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什么重要_
汉娜·阿伦特的“思”及其理论意义
汉娜·阿伦特的“思”及其理论意义汉娜·阿伦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著称于世。
对“恶”的思考构成了阿伦特思想体系的重要维度。
“不能思想”是“平庸的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思想意味着通过言词交谈，是“我”与“自我”之间的相处、对话。
“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根本方式。
“根本恶”依赖特殊语境，“平庸的恶”则成为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恒常境况。
在现代世界，“思”与“行动”呈现出悖论，但“思”和“行动”依旧是可能的。
标签：阿伦特；恶；思想；自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而著称于世。
透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精神生活·思维》《人的境况》等著作，我们可以对她的思想窥见一斑。
一、“根本恶”与“平庸的恶”对“恶”的反思构成了阿伦特哲学思想的重要维度。
阿伦特不满足于一般性揭示极权社会之“根本恶”，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背后隐含的“平庸的恶”。
后者无疑更具理论穿透力。
在阿伦特的哲学生涯中，对“恶”的探讨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早期的文章中，她就开始关注“根本恶”，抑或极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对“根本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她认为，在全部哲学传统中，难以想象有一种“根本恶”。
在基督教神学中，魔鬼是天使出身。
至于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恶，但至少他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颠倒的恶意”。
总之，康德是以一种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它的。
在此基础上，阿伦特阐释了“根本恶”的特殊性。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无法藉助任何事物来理解的，是一种以强劲的力量与我们对抗的现实，它打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标准”，这种“恶”“是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的，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
①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种现实体制的产物。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她的许多著作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和道德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
她的一篇著名文章《平庸之恶》被认为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阿伦特以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案例为起点，探讨了普通人如何参与恶行的问题，以及这种行为对社会和道德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思想进行分析和思考，探讨普通人如何参与恶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现象。
我们需要了解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定义。
在她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阿伦特指出：“一个人只要表现自己为平庸，方能在这种程度上去‘接纳’罪恶”。
她认为，那些参与大规模杀戮的纳粹战犯，并非都是心怀邪恶、凶残残忍的人，而是普通的、平庸的人。
他们没有自己的原则和道德标准，只是遵循着所谓的“民族和家庭利益”，执行着上级命令，从而成为了罪恶的实施者。
这种平庸的恶行，正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的这一理论引起了人们对于道德与个体责任的深刻思考。
艾希曼并非是一个具有恶意和凶狠本性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僚，只是按照组织和法律规定行事。
在阿伦特看来，这正是“平庸之恶”的本质，它并非源自于邪恶的个人，而是源自于对自由意志和个体责任的放弃。
这种放弃，使得一个普通人也能够成为罪恶的参与者，甚至成为其推动者和执行者。
对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
有人认为，艾希曼并非“平庸”而是“邪恶”，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追随命令，而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自愿认同。
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分析并不全面。
一些学者也指出，阿伦特的理论并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对于个体决策的影响。
在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个人的自由并不仅仅受其自身的意志所驱使，而是受到全面性的控制和规训。
要理解个体的行为，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不过，尽管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其对于普通人参与恶行的思考，以及对于道德责任和个体自由的反思，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阿伦特平庸的恶】浅析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及其困境
【阿伦特平庸的恶】浅析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及其困境行动 Action 作为人的被给定的生活基本境况之一，在阿伦特 Hannah Arendt 那里具有独特的意义。
这种独特的意义就在于，它属于积极生活的范畴，意味着政治生活的展开。
人之境况的所有方面劳动、工作和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相关，但唯有行动与政治的关系最大。
行动概念的内涵即为政治，这是阿伦特独有的视角及理论核心，这意味着行动的政治生活地位的提升。
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面对究竟行动能否持存以及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其所引发的理论困境也颇为值得深思。
一、行动与前哲学的政治行动生成的政治生活是对传统哲学生活的有力反抗，亦是对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翻转。
行动是前哲学的政治，也就是哲学之前的政治，而这里的哲学意为占据西方主流地位的传统哲学，更为确切地说，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而在此之前的政治，则意味着回到苏格拉底式的政治生活，因而，行动就是要回到苏格拉底。
行动作为一种前哲学的政治，对应于哲学的政治。
哲学的政治是哲学之下的政治，政治生活被束缚在整个哲学生活之中，哲学统治着政治，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发轫于此。
而行动的前哲学的政治与其不同，它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不受外物统治，政治优先于哲学。
二、行动与政治自由阿伦特怀着对古代政治生活的无限向往，积极行动，在公共空间中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指的是政治自由，这里强调的仅仅是自由的政治涵义，而非思辨自由、意志自由或自由主义的不受侵犯的自由，更为准确地说，是共和主义的自由。
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强调的是公共精神的重要性，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历史上共和主义是以城邦为背景的，个人的自由以城邦或国家为依托，离开共同体，个人的权利便无从谈起。
古典共和主义将目光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它要求在公共空间内行动的政治生活，在其中体验到的自由就是一种公共自由。
参与性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治领域形成了实现政治自由的空间。
直面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直面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其思想深刻而富有启迪性。
其中，她提出的“平庸之恶”概念，成为了人们思考现代社会中普遍形态的腐败现象的重要参考。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一、什么是平庸之恶？阿伦特在《权力的起源》中提出了平庸之恶概念。
她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由大量中层官僚人员的平庸无能所造成的。
这些人制定了各种反人类的政策，并亲手实施这些政策，最终导致了罪恶的发生。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平庸之恶是指人们在没有什么思想和信仰支持的情况下，出于无能、犹豫或盲从，做出的邪恶行为。
平庸之恶是乏善可陈的，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维度，也没有它的题目或主题。
二、平庸之恶的特征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有三个主要特征：1. 缺乏想象力和思想能力平庸之恶的主要表现是缺乏想象力和思想能力。
那些从事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等反人类行为的中层官僚，基本上是一帮平庸普通人，缺乏任何价值体系和思想信仰。
2. 容易被恐吓和操纵平庸的官僚可以轻易地被操纵和恐吓，因为他们无法独立思考和做出正确的决策。
他们害怕上司和爱惜自己的职位，而不是忠于自己的良知。
3. 缺乏责任心平庸的官僚通常缺乏责任心，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顺从上级权威，才能保全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他们会轻易地接受、遵从上级的命令，完全忽视其行为的恶性和后果。
三、防止平庸之恶的发生阿伦特的理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平庸之恶的发生。
阿伦特认为，唯一的方法是培养人们的想象力和思想能力。
她认为，只有当人们拥有自己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体系，并有勇气和坚定意志去捍卫这些价值时，才能真正避免平庸之恶的发生。
在教育方面，应该培养人们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让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同时，需要逐步建立制约机制，防止官僚单方面施加权力和行使权力时的滥权威胁。
四、结论。
超越技艺生存——阿伦特技术哲学思想探析
超越技艺生存——阿伦特技术哲学思想探析阿伦特技术哲学思想是一种关注技术对人类生存、政治和现代性等方面影响的哲学思想。
它从技术的角度出发，理性分析技术发展的现代性矛盾，并探讨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生存和政治。
在阿伦特看来，技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进化，而是息息相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因此，阿伦特认为，要超越技术，必须先了解技术与人类的互动关系，进而以此来重构人类和社会的命运。
阿伦特把技术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驱动力。
在古代，技术主要是手工劳动，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和自然。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技术也成为了人类的“命运之手”。
这种复杂性带来了很多问题，使人们在技术世界中迷失了方向。
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但同时也会影响人类的就业和精神生活等方面。
因此，阿伦特主张必须重新审视技术，以便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利用技术。
阿伦特提出了“自然节奏”和“技术节奏”的概念。
自然节奏，是指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状况；而技术节奏，则是指技术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与人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一种疏离的状态。
因此，阿伦特认为，技术的发展要考虑到自然的生态、文化，以及人类的需求和幸福，企业应对技术顺应自然的发展方向加以保护。
此外，阿伦特认为，技术应当为人类的道德生活服务，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滥用技术的能力。
阿伦特还强调，政治与技术密切相关。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的掌握和运用常常涉及到技术。
这种权力与技术的相互关系会影响到社会结构和运作方式。
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组织需要对技术进行规制和控制，以避免技术对生态、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破坏。
同时，必须探究新型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例如基于技术网络的政治组织形式，以适应技术进步的发展。
总之，阿伦特技术哲学思想认为技术与现代社会已经紧密相联结，而与此同时，技术也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危机和矛盾。
夏开丰论阿伦特的“美感政治”
夏开丰论阿伦特的“美感政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摘要】阿伦特主张行动即自由，这是一种把新事物带到世界中的能力，它不受任何目的和规则的束缚。
然而，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使行动充满了危险。
为了解决行动的这个困局，阿伦特强调，行动只有发生在公共领域中才有意义。
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显现空间既是美感的也是政治的，一方面它让政治行动得以展现，另一方面政治行动是在复数性的他人中进行的，在这里一种共通感开始发挥作用。
在后期，阿伦特的“美感政治”则侧重于旁观者的判断，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套用了康德的天才和品味的张力关系。
就像天才的自由创造需要受到品味的约束一样，行动者的行动也需要在旁观者的判断那里获得意义。
【关键词】阿伦特；美感政治；行动；判断；天才；品味【作者简介】夏开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艺术学与审美文化》栏目。
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有删减，如需查询，请参考原文。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的政治思想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
比如：哈贝马斯采用了一种“共识性”的解读方式，认为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最重要的是政治行动的“主体间性”以及共识的达成。
利奥塔、拉库-拉巴特和南希等后结构主义者提出了与哈贝马斯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的条件是复数性和差异性，旨在否弃传统的行动目的论模式。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解读方式，认为阿伦特的政治学具有美学维度。
达纳·维拉认为，阿伦特的“美感政治”把政治从对利益、目标的关注中解脱出来，政治行动应该按照表演活动来看待，必须就其自身来评价。
她接着指出，阿伦特后来用了康德的共通感概念来调和她早期的尼采式行动美学。
但像理查德·J。
伯恩斯坦这样的学者则认为，阿伦特并没有调和康德的共通感和尼采的行动美学，而是让两者处于张力关系之中。
政治理论学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人物简介
阿伦特的政治判断与公共领域
阿伦特认为政治判断是政治行动的基础
• 政治判断需要对公共事务进行思考和评估
• 政治判断需要公民的理性和判断力
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的重要性
• 公共领域是政治行动和判断的场所
• 公共领域需要公民的参与和讨论
阿伦特提倡公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 公民应该对政治事务保持批判态度
• 公民应该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 194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职
• 1950年代成为《纽约书评》的定期撰稿人
• 19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观点受到广泛关注
• 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成为经典著作
• 对政治行动、政治判断和公共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汉娜·阿伦特的主要成就与荣誉
阿伦特是一位多产的政治哲学家
• 强调了政治行动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 提倡政治行动需要公民的参与和讨论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对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启示
• 强调了公共领域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 提倡政治实践需要公民的参与和讨论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批判对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启示
• 揭示了极权主义对政治实践的危害
• 呼吁政治实践需要抵制和反抗极权主义
对女性主义政治理论产
生了重要影响
• 强调了女性在政治行动中的重要
• 强调了公共领域对女性平等的重
• 揭示了极权主义对女性的特殊危
作用
要性
害
• 提倡女性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
• 提倡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发言和
• 呼吁女性对极权主义进行抵制和
参与
反抗
阿伦特在政治实践中的启示
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理论对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启示
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共3篇
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共3篇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1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汉娜·阿伦特，生于1906年，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
她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思想家，贡献了许多思想和理论，尤其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上。
她的思考和判断对当今世界和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作为一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一直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
她认为，人是生来自由的，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特征。
因此，她强调了尊重人的权利和意愿的重要性。
这一理念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人权保护和机构改革都有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同时，汉娜·阿伦特的一些理论也成为了当今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
例如，她提出过“权力与暴力的区别”这个问题。
她认为，力量是可以想象和掌握的，而暴力则是不可预测和滚动不可控的。
这一理念对于处理国际冲突和保护世界和平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此外，汉娜·阿伦特还强调了政治哲学的重要性。
她认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现象的深入思考。
在这方面，她的思考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治理也有着非常宝贵的启示。
她提出过“革命与民主”的问题，认为革命是激进的、暴力的，而民主则是温和的、和平的。
因此，她推崇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认为民主制度是符合人性本质的政治体制。
此外，汉娜·阿伦特还认为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分类和区分的思考。
她认为，很多政治现象和社会问题需要有一个清晰和准确的分类和区分。
在这方面，她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有着非常宝贵的启示。
她提出的“分类与区分”的思维方法，也可以用来指导我国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改革。
总之，汉娜·阿伦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对当今世界和中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她所倡导的历史主义、权力与暴力的区别、民主政治的价值等，都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重要思考和启示。
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和理论已然成为了当今时代思想和哲学的一部分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和政治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启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知人类社会和政治现象，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和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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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1月/13日/第B07版
书评/思想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陈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阿伦特既关心现实政治，又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她热情与理性兼备，既不同于玩弄学问的自娱自乐者，又不同于过度介入政治的狂热文士，在此意义上，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学人思考现实政治问题时参照的榜样。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本书的名字。
以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书名，显示作者有意激起更多的读者来关注20世纪西方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作为阿伦特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当代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读者介绍她的这位老师的学识。
继多年前写成的长篇传记《阿伦特:为了世界之爱》之后，扬-布鲁尔在阿伦特诞辰百周年之际出版《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一书，对阿伦特思想在21世纪的现实相关性做了精彩的阐发。
而要讲清楚阿伦特与我们密切有关，首先要弄清楚阿伦特到底讲了什么，阿伦特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循此，才可以把阿伦特与新的时代联系起来，并揭示阿伦特思想的现实启迪意义。
在阐发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方面，扬-布鲁尔的努力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作者亦未学究式地对阿伦特著作的文本及语境进行详论，但在展示阿伦特著作的意图及政治思想的大逻辑、大方向方面，扬-布鲁尔确实做到了言简意赅。
这固然由于作者对阿伦特著作的研读，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作为阿伦特亲自指导的博士生，比他人更有机会了解阿伦特政治思想之本意。
此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章:《极权主义的起源》与21世纪、《人的条件》与行动的重要性、思考《精神生活》。
从章节标题即可以看出，作者突出了对阿伦特著作中三部著作的关注，当然，在扬-布鲁尔的著作中，阿伦特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恰当的关照。
扬-布鲁尔此书与其他研究阿伦特的作品之不同首先在于，她提到了不少类似于轶事的阿伦特为人为学的细节。
兹列举几例说明:书中提到阿伦特建议作者写关.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博士论文，可见阿伦特对她的导师的推崇。
书中也提到阿伦特推荐作者去上汉斯・摩根索关于国际政治的课。
摩根索课程的必读参考书之一便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他在课上称阿伦特堪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相比。
其实，摩根索和阿伦特私交甚好，晚年摩根索还向阿伦特求婚，而阿伦特表示“我们太年老了”不宜谈婚论嫁。
再如，书中提到了阿伦特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于美国波士顿市政厅针对“越战”问题所做的题为“恶有恶报”的演讲，这在以往的阿伦特研究中是鲜为人知的。
注意到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更近距离地了解阿伦特，当然，这些还不是扬-布鲁尔作品的关键。
作者的中心思想还在于表明阿伦特对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新形势、新事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要做的事情是像阿伦特那样去思考现实问题。
正如在书中作者所表明的:每每遇到新的事件，作者总是如此问自己:如果老师阿伦特在世，她会怎么想?确实，这种假设令人激动，也颇具挑战性。
要推测出阿伦特会怎么想，最重要的是把握住阿伦特思想最核心的原则及方法。
这样，已故多年的阿伦特通过学生之口开始向我们讲话。
作者颇为准确地指出，阿伦特之卓越不凡之处第一在于她对新的政治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
阿伦特敢于并且善于直面新现象，这是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人们的思维习惯是用过去的词语来描述新事物，用老的框架来对新情况获得理解，人们倾向于从过去去寻求借鉴，喜欢在已发生的可以把握的事件与新出现的情况间进行类比，而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洞悉新事物之真实面目。
扬-布鲁尔提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们习惯于把它比作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即是一例。
扬-布鲁尔继承老师的风格，试图揭示恐怖主义及反恐行动所
包含的新特点，这种尝试无疑颇有意义，她的论述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不过，在书中作者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作一本实用手册，试图依据阿伦特所描绘的极权政体的特征来衡量现实的新政体，实际上降低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论说的价值，她把恐怖主义视为极权主义的新形态，笔者这一判断无论成立与否，皆无关宏旨。
阿伦特的著作其实忌讳以实用政治科学手册的态度去阅读。
倒是作者循阿伦特之本意表达的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的批判，以及关于国际大家庭问题的阐发，不无现实意义。
此外，作者结合阿伦特的权力论、革命论，就苏东“天鹅绒革命”进行的理论说明，亦是相当精彩。
其实，扬-布鲁尔在这里绝非大发溢美之辞，阿伦特思想对于照亮我们的前程之“启明”价值，任何深入阅读阿伦特作品的人皆会有体会。
阿伦特作品之扣人心弦，她的言语之振聋发聩，在20世纪思想家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按照《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一书的指向，笔者试图思考:阿伦特在中国为什么重要?除学术研究之意义外，这一问题更多地是针对阿伦特在中国当下的现实相关性。
当前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转型时期，就政治发展而论，我们的根本任务，以北京大学李强教授之言，大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破除旧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构建基于职能分殊之上现代国家，第二步是把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笔者尝试从阿伦特思想中汲取灵感，在李教授所说的两步基础上再加了第三步，即大力拓展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
第一步的核心是群己权界，第二步的核心是民主，第三步的核心是公民理想。
其实，在当下中国语境中，阿伦特的意义不仅与第三步相关，与其他两步也有密切的关联。
例如: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论说对于我们消除全能主义体制后遗症仍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阿伦特所言的“开新”、“行动”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动力，这对于国内学人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来说，可谓对症下药；阿伦特提到的“宽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国家统一等重大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她对“权力”与“暴力”的区分，对于我们反思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暴力迷信”，动辄防暴警察出动等做法，亦具重要意义。
可以说，在“破”与“立”两方面，阿伦特都是我们可靠的朋友。
・当然，笔者强调阿伦特政治思想之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并不是说要将阿伦特的思想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问题，阿伦特也无意于给我们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开药方。
我们要做的当是把握其学说之真精神，从中获得可能的灵感来源。
阿伦特强调在不同现象和不同概念间进行严格的区分，提倡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去思考，提倡跳出“主义”之争去直面现实，不唯上，不唯书，这和中国三十年推进改革开放背后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
阿伦特既关心现实政治，又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她热情与理性兼备，既不同于玩弄学问的自娱自乐者，又不同于过度介入政治的狂热文士，在此意义上，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学人思考现实政治问题时参照的榜样。
扬-布鲁尔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也成为国人走近阿伦特的又一个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