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低生育率威胁国家安全

人口雪崩——低生育率威胁国家安全(一)2014年02月17日 11:05 来源于财新网若不大力鼓励生育,从2030到2070年,中国人口将萎缩29%,而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在过去20多年人口萎缩不过3.4%梁建章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
1999年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携程旅行网”,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任CEO,并从2003年起兼任董事会主席。
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财新网】(特约作者黄文政专栏作家梁建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涵盖大国关系、经济运行、领土完整、社会稳定、文化安全等领域。
鉴于低生育率已严重影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我们提议:将人口安全列入国家安全议题,在国家战略层面探讨人口趋势对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影响以及何种人口政策才能保障我国的安全利益。
我们将以此为系列共七篇文章来探讨这个议题。
生育率决定人口趋势。
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存活率,中国生育率更替水平高于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最终避免人口的持续衰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2011和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和1.26,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而2012还是婴儿潮的龙年。
中国生育水平已居世界最低之列。
即便1.5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2%。
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
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
三是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和宣传下的惯性。
少子化推高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让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
若家庭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多顾虑。
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
长期极低生育率导致的深度老龄化会加重育龄家庭的赡养负担,进而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社会经济因素,我们试图理解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并预测其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
我们将从多个维度出发,包括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文化变迁、教育水平、女性地位提升等方面,全面审视中国的低生育率现象。
我们也将探讨低生育率对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养老保障等方面可能带来的挑战,以期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制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概述中国的低生育水平现状,包括生育率的趋势变化、人口结构的特点等。
接着,我们将分析影响低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包括生育政策的调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观念的转变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低生育率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养老保障的挑战等。
我们将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促进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低生育水平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低生育水平不仅关系到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也对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民族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深入探讨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献研究方面,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被认为是导致低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以及就业率的提升,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逐渐淡化,家庭规模逐渐缩小。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对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限制生育数量和提供生育保健服务,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还有学者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角度分析了低生育水平的原因。
中国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中国的低生育率成为了经济学领域内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经济快速提升,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就业率显著提高,生产、教育和劳动力等各方面因素经重重考验后确定了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经济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经济因素1. 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监管部门的不断改革,中国的公立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此外,父母亲重视教育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作为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女性的教育水平是对生育率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会降低产妇和婴儿的风险,进而大幅降低家庭对二胎的需求和计划。
2. 劳动力市场的改变改革开放初期,家庭一般都是以男性为主要经济支撑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开始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了家庭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女性负责养育下一代的主要角色,女性开始面临职业发展和家庭成员养育计划之间的抉择。
很多女性不愿意放弃职业生涯,因为这样会降低自己的收入和未来发展机会,也会使养育孩子的责任全权落在男性身上。
在因此短期内,低生育率也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3. 生产改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放开二胎政策实施后,许多经济学家都表示,即使这个政策得到了全面实施,生育率也不大可能实现显著提升。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孩子的经济贡献价值变得愈加微薄。
这意味着,养育孩子可能会成为家庭经济负担而不是财富的来源,进而弱化了家庭对于二胎的需求。
二、政策建议1. 经济激励措施为了鼓励二孩生育,政府可以推行相关的经济激励措施。
例如,对具备二孩生育条件的家庭给予减税、退税和其他补贴等奖励,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二孩生育的愿望。
2. 教育和职业发展的认识政府可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和政策讨论,加强公众对生育和职业发展影响的认识。
女性应该了解到,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角色,她们的职业和家务责任可以并存。
低生育率陷阱_理论_事实与启示_靳永爱

低生育率陷阱 : 理论 、 事实与启示
靳永爱
*
【内容摘要】 “低生育率陷阱” 理论认为, 低生育率具有人口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自我强化机 制, 生育水平一旦降到 1. 5 以下将很难回升。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质疑了 。“低生育率陷阱 ” 挑战了它本身的一些论证和证据 说法可能只是对短期内生育率变动现象 该理论, “低生育率陷阱 ” 。多 还不能归纳为规律。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临界值 1. 5 以上, 尚未陷入 的总结, 项调查表明中国目前的意愿生育水平在 1. 8 以上, 有 60% 以上的人在政策调整后会生育第二个孩子 。 同时, 进度效应在降低时期总和生育率上仍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 在较高的生育意愿影响下, 伴随着 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未来进度效应的减弱 , 生育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回升而不是下降。 断言 “低生育率陷阱” “低生育率陷阱” 中国已进入 或面临 的严重风险还为时过早。 【关键词】低生育率; 极低生育率; 低生育率陷阱; 生育政策 【作者简介】 靳永爱,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 。北京: 100872
①
② ③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1期
靳永爱
低生育率陷阱: 理论、 事实与启示
5
题。Kohler 等( 2002 ) 在分析欧洲极低生育率现象时提出, 这些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可能会在这 个水平上维持几十年。McDonald( 2005 ) 以 TFR 等于 1. 5 为界将低生育率国家分为两类: 一类是 TFR 在 1. 5 以上的国家, 一类是降到 1. 5 以下并持续保持在这水平以下的国家。 他认为, 将一个国家从 1. 3 或 1. 4 的生育水平提升到 1. 6 比始终维持在 1. 6 的水平上要困难得多, 因此, 各国应该努力将生 育水平保持在 1. 5 以上。所以 1. 5 可被视为人口机制中的一个分水岭 , 一旦降到这个线以下, 将很难 Skirbekk, 2005 ) 。Rindfuss 等( 2004 ) 在研究日本的社会转变时, 回升( Lutz、 也支持社会转变中有转折 Lutz 和 Skirbekk ( 2005 ) 更进一步, 点, 其过程是非线性的和自我强化的。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 “陷阱” 的概念, 陷阱即为在不经意中进入并且很难摆脱的一种困境 。根据这个定义, 低生育率持续的 “低生育率陷阱” , 现象可以被称作 即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水平, 比如 1. 5 以下, 低生育率机制就会形 以后很难逆转。对于那些已经在 1. 5 以下水平的国家, 在机制未彻底建立和僵化之前, 应采取政 成, 策措施( 如减弱进度效应, 降低妇女平均生育年龄) 将时期生育率提升到 1. 5 以上, 以避免这种机制不 Skirbekk, 2005 ) 。 断强化, 将生育率压到越来越低的水平( Lutz、 2. 2 “低生育率陷阱” 理论的发展 Lutz 和 Skirbekk( 2005 ) 在提出 “低生育率陷阱” 概念的同时, 也初步分析了它的三个“自我强化作 : 人口学机制、 Lutz 等将“低生育率陷阱 ” 用机制” 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2006 年, 提升到理论高 Skirbekk、 Testa, 2006 ) 。 对于低生育率是会持续下去还 对它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地论证 ( Lutz、 度, 是回升的问题, 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非常多,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善的理论来预测未来生育率变动趋 Lutz 等人提出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理论 , 因此, 认为未来生育率会持续下降而不是回升 。 势,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或者反馈环 ( Feedback Loop ) , 社会学家通常将人口机制 ( Demographic Regime) 当成一个例子。对生育率而言, 当它降到某一特定水平后, 很难打破这种机制, — —人口学、 出现逆转性地回升。有三个机制— 社会学和经济学会共同强化低生育率水平 , 使生育率如 “陷阱” “自我强化机制” 。人口学机制指的是人口的负增长惯性使未来出生人 同掉入 很难回升, 称作 低生育率会使未来的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减 , 出生人数持续下降。 这个过程是一个出生 数越来越少, 人数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过程。社会学机制围绕个人理想家庭规模建立, 年轻一代生活在家庭孩子 通过社会化过程, 受父辈生育孩子数少的影响, 他们的理想孩子数也会减少, 从而 数比较少的环境中, 影响实际生育行为。经济学机制建立在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设基础上。 一方面, 随着低生育率的 持续, 人口老龄化加剧, 经济发展前景和形势不容乐观, 年轻人的预期收入降低; 另一方面, 在现代社 会, 年轻人的物质消费要求和欲望较高。 这两者之间差距的扩大使得年轻人认为未来自身经济状况 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因此减少生育数量, 推迟生育年龄, 从而降低了时期生育率。 在对这三个机制 进行论证后, 作者提出, 自我强化机制将是决定未来生育率走势的主要力量 , 对于低生育率国家, 急需 将时期生育率拉回到一定水平以上 。 制定相关政策阻止这些机制的深入强化作用 , Lutz 等( 2007 ) 紧接着提出了一些新的支持以上三个假设 ( 机制) 的实证依据。例如, 在意大利、 西 2006 年 25 ~ 39 岁年龄组的理想家庭规模与 2001 年相比下降了。 分年龄、 性别、 受教育 班牙和希腊, 20 ~ 34 岁年龄组的绝对工资和相对增长速度都较低 , 程度看工资变化发现, 意味着年轻人从经济增长 中获益最少。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收入状况恶化可能是女性推迟生育和减少生育的原因之一 。 Lutz ( 2007 ) 在回答出生率是否会回升的问题时提出 , 只有两个因素会带来时期生育率的回升 , 一是有效的 鼓励生育政策, 二是进度效应的减弱, 但是政策的作用是间接的、 发生作用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在一些 国家是没有作用的。同时, 西班牙生育进度效应的减弱只是小幅度地提高了 TFR, 这再次说明存在有 力的自我强化机制使生育水平不断降低 。 “低生育率陷阱” 理论的提出无论对国际还是中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国际上, 一些官方人
解读人口生育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解读人口生育问题的现状与趋势我国人口生育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对于人口生育问题的关注也逐渐增多。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解读人口生育问题的现状与趋势,以期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人口生育问题的现状人口生育问题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与人口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生育问题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人口出生率下降。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推迟生育观望生育,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至1.6左右,已经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2.1。
其次,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寿命的延长,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日渐加剧。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老龄化趋势严峻。
最后,男女性别比失衡现象严重。
由于社会对男孩的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男女性别比失衡现象。
据统计,我国15岁至34岁的年龄段男女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2:1,严重不平衡。
二、人口生育问题的原因分析导致我国人口生育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经济因素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许多夫妻更加注重事业发展和生活品质,因此选择推迟生育或不生育。
其次,教育因素的作用。
现今社会,大部分家庭追求的是孩子的优秀,而优秀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
因此,一些夫妻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育。
再次,生育政策的调整。
自上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大力推行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最后,文化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孩被更多人看重。
这种男孩至上的价值观念也导致了一些家庭选择性别生育,从而造成了男女性别比失衡。
三、人口生育问题的影响人口生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人口生育问题的存在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面临十大“人口问题”

中国面临十大“人口问题”一,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0—14岁人口 2。
22亿,占16。
60%”,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这个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较,下降了6.3%。
“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
”“六普”数据彻底颠覆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总和生育率为1。
8的说法。
“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1。
4—1。
5之间。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我国长期处于超低生育率的状况下,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生育率下降,计划生育等政策应该是主导原因,但是美国经济研究局2011年10月的一份新研究:高房价导致低生育率,放在中国,也有几分道理。
该研究发现,1995-2007年间,房价上升导致已经购房者的生育率上升,尚未购房者的生育率下降,原因在于尚未购房者的财富需要在买房子和生孩子之间分配,而已经购房者的房产增值可以帮助生孩子。
二,“空巢”现象冲击传统家庭模式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
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从空巢老人引发的社会问题来看,与“常回家看看"等留守老人的情感奢望并存,许多年青一代对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却日渐削弱淡化,致使家庭亲情出现隔阂甚至矛盾冲突,传统伦理亲情观念受到冲击和挑战。
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和家庭养老模式都受到巨大冲击.同时,社会养老机制的不健全,也为“空巢"家庭再添一根致命稻草。
三,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越来越沉重随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未富先老”等人口结构问题的涌现,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也越来越沉重。
8月26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
中国低生育率困局成因探析

现代经济信息14中国低生育率困局成因探析张 航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摘要:在中国目前的生育率现状不容乐观的情况下,运用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探析我国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对于破解低生育率困局、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低生育率这一现状进行描述,然后探析这一现状背后的原因,进一步对形成原因进行总结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低生育率;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成因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9)010-0014-01一、中国低生育率现状据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为1523万,相比于2017年减少了200万,人口增长率降至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自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生育率2016年呈现罕见地增长,达到12.95‰,然而在之后的两年,生育率连续降低,分别为12.43‰、10.94‰。
这些数据显示,政府一系列通过放宽对家庭规模限制来提高生育率的努力收效并不理想,这为政策制定者增添了压力。
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令他们不得不通过扩大经济激励和其他激励来鼓励生育,释放生育潜力。
二、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在西方经济学中,对于生育问题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理论。
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对于父母而言,子女也属于一种商品,在使用时,同其他商品一样也追求效用最大化。
生育意愿与养育子女的成本成反比,子女这件商品的价格决定于生育子女的净成本或净价格,可以用父母生育子女所花费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所带来的预期收入的余数来衡量。
下面将从影响直接成本、机会成本、预期收入这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影响直接成本的因素来看,一方面,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2018年达到820万人,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环境,使得人们不得不为子女将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进行更多的智力投资,导致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子女承担着巨大的买车买房压力,作为父母,也承担着这样的一部分压力,如此一来,子女数目多,父母就得承担更多的养育子女的成本,影响生育意愿。
我国逐年下降的生育率的看法

我国逐年下降的生育率的看法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逐年下降,这事关着国家未来的人口发展和社会稳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首先,要明确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并不完全是坏事。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生育率下降对于减少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并不是可怕的。
然而,生育率下降孕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生育率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首先,生育率下降导致了老龄化现象加剧,养老压力将日益加大,财政支出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其次,随着人口结构偏老,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影响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另外,对于一些二孩家庭来说,作为父母的养育经验也不足以应对更多的孩子,对于孩子的育养环境和教育质量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如何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呢?首先,是要通过人口政策的引导,鼓励人们多生育。
在这方面,政策制定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和福利保障,为育婴和育幼家庭提供更多的方便和帮助。
同时,可以鼓励养育孩子的家庭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以缓解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
其次,社会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呵护来营造一个更好的生育环境。
因为生育并不是个人自主行为,需要社会的关爱和支持。
政府可以加大对于产假、陪产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时也要注重调整教育和就业政策,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和发展需求。
同时,需要加强科学普及等方面的工作,让人们更加了解如何养育孩子。
最后,是要从家庭教育开始来培养更多优秀的未来人才。
优秀家庭教育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家庭教育的环境和氛围健康、积极向上,才能够培养出更多容貌优秀,性格健全,有理想、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下一代。
总之,生育率的下降既有利又有弊,我们需要在政策引导和社会关注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应对生育率下降带来的问题,让我国的人口发展和社会稳定得以持续稳定发展。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郭志刚郭志刚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低生育率研究”(项目批准号:12JJD84000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
面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新常态,人口领域需要有较大的改革。
当前人口工作思路存在与人口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的核心是对低生育风险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人口工作存在只重当下、罔顾未来的偏向。
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质是对过去计划生育过度的补救和改正,既是对生育率过低这一主要人口风险的应对,也是人口发展彻底转向正常化、均衡化的需要。
关键词:人口形势人口战略低生育率风险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背景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又一次揭示出中国生育率极低,老年人口比例远超以往人口预测规划,而少儿人口比例则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规划。
这些结果都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
并且,根据这次普查的人口结构做出的人口指标回溯估计也能表明,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就处于不足1.5的低水平,远低于官方口径的1.8。
其实,20年来反映生育率过低的全国调查结果比比皆是。
但问题是,人口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与一些人口专家并不相信这些调查显示的极低生育率反映了社会现实,总是简单将它们视为出生漏报导致的虚假统计,甚至作为必须加强生育控制的理由。
因此,以前当更多人口学者和社会各界建议顺应新的人口形势、调专题100整生育政策时,官方总是坚持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口径,并基于这种判断提出坚持现行生育政策30年不变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所以,尽管中国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但是官方仍偏重于人口控制,一直严重高估生育率,而对过低生育率的人口风险的认识却严重不足。
人口领域的官员还是学者,有专业经验和技能,可以凭专长对人口形势做出判断、预测和对策建议。
但他们终归是凡人,不是神仙,不能要求他们的预期和决策总是正确的。
不过,学习可以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实践则能够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教会人们坚持真理、改正错误。
所以,对于人口的认识同样应该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认识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但对实践检验表明不正确的认识,应该光明正大地承认并加以改正,绝不能文过饰非、屡错屡犯。
然而,人口领域中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在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后,还囿于从前高生育率时期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和经验,思想认识远远地落后于人口形势发展,认识和决策一再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人口工作陷入僵化和被动。
这便是以往20年来人口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
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的一条就是“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的政策(简称“单独二孩”[1]政策调整),标志着人口领域的改革终于开始了。
中央要调整生育政策的决定甫一出台,就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关注,可谓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实际上,“单独二孩”的政策调整虽然标志着零的突破,但它本身还只是人口领域改革试水的第一步、一小步。
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将改革继续推进,达到彻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普遍放开二孩生育。
在人口学上,一对夫妇平均生两个孩子才反映了代际平衡。
而这对于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好处特别大,特别重要。
之所以第一步只迈了一小步,主要是因为以前人口工作那种状态下对政策调整的调研十分薄弱,更谈不上试点的实践经验。
虽然近年来一些学者做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不少结果,但如同以往的调查统计一样,这些研究结果也处于被质疑和否定的状态。
尽管其中一些后来也得到引用和认可,但多是因为不得不用,因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信息可以参考。
因此,当中央出台“单独二孩”调整时,[1]人口学中通常用二孩而不是二胎,因为“孩”是指活产的胎儿即真正的出生,而“胎”则可能有好多种其他结果。
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101有关目标育龄妇女人群的规模和分布究竟如何,尤其是调整时她们之中到底有多大比例会生育二孩、再生育的时间表等基础数据信息都极为缺乏,至于如何合理地安排她们生育二孩更是缺乏预先的研究。
因此,人口测算要依赖很多假定的参数来推算结果,但这些假定参数及其测算结果是否符合实际,就需要通过实践来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在这种情况下,生育政策调整走了一条循序渐进的稳妥道路,其实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随着对实践结果不断总结,把情况搞清楚,不断再决策向前走,将改革推进。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单独二孩”调整允许生两个孩子的夫妇多了一些,但只涉及到“单独”夫妇,这一部分人受益了,但有更多的人还处于独生子女政策之下,没有受益。
并且,这一步调整肯定解决不了中国生育率过低的问题,而生育率过低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又会耽误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
所以,单独二孩调整只是整体改革里的一小步,目标则是普遍放开二孩生育。
应当明确,现在并不是不需要普遍放开,而是要争取有序地达到这一步。
但是,这种循序渐进的各步调整之间势必经历多次判断决策,因此人口领域以往的通病会不会重新发作,造成呆在一块石头上不肯继续过河了,这一问题就成了当前社会公众对人口问题的新关注点。
由于生育政策调整每一步都会涉及实践结果评价和进一步调整的决策,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对人口形势的正确把握。
那么,首先需要明确中国面临的是怎样一种人口前景,充分理解不同的低生育率水平对未来人口前景影响的差异,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现在需要的适度生育率,才能理解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单独二孩”调整只能算是第一步、而普遍放开二孩生育才是近期要达到的必要调整。
实际上,如果普遍放开二孩生育还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生育率过低问题,那么未来就有必要像其他低生育水平国家那样转向鼓励生育。
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前景以“六普”人口结构为基础的人口测算表明,未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将急剧增加,大约每10年就增加1个亿,大约在21世纪中期达到最高峰,约为4.8亿人。
届时的老年人口基本都是现已存在的人口,其中1950-1990年这40年平均每年出生2000多万,是其中的大头,他们将在2050年前全部进入老龄。
这便是未来三十多年中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当然,未来老年人口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郭志刚102的具体数量还受存活水平的影响。
用六普结果来检验,以往人口预测采用的人口预期寿命参数偏低,并且对寿命延长的提高速度也估计不足,因此以往人口预测存在低估老年人口增长的通病。
然而,未来老年人口绝对数量迅速增加只是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之一,而且这个因素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只能加以接受。
人口老龄化的本意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提高。
因此,人口老龄化进程不仅要看老年人口的数量变化,而且还要看其他年龄人口如何变化。
未来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迅猛增加的趋势虽然不可改变,但是若能尽快有效地将当前过低的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那么新增的出生人口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
笔者曾经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按不同生育率参数推算其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1]预测采用了高、中、低三个生育参数方案,假设从2012年起几年内逐步将总和生育率分别提高到1.94、1.77、1.60的水平上,并从此长期稳定不变。
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口径,那么这三个方案的老年人口比例在2054年左右分别达到33.5%、36.0%、38.5%。
这些结果都是假定过低的生育率能够得到有效提高的结果。
如果当前生育率过低的局面不能得到改变,未来老年人口比例将接近40%。
测算表明,只要使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参数,未来老年人口比例都会迅速提高,并在21世纪中叶达到高水平,此后只有一些时期波动,不再有趋势性下降。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前景不是翻越一座高峰,而是要登上一个高原,老年人口比例必将从此维持在高位,具体水平则是由生育率的高低而决定。
图1中比较了2010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和上述生育率高方案的结果。
从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看出,以往多年的过低生育率使人口金字塔底部严重凹陷。
而生育率方案模拟的2050年人口则表明,如果近期内能够将生育率提高到接近更替水平的话,届时则会有相对较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支撑庞大的老年人口,其中30~40岁人口的凸起正是尽快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所增加的出生。
但是,如果生育率不能尽快有效提高的话,比如中方案和低方案的模拟结果,2050年的人口金字塔便更接近于蘑菇云状,那么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中青年阶段的人口要少得多,因此人口金字塔中部更加脆弱,头重脚轻,很不稳定。
此外,这两个方案还意味着人口转变并未结束,人口将长期缩减下去,即其实是[1]郭志刚:“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第96~111页。
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103决策将生育率恢复正常的任务推给了更远的未来。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讲,这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人口决策。
图12010年人口普查和2050年各方案的人口年龄金字塔更多测算还表明,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的幅度(大体相当于年出生数增加100万[1])大约能将老龄化高位期的老年人口比例降低1.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即便按当前总和生育率为1.6的官方估计[2]来算,调整到更替水平2.1[3],至少也有0.5的调整量才达到人口长期均衡,而这意味着未来老年人口比例至少可以缓解7.5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4.9%。
而未来老年比例在30%以上高位,如果能有7.5个百分点的缓解,其意义极为重大。
更重要的是,这一缓解并不只是对高位老年比例的缓解,而是缓解了整个人口老龄化进程,能争取更多时间应对人口老龄化。
而且预测结果还表明,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早调整比晚调整好,调整目标应该是回归生育率更替水平。
结合当前人口年龄金字塔中间粗、下部显著收缩的特点,现在即使能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也并不改变总人口转向负增长。
如果生育率不能有效提高,那么21世纪下半叶人口缩减的速度和幅度将十分惊[1]更精确一点,这个出生增量约为106.5万。
[2]笔者一直认为这仍是偏高的保守估计。
[3]考虑到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对生育率更替水平的影响,这个水平则是偏低的估计。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郭志刚104人,比如按高、中、低生育率方案预测的21世纪末总人口分别为12.9亿、10.5亿、8.5亿。
中国面临的人口实际情况是,无论如何,未来中国老龄化进程都将十分迅猛,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迅速上升,2030年超过当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50年将会超过届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