盆、爵、斝等。
这些青铜器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出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显示了当时人们的高度冶炼技术和精湛的铸造工艺。
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后来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陶器陶器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出土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陶器是通过在高温下烧制粘土而成的，它们包括陶壶、陶罐、陶盆等。
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学会利用工具和技术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四、玉器玉器是指用玉石制作的各种器物，如玉璜、玉佩、玉珮等。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出土中，也发现了不少精美的玉器。
玉器在古代中国具有特殊的地位，被视为贵族和权贵的象征，同时也被用于祭祀和宗教仪式。
二里头的玉器不仅展现了人们对玉石的崇拜和使用，还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教信仰。
五、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指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组织形式。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揭示出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以部落或氏族为基础的。
人们组成大家庭或氏族的群体，通过共同的血缘关系和部落制度来维系社会秩序和稳定。
这种社会制度为后来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影响了许多其他古代文明社会的发展。
六、宗教信仰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还包括一些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物品。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约10公里，是中国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主要遗址之一。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文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将从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意义。
首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的空白。
二里头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距今约3800-3200年。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石器等文物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点，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其次，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古代黄河流域文明的发展有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二里头遗址位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发达程度和文化的繁荣程度。
例如，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反映了当时的手工业水平和艺术水平，各类陶器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各类祭祀器物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习俗。
这些文物的发现使我们对古代黄河流域文明的特点、发展阶段和演变过程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此外，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
青铜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
同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
例如，出土了大量的祭祀器物，包括祭酒器、祭祀陶俑等，这些都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祭祀仪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最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和对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现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和对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二里头文化时期，是指约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的一段时间。
这一时期，东方地区主要指此刻的中国中部河南、陕西一带。
二里头遗址位于安阳市北辰街道东南二里头村，因此得名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是一座古代城池遗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之一。
它占地约30平方公里，被盘绕在太行山和黄河之间。
据考古学家的探究，二里头城可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是政治、经济中心，外城则主要是居住区域。
城墙高约8-9米，两层城门均有设施。
这座城池的规模之大，显示了当时东方地区的社会组织水平、政治权威和文化生活的茂盛。
，城市规模的扩张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建设方面的进展。
城市中出现了规划整齐的街道、宽敞的广场和宫殿建筑，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东方地区人们空间观念的进步。
在，农业生产是经济的主导。
人们开始种植小麦、大麦、粟，养殖猪、牛、羊等家畜。
农业的进步使得东方地区人口增加，城市也因此得以扩张。
农业生产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
除了农业，手工业也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东方地区的特色之一。
依据考古发现，当时人们已开始制作青铜器，并且技术分外精湛。
铜器在生产、宗教仪式和礼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陶器的制作也在不息改进和丰富，其中黑陶器尤为著名。
在宗教信仰方面，地区主要信仰太阳神、水神、土地神等。
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祭祀遗物，包括祭坛、祭器等。
宗教信仰在当时的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地区，城市建设的进步、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的茂盛以及宗教信仰的进步，都为这一时期的东方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这不仅为东方古代历史和文化留下了璀璨的一页，更对于后世的文化进步产生了深遥影响。
综上所述，地区在城市建设、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一时期的东方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里头文化考古的实质
二里头文化考古的实质
二里头，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极为耀眼的名字。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
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族先民所创造。
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北至晋中，西至陕县、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湖北北部，东至开封、兰考一带地区。
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文物数万件。
这处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遗址不断带给考古人惊喜。
有学者认为，以中华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模式论，二里头文化就是重瓣花朵的花心。
在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多项“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以及一件长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被视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据考古研究，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已影响长江以南乃至长三角地区。
二里头文化以偃师为大致中心，北至山西省临汾—晋城一线，向西延伸至陕西
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河南与湖北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到达开封、兰考一带地区。
从考古学层面上说，二里头文化南传，终结了南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本地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模式，开启了宏观上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节奏而发展的新阶段。
同时，二里头文化南传给业已衰落的南方地区文化强烈的外部刺激，促使南方各地域文化以新的面貌复兴。
名词解释二里头文化
名词解释二里头文化考古学家把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的文物称为二里头文化。
大部分成年人都是平民，其中妇女是当时社会的统治者，男子要服从她们的管理。
有些大型墓葬的埋葬制度表现出“妻妾反位”的婚姻特点。
在这些大型墓葬中随葬品极其丰富，有食物、农具、兵器、乐器、纺织用品、酒器等。
陶器种类繁多，有鼎、豆、壶、盆、罐等，制作精美，不少器物上还装饰有各种精致美观的纹饰。
铜器主要有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
骨角器有杯、锥、刀、镞等，另外还有许多装饰品。
玉器中数璧最有名，体现了当时中国高超的制玉技术。
是中国青铜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代表。
二里头遗址主要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3次发掘，先后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如各种青铜礼器和工具，武器、乐器和生活用品。
另外还出土了少量玉器。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文化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中期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晚期以泥质灰陶为主，早、中期之间没有显著界限，是同一时期的文化。
除二里头遗址外，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地也发现了相似或相同时代的文化遗存。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面积大于郑州商城文化，与它们不同的是，郑州商城文化偏于东部，而二里头文化则偏于西部。
但是，二里头文化是由郑州商城文化演变而来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夏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又称为“夏启”。
夏朝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夏朝同时存在的古国。
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因为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
最早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1955年河南省安阳市北郊洹河南岸的二里头村发现的，并定名为二里头文化。
它是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距今约3800-3300年，二里头文化的遗址，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
经考证，二里头文化大约开始于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结束于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一千七百余年，所以被称为“夏文化”。
后来二里头文化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也成为夏文化的典型代表。
关于洛阳二里头文化的总结
洛阳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一种文化，因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村而得名。
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洛阳盆地和伊洛河流域，年代约为公元前2080年至公元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的特点包括：
1. 建筑：二里头文化的建筑以土木为主要建筑材料，房屋多为半地穴式或地面式。
其中，宫殿建筑群是该文化的代表性建筑，显示了当时社会的高等级和组织化程度。
2. 墓葬：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多采用土坑葬，且多有随葬品。
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
3. 陶器：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较为先进，器形多样，装饰精美。
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彩绘图案为研究该文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4. 农业：二里头文化的农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同时还有家畜饲养。
该文化的人们在农业技术上取得了较大进步。
5. 艺术：二里头文化的艺术品风格独特，包括玉器、石器、陶器等多种形式。
这些艺术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社会习俗。
总的来说，洛阳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该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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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二里头文化
——吉林大学考古系主任王立新
以往相关研究
王立新教授认为以往关于二里头文化来源的研究有三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是对文化来源的探索过于笼统，比如常有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稍具体点的也只是说二里头文化是由豫西龙山或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
其次是受文化单线演进模式的影响太深，总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一地的文化都应该是自古“一脉相承”的。
最后是只关心过程而不关心动因;比如大多数的研究只是从文化成分相似性的角度推测二里头文化来源于哪支文化，甚或怎样来的，而不回答为何会如此而来。
李伯谦先生在《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中曾经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形成的夏文化，主要根据就是二里头文化中有一组来自山东地区的文化因素(《文物》1986年第6期)。
该文不仅分析了二里头类型的形成过程，而且首次系统阐释了该文化的形成动因，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认识。
而邹衡先生则对此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中所含东方因素，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在河南地区出现，并非直接来自山东龙山文化。
近年禹县瓦店等遗址的发掘，证明邹衡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与李伯谦先生商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
那么，二里头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王立新教授认为:探讨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动因，首先要系统分析该文化分布区此前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随着新资料的层出不穷，人们不仅认识到过去所称的“河南龙山文化”实际包含了若干面貌不同、性质有别的考古学文化。
就是以“王湾三期文化”统称的嵩山南北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也是存在着南北差异的。
有人将其分称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有人则将其分称为“郑洛区”和“汝颖区”。
而王立新先生则赞成陈冰白先生的意见，认为分布于嵩山以北的王湾三期文化与分布于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支考古学文化。
其间的差异并不是单个器类的有无，而主要表现在各器类在陶器群中所占的比重上。
比如在“王湾类型”中，第二期文化夹砂罐所占的比重为22.20%，夹砂鼎的比重则小于3%;而到了第三期文化，夹砂罐的比重则变为了31.68%，夹砂鼎则不存在了。
在“煤山类型”中，夹砂罐所占的比例为13.70%，夹砂鼎则为22.50%。
在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群成分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湾三期类型”和“煤山类型”不仅陶器群面貌存在鲜明差异，即使是在房址、窖穴的形式等方面也有重要差别。
二者应分属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这样看来，二里头文化的主体陶器群就是由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和嵩山以北的王湾三期文化相互整合而形成的。
前述E群陶器中的多数器类也是在煤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旧有器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也吸收了部分来自晋西南或关中地区的文化因素。
以往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砦期遗存的概念(指新密新砦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作为豫西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变的过渡阶段。
那么，何为新砦期遗存,为何会产生这类遗存,就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绝大多数学者都将河南中西部地区龙山时代晚期遗存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主源，这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
但是，由于这些研究都将嵩山南北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存不加区分的看作是同一文化共同体，因而，由龙山期向二里头文化的转变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单线渐进式的
发展。
新砦期遗存发现后，学者们注意到它既有别于豫西龙山，又有别于二里头文化，从相对年代上也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时期。
然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过渡期”遗存呢,却未能得出合理地解释。
当我们认识到嵩山南北在龙山时代晚期分属于两种性质有别的考古学文化之后，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新期遗存”实际上主要是由煤山文化因素与王湾三期文化因素碰撞、混合而形成的。
同时又纳入了部分来自豫东油坊文化的因素。
所以，以单线演进模式来看待文化的演进，无疑会将复杂的东西过于简单化，此种视角不仅掩盖了嵩山南北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原本有别的事实，而且必将导致无法认清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机制乃是文化的整合。
所谓新砦期遗存，正是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与嵩山以北的王湾三期文化相互碰撞、整合时期的遗存，其文化内涵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个别遗址在文化面貌上会有所差异，甚至同一遗址中的不同单位也存在煤山文化因素与王湾三期文化起因素比重不同的现象。
从陶器群来看，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二里头文化除继承二者共有因素之外，承袭煤山文化的特征性因素相对要多于王湾三期文化起因素。
似乎，煤山文化因素在整合中扮演更为主动地角色。
文化是社会变化的一种迟滞的表象而考古学上观察社会变化的最好资料莫过于聚落形态的变化。
郑洛地区龙山时期的聚落分布
时代聚落遗址数单位时间聚落数(100年)
仰韶后期 357 ?35.7
龙山晚期 516 ?103.2
龙山晚期伊洛河下游平原
等级面积(万平方米) 数量(个)
I 40-100 4
II 15-40 7
III 5-15
240 IV ,5
龙山时代晚期聚落有明显的结群现象(赵春青、刘莉等)
聚落群之间皆有明显的“空白区”作为缓冲地带，且多半以上II级聚落构成自己的中心聚落，众多规模相似的中心聚落的存在凸显了各聚落群之间相互的抗衡。
王城岗、古城寨、新砦、郝家台等城址的出现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大量存在，表明该时期存在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如此看来，嵩山南北龙山晚期聚落群大多仍处于相对独立、相互抗衡的状态，甚至彼此间的冲突、战争也频繁发生，远未达到政治上的统一，这种情形恰与文献所记尧舜禹时期的“万邦”林立的社会局面相吻合。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
随着洛阳盆地区域性考古调查，中澳合作的伊洛河支流地区调查以及颍河上游地区的调查的开展，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龙山时期那种众多聚落群分庭抗礼的局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以洛阳盆地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的金字塔式的聚落分布特征。
规模等级数量位置性质
一 1 二里头遗址大型都邑
二 24 集中于洛阳盆地区域性的物质集
散，手工业生产或
行政管理中心
三 ,150 分布广泛一般村落遗址四
结论
二里头文化应该是夏启征伐敌对势力并在广大区域内推行强权之后所形成的以夏人为代表的一种国族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应当是在夏王朝在嵩山南北的出现及地位的确立之后。
也就是说，国族文化的形成当滞后于王朝的建立。
王湾三期文化和煤山文化的末期或“新砦期”的绝对年代，都可能进入了夏代。
但作为可确认的夏代的夏文化则只有二里头文化。
2012级文博班
孙旭亚
122111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