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逻辑：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逻辑——试论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陈伟内容提要：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对极权主义的本质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从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入手，阿伦以政治现象学的方法探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探讨了极权运动和极权统治的特征。

她的极权主义研究至今仍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迪意义。

近年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思想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不仅她的部分著作被译成中文，相关研究论文也不断出现。

然而，这些研究更多地关注于阿伦特的政治观念本身，例如，阿伦特关于公私领域的区分，她的公民观念和共和理念，她对政治价值的理解，等等[1]。

而她对极权主义问题的思考，虽然在一些综述性文章中略有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述，更遑论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事实上，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中独树一帜，她的成名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堪称研究极权主义的必读文本。

并且，极权主义现象是阿伦特研究政治理论的契机，阿伦特后来的诸多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结果。

英国学者加诺芬（Margaret Canovan）指出：“实际上，阿伦特的整个政治思想的论题都是由她对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的反思所设定的。

”[2]探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极权主义本身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我们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其政治思想关键的一环。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概念辨析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有别于全能主义（totalism）[3]，更与绝对主义（absolutism）[4]、专制主义（despotism）[5]、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6]相去甚远，就是与法西斯主义[7]也是有所区别的。

事实上，正如阿伦特试图表明的那样，极权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有特定的内涵。

极权主义一词在西方学界一般用以概括德国纳粹主义、苏维埃共产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其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20年代的墨索里尼，当时它是一个用来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纲领的中性甚至带有褒义的词语。

[8]二战以后，这个术语很大程度上在冷战的意义上被使用，从而带有了鲜明的贬义色彩。

卡尔·波普尔、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塔尔蒙等人对极权主义均有过专门的解析。

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

[9]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

[10]。

塔尔蒙在其《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区分了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并且明确地揭示了极权主义与广泛的群众参与的内在关联[11]。

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对极权主义本质及其起源的深入挖掘和精彩分析。

根据阿伦特的论述，本文将极权主义的本质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

阿伦特提醒人们注意，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暴政，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

这就是说，极权主义统治者最终也将自己纳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体系和过程中去，不能自已，直至最后的灭亡。

极权统治者的行为，不是暴虐，而是野蛮，是人性中罪恶面的肆无忌惮的发挥。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便指出艾希曼犯的不是反犹太罪，而是反人类罪；在她看来，如果将艾希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完全误导甚至掩盖纳粹的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

[12]极权主义的野蛮本质，体现在力图对人性进行摧毁和改造，恐怖不是其统治的手段，而是其统治的本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戏谑地称极权主义政治为“缺乏笑声”[13]的政治。

2、极权主义是反制度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

极权主义者仇恨一切既有的制度，它公开表示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敌意，反对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前提。

阿伦特睿智地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是同一过程。

事实上，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比较稳固的地方，例如法国，虽然潜藏着许多极权因素，却没有形成极权主义的运动；而在德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完成的国家中，极权主义便有了适宜的土壤；反过来也可以如此说，民族国家的构建，是防止极权主义发生的一剂良药。

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

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

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敌人”，作为斗争的对象。

极权主义从其一开始运行起，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3、极权主义是反功利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

二战以后，当人们反思极权主义大灾难时，一种观点将其兴起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信条，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所信奉的“利己主义冰水”、“个人主义”淹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脉脉温情，由于每个人都在进行着私下的算计，最终谁也不愿意挺身而出与极权势力进行斗争，乱世之中，但求自保，于是便有了极权主义者的得志。

阿伦特不同意这种看法，她指出，“就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特征而言，极权主义运动倒是可以准确地宣称它们是最早的反资产阶级的党派。

”[14]极权主义运动能够展开，恰恰不是在于人们过多地进行了功利的考量，而在于人们缺少足够的功利考量。

“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15]。

再者，对功利的蔑视，不仅对民众来说如此，对极权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阿伦特反复指出，极权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政治中最强有力的心理因素，即私利，无关”[16]。

阿伦特指出，在功利主义思潮占主流地位的英美没有发生极权统治，而在功利主义根基不扎实的德国、意大利、苏联，才出现了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通过这一方式，它为自己创造了合法性，从而有别于一切老式的专制主义，它把对屠杀的重重顾虑视为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情感，它用意识形态代替人们的功利计算，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同时取消其“功利主义内容”[17]，由此唤起人们对极权主义事业的真诚信念，质言之，极权主义无视功利，蔑视现实。

极权主义的反功利本质，导致的后果则是使人的一切行为变得“无法预测”[18]，谁也不知道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极权统治的恐怖正缘于此。

4、极权主义是反责任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宿命论。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以一种宿命论取代了个人的道德责任，用历史目的代替个人的良心，人不需要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无须承担人类创造法则甚至把这些法则施加于自然的责任，只需要顺应所谓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积极投身其中。

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中的现在的人，在极权主义者看来是十分渺小的，它只不过是一个环节，在此之前是无穷去尽的历史，在此之后，依然是历史的向前发展。

由此她发出人文主义的呼喊：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应当抬头挺胸，勇敢地承担起道德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她指出，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是连续的，其间存在一条鸿沟，而作为当下存在的人，必须勇敢地同时与过去和未来两种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斗[19]，这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所在；人应当面对现实，而不是在某种幻想中寻求暂时的安慰。

极权主义者宣称发现并掌握了历史规律，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大规模的杀戮，也不过是此种历史规律展现的体现，他们问心无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乃是一项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大而高尚的事业，种族的灭绝，不过是历史进程中必要的最终的解决。

二、极权主义的起源：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讨论极权主义的起源时，阿伦特提出了“极权因素”（element of totalitarianism）这一重要概念。

这就是说，在没有发生极权主义运动的地方，却可能存在“极权因素”。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因素并不单单存在于德国等地方，而是植根于现代社会之中。

由此，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反思，也就是对现代西方文明进程的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首先论述了反犹主义，接着探讨了帝国主义，在最后一部分才谈到极权主义。

她的用意很明确，正是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中，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起源。

1、阿伦特论反犹主义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犹太人问题曾是许多著名思想家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起点，在北美思想界中，这样的人物包括三位左右潮流的犹太裔学者，即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20]、艾里卡·沃格林（Eric V oeglin）及汉娜·阿伦特[21]，而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尤有独到之处。

二十世纪的反犹主义，表面上仅仅是犹太人问题，实质上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反犹主义就如一面多棱镜，它折射的乃是整个现代历史尤其是极权主义历史的全部。

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在阿伦特看来，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解释，这些不同的方面，最终促成了反犹主义的兴起。

阿伦特首先援引托克维尔与伯克对法国革命中贵族何以遭到怨恨的有关分析，指出“当犹太人同样地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

”[22]在阿伦特看来，人们对失去权力或无权的群体的迫害，与权力的本质有关，这就是说，人们愿意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却仇恨无权而有钱的人。

剥削和压迫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

惟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

当犹太人被视为多余人时，他们遭到迫害的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里我们需要考察犹太人本身的群体特性。

阿伦特反复强调的是，犹太人本身的群体特性——缺乏政治能力和判断——为其后来的遭遇作了铺垫。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以自己的语言组成的民族，然而，犹太历史也提供了一个族群的独特的景观，“独特，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于十分明确的历史观念，并且有意识地决定要在尘世达到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划，后来却在并未放弃这种观念的情况下，两千年来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

结果使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比其他民族更加依赖于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因此犹太人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