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史学概念辨异与观念考源

实证史学概念辨异与观念考源卓立内容提要“实证史学”一词，用法涵盖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但其用法颇多混淆，学界也缺乏对其概念 内涵的梳理。

相形于“史料派”“考证学派”等术语，“实证史学”一词避免了基于对象与方法分界的局限性，更合适用来研究20世纪相关史学思潮，而流行的二分“史料派”与“史观派”说则有较大弊端。

“实证史学”不同于“实证主义史学”，两者的概念涵义、观念内核与学理来源截然不同。

中国实证史学的主要意旨是注重史料 批判、发掘、整理，同时拒斥理论空谈。

这种实证史学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史学特有的，与西方实证史学在观念 背景、学理走向和主张上都存在差异。

关键词史料派实证主义考据兰克历史主义“实证史学”这一术语，已被国内学界广泛采用，相关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

概而观之，凡论及“实证史学及史家”者，多泛指在史学研究中必须持史料中心观与实证研究立场的学者或学派，而非“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影响者”。

因此，实证史学，不仅指向相关民国史学思潮，亦指向20世纪80年代之后复兴的相关思潮。

但就目前来看，“实证史学”术语使用时还较为随意，除却“实证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之外，另有％5考据学派”、“史料派”等相关术语，并且所指颇多混淆之处。

当前国内学界“实证史学”的用法范围“实证史学”的意义所指，侯云灏曾在一篇论文里做了归纳：“实证史学是指在西方实证史学思想影响下，以传统考据史学为基础的新考证史学，它与传统考据史学(包括乾嘉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不完全等同。

其基本特征是求真征实，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批判和考证，以达到对历史的解释。

”®这基本上也是当前历史学 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用法。

侯云灏列出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分别指20世纪初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代表的“为历史而历史”的实证史学*思潮、以傅斯年及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科学史学思潮、80年代初“回到乾嘉时代”的实证史学思潮和90年代随国学热与“南北二陈热”出现的实证史学思潮。

这“四次实证史学思潮”显示，“实证史学”作为一种较为宽泛的用法，其范围覆盖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学，大体与余英时等人所说的“史料学派”相当。

余英时认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

从余英时的这个说法大致可分离出三个要点：首先，这对术语主要针对中国史学，因为在西方史学中并未存有“史观”与“史料”这种界限分明的对立;其次，余英时指出“史料学派&(实证史学）的主要工作是以史料搜集、整理、考订、辨伪等工作为中心，此为一经验化之结论，而非从根本上去反思“史料学派&(实证史学）的特征;其三，余英时之论，旨在利用两分史观与史料的普遍性，使其有足够涵摄力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局势。

正因史观与史料原本是史家工作中不可割裂的两面，从而两者之间的关*本文系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实证史学知识论基础重建研究&(项目号:2014P y31)的阶段性成果。

190实证史学概念辨异与观念考源系，也是所有史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两分史料派与史观派并不只是余英时的主张，首倡此说的是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划分范 围与今人颇为不同）#，但此说却是自余英时之后逐渐普 及。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亦存有颇为相类的“汉宋之争”之分野，依循此思路来理解中国学术及史学的特殊脉络，具备内在的合理性。

然而亟需注意之处在于，首先，采用“派”这一颇具“权力集团”意义的词，有迫人站队之嫌，而实际上与政治不同，史学工作者相对自由和独立。

综观 整个20世纪，以一个“派”来统领占据中国史学半壁江山 的史学思潮，并不适当。

因此，正如彼得•伯克基于“年鉴学派”内部的分歧性和发展，认为其“也许不应该称之 为‘学派’，而是称之为年鉴运动”④。

将中国实证史学称 为“史料派”亦颇有可商榷之处，相形之下，称其为“实证 史学运动”抑或“实证史学思潮”则要妥当很多。

更重要 的是，家法宗派本身是旧学术的产物，而自20世纪初起中 国史学便处在知识化、专业化、机构化的进程中，对宗派 意识的瓦解亦是现代史学观念的一部分。

所谓“史料派”的“掌门”傅斯年早在“五四”期间便认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

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

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

……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

”⑤傅斯年一生的最大 成就，无非创办史语所这一真正现代意义的专业研究机 构，于其本人，更不惜与本欲将其视为“老儒传经”式衣钵 传人培养的太炎学派决裂，而今反被视为一个“派”的头领，只怕他在九泉下也要奋起抗议吧。

其次，史料与史观 本是史学研究难以分割的硬币两面，以至于在专业机构 中终生从事史料考证校勘工作却持唯物史观立场的人反 驳说，若按此种划分标准，自己便彻底无法对号人座⑥，而那些长期兼重史观史料的史学大家，如钱穆、陈寅恪等 人，恐怕更难以接受在自己额头贴上要么史料派要么史 观派的标签。

汪荣祖由是在《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一文中批评许冠三，说“使人奇怪的是，史料居然可作为一个 史学流派的称号。

因史料乃任何史学流派，或任何像样 的史学家必须共同重视与遵奉的，说不上是一种特点，也不是一种特长。

即如称‘考据学派’，还较可通，因考据至 少是一种方法，而史料连方法都不是，仅是供任何学派、任何史家所资用者”⑦。

“史料学派”这一术语以研究对 来学思潮，学的 同家有侧重点上的不同，但根本上仍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划 分并不能把握住该史学思潮真正的内核，亦无法点明其 与西方史学思潮之内在关联，而后者恰恰是深人反思其 理论内核的关键。

除“史料学派”外，学界常用来描述这一思潮的术语 还有“考证学派”“考据学派”“考订派”“新历史考据学 派”“新考证学派”“新考据学派”“新历史考证学派”“史料考订派”等。

不难注意到，这些术语都是用研究方法 (史料考证)来归纳这一思潮，并且大多为使其区别于乾 嘉汉学等旧考据学而加了一个“新”字。

但要用这个“新”字来增加识别度也恰恰体现出用研究方法作为学派名称 的弊端:因史学与经学不同，在经学领域，乾嘉汉学的考 证方法可以体现为某种类型的学术主张，而于史学而言，料考 方是基。

是的史家，也同样需要使用史料考证方法。

再如后期以文化 史观闻名以致常被“史料学派”或“新考据学派”讥为“搞哲学”的钱穆（，前期恰以其史料考证成就闻名。

易言 之，由于史料考证方法在历史学的根基地位，以其作为学 名称区 同家实。

料考 方作为区分依据，那么便只能使用“派”一词，而无法用更为宽 广的术语(如“考证史学&)。

因为史料考证既然是史学基 本方法，那么要区分出“考证史学”，就势必区分出“非考 证史学”，而这“非考证史学”就颇有些荒谬了。

但倘若只 用“派”这一宗派术语，则其涵盖范围又颇为局促，因为所谓“派”，势必与学统传承和话语权力有关，因此对于基本 超出人寿范围的整个20世纪和过于宽广松散的史家群 体，用“考证方法派”来统称他们颇为勉强。

比如，若我们 将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们称为“新考据派”，那么对于％0年代后大陆持相同立场却全无师承关系的实证史家们，也一并称为“新考据学派”岂不十分奇怪？所以也就难怪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能硬生生拆出七个“派”来，以至王晴佳批评其对流派的划分“显得有点牵强。

如‘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等的区别，就不太明 瞭”⑨。

综上所述，当我们试图描述这一以重视史料整理工 作为共性的延续整个20世纪的史学思潮时，用对象和方 法来区分并不恰当，而用“派”来命名更不合适。

进一步 地，这种较为宽广的对共性的研究术语，若是基于“长时段”的底层观念，才可能超越师承、政治、地域与年代的局 限。

实证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混淆就此而言，目前已被学界普遍采用的指称这一思潮 的“思潮”型术语，一是“实证主义史学”，另一个是“实证 史学”。

其中“实证主义史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后 颇为常见，而“实证史学”一词笔者初见于1983年张芝联 《法国年鉴学派简介》一文*，作为“旧式的考证学派”的同义词使用。

此后出现的“实证史学”用法，则主要作为1915X,=-^.p-：p^ 2019. 1“实证主义史学”的缩写使用，许多研究者因此同时并行 混用两者，但广泛的使用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 后。

那么，我们为何要采用“实证史学”，而非“实证主义 史学”？两者间有何不同？对于当前学界而言，“实证史 学”作为“实证主义史学”的缩写，仿佛等同后者，而实际 上两词涵义大相径庭。

“实证史学”适指这一思潮，而“实证主义史学”则属于张冠李戴。

“实证主义史学”一词的流行，大抵与“文革”后仍然 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观念有关，因而涉及思潮研究时，以一个“主义”统领之似乎顺理成章。

这意味着此词本身隐 含批判立场实证主义史学”之用法，实是以“主义”之名对史学中的“实证”立场加以批判，“实证主义史学”也就 是“片面强调实证精神的坏的史学”。

然而，如果说20世纪％0年代“回到乾嘉去”在仍然较浓厚的意识形态下很 快被压制下去，那么到了 90年代实证史学随着国学热再 度复兴时，在东欧剧变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压力已经减 轻很多。

“苏东剧变对人们思想的冲击是严重的……旧的共识被消解，新的共识尚未达成……从事历史研究的 大部分学者选择了回避理论，转向实证研究。

正是在这 种理论研究低潮的背景下，实证史学走向兴盛。

”®也就 是在90年代中期，许多史学工作者已经转向实证史学立 场，但对于“主义”的敏感性使他们难以自称为“实证主义 者”。

更重要的是新时期这些实证史学家的共同心态是 对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抗拒感，自称为“主义”与其学理主 张相悖。

因此，“实证史学”并不只是“实证主义史学”的缩写，而是对其进行了“去意识形态化”，变成了一个中性 词甚至褒义词，这是它在近年开始被大量采用的重要原 因，也是两者之间的第一个主要区别。

其次，“实证史学”相形于“实证主义史学”是一个“去术语化”和“去哲学化”的经验词。

“实证主义史学”既由一种“主义”衍生而来，采用这个词便也意味着这种史学 势必成为某种哲学理念的表现形式。

因此，要梳理其思 想主张和理论内核，只能从“实证主义”追本溯源。

而“实证史学”却可以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意义就是其字面 意义，可以简单地只是指坚持“实证”或有“实证”立场的 史学。

事实上，目前学界鲜有对“实证史学”概念内涵的 分析+，仿佛它已是具备公认明确意义的术语。

其三，“实证史学”相形于“实证主义史学”，还是一个 “去西方化”的词，因为谈“实证主义史学”，势必要以西方 实证主义哲学为源头，然而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去今不足 两百年，而中国实证史学的传统精神，却足可推溯千年，因而弃“实证主义史学”而取“实证史学”，对于研究具有 悠久实证传统的中国史学，更具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