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华北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
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轨迹

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轨迹江西省吉安师范学校彭尾才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最初在这里繁衍生息。
秦汉以来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原因的变迁,我国人口不断从黄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扩散,特别是流向南方的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
一、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轨迹1、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元朔二年至元封年约20年间,完全由政府实施的移民不下120多万。
绝大部分移民从迁移到定居的费用完全由官方负担,沿途有大批官吏和士卒监护,移民迁移距离最近的有2000—3000千米。
当时汉朝的总人口大约是360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1/30。
2、“永嘉之乱”时期西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四起,战乱不已。
为了躲避战乱、灾荒、饥饿,黄河流域的广大人民被迫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大规模移向江淮流域,主要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迁徙人口多达90余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的格局开始有所改变,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长,经济也有所发展。
这是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3、“安史之乱”时期唐朝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历时八年,战火波及中原广大地区,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中原地区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人民纷纷背井离乡南迁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宁绍平原地区。
这次人口迁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地区,而黄河流域原本人口密集区一度变成了人烟稀少的废墟。
同期的河西走廊、辽东却由于避难人口的涌入而出现了暂时的繁荣。
4、“靖康之乱”时期北宋末年,公元1125年金灭辽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宋王朝被迫迁都临安,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南迁长江流域,主要迁入浙江、江苏、湖北、四川等地,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5、“金完颜亮南侵”时期公元1161年,金撕毁了与北宋的和约,大举南侵,淮河流域成了主要的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大量居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入浙江。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草根帝朱元璋的5大无人能比的历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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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草根帝朱元璋的5大无人能比的历史功绩篇一: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草根帝朱元璋的5大无人能比的历史功绩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朱元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1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谁都知道,作为明朝的创业皇帝,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只不过是元末淮河流域间的1个放牛娃,只不过是1个为了勉强活命而不得不出外流浪了三年的小和尚。
但就是这个曾经一无所有的逃荒者,打从24岁投奔农民起义军,从一名小兵开始起步,仅仅经过17年传奇般的奋斗与征战,乃竟登上了堂堂一朝开国天子的宝座!不过有关朱元璋的评价,却从来都是众说纷纭、毁誉交加,以至于直到今天,这种集中奉献给他的敬仰、赞美与唾沫,仍然可以在网络上掀起一场暴风雨般的争论——如果刺激得当的话。
可无论怎样看,以朱元璋传奇而光辉的军事履历和治国生涯,他显然都有充足的理由当选为中国封建社会位居前三名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
甚至就是第一名也没准。
功绩一: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征战,削平群雄,结束了蒙元的统治,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崭新而强大的国家,恢复了汉民族在传统中国疆域内丧失已久的政权。
说明: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下大乱间,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
朱元璋自参加红巾军不久,就以自己的英勇与才智获得赏识,并努力拼搏,终于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支劲旅的统帅,进而率军消灭了相邻的好几个比较强大的割据政权,然后北伐蒙元,一路势如破竹之下,很快就克复了元朝的都城大都。
之后,朱元璋又经过几次讨伐,最终统一全国,建立了大明朝。
中国历史每逢乱世时,便是群雄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时候,但每次混战到最后,则又必定会回落到各家归一、天下一统的局面。
而这最后的胜者,通常也总也有其胜出的理由。
无论是刘福通、朱元璋,还是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对于腐朽的蒙元统治者来说,那当然都是正义之师;但若拿各支农民军互相比较的话,那恐怕就没有正邪之分了——各家都是为了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汉族人的政权不是?所以,朱元璋最后的胜利是无可指责的,他既非继承,也非窃取,而是全凭自己诚实的奋斗夺得这谁都可以奋力抢夺的天下的。
为主人口的经历

为主人口的经历人口迁徙,在现在看来是很常见的事。
毕竟现在交通便利,很多人由于各方面的需要会进行人口迁徙。
不过在古代人民居住的地方相对稳定,很少会迁徙。
毕竟我国古代以农业文明为主,这种经济结构会减少人口流动。
不过即使这样,我国古代仍有六次人口大迁徙,这五次都和战争有关。
通过这些人口迁徙,使得华人成了一些国家的主体民族。
古代经济是小农经济,男耕女织,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这种经济使得很多人不会有较远的流动,毕竟在很低的区域内就能满足生活需要,也没必要去其他地方。
古代的大规模人口迁徙,都是战争因素导致的。
如果没有战争,人民绝对不会有大规模的迁徙。
毕竟古代的交通不便利,大规模迁徙的可能性不打。
现在我们看一下古代五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大致状况。
第一次“衣冠南渡”。
这个名字看起来很有诗意,但实际上却很残忍。
衣冠南渡发生在西晋末年期间,前后进行了数十年。
这是我国古代人口第一次大迁徙,之所以如此,和当时的局势有很大关系。
西晋晋惠帝统治期间,爆发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严重消耗了西晋国力,西晋境内及边境地区的很少少数民族趁机反对西晋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当时有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主要民族进攻西晋,占领了北方众多地区。
生活在北方的很多世家大族及百姓开始南迁,迁到相对稳定的南方去。
之所以叫衣冠南渡,这主要是代表和少数民族不同的文化。
衣冠文化是汉文化的一部分,这算是对汉文化的保留。
在南宋之前,北方一直是我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这是我国北方第一次受这么大规模的入侵,这次入侵对我国的影响非常大。
造成了我国人口第一次迁徙,当然,这是自主迁徙的,并不是官方主导的。
这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发展。
从北方南迁的人民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以及众多的资金。
其实,这一次人口迁徙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因为当时的北方一直被少数民族统治,而西晋灭亡后,汉人在南方建立了西晋、南宋、南齐、南梁、南陈四个政权。
明初大移民|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移民

明初大移民|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移民资料整理:天下达观明初大移民又称明朝大移民、明初洪洞大移民、洪武大移民、大槐树移民、洪洞大槐树移民等,指是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移民。
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
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
统治中国只有89年的元朝,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人民只有揭竿而起,仅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
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
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 ,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
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人们被大水撵得东奔西逃,无处安生,不少地方人烟绝迹,黄水过后尸陈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所剩无己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染黄泉。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45.8万户。
中国古代人口管理

一.中国古代人口管理概况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年代,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
约公元前21世纪前夏王朝建立的时候,中国的人口管理就已经产生并开始形成制度。
夏朝留下的部分人口数字和井田农作制资料表明,当时已有人口统计和人口调配活动。
到了殷商,人口管理已“有典有册”了。
据史书记载,商朝统治者要求“多子孙甲”,明显反映出增加人口的愿望。
周朝取代商朝后,人口管理法律化。
周朝设有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制度。
中央专门设置了管理人口的“司民官”,定期向周王禀报人口。
地方官负责日常的人口管理和统计上报事务。
为了增加人口,周朝还专门设置了“媒官”,掌管并促进男婚女嫁。
当时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到此年龄不嫁娶者“官罚”,并禁止同姓为婚,采取“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等措施,以增加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春秋战国时,一些诸侯国已产生了专门管理人口的法律。
秦国推行“连坐法”加强人口管理。
魏国颁布了《户律》和控制人口逃亡的《奔命律》。
一些国君为了吸引移民,专门颁布了横徕民令》。
秦统一中国后,继续坚持“连坐法”,各种奖励生育和提高人口质量的措施都在实施。
汉朝代替秦朝后,实行“与民生息”政策,人口管理更加法制化,有关人口的法律条文纳入著名的汉《九章律》之中。
到了唐代,统治者已能熟练地运用一系列管理措施调整人口,把人口管理活动与其他社会管理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按人口授田、赋税、治安、决定官僚升降、设置城镇等。
宋、元、明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人口管理制度。
但人口太多时,常常依靠自然灾荒和战争自发调节。
尽管一些学者竭力敲响人口警钟,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以致中国古代一直缺少从减少人口方面规范生育行为的管理措施。
中国古代人口管理总体上反映出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特有的人口规律。
人口管理的很多重要方面及其对中国人口变动和人口发展产生的明显效果在世界各国堪称领先水平。
尤为值得重视的方面是户口管理、婚育管理和迁移管理。
二、以统计、赋税、治安为动因的户口管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有户口登记的国家。
明朝历史中的“洪武赶散”

明朝历史中的“洪武赶散”洪武赶散又称“红巾赶散”“红蝇赶散”,发生在明代初期,当时朝廷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历史学家称之为“洪武赶散”,因朱元璋的部队头扎红巾,故民间称之为“红巾军”、“红军”,“洪武赶散”也被称为“红巾赶散”或“红军赶散”。
“红蝇赶散”则是“红巾赶散”的讹传,可能是出于对红巾军的不满而将其暗喻为红蝇瘟疫的缘故。
“赶散”亦被称作“赶汉”。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
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沭阳、盐城、桃源、赣榆、天长、盱眙8县。
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风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
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
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
同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
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
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风阳府。
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明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
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
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红巾赶散"。
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
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后人在涟水、淮阴"九朱"中以"铁船头朱"加以区别。
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
又据民国《泗阳县志》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明中叶,实行"中盐法",晋、徽商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
涟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迁安东。
洪武二年人口大迁徙的原因
洪武二年人口大迁徙的原因
洪武二年人口大迁徙的原因
洪武二年(1369年),是中国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人口大迁徙。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件事情发生呢?
首先,政治原因是导致人口大迁徙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洪武二年,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是推行土地制度,取消土地的私有制,实行的是官府和农民联合利用土地,收取公粮。
这对于农民来说,既是好事情,又是坏事情。
好事情是因为他们不必再为地主耕种,也不必再给地主交纳高额的租金,同时,政府还会给农民分配粮食以及必要的生产工具,这样,农民的生活会更有保障;坏事情是因为政府的收取公粮,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同时,农民收到的分配也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口流失。
第二,自然灾害也是导致人口大迁徙的原因之一。
在当时,中国南方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旱灾和水灾。
旱灾使得农民的田地无法得到有效的灌溉,导致庄稼无法生长,因此农民无法得到足够的收入;水灾则使得大量的农田受损,导致收成锐减。
这样,大批的农民无法得到合适的生计,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
第三,社会不稳定也是导致人口大迁徙的原因之一。
在洪武二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够稳定,社会上存在很多的混乱局面。
例如,盗匪
横行,许多乡民在遇到暴力和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仓皇离乡,远走他乡。
综上所述,洪武二年人口大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场迁徙不仅仅是对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情况的一次反映,更是对中国古代各种文化问题的深刻观察。
洪武移民山东知多少
洪武移民山东知多少一、前言山东地区是中国历代以来一个人口稠密及经济发达之区,纵然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洪武年间山东的人口密度,约为河北及河南两省的1.5倍。
此地区应为人口迁出区,不过,洪武年间山东却是明太祖移民政策的接纳区,无论是军籍移民或民籍移民。
山东的人口分布呈现东密西稀的格局,位於山东西部的东昌府成为洪武时期山东主要的移民迁入区,造成山东西部人口稀少的原因,不外乎此地区为元末明军北伐之战区,就是归咎於元末发生的天灾。
不过,明初亦有几处收获较丰的地区,永乐十年(西元1412)江西与山西分别进嘉禾,代表这两地区年熟之象,故明初迁民,山西籍移出最多。
明洪武初期的移民主要目的为安抚元末群雄的降兵降民、蒙古官兵与塞外边民,迨至洪武后期则是希望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促进社会繁荣,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
这两种移民政策虽都有移民迁入山东,然而,洪武后期才是山东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的时期,因为就《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山东真正规模性的移民似乎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后才展开。
明代经过洪武时期的移民垦荒政策,土地生产力恢复,加以政治升平,纵使经过「靖难之役」,明成祖亦延续太祖的移徙政策,致使全国各地人口急速的攀升。
不过,就山东全省而论,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嘉靖五年(1391-1526),山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3.1‰。
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十八年这两百年间(1391-1590),明朝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6‰以上,山东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与其相比显然偏低。
山东地区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明代中期登、莱两州人口减少所造成,此二府人口减少主要是居民跨海迁入辽东半岛,由此可见,山东在接受移民迁入的同时亦有人口向外迁出。
二、东昌府的山西人洪武初年北方边境俘获的将士和降民大都被迁往政治要地,东昌府则是山东例外地区之一,这说明东昌府的空旷与萧条。
位於山东西部的东昌府不仅接受邻近省份的移民也同时接纳来自山东东部青、莱及登州的移民。
东昌府的移民中除了山东境内的人口流动有明确的数量记载外,对於山西人的移入记载往往依附在河北及河南的记载中,以致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
中国六次人口大迁移
中国六次人口大迁移中国六次人口大迁移第一次,被称为“衣冠南渡”。
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迁入内陆,与汉族混杂而居,到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先后南下,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据史学家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
第三次,是公元12世纪,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随着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占据中国大陆中北部,大批人口随着败退的统治者,迁居偏安江南。
三次北人南迁使得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
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北方民族以归化者或者征服者的姿态,不断进入华北、华中,甚至江南。
而汉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则不断调动士兵、居民,迁移到值得开发的土地,或者需要守卫的边疆。
在中国的史籍中,移、发、迁、徙、实、屯,这些字不绝如缕,每出现一次,就意味着一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由官方发起的移民。
第四次,明初山西大移民。
官方历史的记载中,这次移民之前,由于连年战乱屠戮、北人南迁,北方的人口从全国户数的四成,降低到不足一成半,千里沃土化为废墟。
中国北方经济衰败,而江南则人满为患。
比如扬州,这座位于长江以北、曾经最繁华的城市,在朱元璋的军队占领之时,只剩下18户人家。
作为统治者,朱元璋不得不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移民,命令他的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
这次移民规模之大,空前绝后。
据《简明中国移民史》记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
在北方民间,这次大移民的标志性记忆,是一棵大槐树。
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至今有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tóng)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guàn)窝。
”这棵大槐树,位于临汾市洪洞县城北,据说是汉代的古槐。
山西虽在北方,但地形阻隔,战乱较少,人口远比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地区稠密,而山西土地少,不足以供养太多人口。
从洪武时期的人口迁徙窥视中国古代的人口思想
从洪武时期人口迁徙探视中国古代的人口思想10历史文化遗产班徐浩(31)摘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现状。
不同地区多民族聚居形成的过程,已经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不那么清晰。
但是中国古代的人口思想还是或多或少的依托历次的人口迁徙而显现出来。
因此对于历朝历代人口迁徙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变迁。
本文试图通过明朝洪武时期的人口迁徙,来阐述人口思想对于统治阶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探视人口的迁徙。
关键词:人口迁徙;人口思想;洪武时期人类从迁徙到定居经历了蛮长的过程。
人口迁徙自古有之,但是人口思想却是后来产生的。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丰富的人口思想。
儒、墨、道、法各家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了人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们的人口思想包括对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迁移的看法,成为中国古代各种人口思想的主要渊源。
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大致包括增加人口数量、小国寡民、加强对人民的教化、重男轻女、加强人口的调查和管理、掌握人口数量是治国之本等等。
如管仲、孔子、商鞅、孟子等都提出过增加人口数量的言语,老子则觉得小国寡民更好。
同时,从秦朝开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后,统治者意志下的大规模移民使得人口思想开始出现在移民戍边上。
如王符(约公元85—163年)就提出:“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
”即反对放弃边地,保卫边防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人口思想对于人口迁徙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王朝建立初期人口思想对于人口迁徙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以统治者意志为主导的人口迁徙可能受到前朝人口思想的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明朝初期人口的迁徙,窥视中国古代的人口思想。
一、明朝以前的人口迁徙(1)、从早期城市发展窥视人口迁徙的秘密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伴随着不断迁徙而前进的,在迁徙的过程中有着各种增长和消亡。
种族的延续壮大,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标志着迁徙的成功。
而那些掩映在沉寂中的废墟也许只是这个迁徙过程的一个部分,众多遗留的痕迹勾勒出了一幅断断续续的迁徙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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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于长久战乱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而使开荒的效果并不明显。洪武 十八年(1385 年)八月,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上奏:臣观河南、山东、 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虚;土著之民流离; 军伍百不存一。地广民稀,开辟之无方展转于臣心久矣。[26]洪武十五年 (1382 年)九月,晋府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疏”,其中论及此事:中 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近虽令诸郡屯种, 垦辟来广。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贫,户口众处,令有司募民开耕,愿应募 首,资以物力,宽其徭赋,使之乐于趋事。及犯罪者,亦谪之屯田。使 荒闲之田,无不农桑,三五年间中州富庶,财用丰足矣。[27]这里提及应 用招募人口稠密区的过剩人口到中原的荒凉之地开垦的办法,这为朱元 璋以后的移民计划提出了建议。
请以……老弱隶北平为民’,从之。”[14]洪武七年(1374 年),朱元璋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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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塞外的夷民全部迁入内地[15]。至此,塞外大规模进入北平府境内的事 件基本结束。至洪武七年(1374 年),塞外移民进入塞内的人口总数约 60 万之众,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口作为民屯分配各县,从充实北平府的军卫 到充实北平府的民垦,反映了明政府对北平沿边之地经营政策的变化。
朱元璋在建国前后就在对决策机构中书省的臣僚谈活中讲:“吾往 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 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17]他又说:“予尝亲 历田野,见人民凋敝,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声息未遂。” [18]洪武元年(1368 年)十二月,朱元璋在给开封府知府宋冕的上谕中讲: “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19]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对深受
不必再设有司重抚于民。”[12]仍由其原先的官员管理。六月,又徙上述地
区兵、民 35800 户,计 197027 口于北平卫、府,籍为军者给粮充军,籍
为民者“给田以耕”。这次移民还包括宜兴州和永平府的寨户 2240 户,
计 11895 口。此外,又将俘虏的北元遗民迁到北平辖区屯田,共迁 32860
户。若以每户 5 口计,大概有 164250 口,各州县所安置的屯田及户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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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9]洪武三年
(1370 年)三月,郑州知州苏靖建议:对沿边的“其沙漠非要害之处,当
毁其城市,徙其人户于内地。”[10]明太祖采取了他们的意见,洪武四年
(1371 年)三月迁居庸关,古北口一线以外的顺宁府(今宣化一带)、宜兴
州(今滦平县一带)“密迩虏境”的沿边之民 17274 户,计 93878 口,“皆 入北平州县屯戍”,[11]“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管,
在华北地区设北平行都司与山西行都司,北平行都司的前身是大宁 卫。该所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设立大宁卫安置了大量纳哈出部 的降军,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大量兵员,北平行都司的军卫逐年增加,达 到了 25-26 个之多,另加几个千户所,总兵力有 15 万。洪武年间北平行 都司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中约有 15%是当地的土著,他们就是纳哈出部 所辖的蒙古士兵和他们的家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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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初政府组织的政治移民与军事移民
㈠ 明初北方边境的军事移民
明代与蒙元政权不同,自其建立起就是弱势政权,它并不能完全继 承元朝的全部政治遗产,所直接统治的疆域较元代大大盈缩,与蒙古人 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但 北撤的蒙古人仍占据着大片的土地,保持着强大军事力量,形成对明朝 的威胁。在东北地区,明朝的有效统治实际仅限于辽东,对于辽东以北 地区却无力统辖。因而明朝在边疆地区设置都司(行都司)及其下属卫 所,管理地方军政事务,以此巩固边防。边卫不仅是疆域的一部分,而 且往往是构成边境地区唯一的政区单位。以都司计,就有辽东都司、北 平行都司、山西行都司和陕西行都司。
见下表
州县
屯数
户数
大兴
49
宛平
41
5745 6166
通州
8
良乡
23
固安
37
三河
26
郭州
9
武清
10
蓟州
10
昌平
26
916 2881 4851 2831 1155 1093 1093 3811
顺义
10
合计
269
1370 31157
资料来源:《明太祖实录》卷 66,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每屯户数 117.2 150.4 114.5 125.3 131.1 108.9 128.3 70.2 70.2 105.9
目 录
前 言…………………………………………………………1 一.明初政府组织的政治移民与军事移民……………………2
(一)明初北方边境的军事移民 …………………………2 (二)明政府实行的空边政策与政治移民………………3 二.明初恢复华北经济的努力与遭遇的人口危机……………5 (一)明初华北地区经济状况与人口状况 ………………5 (二)朱元璋恢复经济的努力与迁民政策………………6 三.明政府组织的经济移民……………………………………7 (一)迁山西民于山东、北平……………………………7 (二)迁山西民于河南…………………………………1 5 四.华北地区经济移民的生产生活与区域经济的恢复发展…17 (一)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基本行政区划的形成…17 (二)移民区多种经营的经济政策出台与实施…………18 (三)多种经营的发展及商品经济的出现………………21 结 语………………………………………………………23 注 释………………………………………………………24 主要参考文献 …………………………………………………26 主要参考书目 …………………………………………………26 中文摘要…………………………………………………………1 英文摘要…………………………………………………………1
卫所战士或是从征而来,或是征集而至,或是由投降的故元将士所 组成。明代前期,本籍军户一般不在本地卫所从军,北方卫所的军人来 自南方,他们的驻防事实上构成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移民。卫所军人的家 属必须随军,称为“军余”或“舍丁”。军人退伍或死,从家属中勾补, 若无家属,则从本籍族亲中勾补。家属随军更使军籍移民的规模急剧扩 大,形成了北方边境地区庞大的移民社会。
据《明史? 地理志》统计,洪武年间大同地区稳定的军卫共有 15 个, 按照标准建置应有 8.4 万士卒。与家属合计,就有人口 25 万。洪武以后, 虽有军卫调出,但也有新的军卫建立。因此,山西行都司的总兵力并未 因此而减少。假设军人之半数为大同地区或山西其他地区的土著转来, 则属于移民的军人及家属约为 12-13 万人。以上构成了华北地区军籍人口的 流动。
137.0 115.8
将三月份和六月份迁移的所谓“山后民”和“沙漠遗民”累计起来,
洪武四年(1371 年)的迁民可达 467050 口,近 50 万人。
洪武五年(1372 年),明政府废掉关外的妫川、宜兴、兴、云四州, 迁四州中的所系百姓至北平附近屯田[13]。洪武六年(1373 年),“燕山卫指
挥朱果奏:‘近领兵于山后宜兴,锦川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九百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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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元末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农民起义军颠覆了元代的封建 帝国,打破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时为新的封 建生产关系的调整创造了条件。朱元璋重新建立起汉族政权, 然而北部边疆形势仍不安宁,明朝仍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威 胁。因而召集大量内地军士屯戍边疆,形成军事移民,继而又 采取空边政策,移沿边之民到北平构成了洪武政治移民的一部 分。经历了长久战乱之后,南北方的农村经济一片凋敝,民不 聊生,因此,朱元璋及其谋士们为恢复农村经济采取一系列措 施,但是这些努力在华北地区遭到重重困难,其中人口大量减 少,劳动力匮乏是主要原因。于是洪武皇帝为解决这一问题, 决定实施人口大迁移,这种移民构成了洪武经济移民。本文欲 就这些人口迁移的历史背景、经过及影响尤其是对华北区域经 济了这样的描述:“(北方地区)盖自金元 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20]“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 无人之地。”[21]显而易见,在饱受了战乱的中原大地恢复了和平与安宁之 后,对人口稀疏地区的农村经济振兴计划就提上了日程。
(二)朱元璋恢复经济的努力与迁民政策
山西行都司辖境包括今山西北部,内蒙古部分地区和今河北张家口 地区,宣德五年分山西行都司之河北辖所立万全都司,因而就成为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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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称宣府地区)和大同地区两个部分。据《明史》卷 91《兵志三》, “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与家属合计应约为 30 万人口。这其 中有相当一批土著人口被征入军伍,假定其中半数为土著,则外来的军 人与家属合计有人口约 15 万。
朱元璋在建国前已经积累了开发荒田的不少经验,他在经营江南的 时期,就十分注意劝谕耕桑,兴修水利。为鼓励新占领地区百姓发展生 产的积极性,他取消了以寨粮筹集军饷的办法,并且推行军屯,他认为: “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谨,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 重困”,[22]实施军屯势在必行。军屯的实行既为军队提供了给养,解除了 政府的财政包袱,又加快了荒地开发步伐,加速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这些经验都为建国初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