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诗歌内部的一次的自我区分
1990年代诗歌内部的一次的自我区分90年代是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使得文学与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发生密切关联，从而使文学由80年代的思想性、精英性导向大众化、娱乐化的趋势转型，由作家创作向社会需求、大众接受的方向转型。
但是，创作主体对文学自身思想性、艺术性的探索和追求，在90年代的文学中仍有表现，这种文学精神的书写品格一直延续到新世纪。
或者说，在社会接受和认同整体呈现大众化写作倾向背后，仍有文学精神本体的探索和追求的写作。
当然，从身体这一角度可以看出90年代诗歌写作的差异特征，它们既有对身体的娱乐化、大众化，追求吸引眼球的“下半身”写作，也有蕴含隐喻、神性气质的精英写作实践。
从哲学层面来看，“身体”是一个特殊的认知视角，也是话语实践。
身体的哲学和审美的意味的差异，使不同的“身体书写”导向不同的文学书写理念和文化意识。
“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身体问题在思想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理所当然地关涉到作为感性学或者感觉学的美学，因为身体不仅是感性世界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具有感觉的机能。
”[1]彭富春对身体美学维度的考察，也较好地切合了90年代诗歌的书写“差异”和不同的文化意识的实践。
“作为艺术美学重要样式的诗歌更是美学所要重点考察的对象，这里面诗歌的差异书写的身体也指向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它既是从身体出发，也表达了由身体作为起点关于非身体化的理解与可能。
”[2]在从80年代的整体抒情诗话语开始向90年代诗歌叙事话语的转变中，口语写作出现了消费化、大众化；特别是网络写作的出现，推动了诗歌的大众化、娱乐化。
身体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这一转变被深深铭刻在90年代诗歌中。
90年代诗歌由于对身体的书写被人们所称道，同样也因为对身体的过度书写被人们所轻视。
可以说，90年代诗歌中的身体成了意味深长的诗歌话语，揭示的同时也遮蔽了许多当代诗学的问题。
于是，重返90年代诗歌的相关文献资料、研究成果，通过身体话语来重新梳理90年代诗歌的主潮与暗潮，揭示其中所蕴藏的各种复杂的话语力量间的争夺与耦合，就成了我的研究重点。
作为一个90年代就开始创作的诗歌写作者，因为写诗的特殊关系，我的研究可能与不写诗的研究者略有差异。
我更着重于对不同诗群、诗人的诗歌文本的身心交汇的精神体验。
真正的诗歌在不同的诗人、评论家、普通读者及其他大众眼里，的确有不同的文体认同。
诗歌形式到精神的不同，都体现了诗歌作为艺术的差异性与多元性。
但不论何种类型的诗歌，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首先是艺术的，即不断地呈现诗意。
同时，诗歌也是一种“可能”，它不断地进行主体的自我审视与质询，通过自我与世界的对话呈现某种生命的智慧和意义。
如果用语言为本体的诗体意识考察当下诗歌写作，我们不无发现当下诗歌写作的两个流派：一类是以口语、现世、及物、反讽为特征的“非诗”写作，它们充满着怀疑与虚无的情绪；另一类是以语言、审美、精英、可能作为话语的“诗”的书写。
前者是接近大众文化、强调易懂的批判与反思的叙事写作；后者是有关语言本体的、探讨人类心灵建构的可能性写作。
用这两条粗疏的线索归纳当下的诗歌话语，不免有某种理论褊狭之嫌，但是，这两种写作的确在时代话语中表现出相异的文化意识与生命态度，也较为有力地“标出”了面对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之价值与可能。
90年代诗歌体现了同期文化的局部特征，当成为中心化、秩序化的非诗的反神话写作成为整体特征时，这也意味着同期文化发展中危险和问题的所在。
虽然，我们践行的、追求的是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从80年代过于思想化、政治化的理念热情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物质主义的经济拜物教，90年代消费话语要引导的正是这种发财梦、金钱梦，身体的种种乐趣、娱玩自然成为消费主义浪潮的重要表现，身体成为消费文化所关注的重要对象。
“身体本身也是供给消费的（色情化的身体）。
它是社会关系场域，自然也是消费关系的场域，但是，非常特殊，它既是消费者，又是被消费者，它是消费行为，同时也是消费关系，因而身体和消费政治的关系非常复杂。
……而后现代消费政治对身体话语则是鼓励的，它甚至主动从身体话语中寻求突破、发散、多元杂糅和狂欢的力量。
”[3]成为文化表征的90年代诗歌既表现出同期文化的建构性，也表现出同期文化对人心的影响和破坏作用。
这种后现代性的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成果，也是一种后果，它夸大了身体在90年代诗歌书写中的影响和价值；同时，身体的确也作为一种旗帜和风标，展示着90年代文化心灵的勘探与挖掘的可能和深度。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我们不应该被‘被解放了’的身体（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作为物品/符号被解放的，而在其欲望的颠覆性真相中、在色情及体育和卫生保健中它都遭到了查禁）的物质表现所蒙骗——它仅仅表达某种已过时的、与生产系统发展不相适应且不再能保证意识形态之统一的、有关灵魂的意识形态，被一种更具功用性的当代意识形态所取代，这一意识形态主要保护的是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及相关的社会结构。
它甚至还强化了它们，给予它们一种几乎是决定性的根据，因为它用身体的自发表现取代了完全内在的灵魂超验性。
”[4]90年代诗歌作为90年代文化的表征，也成为90年代文化的重要的内容。
特别是知识分子诗歌的书写，它们修复了民间写作中的粗俗化、极端化的口语叙事，以文学本体层面的语言和时代介入探索90年代文学的书写可能。
而90年代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快感、动感的身体叙事，表现为下半身、低诗歌、垃圾派、废话写作等粗俗口语。
这种文化正是90年代大众文化的呈现和策略，其身体的写作也与90年代文化中倡导的消费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彼此互动。
80年代文学对身体的忽视，到90年代对身体的格外珍惜和重视，其背后也是集体意识转向了个体自由理念的（个）人自身的探索和发现。
诗人与同期文化表现出某种批判和反思的文化立场，诗歌的实践正是他们对人自身的探索和实践，90年代文学中的诗歌书写正是这种自由理念在人身上的形而上学的挺进和重新发现。
“诗歌本身所关注和寻求的，是与物质的社会活动不同的精神领域，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穿过种种有限的、暂时性的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应和对立的诗的世界……”[5]90年代诗歌不同的差异书写，背后则是文化意识的不同角逐和实践。
它们既表现出对文化的建构性，也表现出对文化的摧毁和破坏影响。
90年代文化的消费化、物质化、欲望化、市场化的转型，身体不断承受来自现实境遇的挤压，而身体也变成一种消费的形式，这就使得90年代诗歌的身体书写表面呈现出一种紧张的、虚无的文化意识。
虚无主义不仅是现代性的核心反思的视域、问题、方法和态度，也是一种认识现代文学的一种视角和程序。
80年代文学消除了理想主义色彩之后，90年代文学尤其产生了一种对理想主义的鞭挞、批判的态度。
90年代诗歌中的叙事性、口语化、反精英、娱乐性等特点，便是虚无意识的折射和反映。
尽管如此，90年代诗歌仍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条线索，就是对精英文学、文化的认同态度，这在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等坚持的“神话写作”中可以清晰呈现；同时，这些作品的文学性、经典化的过程，也构成90年代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
事实上，文学精神或者说文学自身对艺术性、思想性的本体追求，一直如此，从未间断。
只是当文化的主体被某种主流或者思潮笼罩时，或者说，当来自诸如政治、媒介等权力话语控制时，文学的书写就会与政治、媒体合流，成为一种单一性、秩序化的文学中心话语。
90年代文学中的口语叙事，表现出来的诸如流派，正是90年代文化大众化、娱乐化，经由政治、媒体合谋的某种后果和意识的反映。
回归语言，重视精神，这无疑是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重要话语实践与探索，不断整合汉语经验，融入时代文化。
这是我们重新认知90年代诗歌、90年代文学的基本态度。
如果没有这些尊重文学审美规律、重视语言本体的诗歌探索，诗歌将没落为大众文化的工具，只是合唱，而不是歌唱；只是群体意识的折射，而丧失了诗歌成为精英文化的理念。
总言之，通过身体作为视角重新考察90年代文学中的诗歌书写，具有以下几点意义：第一，以20世纪90年代诗歌书写中“身体”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的诗歌现象、诗歌群体、诗歌思潮、诗歌作品进行话语分析，考察“身体”书写背后积极的精神背景，推动当代诗歌精神性、审美性的关注，改变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90年代诗歌书写作单一化、简单化的处理现象，对当代诗歌史的建构也有着补充与推动作用。
第二，通过诗歌中“身体”研究来重新审视已经被学界认定的“身体叙事”，考察“身体”的叙事话语背后所揭示的相异的文化意识，以及90年代诗歌书写与同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为当下诗歌研究、文化建构提供了某种理论参照与思考可能。
第三，大量90年代诗歌史料的整理与归纳，以及对诗歌思潮与现象的梳理，可以对既定的、因袭的当代诗歌史重新进行“情节编织”，从而丰富、补充当代诗歌史的写作与理论研究。
第四，探讨20世纪90年代诗歌书写中相异的诗学技巧与写作伦理的追求，可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身体的书写不仅是一种肉身的、形而下的现象关注，也意味“身体”与灵魂的深刻对话。
“身体”的超越性、审美性的书写，对重新定位诗歌写作路径也极具理论参照价值。
“如果没有诗，我说，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哲学的民族。
”[6]不断建构诗人的文化身份，从现代社会多种复杂的身份选择中，确立自我的清醒身份，这也是当代诗人必然作出的选择之一。
“现代人面临持久的自我危机：文化的各种表意活动，对身份的要求过多，过于复杂，身份集合不再能建构自我，它们非但不能帮助建构稳定的自我，相反，把自我抛入焦虑之中。
”[7]从90年代文学这一整体性、反思性的视角重视考察90年代诗歌，有助于产生必要的文学距离，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历经数年动荡、沉浮之后的90年代诗歌。
考察90年代诗歌也有助于用我们历时性的眼光重视认识诗歌的价值：一种作为精英艺术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误读和存在理据。
90年代诗歌的_非个人化_特质
２００７／１０・文艺争鸣・当代视野关于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原则，艾略特在他的重要诗学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作了详尽论述，其要义在于：“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
”（1）也就是说，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应该只把自己当做“一种特殊的媒介”并努力“消灭”其个性，应该“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从而使得“一首诗所要表达的东西应是‘只有在这首诗中才有生命的感情’，而不是诗人自己的感情或意见”（2）。
在历代现代主义诗人看来，秉持“非个人化”原则的诗歌，是真正接近了诗歌本质的诗歌。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原则，曾被卞之琳、九叶诗人等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过。
进入当代以来，尽管在1990年代以前，群众化、运动化、政治化、主导意识形态化一直是诗歌写作的原则规范，但这种集体化的诗歌运作方式并不是艾略特意义上的真正“非个人化”写作，而只是一种虚假的“非个人化”——宏大叙事、以群体阅读期待为目的的功利写作。
只有到了1990年代，随着“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
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3），作为一种诗学原则的现代性“非个人化”，才可能在中国诗歌现场大面积“着陆”。
当然，此“非个人化”是1990年代特定“中国语义场”中的“非个人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承袭其共性的同时又变异出了此时段此地段的独特性。
具体来看，可以从对影响的“获得”、技艺形式意识的突显、表现方式的客观化、题材的历史化和经验感受的普遍性等几方面来观照和分析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特质。
一从对影响的认同和“获得”（艾略特语）的角度看，诗歌写作的“非个人化”原则指的是诗人在写作诗歌时，既在纵向上应该带着“历史意识”把自己纳入已有诗歌传统中，也在横向上应使自己与同时代的诗人艺术家之间“有一种不自觉的共同性”，即要努力做到“一份共同的遗产和一项共同的事业把艺术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4）。
托尼·哈里森：一个分裂的自我,两种叙事的声音
生 使 他 在诗 歌 创 作 中 发 出两 种 声音 ： 方 面 ， 以高 雅 语 言 一 他 人 诗 ， 求 回 报文 学 传 统 的 哺 育 ； 力 另一 方 面 ， 又 以市 井 语 言 他 人 诗 ， 自己 的诗 易 于 被 草 根 阶 层 接 受 ， 使 为失 语 的 弱 势 群 体
作者简介： 梁晓 冬 （ ９ １ ） 女 ， 学 博 士 ， 南 师 范大 学外 语 学 院教 授 。 １６ － ， 文 河 主要 研 究 方 向： 美 文 学 。 英
托尼 ・ 哈里 森 （ ｏ ｙＨａｒ ｏ ） 当代 英 国 诗 坛 最 具 代 Ｔ ｎ ｒｉ ｎ 是 ｓ
表性 的大 众 诗人 之 一 。他 出身 于 工 人 阶级 家 庭 ， 少 时 就 获 年 得 了利 兹 私 立学 校 的 奖 学金 ， 到 了 良好 的 教育 。通 过 系 统 受
话形 式 。它 的 内部 包 含 着 潜 在 的 两 个 声 音 、 种 世 界 观 、 两 两
种语 言 问 “ 聚 而 非 扩 展 ”的对 话 ｌ 凝 ｊ 。换 言 之 ， 声 语 是 双
“ 歌是 国王 的语 言 ， 就 是 莎 士 比亚 笔 下 的小 丑 ， 诗 你
只 配读 读 无 韵 的 白话 文 ！ ＣＴｈ ｍ＆［ ｚ ” ２ ） ” ｅ ｕ］ １ ４
们 》Ｔ ｅ ＆ Ｅｚ ）哈 里 森 用 音 标 ［ ｚ 表 示 “ 们 ” ｕ ） （ ｈｍ ｕ］ （ ｕ］ 我 （ ｓ 一
词 的 方 言读 音 ， 而标 准 音 应 为 ［ ］ Ａｓ 。为 表 达 方 言读 音 ， 者 笔
将 之 译 为“ 们 ” 俺 。另 外 ， 文 中 所 引 用 诗 句 皆 为 笔 者 所 译 ） 行 这 首 诗 中 ，我 ” 动记 录 了 自己被 嘲弄 的 经 历 ： “ 生 “ 四个 字 ‘ 的 心 痛 ’ 你 吞掉 两 个 ， 我 被
波德莱尔
90年代的汉语诗歌，是一个多种方向并进、多元美学探求并存的集合，叙事性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诗歌现象，已经得到诗人和评论家的普遍承认。
对诗歌叙事的实践，使一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在90年代诗歌中得到了精密的组织和切实的表达，而叙事本身也获得了自身的个性，形成了有别于抒情方式的审美特征。
概括起来，90的诗歌叙事性特征主要表现为题材的及物性、语言的陈述性、文本的包容性和诗意的日常性。
（一）题材的及物性相对于80年代诗歌写作“非历史性”的“不及物”倾向，90年代的诗歌开始强调依据土经验和中国语境中的话语资源，由文学与现实、历史的尖锐对立走向了文学与现实、历史的互文关系，增强了诗歌的及物性。
表现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诗人们不再固执地抓住风花雪月水火土等基本物质，欧阳江河、肖开愚等一些优秀诗人在诗中自觉接纳和消化标志这个时代特殊性的具体事物，写作了一些不愧于生活和时代的诗，“坐下来打听信息，会使两只耳朵/下垂到膝盖，成为咖啡馆两侧的/钟表店和杂货铺。
校准了时间，/然后掏钱到杂货铺买一包廉价香烟。
”（欧阳江河《咖啡馆》）。
如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所描述的，现代诗歌“应该有一个能够消化橡皮、煤、铀、月亮的胃”，诗歌所要“及”的这个“物”，范围非常广阔：“个人的不安全感，家庭的日常冲突，城市里一闪而过的噪音，肮脏的暗中交易，我们这个急躁的时代一切清晰、朦胧的事物无不得到了正面的表现”⑦。
（二）语言的陈述性张曙光在《1965年》中这样开头：“那一年冬天，刚刚下过第一场雪/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场雪/傍晚来得很早。
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绕过一个个雪堆，看着/行人朦胧的影子闪过。
”⑧。
在这里，平实的叙述代替了意象的新奇，对于生活经验的追忆代替了青春的激情。
肖开愚在《国庆节》、《动物园》、《来自海南岛的诅咒》等作品中用散文式的笔法叙述着生活，让我们感到生活本身重大的诗意；西渡的《一个钟表匠的记忆》，“语感显得非常老练，节奏缜密，而舒缓有致，陈述的语气在这里像沉潜的呼吸一样扑面而至”⑨。
九十年代诗歌之诗学立场的论争
（三）关键词：个人化写作、叙 事性、口语化、戏剧化、反讽
三、诗学立场的论争
1、导火线：两本书的编选
1998年由程光炜 程光炜编选的“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 程光炜 岁月的遗照》 《岁月的遗照》出版，因为程光炜的“知识分子立 场”，在诗人及作品的选择上就有忽视“民间派” 的倾向。在其诗选中，不仅排除了“后新诗潮”最 具影响力之一的伊沙的存在，即或是无法避开的于 坚、韩东的存在，也仅只是作为一种迫不得已而为 之的附庸与陪衬人选的。之后，“民间派”也不甘 示弱，由杨克 杨克主编了《1998 中国新诗年鉴》作为回 中国新诗年鉴》 杨克 《 应。由于坚 于坚所作序言《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及收 于坚 《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 入的沈奇《秋后算账 沈奇《 沈奇 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 ：中国诗坛备忘录》 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 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等文章，直接提出当下 诗歌创作中“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类 不同倾向，使得针锋相对的一位更加明朗化。
3、“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 场”
陈仲义：在我看，“知识分子写作” 所着重强调的是一种独立的和批判性 的立场，它在文本特征上接近于一种 “智性写作”；而“民间写作”所强 调的是写作的某种“平民”立场，从 文本角度看比较接近于一种“口语” 写作。
这一概念首先意味 着摆脱“集体写作”和意识形态幻觉的知识分子的 个人精神立场。“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 有怀疑特征的个人主义连在一起”，“它并不提供 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 倾向于在修辞与 现实之间表明一种品质， 现实之间表明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 质”。 其次，“知识分子写作”指向广阔的文化视野和 专业的写作态度。前者即“通过一种艰巨、自觉而 又富于创造性的劳作，重建一种与西方的对话和互 重建一种与西方的对话和互 文关系”（王家新：《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 文关系 后者针对的是崇尚市井口语的写作态度，对“业已 对 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校正”，“从诗歌本身讲， 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校正 我要求它多层次展开，在感情表达方面有所节制， 在修辞方面达到一种透明的、纯粹和高贵的质地”。
关于1990年代以来先锋诗歌中“个人写作”的概念研究
根 据 自己的创作 需 求 来 命 名 的 ， 尽 管 这种 命 名 在
的道义 、 责任等名义 ， 逃避文学上本该更为多元化 的 自由， 纷纷 地 往 道 德 “ 一 元 化 ”、 政治“ 一元 化 ” 上靠拢 。“ 个人写作” 就是这样 的一个诗学概念。
更 令 人不 可思议 的是 ， 面对 创 作 理 念 与 诗学 观 念 的一 次大倒 退 ， 诗 歌 理论 界非 但 没 有 表 现 出应 有 的警 觉 ， 反 而欣 然接 受 。其 主要 标 志是 ， 现在 绝大
多数研究 １ ９ ９ ０年代先锋诗歌的诗学专著 、 文章 ， 包括一些教材都是用“ 个人写作” 来描述 、 总结这
一
段先锋诗歌 的创作历史 与特色 的， 诚如有研究
者所总结 ： “ 个人写作” 由于 “ 明确标示 出 ９ ０年代 先锋 诗 歌和 此前 诗 歌 的本 质性 差 异 ， 因此 得 到 了 多数诗人和诗论家的共 同首肯” …。
而 纷纷 予 以 配合 与接 受 。
［ 中图分类号 ］ １ ２ ０ ７
［ 文献标识码 ］ Ａ
［ 文章编号 】 ２ ０ ９ ５ － ５ １ ７ ０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３ － ０ ０ ３ ８ － ０ ９
一
、
神 秘莫测的“ 个人 写作 ’ ’
年跌宕起伏 的历史中， 这一段 的诗歌历史还是值 得珍视的， 虽然依旧有着种种不尽如意的地方 ， 但 毕竟诗人与理论家们不必再跟着外在的指挥棒起 舞， 不必再 众 口一词 地表 决心 了 ， 可 以在 相对 宽松 的环境 中自由地探讨一些创作上的理论问题。实 际上 ， 能够 自由地 表达 自己想说的话 ， 比什么都
1990年代诗歌“遗产”——新世纪诗界观察札记
整整十年 ， 这令人不 由得 想到 ： 间意 义的“０年代诗 年代 诗歌“ 时 ９ 遗产 ” ， 时 并不全 然是从正面 的角度去 予以
歌” 已经逝去十年 ， 而新世纪诗歌也已展开了十年 。
然而 ， 在这十 年里 ， 方面 ，盘峰论 争 ” 一 “ 所涉 及的
一
认定的 。
些并不新鲜的议题 （ 从其严肃的诗学层面 ） —— 中国
年代诗歌” 并非为了获取 某些 简单 的对于历 史的结论 作 ” ， 本该获得的“ 知识分子” 实质 被抽空 了 ， 其退回到词
毫不妥协” “ 、坚持” 的姿态也失去了合法性的 式印象或评价 ， 宁说 意在探讨 ： 毋 这十 年的诗 歌为新 世 语内部的“
纪 诗歌带来了什 么？ 者 ， 或 留下了什么样的“ 遗产” ？倘 依据。
若仅从历 史评价 来说 ， 我愿意毫无保留地肯定 ９ 年代 ０ 的眼光即从 ９ 年代诗 歌和新 世纪诗歌的关系来看 ，０ ０ ９
“ 民间写作” 同样如此。显然 ， 它所包含的“ 民间” 概
出，０ ９ 年代 “ 民间” 话语的浮现有 着精英文化失落 、 通俗
有必要指 诗歌的成 就及其 对诸 多诗学议题 的推进 。 不过 ， 以发展 念远非倡导者所期待的一劳永逸的价值尺度。 年代诗歌 的不足亦难 以掩蔽 。 特别是 ， 当人们 以一种乐 文化兴起的背景 ， 富有意味的是 ， 去政 治意识形态” 在“
历史仍在持续 ，０ 代及更早在新 诗发展过程 中生 发 诗歌生态 中。 ９年 在此 ， 由这场论争所凸显的“ 对 知识分子写 出来的一些现象 、 问题仍然在 当前诗歌写作中延续。
作” 民１ 和“ 司写作 ” 这两个基础性概念稍加辨析 ， 不难 发 就“ 知识分子 写作 ” 这一概 念而言 ， 那些非难其 为 “ 西方化 ”“ 、技术主义至上 ” 的诗人其实并未领悟到这 一
第九章第四节九十年代诗歌
民间写作是由80年代后期口语化思潮延续下来 的一种艺术追求。民间写作有较多的作者群， 他们主张关注日常生活，向民间采集素材和语 言，坚持诗的个人性，反对中国诗的西化，在 美学取向上没有一致的目标。有些作品显得非 常个人化、私密化，虽然体现了诗人的艺术机 智，但没有宏大的叙述，对历史与现实大多只 切取片段加以打量。民间写作明显受到解构主 义思潮的影响。 民间写作发展到极端就是所谓“下半身”写作。
《生命是一片叶子》李瑛， 《今天没有空难》匡满， 《韩作荣自选集》韩作荣， 《在瞬间逗留》沈苇， 《鸟落民间》张新泉， 《狂雪》王久辛， 《寻觅光荣》辛茹， 《拒绝末日》 李松涛。
《不必》－－张新泉
有些书徒有其表 寒碜得只有一页 封面 如同有些人不仅是单薄 你对其生出的骇异反胃 会使部分心理致残 我赞赏王小妮的一句诗 不认识的人就不必认识了 同理没兴趣的书就不必细看
一生中只有几本书和你有关系 他散发的气味和魅力 让你一拍即合入心入眼
他分期出现在你的生存中 来催化你来激活你 给你另一种呼吸另一片蓝天 那种契合的欢愉就是缘分 他言说时的睿智与亲切 充盈至每个标点…… 因此一生中不必读许多书 有些浏览浏览就行了 有些不妨对他做个鬼脸
伊沙：《饿死诗人》
那样轻松的 你们 开始复述农业 耕作的事宜以及 春来秋去 挥汗如雨 收获麦子 你们以为麦粒就是你们 为女人迸溅的泪滴吗 麦芒就像你们贴在腮帮上的 猪鬃般柔软吗 你们拥挤在流浪之路的那一年 北方的麦子自个儿长大了 它们挥舞着一弯弯 阳光之镰
割断麦杆 自己的脖子 割断与土地最后的联系 成全了你们 诗人们已经吃饱了 一望无边的麦田 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 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 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 麦子 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 我呼吁：饿死他们 狗日的诗人 首先饿死我 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 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
1990年代诗歌的“声音”问题
1990年代诗歌的“声音”问题作者：陈昶来源：《江汉论坛》2023年第11期摘要：1990年代诗歌语言普遍呈现日常性、口语化的特征，作为诗歌语言重要方面的“声音”，反映了诗人在形象建构上的思考进路与诗学观念，由语言风格尤其是“声音”所体现的观念转向，引发了诗人对于中国形象表达方式的转捩，上述现象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如于坚和伊沙的作品中尤为突出。
较之前一时期诗歌的启蒙与浪漫倾向，从声音语词到中国形象，90年代诗歌更加重视日常经验对于意义生成的直接性和效用性，将形象的建构内化于声音、语词的形成和运动中，在诗歌语言和中国形象之间，在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建立了更为直接的语义机制，经由声音语词的价值实现中国形象的丰富与完善。
可以说，90年代的创作经验与审美标准，为新世纪诗歌树立了价值典范，逐渐成为当代诗人向世界文学贡献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的一条重要路径。
关键词：1990年代诗歌；新世纪诗歌；中国形象；诗歌语言；声音；语词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80年以来诗歌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1BZW139）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11-0098-081990年代诗歌担负着承上启下的责任：一方面，在80年代的启蒙话语逐渐消失与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带来的人文精神缺位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诗歌在90年代呈现出与前一时期风格迥异的面貌，因而对于当代诗歌传统的承继变得尤为关键且困难重重；另一方面，90年代末的诗歌论争，逐步确立了以“民间”“口语”等日常书写为关切的审美优先地位，持续影响着新世纪诗歌创作的路径与方向，进而规范了与声音和词语相关的中国形象的表达方式。
声音和词语，以及由词与词的关系和内在节奏所形成的结构，作为诗歌的基本形式，承载着形象建构与表达的方式，由此完成价值与意义的呈现。
90年代出现了诗歌语言的日常化倾向，从语言到形象的过渡变得更加自然。
形象的价值寓于声音和词语内部，由内及外地生成意义的本质。
叙事的限度与升华：重思当代诗歌
王东东中国当代诗歌显然已经形成了叙事性一家独大的专制性局面，诗人们耽溺于叙事性的体制化书写而画地为牢，以至于不仅遗忘了诗歌的方法与本质中还应包含的抒情性与戏剧性，甚至远离了崇高的诗歌精神和高远的诗学理想，这不能不说是让人遗憾的，会让人感慨诗歌和诗学在我们时代的命运。
诚然，我们时代诗学的危机并非独属于诗歌，而是和人的危机、文明的危机紧密相连，但澄清有关诗学的基本概念并反省它们在我们时代的应用还是必要的，也许最后我们会承认，诗学概念的具体应用虽然有其不同年代的特殊需要与针对性，但往往是有所局限甚至褊狭的。
而我们想要寻求的，应该是使我们的时代成为一切时代的总和，从而在诗学上完成自我突破并为集大成做好准备；也许，只有成为一切时代的同时代人，才能最终完满地回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代；时代原本不那么匮乏单一，至少也不应该那么枯燥乏味。
一、叙事的当代起源：1990年代还是1980年代？叙事性是“九十年代诗歌”已被正典化的诗学概念之一，甚至是其概念丛的核心，所谓及物性、中国话语场等概念也可以说是围绕叙事性展开的。
叙事性俨然成为了“九十年代诗歌”的独创，然而，这一点无论是在普遍意义的诗学史上，还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都是成问题的。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诗歌”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包括诗人和批评家——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反面，这一反面就是“八十年代诗歌”，也只有在这个精心设置的二元对立的意义上，“八十年代诗歌”是抒情的，而“九十年代诗歌”是叙事的；前者是青春期写作，后者是中年写作；进而才可以得出一种进化论式的结论：前者是反抗或反叛的、激情的，后者则是和解的或综合的、智慧的。
九十年代诗人就是由此完成了诗歌的范式革命抑或认知型的转变。
在那本引起巨大争议的诗选《岁月的遗照》的序文中，“九十年代诗歌”最主要的学术代言人程光炜如是说：随着建立宽阔的写作视野而来的，是九十年代诗歌对叙事能力的特殊要求。
对它的技艺的开发始于张曙光八十年代中期孤独和不为人知的写作，进入九十年代后，又相继被开愚、孙文波、臧棣等人进一步阐发，及至晚近，我在两篇文章里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时光流逝中的自我塑造——“90年代文学”再评价
时光流逝中的自我塑造——“90年代文学”再评价张立群“历史化”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被多次使用的词，且随着当代文学不断延伸大有泛滥的倾向。
如此频繁的使用自是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后果，如出于对客规规律的认知，一些人会将“历史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典化”当作一个伪问题。
但作为一个绝对的口号，谁也无法抗拒“历史化”的逻辑，不仅如此，正因为永远的“历史化”，一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文学年代才逐渐完成了自我塑造，并在多年之后显露出其完整的面貌。
一、“1990年代”：一个独立的文学史概念对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历来有“中断”或曰“断裂”的说法，这一说法的来源，一般多以欧阳江河的《19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1］为引证依据。
经历20世纪80至90年代特定的历史背景，90年代文学在社会参与、公共对话等方面一度呈现出“被动状态”，显然与80年代文学的热闹场景相去甚远。
因而，作为亲历者，作家提出“中断”或曰“断裂”概念与自身地位的变化和切身感受有关。
然而，如果依据历史化的自然流程，90年代文学显然并未与其他时代文学在认知上有何不同。
“1990”是一个完整的年代，其文学也在整体上可作如此认知和确认，这样的结论不仅是社会史赋予90年代文学的权利，而且还是多年后比较和历史阶段考察的结果。
正如“1980年代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概念，“1990年代文学”首先是自然演进的结果。
当然，作为一种合理命名，“1990年代文学”的出现包括很多“细节”：它直到自己即将结束同时也是20世纪即将结束时，才在“一九几 年代文学”成为描述20世纪各阶段文学有效方式的过程中显露其身影，并在“世纪初文学”及至“新世纪文学十年”这样描述性概念生成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形塑。
“90年代文学”的生成，不仅生动反映了时间的力量、历史认知的整体性思维，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成为历史的稳定性因素——已知的、稳定的历史需要时间的积淀，同时也需要其后一个新阶段的出现形成参照，至于在此过程中，“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等命名都因为阶段的完成而与90年代文学关系密切甚至有过交叉、重叠［2］，但它们的出现只是丰富了20世纪末最后20年文学的整体认知，却无法影响90年代文学成为历史化进程中唯一合理命名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