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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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权之基本理解:概念、关系与意义

绅权之基本理解:概念、关系与意义

绅权之基本理解:概念、关系与意义作者:曹璇来源:《赢未来》2018年第17期摘要:绅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曾经在中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绅权作为一种绅士对地方的控制权,与国家权力有著紧密的联系:明清时期绅权既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也是乡村社会防御国家权力的屏障;但到了清末民初,绅权的愈发膨胀,统治者不能再予以放任而开始打压,绅权日渐衰微最终消亡。

同时,绅权的意义重大,它不仅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还由此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家族关系,并且绅权的主体——绅士还起到了连接中央与基层地方的作用。

关键词:绅权,国家权力,影响一、何为绅权(一)士绅阶层的产生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基于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中国的传统社会形成了二元社会控制结构,[1]即国家的管理一方面要依靠官僚、政府的治理,另一方面又要依靠当时一些有文化有威望的人所形成的地方势力来进行治理。

这些地方势力在明清时便发展为我们绅士。

他们非官而近官,非民而近民,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些非官非民的绅士是如何登上政治管理的舞台呢?1、科举制度为绅士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制度大大削弱了当时的贵族力量,一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头衔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团体——士绅阶层。

到了明朝,皇帝更加注重学校在教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有意建构出一种由学校通往科举及仕途的道路。

[2]明朝的举人可以终生享受举人身份,如果不能为官,回到家乡后,仍然可以享受举人身份多带来许多权利。

这便为他们拥有权威、控制地方埋下了伏笔。

由于明代统治者对举人控制严密,再加上仕途艰难,许多举人回乡,在类似的经历背景之下,他们渐渐抱团形成了绅士阶层。

2、乡村权力真空与士绅管理地方社会“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伦理造乡绅。

”[3]马克斯▪韦伯认为:“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实上只限于市区和市辖区的行政。

一旦出了城墙,皇家行政的权威就一落千丈,无所作为了。

”[4]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在农村地方几乎无法施行和贯彻。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这三个词汇都属于社会上的有钱有势的一部分,然而概念却有所不同。

乡绅
乡绅是指明清时期的有地位和财产的地方士绅。

他们多是出身于世家望族,或是自成一方的商人,或是经过科举考试中举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乡绅地位的建立是由于其财产和声望而形成的一种社会阶层,他们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

绅士
绅士是指明清时期的贵族阶层,他们是通过世袭权力得到特殊地位的人。

绅士阶层具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和高贵的出身,他们的祖先均为曾担任朝廷重要官职或是得到特别认可的人。

绅士阶层在社会上享有尊贵地位,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也具有讲究礼制、守规矩的传统。

士绅
士绅是指明清时期的生活在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往往从事文化、教育和政治工作。

士绅阶层是
由于其具有极高的文化水平和干练的政治思维而形成的。

总体来看,乡绅、绅士和士绅这三个概念都是明清时期社会上地位较高的一部分,但是在具体含义上有所不同,乡绅注重地方地位和财富积累,绅士着重强调祖先荣誉和贵族气质,士绅则更加关注文化修养和社会贡献。

传统上,”贵族绅士”都具备哪些特质?

传统上,”贵族绅士”都具备哪些特质?

传统上,”贵族绅士”都具备哪些特质?传统上,“贵族绅士”都具备以下特质:一、高尚的家族背景贵族绅士往往出自有名望的世家,其家族经历了数代人的积累与传承。

这种高贵的家族背景使得绅士们在血脉中蕴含了一种继承下来的优雅与尊贵,也为他们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地位。

二、优雅的仪态与举止贵族绅士注重仪态与举止,他们讲究文雅、温文尔雅,举止优雅得体。

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人社交场合,他们总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精致与高雅,具备一种独特的魅力。

三、精湛的教养与修养传统上,贵族绅士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与修养。

他们通常接受高质量的学术教育,掌握丰富的知识储备。

在修养方面,他们懂得如何待人接物,懂得尊重他人并追求内在修养的提升。

这些深厚的底蕴使得他们在社交与文化交流中能够游刃有余。

四、品味与风度绅士们通常具备一种高雅的品味与风度。

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所选择的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追求,他们都能够展现出独特的眼光与品味。

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进一步彰显了他们的高贵与优雅。

五、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贵族绅士在传统上是坚守传统价值观的代表。

他们尊重法律与道德规范,注重家族荣誉与责任,秉持着忠诚、正直、勇敢等一系列传统道德准则。

这种坚守传统的行为展现了绅士们对于社会秩序与道德准则的高度认同。

综上所述,传统上的“贵族绅士”具备高尚的家族背景、优雅的仪态与举止、精湛的教养与修养、品味与风度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

这些特质使得他们成为社会中独特而引人注目的存在,体现了一种高尚与尊贵的生活方式。

虽然贵族绅士这一概念在现代社会有所淡化,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到一些启示,努力追求更高的修养与品位,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绅士风度的具体表现

绅士风度的具体表现

绅士风度的具体表现
绅士风度是一种高贵、优雅和尊重的表现方式,它涵盖了各个方面的行为和举止。

以下是绅士风度的具体表现:
1. 礼貌和尊重:绅士应该始终保持礼貌,尊重他人的感受和意见。

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或使用粗俗的语言。

2. 穿着得体:绅士应该注意穿着得体,尽显优雅与品味。

他们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以突显自己的风度。

3. 帮助他人:绅士应该随时准备帮助他人,尤其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并给予他人支持和鼓励。

4. 保持冷静:绅士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和淡定。

无论遇到什么挑战和困难,他们都能镇定自若地应对。

5. 知识渊博:绅士应该具备广泛的知识和素养。

他们应该热爱学习和探索,不断提高自己的见识和修养。

6. 谦虚和谨慎:绅士应该保持谦虚和谨慎。

他们不会自大和狂妄,而是以谦虚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成功和成就。

7. 回报社会:绅士应该拥有回报社会的意识和行动。

他们应该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并关心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帮助。

总的来说,绅士风度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行为方式。

它不仅能够展现个人的魅力和魄力,还能影响和感染身边的人,传递正能量和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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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_读后感

中国绅士_读后感

《中国绅士》读后感——张仲礼11治安七区队李瑶 201120270243 我觉得很好的地方:第六节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绅士的地位给了他们许多好处。

他们的特权为他们提供了若干特殊的免税和免刑等待遇,这不仅为法律所承认,也为社会所接受。

然而实际上,绅士凭藉其地位常常将其权力扩大到超过明文规定的限度。

在纳税方面,他们对自己地位的利用十分明显,许多绅士都能偷漏赋税,甚至将某些政府税款中饱私囊。

按理说,绅士地主应像平民地主一样缴纳同样的田赋和漕粮。

实际上,赋税缴纳的不平等是司空见惯的。

绅士常自称为“绅户”、“儒户”、“官户”、“城户”、“大户”,他们称百姓为“民户”、“乡户”、“小户”。

用这些词是显示纳税方面的差异。

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描述江北地区漕粮负担不平等时就说:“江北漕价向有绅户、民户之别,又有城户、乡户之别。

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余文者。

”而“乡户、民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

低昂悬殊,骇人听闻。

”“归官者不过每石六千八百文”。

丁日昌还指出“大概城中民户尚不十分吃亏,乡中民户则真吏胥之食邑户矣。

”再如在江苏通州,绅户和乡户的赋税征收也显示出同样的差别。

巡抚丁日昌指出,造成这种税率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纳税者常常不知道田赋的确切数额。

因此他令各知州、知县将不同等级土地应付的不等的税率公诸于众。

他强调纳税平等的必要性,并下令禁革大户、小户名目。

他坚持在征税方面,“自应无分绅民,一例收缴,以昭平均……倘有绅户恃衿抗违,及里排人等欺蒙小户,影射浮勒等情,即由县详请、分别究惩,勿稍姑息”。

这些政令的有效性当然难以评价。

丁日昌力主取消大户、小户的名目,缴纳赋税不得有差别。

但是他承认,歉年时允许瞒报的陋习仍然存在,征税制度上就留下了漏洞。

纳税的不平等在19世纪中国造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以致有些绅士本人也提出了平等纳税的原则。

江苏著名绅士领袖冯桂芬咸丰三年(1853)曾著《均赋说》四篇,力主赋税平等。

中国绅士的收入

中国绅士的收入

《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张仲礼著。

费成康,王寅通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序言(弗朗兹·迈克尔)中指出,张博士将绅士界定为一个社会阶层,描绘了他们在中华帝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以及他们的特权、权利和作用。

绅士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功名获得者。

获得功名使他们脱离普通百姓,并使他们在社会上拥有特权地位和做官的资格。

从理论上说,儒家经典的教育使绅士拥有对人们行使权威的知识和品质。

功名是符合此种所设资格的合法证书。

只有功名,才能确立绅士的身份。

官员的额外收入尽管是被容忍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官方并未认定,收受者通常也不会公开承认。

然而,在传记、宗谱和方志中经常谈到官员们在做官时有多种多样的积蓄,它们包括现金、地产、黄金、珠宝或商业投资。

另有一些事例表明,在为宗族和家乡做善事时,官员们捐出的出自做官收入的钱财数量。

官员庞大的个人开支可以以他们对威望的向往来作解释。

他们对慈善机构、学校、建设项目和其他事业的意在造福其宗族和家乡的捐款,也可称为“炫耀性的善举”。

捐款在中国社会中是得到公认的维持社会声誉的做法。

绅士遵循的儒家行为准则使他们产生公共责任感,并在履行这种责任的同时获得社会声誉,一种可以流传后代的声誉。

官员经济状况的另一标志,是他们对地方和宗族事务的捐赠数量,也就是所谓的“炫耀性善举”。

用做官收入的一部分购买土地,作为宗族的义田或者其他性质的族田,是十分常见的情况。

很多绅士宁可向地方和宗族捐赠义田,而不将土地留给自己的后代。

通过这样的行为,他们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和家族的声望和社会地位。

这样就像一位绅士所说的,他以人情为田,以培养人才为种耕,这将会使其后裔会有更大的收获。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前言第一篇公共服务和教学收入第一章担任官职作为收入的来源官员的固定收入官员的额外收入对官员额外收入的估计对官员年度总收入的估计第二章绅士功能作为收入的来源出自绅士功能的主要收入种类绅士服务经费的来源对发挥绅士功能所获得的收入的估计第三章充当幕僚作为收入的来源幕僚的主要群体成为杰出人物的幕僚对幕僚收入的估计第四章教学作为收入的来源充当塾师的绅士的两个主要群体及其收入成为杰出人物的有绅士身份的塾师补充材料其他服务收入有绅士身份的学生获得的津贴第二篇从地产和商务活动中获得的收入第五章地产作为收入的来源有绅士身份的地主具有的有利条件拥有土地的绅士面对的问题对绅士地租收入的估计第六章商业活动作为收入的来源绅士经营商务和金融的理论和实践绅士参与贸易和金融的性质和程度对经商绅士收入的估计概要的结论附录地方志人物传附录一:出仕的绅士附录二:从绅士功能获得收入的绅士附录三:充当幕僚的绅士附录四:从教学获得收入的绅士附录五:绅士地主附录六:从商务活动获得收入的绅士增补篇绅士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地位对19世纪80年代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粗略估计绅士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若干结论。

绅士风度的具体表现

绅士风度的具体表现

绅士风度的具体表现
作为一个绅士,他的风度和举止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几个具体的表现:
1. 礼貌和谦逊:绅士应该时刻保持礼貌和谦逊,不管是与女士
还是男士交往。

他们应该注意如何与人交流,并且尽可能地让别人感到舒适。

2. 穿着得体:绅士的穿着应该是得体、干净整洁的。

他们应该
知道如何根据场合和活动选择适当的服装,以展现自己的风格和品味。

3. 细节处理:绅士应该注意细节处理,例如修剪指甲、打领结、系鞋带等。

这些小事情可能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于绅士的形象和风度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

4. 知识渊博:绅士应该有广泛的知识面,包括文化、历史、艺术、科技等等。

他们应该能够在各种场合下与人交流,并能展现出自己的学识和见解。

5. 坚持原则:绅士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并且坚持这些
原则。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们应该保持自己的操守和良好的品德。

总之,绅士的风度不仅仅是表面的举止和装扮,更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品质。

他们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去彰显出这种风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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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费孝通简介

《中国绅士》费孝通简介

《中国绅士》费孝通简介
《中国绅士》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China's Gentry"的中文译本,该书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后不断再版,并在国外被广泛用作教科书。

费正清等著名学者曾多次引用本书内容。

该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知识分子问题和传统中国的绅士;二是乡村、城镇和都市。

费孝通先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层次地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剖析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本质特征和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并指出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根由所在。

这本书对我们认识中国当前一些社会问题也颇有助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中国绅士》的最初版本是费孝通先生发表于《美国社会学学刊》的长篇论文,题为《农民与士绅: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一种解释》。

之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结合费先生的口述编撰出版了全本,这也成为英语世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重要参考文献。

费孝通(1910—2005)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作品《江村经济》、《中国绅士》和《乡土中国》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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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读《中国绅士》1本书的由来,意义以及研究方法:《中国绅士》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

共分为7篇加一个附录。

在成书之前各篇登载于报刊之上。

此书是费老在自己的《皇权和绅士》《乡土重建》中选出的一些文章,于1949年口述给雷德菲尔德夫人。

后独自整理出版的。

此书虽然是选集,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新的思维逻辑。

《中国绅士》的翻译出版有着现实意义。

无可讳言,中国社会目前正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

也许我们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

……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冒险家。

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创建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年轻人因为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渺茫的前途……年轻人在权势的门外久久等候着。

这些年轻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

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侧。

”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

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能给人以启迪。

费孝通说过:“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想从事于建立这门科学,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存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

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机型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替代我们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决定并不一定正确。

”这段话很好的表现了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社会人类学的特点正是要求调查者长期的在某一地区参与观察,具有精深的语言能力和历史知识。

传统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已经收到挑战。

只有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才能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

同时,只有一个优秀的理论家,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

费孝通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四个村子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和内地农村做了比较,也对昆明的一个工厂做过调查。

并且在此书中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

这是他的老师潘光旦一直劝告他的。

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里,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并且希望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

”他非常重视历史,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他在《乡土重建》里说过:“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的。

新的得在旧的上面改出来。

历史的延续性确实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

可是事实上却不能避免这些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

这些客观的限制。

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

认识现实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要步骤。

”但是这种方法却受到了质疑:这些关于民国时期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电机的某些随想相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绅士的研究。

说这句话的人代表着另外一种社会调查的方式:既问卷调查。

但是这种调查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往往限于数量并且流于表面。

过分相信书上的材料,缺少实感。

书上得来终觉浅,那有实践得来的清晰。

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费老严谨的学术理论精神,带来的颠覆性的全新观点,给我了很大启迪。

2 问题意识:第一:中国民众为什么那么无知,第二学者所传达了什么观念,什么道德目标?第三是观念影响了现实。

雷德菲尔德在序中说道: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对领导和建立一个有建设性的国家是多门缺少准备。

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和马歇尔将军一起欢迎中国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出来领导组织一个非共产党的,又非贪污的政府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些自由主义者是传统继承人。

因为至少在孔子时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就只关心伦理的教导。

而不是政治行动。

的确,正如费孝通说:在中国最完善的政策是皇帝的政治权利中立化,而不是控制。

因此:做一个行政管理者,并不能涉及国家政策的形成;并且行政效率不是西方那样的技术效率,而是某个人协调各方利益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会不会办事!)是地方事物不太受到中央权力要求的干扰。

在这种传统下受过教育的精英,没有政策形成中的任何这支权力或经验,而且,由于经营的生活方式和阶级地位与农民相隔离,很难希望靠他们把中国从内战的混乱中解救出来。

因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仅仅是长期帝国时代的学者,官员的继承人。

第二:在中国,农民必须支持学者,因为学者是唯一他们寄托希望的能改变自己社会待遇的人。

而这些学者并不懂得农民的实践的难处,而只是知道一些伦理道德,这些道德只能机会主义的改变统治者的思想。

他们对农民唯一的作用是,传达孔子非奢求的观念,用来束缚农民。

第三:你可以改变当权者,但是很难清除2000年来的道德权威,农民们参与地方上的事情,很难以平等的身份参与。

虽然地主绅士只是凭借经济影响政治,但是终究要高于农民,而绅士对农民的影响仅仅限于孔孟的伦理纲常之道。

这种道德一旦形成很难改变。

3 内容以及结论:全书分为两个题目:传统中国社会的学者与绅士的功能,乡村和城市的关系。

我在此主要阅读,分析的是第一个题目,即何谓中国绅士,以及其功能。

阐述这个命题用了四章:第一篇论文名为,绅士和皇权,主要显示了学者为了他们本人的亲属的安全而怎样变成帝国权力政策性的仆人。

自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建立后,中央集权便空前加强,再也没有所谓诸侯,全天下只有一个决策者。

这时,维护皇权便成了当权者面对的问题。

但是得社会可以分为几个阶级,我一次分析各个阶级是怎样面对皇权的。

首先是富人:他们有钱可以用钱免去自身的徭役,杂役。

而是平民:他们自身困苦,处在最低曾,不可能避免各项政策的危害。

三是官员:他们是权力的仆人,他们不能参与决策政权,但是他们本身不能创造财富,于是他们。

他们的一位优势就是可以利用他的官职,索取到自己关心的东西。

于是富人和官员走到一起就变成了必然。

于是社会中产生了另外一种阶级:就是绅士,这里的绅士并不是英国所谓绅士,而是传统社会中所谓乡绅。

他们多是退休官员,官员的亲属以及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

大家各取所需,其乐融融。

第二篇文章是学者当官,主要讲的是学者们怎样反思和调整他们和中央集权关系的发展史,他们如何用自己的哲学为自己解释和辩护。

费孝通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在绅士们已经被专制君主权力控制后,他们对于那种权力的态度。

这篇文章,费孝通把研究的时期定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君主制牢固的建立之前的那个时期。

而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言论是否出自孔子,而是如今这些言论(不论是不是之后演变的)已经形成的事实。

首先要从学者在朝中所处的地位说起,学者只是政策形成的影响着,并不是参与者。

他们靠的是伦理纲常,将其上升为一种社会典范,用来衡量当权者的好坏,但是仅此而已,并不能影响到最后决策。

那么这种道统是怎样影响的呢?在中国,孔子承认有双重的权利——皇权和道统。

但是对他来说,这两种体系不是出于统一序列中的——一种不是必然的要服从另一种。

他们是平行的。

孔子提出了理论并不是用来实践的,而是用来指定标准,至于君主是否按照这个标准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能真弄清楚作为一个好的统治者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

这就说明了道统——道德准则的不稳定性。

为了自身的利益,那有循序理论路线的人便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运用和实施是当权者的事,制定或隐藏伦理是有道者的事,这样行事,两者不会有冲突。

从维护规范的人的观点来看,实际政治可能有事和这种规定想和,有时不合,一个人可以区别哪些国家是有道的,哪些国家是无道的。

尧舜是按照道来统治国家的那些人的例子。

夏桀商纣是另外的例子。

因为,君主有可能失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了解道并且掌握到得知识的人,应该保护他,并且是他免于损害。

这样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和自修,使规范不至于完全泯灭。

但他并不设法纠正君主的行为。

因此,孔子的观点是:在被君主问起的时候,了解道的人应该做好准备说明他的观点,这个时候,不应该把他们藏起来。

这些诗儒在困难的时候,并不离开道。

但只有当君主的行为接近道时,他们才会出来做官。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政治路线和理论路线的联系。

孔子学派的理想是王道,这里政治的和伦理的路线是相合的。

但大部分情况是理论和实际相分离,于是孔子讲道统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准则。

理论路线不能控制政治路线,尽管学者可以反复的批评政府不按道德去行事,但在真实的日常政治中,皇帝或者拥有政权的人并不觉得羞辱,他不理睬他们。

但是他们一旦激怒了当权者,受到镇压,他们便辜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作为学者得到的平民的尊重。

他们不会反抗,因为他们持有的伦理纲常的思想让他们固守着君君臣臣的思想。

介于这种事实,他们引入了天这一神的色彩,董仲舒用天道来压制皇权,但是解释天道的人可以由学者来控制,这样就间接限制了皇权,但是董仲舒不幸陷入了自己为自己挖的陷阱,之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这样解释天道了。

虽然天道在限制皇权失败了,但是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汉朝之后,一旦有了任何社会骚动,这种理论就被用来为人们的造反辩论。

之后的韩愈从新定义了学者的作用,至此,道统完成了政治路线和伦理路线想统一。

韩愈不在问帝国权力是否合于道。

对于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相信整理路线必须和理论路线一致。

从韩愈开始,中国学者就不在皇帝是否对错的问题上来麻烦自己了。

他们认为学者们的作用就是维护皇帝。

当他们只会简单的诵读皇帝的圣谕时,他们变成了实际上的学者漫画。

因此,学者和整理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分离中发生了变化。

他们开始从实际政治中分离出来,他们作为伦理路线的保持者,但并不对政治发生积极地影响。

于是,学者变成了伦理路线的保持着,但是因为自身无法通过单纯的伦理得到庇护,而选择做官。

总的来说:所谓学者一面要维护伦理(这是一种社会准则,一种信仰,一种良心。

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现实利益,于是他们做官变成了维护皇权,是皇权与伦理相一致,从而得到整治庇护,说白了,到此为止,伦理力量已经完全屈服于政治。

第三篇绅士与技术知识,主要描述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技术发展的问题,作者以独到的视角审视了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伦理知识;知识分子没有科学技术;他们靠他人的劳动生活,并且不关心生产劳动。

因此统治阶级缺乏改善人们的物质条件的知识。

在一个传统社会里,唯一能真正发生实际影响的不是发明者,而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的人。

而作为识字的学者承担了这个责任。

当伦理的含义不再由口头传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传播时,他不再是由口头传播,而是主要通过书面的传播,就不在是人人都可以接近的事,识字便得非常重要了。

因此,一群社会的会读书的人,——士大夫阶级。

就发展了起来。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

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学问消遣,以及变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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